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是以它的新的艺术素质出现于中国小说史上，可以说有开拓之功，标志着中国小说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但是，它同时也带有时代所造成的艺术缺陷。
《金瓶梅》的作者面向现实人生，也极为洞达。他摆脱了旧的文学观念，直率地描写平凡、琐屑、庸俗的人情世态，摒弃了一切理想化和虚夸粉饰的成分，但却走得过远了，眼睛和笔锋过分地盯在现实生活的庸俗、淫乱、罪恶方面，一味描写庸俗、淫乱、丑恶的现象，整部作品中充斥着道德上有缺陷的男男女女，夹杂了许多的秽言秽行。自然，文学作品并非都要展现光明，总要在反面形象的旁边再加上几个正面形象。作家有其选择的自由，完全暴露性的作品也可达到极高的艺术境界，产生积极的艺术效果。但是，《金瓶梅》不是一部短篇或中篇小说，而是一部长篇小说，反映的生活面极为广阔，触及到了当时社会的许多部分，官僚机构、贵家内帏、市民社会等方面都写到了，活动于其中的人物，无论是统治者或被统治者，剥削者或劳动者，奴役人者或被奴役者，几乎没有几个纯朴、正直、有羞恶之心的人，多是庸俗到寡廉鲜耻。整个社会竟是如此龌龊、糜烂、阴暗，看不到几个正常健康的灵魂，听不到几声对罪恶的抗议，这就很难说是如实描写现实人生，在现实的丰满性上反映了社会生活的真实图画。从这个角度说，《金瓶梅》反倒不如与它同时的拟话本小说，拟话本《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卖油郎独占花魁》等篇，虽然写的是市井勾栏间的妓女生活，也是现实社会中庸俗阴暗的部分，却从那种庸俗的卖身生涯中发掘出了尚未被庸俗泯灭的心灵，描写了几个被侮辱被损害的灵魂的觉醒和抗争；虽然《金瓶梅》在描绘社会风俗画方面所提供出来的政治、经济、社会、民俗等方面的感性材料，比当时的拟话本小说总共提供出来的还要多。
自然，在文学创作上，暴露丑的、恶的往往就意味着表现对美的、善的追求。所以，不能单纯地认为《金瓶梅》没有表现美的、善的，就是缺陷。问题在于它描写那种庸俗、阴暗的社会，缺乏艺术地选择、提炼，写进许多现实生活中琐屑、庸俗、没有什么意义的现象，乃至于令人生厌地在两性关系上花费了过多的笔墨。不能说《金瓶梅》中没有写出真实深刻的社会内容，也不能说在描写中没有是非爱憎，对西门庆、潘金莲、宋巡按等人物的丑恶行为和心理没有显示憎恶，对宋蕙莲、秋菊等人物受迫害、摧残没有流露些许同情，但是，它在不少地方是浮在平凡、琐屑、庸俗的现象上面，没有能够着力地作更深入的发掘、剖析，透过纷纭芜杂的生活现象，显示出其内部所蕴蓄的意义，读者也就不能从其所描写的生活图画中领会到更多平时不曾懂得的道理，得到更多有益的启示。文学固然要真实，但仅仅真实地描绘社会生活现象，没有把握并显示出其底蕴，那是不够的。文学作品塑造人物形象，只雕形刻貌，写出其一系列的行为，无论是善的，还是恶的，而表现不出支配其行为的心灵和性格，还不能成其为具有美学价值的典型形象。《金瓶梅》就多少带有这样的缺点。它描写那种庸俗、丑恶的生活，比较逼真，但却不够深刻、有力；写西门庆作恶多端，坏事做绝，但没有艺术地显现出一副丑恶的灵魂和性格。
《金瓶梅》显然是较多地写了西门庆的纵欲和性行为。这不仅是它的一个缺点，而且是它的作者妨碍他自己取得更高成就的一个因素。文学作品描写的对象是现实生活，但应是含有一定的意义的生活，不是任何生活现象都可以作为逼真描写的对象。那些只是能够刺激人们的感官、徒令人生恐怖或厌恶之感的现象，如自杀行为的细节、凶杀的具体景象、醉人或病人痛苦的生理反应、床笫之事等，是不能够作为精细描写的对象，至少是不能作没有思想和艺术化处理的描写。因为，那种描写可能引起人们的好奇心，也可能引起厌恶感，却没有艺术的享受，起不到文学作品所应当起到的启示读者认识社会、理解人生、丰富精神、提高思想境界的效果。《金瓶梅》过多地堆砌琐事丑事，缺乏艺术提炼与深化，又过多过细地写西门庆的纵欲，缺乏艺术化的处理，这就妨碍了它在思想和艺术上取得更高的成就，较后来在它开拓的直写现实人生的创作道路上出现的《红楼梦》等作品逊色，乃至给自己招来不名誉的恶谥。
《金瓶梅》这种艺术上的缺点，自然与其艺术上的新倾向一样，都是产生它的那个时代环境所造成的，与当时的社会思潮有着内在的联系。明代后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中商人、高利贷者、牙行经济、手工业主、工匠，以及寄生于、浮游于其中的各类人的增多，意识形态领域里也出现了一股反封建理学，反宗教禁欲，要求尊重个性和生活欲求的思潮。李贽倡言非儒薄经，反对“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以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酒色财气，不碍菩提路”，就是这股思潮的最激烈的代表。在文学上，徐渭的杂剧《玉禅师》等、冯惟敏的杂剧《僧尼共犯》、汤显祖的传奇《牡丹亭》、著名的神魔小说《西游记》、以袁宏道为首的公安派的文学理论，都程度不同地体现了这种新思潮的特点。这股新思潮表现了对旧的“神圣”事物、传统道德观念的轻蔑、亵渎、挑战，有其进步的历史意义。但是，它在理论上又有其历史的局限性，没有将人的情欲在实际生活中有美丑、善恶之别的社会性质区别开来，忽略了所谓“吃饭穿衣”、“好色”、“好货”，在不同的人们身上是有着不同内容的。《金瓶梅》是在这股新思潮之后紧接着出现的，显然受到了它的影响，体现了类似李贽所说的“人伦物理”即在“百姓日用”之中，“唯是街谈巷议，俚言野语，至鄙至俗，极浅极近，上人所不道，君子所不乐闻，而舜独好察之。以故民隐无不闻，情伪无不烛，民之所好，民之所恶，皆晓然洞彻”（《明灯道古录》卷下）的思想倾向，使文学直面现实人生，不避琐屑庸俗，开拓了小说的新局面。但它的作者却没有李贽、徐渭、汤显祖等人与传统信条挑战的思想锋芒，将类似李贽的“好色”、“好货”等“世间一切治生、产业等事”正是百姓日用之“迩言”的思想，作了庸俗化的理解，更忽略了文学的美学要求，将整个社会描写为一片龌龊、混乱，只见一种粗俗的情欲，乃至将“至鄙至俗，极浅极近”之言，发展为赤裸裸地描绘两性关系，就走向了一个极端。《金瓶梅》的创作，固然有其社会基础，有些离经叛道的意味，但是，其历史的局限性和作者自身的弱点所造成的艺术缺陷，也是要为文学的发展所扬弃的。《红楼梦》取得高度艺术成就，享有极高的声誉，就说明了这个问题。
（原载《文史哲》198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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