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0月，我们去淄博市访问蒲松龄故居，蒙蒲氏故居负责人鲁童同志破例应允，得以浏览了展览橱中蒲氏著作的各种旧抄本。引起我们特别注意的，是题作《聊斋偶存草》的一卷旧抄本。

路大荒先生汇编《蒲松龄集》时，最初未看到这个本子，及至初版发行之后，才发现了它，所以，《蒲松龄集》的第二版，便收进了这个本子所多出的近八十首诗。然而，大约是由于时间仓促，路先生未作认真地考察，他只是简单地将这卷抄本多出的近八十首诗补进《聊斋诗集》中，一部分与原编年诗同题的收入题下，其馀的便认为不能确定写作年次，收入了《续录》里。对原来已经收入的近七十首诗，也没有进行校勘，自然不能借以改正传抄和刊印中形成的一些漏误。

我们对这卷《聊斋偶存草》作了一番考察，认为，在尚未发现蒲松龄诗作原稿的情况下，它应当是值得特别珍视的一个旧抄本，虽然其中所收仅仅为康熙十年（1671）至康熙十四年（1675）这五年间蒲氏所作的一百五十首诗，但对于整理《聊斋诗集》却有多方面的价值。

现将这卷抄本的来历、性质和价值，分述如下。

此卷抄本，扉页题作《聊斋偶存草》，为收藏人张志亮所书写，未必是本来的题签。卷末有张志亮的一个简单题记：

此一卷诗，是蒲柳泉先生的遗著，为其里人宓化丰之父所珍藏。光绪乙巳年，吾与宓砚兄同从高子才先生读，蒙宓砚兄惠我诵读，谨书此志幸。

宓化丰及其父亲是什么人？从《淄川县志》里没有查到。在蒲家庄几位老年农民的帮助下，我们找到了宓化丰之子宓崇龙。宓崇龙现年五十八岁。据他说，他父亲宓化丰活了六十来岁，去世的那年，他本人才二十二岁。由此推算，宓化丰约生于1883年前后，死于1943年。光绪乙巳，为1905年，其时宓化丰刚二十多岁，与张志亮所记正相符。宓崇龙又告诉我们：他祖父叫宓文德，弟兄二人，当时家境较富裕，读过许多年书，由于和蒲家是近邻，曾收藏过蒲松龄的书。宓文德也是中年得子，他去世的时候，宓化丰还没有成亲。由此见得，宓文德大约生于上个世纪的中叶，死于本世纪初，是个没有取得功名的乡村文人。

说到宓文德，我们想起光绪年间上海石印本《聊斋先生遗集》卷末耿士伟写的跋语中曾提及这个名字。一查，果然如此。耿士伟在跋中说：

乙酉冬，奉先君讳旋里，避家难徙居来淄。向与同年孙星垣善，素称博雅，现秉铎邹峄。延其介弟星阶课子侄读，朝夕亲炙，始悉其家有聊斋诗文抄稿。嗣经兵燹散失，复加搜辑，又益之宓生文德旧本，篇多重复，详加厘正，虽于当日全豹，十不获一，今既搜有成数，分为八卷，订作四册。

此跋写于光绪十九年（1893），跋中所说乙酉，当为光绪十一年（1885）。照宓崇龙所说情况推断，此时宓文德正当三四十岁的年纪，与这耿士伟跋语中所提到的宓生文德，当是一个人。这就说明宓文德确曾收藏过一些蒲松龄诗文的旧抄本，并不仅只这卷《聊斋偶存草》。

事情巧得很，在蒲松龄故居，我们又从一部抄本《聊斋文集》的批注中，看到了“宓二兄”三字。这部抄本共四册，收文也多出《蒲松龄集》的《聊斋文集》十多篇，末后有几篇祭文不是蒲松龄本人所作，而是其后人作的，显然是在过录当中混入的。第二册是赋，《秦松赋》题下，有人批注了这样几句话：

四六集中涂乙，皆孙星垣先生甲子年亲笔。可从与否，识者自能辨之。又，此集与散行集小贴所载，乃照宓二兄柳泉原本。写以备参考。

宓崇龙曾讲到，他祖父兄弟二人，由于祖孙间的年岁距离比较大，他不知道宓文德是行几，但照上文所引的资料看，有理由认为这里所说的“宓二兄”，就是宓文德。即使不是这样，也关系不大，反正都可以证明这样一个事实：当时淄川县的一些留心蒲松龄著作的人，都知道宓家收藏着蒲氏著作的旧抄本或原抄本，并不只是一般无足轻重的传抄本，所以多次有人借作底本，加以传抄。

宓文德既然是蒲家的近邻，又是当时当地人们公认的蒲氏著作的“旧本”、“原本”的收藏者，那么他所收藏的包括这卷《聊斋偶存草》在内的蒲松龄著作，就很可能是得自蒲家，或者是直接依据蒲家所保存的蒲氏著作的原稿过录出来的。

这卷蒲松龄诗的抄本，除了扉页和卷末留有张志亮的手迹之外，再没有别的字迹。张志亮在题记中说它原为“宓化丰之父所珍藏”，这也就表明它并非宓文德本人所抄，其抄录的时代，无疑是早于宓文德。据书法家鉴别，这卷抄本的字体颇为秀雅，不会晚于道光年间。至于早到什么时候，那就只能借助于大家通常所用的检查书写中避讳情况的方法来确定。

我们仔细地检查了这卷抄本，发现康熙御讳玄烨之“玄”字，凡三见，均缺末笔：

欲从石葬荒丘。（《十九日得家书感赋，即呈孙树百、刘孔集》）

苇叶舟中鹤去。（《又赠孙安宜，兼贻高鲁坛》）

登临常忆谢辉。（《九日同定甫兄弟饮西园和壁间韵，即呈如水》）

并且，连字旁为“玄”的“絃”、“舷”两字，也都一律缺末笔，无一例外，如：

柳寺歌浮酒寺。（《喜雨》）

玉人何处解歌。（《闺情，呈孙给谏》）

日日歌近五侯。（《赠妓》）

金谷歌觞乱飞。（《和如水八音诗踵前韵》）

方欲扣歌水调。（《舟中》）

还有一种情况，抄写者习惯地把“壇”字简写成“”，如“戏柬高鲁”、“又赠孙安宜，兼寄高鲁”、“二首统寄高鲁”，这同“絃”、“舷”两字缺末笔的情况，当是一致的，说明抄写者在避康熙皇帝的御讳上，非常谨慎，或者说是已成自然而然的习惯。

但是，抄写者却未避乾隆皇帝的御讳，如《山村》一诗的颔联，非常精彩，堪称警句，道是：

草木有情花自放，春秋无历鸟先知。

“历”字就照旧写了，没有改字，也没有缺笔，也就是没有顾及乾隆御讳弘历这件事。

清代的避讳，自康熙皇帝的汉名玄烨开始，雍正、乾隆两朝对文书中避不避庙讳御名，看得极为严重，往往以此作为作者顺逆的凭证，兴狱定罪。如乾隆四十二年江西举人王锡侯《字贯》一案，乾隆就下了这样的口谕：

阅其进到之书，第一本叙文后凡例，竟将圣祖、世宗庙讳及朕御名字样开列，深堪发指。此实大逆不法，为从来未有之事，罪不容诛，即应照大逆律问拟，以申国法而快人心。

根据上面列举的避康熙讳而不避乾隆讳的情况看，这卷《聊斋偶存草》的抄录时间，可以定为雍正年间，或者康熙末年。

已故的栾调甫先生，生前颇留心蒲松龄的著作，曾为路大荒先生编辑的《聊斋诗集》作过一篇跋，中间讲到他收藏的一个抄本，说：

予别蓄残草一卷，起壬午，迄庚寅，凡九年，存诗二百三十一首。内有题无诗一首。以篇中丘字不避，照字作炤断之，当为雍正七年以前，或即康熙旧抄……。

这卷《聊斋偶存草》里，也存在着栾调甫先生所说他那卷蒲松龄诗的抄本的避讳情况，不避孔丘的名讳，如：

欲从玄石葬荒丘。（《十九日得家书感赋，即呈孙树百、刘孔集》）

十年丘壑老明经。（《又赠孙安宜，兼贻高鲁坛》）

“照”字也一律写作“炤”，如：

溶溶月炤床。（《梦幻八十韵）》

此时炤见广陵无？（《寄刘孔集》）

天外人从返炤来。（《喜王如水至》）

怒电旋炤窗纱青。（《夜电》）

准栾调甫先生之推断，这卷抄本也当在雍正七年以前，“或即康熙旧抄”。

前面，我们曾就原收藏者的情况，推断这卷《聊斋偶存草》极有可能是依据蒲氏诗作的原稿过录的。其实，并不只是极有可能，再就它里面的一些诗题和诗作，与其他本子相校颇多异文的情况看，我们有理由认为，它所依据的还不是蒲氏修改、誊清过的定稿，而是最初的诗稿。

先从诗题方面来说。

这卷抄本所收为蒲氏南游的第二年和那年秋天返里后数年的诗。蒲氏南游是应做宝应知县的同里友人孙蕙之聘，去帮办文牍。所以，这几年有不少写给孙蕙的诗。其他本子，如潍县高翰生辑的《聊斋诗草》、世界书局《聊斋全集》中《聊斋诗集》所依据的孙锡嘏定本，汇集几种抄本而成的《蒲松龄集·聊斋诗集》，诗题中均用的是孙蕙的字——“树百”，如《寄孙树百》、《十九日得家书感赋，即呈孙树百、刘孔集》、《怀树百二章》；而此抄本，有的诗题中用“树百”，有的却作“安宜”二字，如《寄孙安宜》、《怀安宜二章》。高珩《户科给事中树百孙公墓志铭》、《淄川县志》卷六《人物志·循良传》，均未记孙蕙有“安宜”这个别号，但《淄川县志》卷五《选举志》说他有《安宜治略》等书行世。这是由于宝应古名安宜。不难设想，蒲松龄对这位友人在称呼上“树百”、“安宜”互用，所以诗稿中也未划一，后来才统一改作“树百”。写作“安宜”的诗题，显然是时间在先的初稿，如初稿就一律作“树百”，后来誊清、过录时也就不必改了。

还有一首七律，其他的本子题作《和如水过大兵行营之作》，题中的“大兵”两字，这卷抄本作“满兵”。按如水姓王，名观正，字觐光，为蒲氏的同邑友人。伯祖王鳌永明末为户部侍郎，清初以原任招抚山东，死于青州赵应元之变。其从叔王樛以此荫补銮仪卫，旋入满洲籍，属镶蓝旗，为拜他刺布勒哈番，官至通政使司右通政。王樛中年病卒，无子，王如水的长兄王敷正便袭了旗职，授通议大夫。所以，蒲氏在诗文中称王如水是“生长侯门”，“兄弟皆华”。王如水去北京省亲，有过八旗兵营之作，蒲氏的和诗题中作“满兵行营”，是据实而言。大概是由于“满兵”二字有些刺眼，不甚稳妥，后来或者由蒲氏本人，或者由其后人，改作“大兵”。类似这种情况，《聊斋志异》里也有。如《仇大娘》一篇，原稿中有“乃引旗下逃人”六字，青柯亭本就改为“时有巨盗事发远窜”，避开了“旗下”这个字眼。依此类推，这首和王如水的诗，中间作“满兵”的诗题，当为初稿原貌，不会是后来改定的，后人更不敢如此妄改。

再从诗中的异文方面来看。

同题的诗，这卷抄本与其他本子相校，异文甚多，有的诗差别很大。个别字词的不同，几乎随处皆是，一句或两句基本或全然不同者占相当多的篇数，有些诗，如《中秋微雨，宿李希梅斋》，此抄本题末多一“中”字，第二首八句的末四句全异；《寄孙树百》，此抄本作《寄孙安宜》，第三首八句中有六句全异；《贻王淑子孝廉》除颈联各有一字异文外，其馀三联六句也完全不同；《王长人园中宴集，因怀如水》，此抄本题作《饮长仁园中三十韵》，不仅大部分诗句有异文，而且有二十句全然不同；《酬如水留别》，此抄本作《奉酬如水留别之作》，中间比《蒲松龄集》本多出十句。一般说来，少数字词上的异文，那很可能是传抄中的笔误；大量字词上异文，就不只传抄中的笔误，也会包括着作者或后人所作的修改；至于一首律诗中多半诗句不同，一首古诗中有十数句删改，就只会表明过录者所依据的底本不同，有的是作者原稿，有的是经过修改的稿本，也不排斥后人删改的可能。

就一些具体诗篇作些推敲，我们感到，这卷《聊斋偶存草》应当说是依据未经过修改的蒲松龄的原稿过录的。

例如，《咏史》（“良马非不骏”），是就诸葛亮一生始隐终显的事迹而发，《蒲松龄集》据其他抄本，末四句为：“从容起南阳，谈笑魏吴惊。男儿事蚕桑，后世有何称？”此抄本却是六句：“谈笑起南阳，所至无坚城。时厄道愈固，家贫骨上清。聊复南窗下，悠然寄此生。”两者相较，后者明白地对现实社会表示了不满，怀才不遇的牢骚表现得更加激烈。应当说是后者为原稿，是由于担心说得太直、太激烈而得罪当道，惹来麻烦，所以改得较为含蓄委婉些。如果这一首诗还不足以说明问题，那么再看《酬如水留别》一诗，这卷抄本比其他本子多出的十句：“渡河河水浑，渡溪溪水塞。魂欲往从游，茫茫关塞黑。此中冰雪飞，下有鬼与蜮。血拇掬人肉，盐骨以为食。浪漳勿久羁，波涛不可测。”如前所说，王如水是到北京去找他袭了镶蓝旗职位的哥哥王敷正，这十句却把王如水要去的地方描写得如此阴森恐怖，即使蒲松龄并没有什么政治用意，只是用以形容北方的自然环境，仅从词语上看也有悖逆不驯之嫌。康熙末年已有几件文字狱，雍正、乾隆时期特甚，能够容忍这类语近狂悖的诗句吗？再就创作的情况说，初作时往往任情而发，事过境迁之后，激情减弱了，也不大会再特别增添什么。所以，我们认为，这卷抄本是保留了蒲氏诗作的原貌，即使不是蒲氏，也该蒲氏后人，出于谨慎，以免肇祸，才进行了必要的删改。

再如，一题数首的诗，这卷抄本往往多于其他本子：《离别曲》，此抄本三首，他本只二首；《八月新归，觉斯、螽斯两侄邀饮，感赋得深字》，此抄本二首，他本题作《初归，觉斯、螽斯两侄邀饮》，只一首；《寄刘孔集》，此抄本四首，他本缺第一首，等等。一般说来，诗是即事即景有所感而发，赠答之作也是这样，事情过去了，就无必要补作了，有，也往往要在题中或题下注明。像蒲诗中这样同题多首的诗，有的本子首数多，有的本子首数少，理应是首数多的为原稿，首数少是后来删减了。再具体地分析一题诗，问题就更明显了。《八月新归，觉斯、螽斯两侄邀饮，感赋得深字》，他本只有此抄本的第一首，末两句还完全不同。此抄本是“兴致不凡惟薄醉；花间相对自横琴”；其他本子作“羁旅经年清兴减，消磨未尽只雄心”。而“消磨未尽只雄心”句，却见于此抄本的第二首中，只是末字不同，有“心”与“襟”之异；“花间相对自横琴”句的意思，在此抄本的第二首中也有，即第四句“逸兴弹筝吊古今”。这很明显地是，原来写了两首，后来要删掉第二首，便改了第一首的末二句，把第二首的部分意思放进了第一首里来。不可能是原来写了一首，后来又补写了一首，从而改动了原来那一首的末二句，因为，事过境迁，也就没有什么必要了。

再举一种情况为例。《蒲松龄集》的《聊斋诗集》有首五古，题为《王鹿瞻在瓜州邱荆石先生幕，作此寄之》。蒲氏与王、邱为同邑友人，当时蒲氏在宝应孙蕙幕中，与王、邱所在的瓜州，同属扬州府，故诗的后半说：“家中隔一山，犹恨不同里。今日限重江，而乃如邻比。宁不愁参商，同饮一乡水。”这卷抄本此诗题作《寄王子鹿友，兼呈丘氏诸兄弟》，这几句与《蒲松龄集》本基本一致，只是在“而乃如邻比”后多出了两句：“一在江之头，一在江之尾。”蒲氏此诗是化用了宋人李之仪的《卜算子》的上半阕，即后人比较熟悉的四句：“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此抄本所多出的两句，因袭的因素太重、太明显，而且与实际情况也不符，从瓜州到宝应固然有一条水流，但那是运河，却不是长江，也谈不上“江之头”、“江之尾”，没有这两句显然为好。这表明此抄本是原稿，蒲氏作此诗时，兴之所至，便袭用了李之仪的词句，后来觉得不甚好就又删掉了，并改动了诗题，点明王鹿瞻所在的地点——瓜州，使之更显豁，有助于读者理解诗中所云“今日限重江，而乃如邻比。宁不愁参商，同饮一乡水”。如果说“一在江之头，一在江之尾”两句是后加的，题中“在瓜州”的意思是后来勾掉的，就不大好理解，何必多此一举！

从以上举出的一些诗题和诗篇的异文情况，可以认为这卷《聊斋偶存草》，确实是照蒲松龄诗作的初稿过录的。这卷抄本仅仅收了蒲氏在五年间写的一百五十首，就有半数为其他本子所失收，也可以作为一个旁证吧！不言而喻，这卷抄本的价值是不容忽视的。

这卷《聊斋偶存草》与其他本子的大量异文，一方面是作者或后人删改所造成的，另一方面也有传抄中的误认或笔误。进行一番校勘，弄清这大量异文的情况，对进一步整理蒲松龄的诗集，是很有意义的。

路大荒先生汇编的《蒲松龄集》，第二版虽然收进了这卷抄本多出的八十馀首诗，但未用其馀的近七十首诗进行校勘，所以第一版中许多由其他抄本因袭而来的错误，依然存留了下来。这种情况，是应当改变的。

对于因删改而造成的异文，情况比较复杂，如何处理，应当区别情况，审慎对待。如《酬如水留别》中间删掉的十句诗，是径直地加进去，还是在校记中注明，就需要研究。而对于传抄中的明显错误，便需要进行改正了。这卷抄本中，也有笔误，但绝大多数异文是其他本子错了，因此它可以作为校正的依据。

下面举些例子。

①《蒲松龄集》本《为友人写梦八十韵》，此抄本作《梦幻八十韵》。《蒲集》本：

文縠笼较慢，龙涎热密房。

此抄本：

文縠笼轻幔，龙涎爇密房。

“较慢”二字不可解。下句末二字为“密房”，上句这末二字作“轻幔”，方才符合对仗的要求，文理也通。又，“龙涎”为香名，《稗史汇编》：“诸香中龙涎最贵，出大食国。”“爇”，燃、烧的意思，“热”无燃、烧义。这里当作“爇”。

②同上题。《蒲集》本：

雅知骨有恨，宁似蚓无肠。

此抄本作：

既知鹃有恨，宁似蚓无肠。

“雅知”和“既知”，均可通。“鹃有恨”，用古传说蜀帝杜宇死后，其魂为鸟，名杜鹃，悲鸣不已的故事。“骨有恨”，就不好理解了。“骨”字当为“鹃”之误。

③《蒲集》本《舟过柳园，同孙树百赋》，此抄本题作《舟中偶成》。《蒲集》本：

伤心往事但梅花

此抄本为：

伤心往事但桃花。

这组诗写在康熙十年春天，诗中所写为春天景色，如“断肠春色在天涯”、“两堤芳草迎凫舄，万顷桃花引钓舟”。这句也当以“桃花”为是，作“梅花”便与节令不符了。而且，在古人诗词中，往往借写桃花抒发伤流年的感怀，有所谓“伤心桃花自年年”之类的诗句，与本句“伤心往事”之意正合，“梅花”就联系不上了。

④《舟中夜坐》，此诗题各本均同。《蒲集》本：

大舟亚亚小舟肃。

此抄本为：

大舟哑哑小舟啸。

“哑哑”，本为车声，可借作形容船行声。“亚亚”，无此义。题为《舟中夜坐》，当作“哑哑”，“亚亚”为误。“啸”，也该为声音，所以，不应作“肃”。

⑤《蒲集》本《河堤远眺》，此抄本题作《湖堤远眺》。其二末句，《蒲集》本是：

一声长笛泪沾巾。

此抄本为：

一声长笛泪沾襟。

这首诗用“侵”韵，二、四、六句分别为“侵”、“深”、“今”，末句应作“襟”；“巾”属“真”韵，作“巾”字就失韵了。

⑥《蒲集》本《寄孙树百》，此抄本题作《寄孙安宜》。其一第三句，《蒲集》本是：

三载形藏真落水。

此抄本为：

三载行藏真落水。

“形藏”，可解作藏形，即避世隐居之意，但毕竟有生造之嫌，而且与实际情况不合。蒲松龄在前年（康熙九年）应孙蕙之聘帮办文牍，是他一生唯一的一次离乡为人作幕。再说，既云藏形，又何以会“落水”。“行藏”，源出《论语》“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后来通常指人的出处或行为。这里作“行藏”，便文理通顺，符合作者的实际和本诗的题旨。

⑦《寄刘孔集》，各本均作此题。《蒲集》本第一首后两句是：

为问刺桐花外月，此时照见广寒无？

这一首在此抄本中为第二首，末句为：

此时照见广陵无？

刘孔集曾同蒲松龄一起在孙蕙幕中，蒲氏回乡后，他仍留在宝应孙蕙幕中。“广陵”，是扬州的旧称。诗是写给在扬州地区的刘孔集的，诗里问月亮此时照见广陵否，正是对月思友的意思。所以，此抄本是对的。“广寒”，即广寒宫，也就是月宫，常用以指代月。如作“广寒”，就落不到诗的题旨上，而且句子也不通，月怎么还有照见不照见自己的问题？

⑧《草庐》，其二第四句，《蒲集》本是

引睡惟翻种药书。

此抄本为：

引睡惟翻种树书。

这首诗写作者在家乡闲居的生活，似乎颇感适意，实则含有些怀才不遇的牢骚。这句说“种药书”，没有什么深意；说“种树书”，就与诗的题旨更加吻合了。韩愈《送石洪》诗：“长把种树书，人云避世士。”辛弃疾《鹧鸪天·有客慨然谈功名，因追少年时事，戏作》：“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蒲氏这里就是用其所含“避世”、感慨未遇的意思。所以，当作“种树书”，作“种药书”就索然无味了。

⑨《蒲集》本《咏史》之三，此抄本单出，题作《读绝交论》。诗就战国范雎事而发。第五、六句，《蒲集》本是：

谁知溺其头，无乃是须贾！

此抄本为：

谁者溺其头？无乃是须贾！

“谁者”，就是谁。“谁者”句是设问，与下句“无乃”，才配搭得当，语气贯通，意为那不是须贾吗！如上句首二字作“谁知”，下句“无乃”就配搭不起来了，须改作“竟然”才上下贯通。

其他，如《蒲集》本中的：

黄沙迷眼骄风吹。（《日中饭》）

生涯岁岁拥寒缸。（《遣怀》）

疾书窗户自开掩。（《夜电》）

等等，均应依此抄本，“迷眼”改作“瞇眼”、“寒缸”改作“寒”、“疾书”改作“疾风”。理由非常明显，这里就勿须说明了。

这种异文上的误、正情况，也存在于诗题中。个别明显的，《蒲集》第二版已据此抄本校改，如《夜登维扬》，改作《夜发维扬》，有的还未校改。如《蒲集》本《淮阴》一题，此抄本作《淮阴侯》，诗云：

好好君臣请伪封，尔时已兆未央宫。

九泉若解酬恩怨，不恨高皇恨蒯通。

诗是咏韩信的。在此抄本中，位于《读汉高本纪》后，可见为读史有感之作，并非过淮阴之作。所以，此抄本题为《淮阴侯》是对的，题作《淮阴》就文题不符，至少是不甚明确。再如《蒲集》本《寄弟》一诗，从内容看，就是在家乡写的，并非写于南游时，其弟蒲鹤龄也未外出，诗题当依此抄本作《示弟》为是。

依据此抄本，还可以校正另外类型的少数错误。如《蒲集》本据不同的抄本收入两首诗，一题《湖津夜泊》，诗云：

朔风蓬蓬动江渚，断篷惊折阻归橹。

大舟摆簸小舟摇，惊起鱼龙跳波舞。

两人中夜揽衣坐，静听楼船逗风雨。

浪花斜卷半天来，窗入波星沾白纻。

俄倾风定夜迢迢，月桂凄冷霜天高。

又一题《舟中夜坐》，诗云：

胡风萧飒浩无主，断篷惊折雄心苦。

大舟亚亚小舟肃，惊起睡龙跳波舞。

两人中夜起长叹，卧听楼船逗风雨。

此抄本之《舟中夜坐》，与《蒲集》本《舟中夜坐》这六句，基本一致，仅有个别字词的异文，只是后面又多出两句：

窗外凌水光如刀，仰看明月霜天高。

把《舟中夜坐》与《湖津夜泊》摆在一起，本来就不难看出，实际上就是一首诗；有此抄本多出的两句，事情就更加明显了。《蒲集》作为两首诗一起收入，显然是不对的。

蒲松龄一生写了一千多首诗。就我们所见到的一些抄本看，他中年以后的诗都是按写作时间依次抄录，每年的第一个诗题下注明了干支，没有错乱的情况，而他南游前后几年的诗，却比较乱，难于一一系年。所以，路大荒先生整理的《蒲松龄集》之《聊斋诗集》，卷一比较混乱，有系年不确切和先后倒置的现象；原五卷本卷一所收的一些诗，因“未注年代”，“考之亦未得其究竟”，便姑且附在这卷一的后面了。我们觉得，依据这卷《聊斋偶存草》，蒲氏南游归来后三四年的诗，是可以编排得更为符合实际，有些路大荒先生认为“不能确定年次的”，也可以大体确定年次了。

此抄本所收诗，共一百二十九题（凡题作“又”及“其二”者不计），凡二百二十二首，经考察，基本上为康熙十年（1671）至康熙十三年（1674）这四年蒲氏所写的诗，而且大体上是依年次过录的，错置的现象有一些，但并不严重。

断为基本上属于这四年的诗，根据是：第一，诗题和诗中，无明显地显示为其他年代的诗，没有早年与张笃庆、李尧臣等结郢中诗社相唱和的诗，也没有有关在淄川西铺毕家坐馆的诗，更没有晚年伤年老体衰的诗。第二，有写于扬州、宝应一带的诗，并非初至之作，自然是南游第二年返回淄川之前所作；数量相当多的寄赠之作，都是给孙蕙、刘孔集、高鲁坛三人的，就其中的一些诗句看，如“惆怅去年别”（《寄刘孔集》）、“南望维扬，白云蔽之”，“三年不见，岁月若驰”（《怀孙安宜二章》）等，显然是康熙十年八月归家后头几年所作，孙蕙等人尚未离开扬州一带。

将这卷抄本的诗依次看来，基本上是照写作时间的顺序过录的，如：

第三题《元宵酒阑作》末云：“酣醉惟闻箫鼓乱，忘却身是在天涯。”当为康熙十年元宵在扬州所作。

第十五题《十九日得家书感赋，即呈孙树百、刘孔集》首云：“漫向风尘试壮游，天涯浪迹一孤舟。”当为这年正月十九日所作。

第二十题《树老寿日》据高珩《栖云阁集》卷十四《户科给事中树百孙公墓志铭》，孙蕙生于明崇祯五年（1632）二月十六日，这年正四十岁。此诗当作于这年二月十六日。

第二十九题《雨中夜归》写从南游归来，同作者《南游诗草》之《冒雨归家》，当为同时所作。

第三十三题《八月新归，觉斯、螽斯两侄邀饮，赋得深字》当为这年八月归家不久所作。

第三十八题《过东郭故斋》中云：“桃花春水涨红蕖。”此诗后，紧接着是《卧友人斋中》、《留别》、《斋中》、《独坐有怀螽斯侄》四首诗，也写到春天景色，可见均为康熙十一年春之作。

第六十四题《示王毅公》首云：“月明更已阑，莺啼春已老。”此诗后，紧接《抱病怀宗玉侄》，末云：“大风归去落槐花。”可见又换了一个年头，当为康熙十二年春末夏初之作。

第七十题《张心友有鼓盆之戚，赋此吊之》此诗《蒲松龄集》本题作《慰历友丧偶》，下注：“《张历友年谱》载，癸丑六月十二日，妻孙氏卒。”癸丑，即康熙十二年。

第八十七题《袁子续、孙湘芷重阳见招，不果往，赋此寄之》此诗后即为《九日怀袁子续》、《九日送定甫北上》、《九日与定甫兄弟饮西园，和壁间韵，即呈如水》等诗，均为这年九月之作。

第九十六题《还自城中知如水兄访，感赋此作》首云：“春树楼台净晚辉，山城日暖草初肥。”此诗后紧跟《赠惠公弟》，首句亦云：“燕子初归柳絮轻。”当为康熙十三年诗之始。

第一百一十六题《同长人、心逸、刘茂功河洲夜饮，即席限韵》有小引云：“甲寅八月，共集心闲斋中，同人雅聚，乐且未央，于是携网河上，……”甲寅，即康熙十三年。

第一百二十八题《喜树老卓异离宝赴都，将便归省》据高珩《户科给事中树百孙公墓志铭》，孙蕙是康熙乙卯“行取入都”。此诗中云：“三年长别离，沉忧伤怀抱”；“闻君策高足，忽如获重宝”。乙卯为康熙十四年，此诗称“三年长别离”，似当在康熙十三年。大约蒲氏闻孙蕙上调的消息在十三年，高珩所记的是孙蕙到达北京的时间。这当是此抄本中最晚的一首。

所以，尽管此抄本中有先后误置的现象，如最后六题《中夜》、《邵伯湖》、《寄王子鹿友，兼呈丘氏诸兄弟》等，显然写在南游时，应放在此卷前面部分，但，大体上是按写作时序排列的。按照这卷诗的顺序，便可将蒲氏这几年的诗依年次编排得更符合实际情况，更加有条理。

第一，可以纠正《蒲松龄集》的《聊斋诗集》卷一编年上的一些错误。如《蒲集》将《和王如水过大兵行营之作》、《王长人园中宴集，因怀如水》，系在壬子年，即康熙十一年，而将《酬如水留别》、《喜如水至，贻长句》，姑系在癸丑年，即康熙十二年。按此抄本，蒲氏与王如水的酬答之作，比较集中，先后顺序合情合理：

第一百一十题《酬如水留别》

第一百一十三题《怀如水二十韵》

第一百一十五题《饮长人园中三十韵》即《王长人园中宴集，因怀如水》

第一百一十六题《同长人、心逸、刘茂功河洲夜饮，即席限韵》

第一百一十七题《如水赴都二十馀日，不能便归，中秋前五日，兀坐斋头，而如水忽至，喜出望外，情见乎辞》

第一百一十八题《喜如水至，贻长句》

第一百一十九题《和如水过满兵行营之作》

非常清楚，王如水赴京，于是有王氏留别和蒲氏酬答、怀念之作；王如水不在淄川，所以王长人（王如水的从兄弟王体正）“园中宴集”，蒲氏和王长人、心逸（王如水的另一从兄弟王居正）“河洲夜饮”，他都没有参加；中秋前五日，王如水返里，于是蒲氏有“喜如水至”之作；王如水向蒲氏出示其过满兵行营之作，所以才有相和之作。《蒲集》中将这些诗分属于几个年头，就难于理解了。既然，《同长人、心逸、刘茂功河洲夜饮，即席限韵》的“小引”中明白地记为“甲寅八月”，那么这些诗就应当统系于康熙十三年。《蒲集》的编者只是依据“小引”中的“甲寅八月”四字，仅仅把这一首系于康熙十三年，而且这一年又仅此一首，别无他诗，显然是失于考察，把这年的诗误系于其他年份了。

第二，一些所谓不能确定年代的诗，可以大体归年了。

《蒲松龄集》的《聊斋诗集》卷一，收有张鹏展序五卷本卷一的五十八首诗，第二版又将这卷《聊斋偶存草》中同题的诗增加了进来，共七十二首。路大荒先生因为“未注年代”，“考之亦未得其究竟”，所以，“姑附于”癸丑年后。实际上，依照此抄本，佐以一番考订，其中大部分是可以分别系年的。例如上文提到的《怀树百二章》（即《怀孙安宜二章》）、《酬如水留别》、《喜如水至，贻长句》等，即是。

《蒲集》的《聊斋诗集》“续录”中收有所谓“不能确定写作年次”的诗一百五十四首。其中有据其他本子收入、又见于《聊斋偶存草》的三首（如《廷门尉》、《寄弟》等），第二版据此抄本增入的四十三首。这些诗，也是可以依据此抄本之顺序，经过考订，分别系于相应之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