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本小说的历史和叙事》序
王昕的这本论话本小说的历史的论著，早在她在山东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便已经基本完成了初稿。我也早就希望她能够再做些补充、修订，争取早日发表出来。怎奈她毕业后去了一家报社，采编工作繁忙，直到五六年后，改调到大学中文系任教，才又重新拾起文稿，完成了修订工作。
我当初希望王昕早日修订发表出来，是我觉得她论述话本小说的历史演变很有特色，具体细致，颇多以往的论著没有讲过的见解。时光过去五六年了，虽说这期间研究同一课题的论著又有一些发表出来，我还是觉得这部论著的特色、新意，仍然没有褪色，一些前出的论著未曾讲出的识见还是未经人道出，至少可成为新范式的一家之论。
王昕的这部论著实际上就是一部话本小说史。虽然从章节布局的大轮廓看，与时下的小说史并没大的差异，依旧是从宋元话本逐次论述到清中叶标志着这种文体的消亡的拟话本，但从细目上看，则不难发觉其论述的角度、方式与已出小说史大为不同了，不再是依时间的先后分别评论小说作品的思想意义和艺术成就，在那里往往是重在评价，而且是以肯定性的评论为主。王昕则是着重从作为小说创作的基本手段之叙事的角度，考察早期话本小说和后期的拟话本小说各自的叙事话语的特征，并且时而有不同作品之间的比照。角度的新变，自然就进入了前出之论著没有认真研究过的领域，从而获得了新的认知。
王昕对脱胎于说话人口述的早期的话本小说，称之为职业化的叙事，固然并非首创，但她就其文本，不仅从叙事的角度重新论述了以往学者作过研讨的由说话的职业需要而形成的文本体制上的特征，如正文前面往往缀以入话、头回之类的附件，还更为用心地研讨了其内部的叙事机制、套路，总结出了几个特点。援引原文，会费些篇幅，我概括地复述一下，王昕提出了这样几点：早期的话本小说基本上是叙述故事，受师传或移植材料的限制，带有一定的被动性；叙事者都是以旁观者的姿态，有意与所叙之事保持着距离，重在叙述人物的行为和事件的过程，而疏于对故事中人物的内心世界的体察、关怀；叙事者以插话的方式介入，尽管时而有警示、教训性的套语，也主要是为了调节叙事的节奏，转换话头，推动情节的进展，无意去造成一个有道德意义的主题。这些进入了小说创作论的论述，在显示话本小说的历史轨迹方面，无疑有着不可或缺的意义。
对“三言”的研讨，自然要困难得多。这不仅因为这其中的作品数量多，更由于其中有多个时代、多种类型的作品。王昕聪明地选择了几个切入点，如题目的改定、编者对四篇早期的话本小说的改制，学界基本认定为冯梦龙的拟话本，特别是小说中人物与情节的关系问题，经过选择解析，揭示出了明代话本小说的叙事方式、叙事焦点、叙事结构诸个方面的变异与转化。论著中作出的分析、判断，诸如叙事者已能够较为从容地从主观意图和理解出发，阐释和增删所叙材料；对人物命运的关怀和对人物性格的塑造，逐渐摆脱了对故事情节的依附，在文本结构中占有了相当的地位；叙事者已经更为自觉地或运用早期话本小说套路、套语，或增加细节和渲染场景，来建构小说的意义价值，有的还不惜加入冗长的议论，进行思想灌注和强调，来支持主题观念对读者思想的影响，这一切显然都是话本小说由于文人参与整理、创作的初始阶段所产生的现象，一方面尚处在蜕变期，程度不同地承袭着早期话本小说的一些叙事模式和旧套路，另一方面又开启了拟话本小说创作的一些新模式、新套路。主体性的增强，既为后来的小说创作提供了活力，也伏下了话本小说的衰落、消亡的文学的内因。
王昕的这部论著的优长处，还在于论述始终是根植于对具体作品的解析中，所以作出的论断大都是从对具体作品的解析中水到渠成般地引申出来的，比上面经过我抽象化的表述要丰满细腻得多。王昕有较为敏锐的艺术感觉，用心甚细，颇能于文本结构的隐微处发现一般读者、囫囵地评论作品的评论者往往视而不见、习而不察的问题。譬如，话本小说中绝大部分是全知视角的叙事，王昕却从中发现了几篇小说采用了控制视角叙事，如《简贴和尚》犹运用得非常成功，说明题材对小说的叙事方式有一定的规范性，后来的公案、侦探小说大都如此，正源于此。对《沈小官一鸟害七命》，王昕注意到了正文前面的篇首诗和全篇结尾部分对故事的意义的提示不一致，以及中间叙事中的插话的零乱，认为叙事者并不看重所叙故事有什么主题意义，只是随着故事的进展就一事论一事地随意表示点意见而已。这也正是早期话本小说的一个特点。王昕解析《蒋兴哥重会珍珠衫》，特别分析了故事开头部分的两个情节：一是王三巧与行将外出经商的丈夫分别时，依依难舍，相约归期；二是分别后王三巧渴望丈夫归来，耐不住去占卜，相信卜者之轻言，时常走向前楼瞭望。认为这是叙事者加重叙述这样两段情节，用意在于为王三巧后来的失节作些开脱，使她与丈夫之间的道德水平的落差得到些平衡，既为最后的重圆作了铺垫，又超越了世俗观念，写出了市井间真正的妇女，道德观念的变化也正从这种艺术处理中显现出来。此小说的作者显然具有主动驾驭材料、注重写人物的意识。
论著中对李渔小说的解析尤为精到。李渔是清初文人奇才，小说创作有突出的个性特色。近些年来，评论李渔小说的论著不少见，虽然不乏高明的分析，但嫌不十分到位，无法说明这样一位结撰小说的能工巧匠，何以他的30篇小说竟没有能与“三言”中几篇脍炙人口的名篇相媲美的？仅仅归咎于他的玩世思想和文艺上的娱乐主义，应当说尚未触及小说创作中的基本问题。王昕正是从这个角度，揭示出李渔过度地夸大了文艺创作的主观性，突出了其叙述行为和内容的人为性和游戏性，成为一种主观武断的叙事，随心所欲地支配人物，制造情节，人物和事件程度不同地失去了客观性，成了表现其理念化的经验和调侃人生的情趣的木偶戏，不乏智慧、谐趣，却少了些沉思、深情。我认为这是切中肯綮的。
王昕这本话本小说史，自然还不丰满，论述话本小说的历史进程，还是取样式的，许多现象未曾论及，但着意于小说创作的根本——文学叙事的演变，各个历史阶段的小说特征便凸显出来，话本小说创作的演进轨迹也清楚可见。我觉得这本并不够厚重的话本小说史，却代表了小说史研究的新趋势，预告了小说史著作的更新转型。
话本小说是一片广袤的还未经熟耕的土地，还有许多有待作艺术的耕作的空间。希望王昕沿着自己的路子，继续探讨，取得更多、更丰富的收获。
（2001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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