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通论》是张庆民在山东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撰写的学位论文。
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自鲁迅先生从《太平广记》诸类书中辑出唐前古佚小说36种，出版时题作《古小说钩沉》，嗣后作《中国小说史略》列专章评述之，遂成为文史研究的一块有待熟耕的土地。在20世纪大半个世纪里，在这块土地上耕耘的学者颇不乏人，论著相继问世，不乏学术厚重的力作。庆民鉴于前出之论著重在专书之考论，小说史（包括通史、分体史、断代史）也大都是逐次考论有辑本传世之志怪书，综合论述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之文较少，且有待于深入研讨，是以选择了这样一个课题，要从总体上揭示出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纷繁多样的风貌、创作特征及其在中国小说史上的历史地位。
庆民论文的一个基本特点，是将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依照其宗教信仰倾向，分作古代宗教志怪、道教志怪、佛教志怪三类，分别进行考察、论述。魏晋南北朝志怪书是产生于那个历史时期几种并行的既有竞争也有融合的宗教信仰的土壤中，不同的宗教信仰衍生出的神鬼怪异故事，内容和形式上都有不同的特点。以宗教信仰倾向分类，较之传统的文体分类，即分作记怪异事、地理博物、杂史杂传三类，更有根本性，便于深入揭示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兴盛之原因、盛行之状况以及三类志怪各自的特征。庆民的论文便说明了这个问题。
庆民的论文与前出之论著不同，是将古代宗教志怪作为一类单独考察的。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中国本信巫，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而鬼道愈炽；会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渐见流传。凡此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故自晋讫隋，特多鬼神志怪之书。”（第六篇《六朝鬼神志怪书》）说明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的兴盛，是古代宗教、道教、佛教三种宗教信仰合力的结果。而近世研究论著多将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兴盛的原因，主要归之于道教、佛教的昌炽，忽视了古老的宗教信仰虽在历史的进程中有所演变，却仍然弥漫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生活中，表现于多种文化领域中，上层文士的变异之谈与占卜、相术等数术方技之风，都是源于古代的巫术和天人感应之说，也是志怪小说盛行的基础和动因。志怪小说有许多灾异、祥瑞、感生故事，大量的与数术方技有关的故事，都是由之而出，并带着古代宗教信仰的印记。庆民论文中有这样一段话：“古老的天帝信仰与政教人伦的互渗，使得汉代建立起新型的阴阳灾异天人感应神学；而万物有灵论则不断衍生出许多关于精魅幻化的故事流传民间；鬼神信仰则在汉代幻构出冥府泰山君的鬼话。降至魏晋南北朝，衍生出大量变异怪诞的故事，衍生了大量的变异之谈的志怪书，成为宗教史、文学史上的一大景观。”应当说，这个说明概括得相当周到、深切。
庆民分论三类志怪小说，有一种固定的程式，首先介绍宗教兴盛状况，次谈志怪书创作与传播，再论述志怪之幻相，最后揭明志怪故事之范型。这种论述程式，表明其论述是从宗教信仰内容逐次转到小说文本上来。宗教与文学在志怪小说中是结合在一起的，志怪小说是宗教与文学相结合的一种形态。由于魏晋南北朝时期三种宗教信仰交相活跃，导致了志怪书的大量产生，小说得到了发展的机会。宗教借助语言文字的功能制造自神其教的神秘幻相，不仅规定了小说的内容，也在重复性的演绎其幻相之中形成了一些故事范型。如古老的天帝崇拜和天人感应神学，便衍生出体现其教义的或为天象昭告人事，或为人之精诚感天之应验范型；道教的神仙之说、诱人入道的故事，不外美化仙人仙界，鄙弃世俗人生，所编织的故事便不外乎神仙洞窟型和度脱成仙型；佛教的轮回说和地狱相，使其教徒编织的故事万变不离其宗，形成阴阳交错的果报型。这些志怪范型既经形成，也就有着相对的稳定性，文学价值增高，原始的宗教信仰意义减弱，成为后世志怪传奇一类小说创作的张本，其他文体的作者也时而采纳、借用之。庆民论述的这种程式，正适宜显示出志怪小说发生、建构的实际过程；揭示出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的基本范型，也就显示出它们在中国小说史上的开辟意义。
庆民分三类宗教信仰下的志怪小说，并没有固执地将志怪之作完全视为自神其教、明神道之不诬一途。他十分尊重历史文献所提供的信息，并如实地揭示出来，作出中肯的判断、论述。譬如论文中有一节专论“《搜神记》撰述的二重性”，就《搜神记》中若干记述和干宝自序，作出干宝作《搜神记》是徘徊在历史哲学思考与文学审美愉悦之间的认识。第四章第二节论魏晋南北朝佛教志怪之撰述，分析出其中既有僧侣佛徒以僧传弘教者，也有士族宗室编撰释氏辅教之书，也有文人编撰佛教志怪以赏心者，这后一类的编撰者没有宗教徒的那种执迷，小说的意味和叙事之委曲也就增强了，如被《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之为“亦小说之表表者”的《续齐谐记》。又如第三章中论“博学家与道徒作品之分野”，谓博学家之志怪不仅“博”、“杂”，而且出于保存典籍的责任感和对怪异之说的好奇心，还富有历史内容和真实性，与道教徒自神其教的志怪书有鲜明的差别。这是庆民从张华《博物志》与葛洪《神仙传》的对比中得出的认识。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里曾说：“若为赏心而作，则实萌芽于魏而盛大于晋，虽不免追随俗尚，或供揣摩，然要为远实用而近于娱乐矣。”其实，这也是宗教与文学的关系之演变的合乎规律的历史走向。庆民将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连同其类乎史传的叙事法，概括为中国小说的“蜕变期”，是极有道理的。
（2000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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