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贺希凡学术研究60周年和文集出版发行！
我跟希凡认识已经六十五周年。1953年，我们从山东大学毕业，我留校，希凡选送人民大学跟随苏联专家学习历史唯物主义。因为都在学校里，所以联系比较多。
1954年春节过后，希凡来信。一是叫苦，苏联专家逼得学习很紧，还要考试，学业很重。二是说近来读了俞平伯的《红楼梦简论》，觉得错误很多，准备在春假中，和小杨（也就是蓝翎，杨建中）写篇批评文章。最近有传言说那篇文章是《文史哲》编辑部主动约稿的，我认为不是那样。因为54年春节过后不久，希凡已经在酝酿。而当时《文史哲》还创刊不久，在某种程度上是同人刊物，由山东大学文史哲几个院系教授在华岗校长的支持下创办的，发表的几乎全是内稿。另外，“文革”时期，我的老师冯沅君曾经向红卫兵写过一篇检查，讲到审阅当时《文史哲》编辑部送来的李希凡的稿件，说自己的政治觉悟并不高，所以并没有认为李希凡的文章有什么重要意义，只是认为文章还可以。这实际上是以退为进。这个检查现在还在山大文学院资料室里。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多次进京办事，经常叨希凡的光，住进人民日报招待所，也让我看过很多文艺演出，如1959年4月的《蔡文姬》。我看这个戏，收获很多，联系当时建国十周年的热烈情况，特别是蔡文姬在最后一幕大声颂扬曹丞相的时候，我特别理解郭沫若为什么称蔡文姬就是“我”。文学创作的动机往往是多层面的。
身为山东大学校友，希凡带给母校山东大学很多幸运。《文史哲》在“文革”后期最先复刊，就是因为毛泽东主席的过问。百年老校山东大学在“文革”时期进行“教育革命”的旗号下遭到分割：济南的山东科技大学；文科搬到曲阜，还叫山东大学；生物系与部分物理系搬到泰安，并入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大学教师们有抵触情绪。希凡写进报纸内刊简报里。当时正在“批林批孔”，山大搬到曲阜，又被疑为尊孔。这样山东大学便阴错阳差地重合复校。这件事关山东大学存亡的事，希凡的简报是起了大作用的。
1962年3月，我在上海《文汇报》发表《明中叶文学的浪漫主义运动》，针对茅盾认为中国文学没有浪漫主义，我认为明代中叶，中国的戏曲、小说、诗文中是存在浪漫主义的。希凡当时看到文章，立即写信鼓励。当然，对我的文章，希凡也有时表示不同意。比如我认为《西游记》中有反宗教的倾向，而希凡并不这样认为，他的意见往往可以促进我进一步思考。
希凡文集，大约有450万字。其中有关于现当代文学评论、关于鲁迅方面的研究，以及关于中国艺术史的研究，洋洋大观，成就卓著，但没有收《红楼梦评论集》，大概因为是与蓝翎合写。另外还有一些关于当代文艺评论方面的文章也没有收。我认为，从历史的角度来说，这些还是应该收。我们所做的任何成就，都是在一定的历史环境下发生的。包括我在内，很多人当时都写过批评老师的文章。历史已经发生，我们必须承认。当时到底对在哪里，错在哪里，是需要现在做反思的。我们需要尊重历史，历史的具体性与发展变化是相辅相成的。我们承认过去，也要重新反省，以便在思想和理论上有所进步。
文集中没有收希凡论《金瓶梅》的一篇，那篇文章引用了俄国大文学理论家别林斯基的观点——“文学的任务是从生活的散文中抽出生活的诗来”，评论《金瓶梅》缺乏文学审美意蕴，非常深切。这又是文学理论中的基本问题，西方亚里士多德《诗学》、黑格尔《美学》、中国古代的“诗教”说，都是一致的。
我就说这么多，谢谢大家！
（2014年6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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