——评袁世硕先生《文学史学的明清小说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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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史上的小说名著就像是一座座蕴藉丰富的精神宝藏，被一代代的读者阅读，一辈辈的研究者挖掘、阐述着。所谓四大名著、几大奇书，一直是近乎全民参与的话题。文本的平易使凡是有兴趣的读者，都可以发些见解或自成一家之言。最为明显的例证是200多年来人们关于《红楼梦》的一些考据、猜测性的奇谈，至今兴味不减，屡有“新说”问世。致力于为名著解谜作为业馀的精神娱乐，自然无可厚非，但立足小说史的史实，靠翔实的考据、严谨的学理分析、判断所进行的名著研究，才是真正能对名著的阐释、文学研究的发展有建设性贡献。那些考证详明又于朴实严密中透出智慧与文采的学术文章，对专业研究者和业馀读者来说，都是获益匪浅，也颇为难得的。因为陈陈相因、人云亦云者众，就愈显出靠深厚的学养、积年的心血所做出的研究成果的珍贵。袁世硕先生的《文学史学的明清小说研究》，正是一部为文学史研究提供坚实基石的、以独立的考证和思考来回答问题的厚重之作。
明清小说研究自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一直算得上是古典文学研究中的一门“显学”。在这块熟耕地里开垦劳作过的，包括鲁迅、胡适、徐志摩、俞平伯等一大批的大师级前辈，他们所做的是开拓疆界、清理路径的工作，《中国小说史略》至今也还是研究者无法超越的标杆。在那些重大的文本发现和基本史实的框架确定之后，后来的研究者更多的是从具体作家作品的研究入手，探求文学史上的真相。
《文学史学的明清小说研究》包含了袁世硕先生从事古典文学教学和研究工作40多年间所做的考证与思考。大部分文章，是就现在文学史教科书中占有专章专节地位的几部小说名著的某个或某几个问题而发的，如考订《水浒传》不可能是明嘉靖朝的权贵郭勋或其门下士所著，考订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基本上是元末罗贯中的原作，就是为了弄清悬置的疑案，将失载的、被错综现象遮盖住的历史情况揭示出来。这需要花大的力气，也需要敏锐的判断力，但这正是文学研究工作最凿实的基础。
论述性的文章如《说〈西游记〉》、《论〈红楼梦〉的现实主义》等，作者将侧重点放在对问题的研讨上，而不是一般性的评论上，这样就能做出自己独特的意见与判断，而不是在思想意义的阐释和艺术价值的判断这些大题目、大圈子里架空情况来论述。如“《西游记》的主题思想是什么”这个问题，历来研究者的解说莫衷一是，其说法往往是执其一端不及其馀，因而难以为人们普遍信服。袁世硕先生从细读文本入手，认为“这部神魔小说的结构中存在着的题材的原旨与细节描写中的世俗内容，及由之造成的意趣的矛盾，古老的宗教故事的幻化，经受了新的时代文明的洗礼，内部生发出了与原旨相悖的揶揄神佛的精神。这种整体与细部，说教与细节描写的矛盾、不和谐，正是《西游记》小说的最基本特征”，殊为确论。这一说法在古典小说研究界产生了很大反响，并为大多数研究者所接受。
在对《红楼梦》的一些问题，如脂评、现实主义、“自传说”和贾宝玉形象的阐释上，作者立足于文学史实的确凿性，重在从历史的联系、比较中把握作品的基本特征，从而做出符合文本特征的判断。这些论断因而能在古典文学界产生重要的影响，并由此确立著者在这一领域的学术地位。这种治学方式尤其值得后学借鉴和效仿。
就个人的阅读兴趣来说，我很喜欢作者近十几年来，为一些古典名著的出版所写的导读与前言，如《〈金瓶梅〉平议》、《〈醒世姻缘传〉导读》、《洞达世情，嘲谑不义——〈金玉奴棒打薄情郎〉析》等。这些论文在夹叙夹议之中，将文章的精妙处、人物的滑稽处随手点出，无高头讲章促迫夹生之苦，而有一种从容、智慧的幽默态度。如写《金玉奴棒打薄情郎》“取材于封建社会都市社会的一角，一个隐藏在繁华景象深处、不为一般人所熟悉的角落”，落魄书生莫稽与团头之女金玉奴互相取长补短的结合是古代小说中少有表现的市井平民婚事的话本，虽不优美，也不缠绵动人，但却非常真实，是地道的未经粉饰、也不带任何理想色彩的现实人生的一幕。
正如作者所言，对古典小说名著的认识、论述，从来都不是完成式的，作为精神世界中的一笔巨大财富，古典名著的研究将随人们眼界与感觉的提升、丰富，而产生更深切的认知和评论。在这部论文集式的专著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几十年间对一个问题前后相继的思考和持久的关注，这是一个学者的治学方式，也是他给后学做出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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