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文艺系年》序
张可礼教授从上世纪60年代初期开始研究魏晋南北朝文学，至今已经整整三十个年头了。
起初，他是做我国著名的文学史家陆侃如先生的研究生，从此与魏晋南北朝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毕业后留校任教，长时期担负着并不轻松的系行政工作，却始终不脱离教学，也不放松治学，总是挤出时间潜心研究，辛勤耕耘，多有著作。近十馀年来，他已经先后出版了《三曹年谱》、《建安文学论稿》、《建安诗歌选译》三部著作，发表了一些论文。其中，《建安文学论稿》在同行中颇得好评，被推许为近期建安文学研究中卓有建树的论著之一。
最近，他又完成了一部《东晋文艺系年》，行将问世。我与他是先后期的同学，又有三十年的共事之谊，看到他又有新的研究成果出版，由衷地感到高兴。
可礼早年受业于陆侃如先生，后来独立治学也确实是师承侃如先生治学之法。这部《东晋文艺系年》，便是很好的证明。侃如先生于70年代末病逝，身后留下了一部历四十年之久不断增补、修订的书稿，这就是后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刘文忠同志整理、编辑出版的《中古文学系年》。这部嘉惠后学的力作，上起西汉甘露元年（前53），下迄东晋永和七年（351），逐年记载了经过一一考证的一百五十馀位文学家的生平事迹、著作情况，可以看作是专记文学家的生卒、行迹、著述的一部断代的编年史。可礼的《东晋文艺系年》，体制基本相同，上起东晋建武元年（317），下迄元熙元年（419）晋亡。虽然，经考证而编录的内容有开拓，兼及民间文艺方面，而且为了断代的完整性，在时限上有三十馀年的交叉重叠，但是，基本上可以看作是《中古文学系年》的续书，至少可以说，可礼是在侃如先生开始做的同一课题上又往下延伸了大半个世纪。
更为重要的是，可礼继续做这项课题，如他在其书的《后记》里讲到的，是信从侃如先生在《中古文学系年》的《序例》中所表述的关于研究文学史的经验之论。
侃如先生认为，研究文学史，要不独知其“然”，而且能知其“所以然”，应当做三个步骤的三种工作：
第一是朴学的工作——对作者的生平、作品年月的考订，字句的校勘、训诂。这是初步的准备。
第二是史学的工作——对于作者的环境、作品的背景，尤其是当时社会经济的情形，必须完全弄清楚。这是进一步的工作。
第三是美学的工作——对于作品的内容和形式加以分析，并说明作者的写作技巧及其影响。这是最后一步。
三者具备，方能写成一部完美的文学史。
这篇《序例》是侃如先生于40年代此书稿初成时写的，今天看来，由于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他对“美学的工作”解说得还不够充分，但是，这种见识基本上是正确的、中肯的，在近半个世纪之前，就更是难能可贵了。正是出于这样的见识，侃如先生为了编著一部好的文学史，才不惜精力，博览有关典籍，排比考核，编著出这样一部《中古文学系年》。虽然人生有限，时不待人，《中古文学系年》于其生前未得出版，也未能照原来的设想编出一部“完美的”中古文学史，但却有了丰厚的学术积累，对那一历史时期的文学史实了如指掌了，他当时和后来撰写的许多论文，以及新中国成立后和冯沅君先生合著的《中国文学史简编》，正得力于他有了如此厚实的功力。可礼也正是本着侃如先生的这种见识、这种治学思想，在他对建安文学作过了一番研究之后，要对东晋文艺进行整体的、综合的研究，才把这一历史时期的文学家的生平事迹、作品年代以及其他有关文艺现象，进行考订、编次，做了一项非常重要的基础工作，从而编成了这部《东晋文艺系年》。可以预期，有了这样丰厚的文艺积累，可礼对东晋文艺的研究，也一定会是根深叶茂，结出丰硕的学术果实。
这里我之所以讲可礼治学的渊源授受，是因为在过去一段时间里，在我们文学史研究领域里存在一种轻视资料，鄙薄考证，不重视基础研究工作的倾向，以为文学史的研究要有所突破，关键只在于观念的更新、新的研究方法的引进。我认为那种意见，虽然不无一些道理，但也失于偏颇。
文学史自然是由历代产生的文学作品构成的。文学史研究也自然应以解析、评论文学作品，揭示各个历史时期的各类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的特色，以及文学发展变化的轨迹，作为主要的任务和基本的归宿。但是，文学作品是作家的精神劳动的产品，作家都是生活于一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之中的，他们的文学创作，包括其作品的内容和形式，乃至在当时和后世的遭遇、影响，都受着社会环境、时代思潮、文学自身的传统诸方面的制约。所以，早在一千四百年前，刘勰就曾说过：“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文心雕龙·时序》）解析、评论历史上的文学作品，自然要对其文本熟读深思，但是，单凭熟读深思文本，而不去了解作家，不去了解其时代，不去知人论世，也难以洞悉其底蕴，言之中肯的。研究文学的发展变化，一个最起码的要求，要把有关的文学史实，如作家生活、创作的时代，作品写作、刊行的年代，文学社团的形成和解体，若干有疑问的作品的归属等等情况，考证清楚，方才不致发生时序颠倒、张冠李戴、郢书燕说诸般差错。如此，也就必然要涉及多方面的文献，文学的和非文学的文献，要做许多稽考、辨证等工作，即侃如先生所说的“朴学的工作”和“史学的工作”。研究者的理论观念、文学鉴赏力固然也很重要，缺乏理论素养，难以有卓越的识见，但是，解析、评论、叙述文学的发展过程，如果失去了基本事实的准确，那也不会有真正的卓越的识见。两个方面结合起来，才能在研究上有所前进，有所突破。
所以，研究文学史，对某一时代的文学进行整体的、综合的研究，乃至对一位有影响的作家或一部有影响的作品的研究，都应先从基础性的研究做起。这类工作有些可以说是文学的外部研究，有的甚至是非文学性的研究，但对文学本体研究来说，却是重要的、必须的。我们固然不能把这种基础性的研究当作文学史研究的主体，而不去作对文学本体的深入研究，即侃如先生所说的“美学的工作”，但不能轻视、放弃这种基础性的研究工作。这种研究，对研究者个人来说，是先期的准备；对别的研究者，又起着铺路的作用；对整个学科来说，也是一种学术积累。仅就由侃如先生肇始、可礼继之的这种断代文学史实的编年工作来说，对研究东汉至魏晋文学的人，就能提供许多方便，有的问题可以不必再从头做起，有的问题会显示出进一步探究的线索，或者可以由之引发出新的研究课题，至少是可以减少查阅有关文献资料的盲目性。我想，如果有研究者能将这项工作扩展到中国文学史的各个历史阶段，联成一套中国文学史实的编年史，那就为新的中国文学史的研究、编著，铺上了一条坚实的科学之路。
（1992年4月15日）
设置
袁世硕文集 - 目录 (281)
🎫 投月票
1 张月票 = 1.00 水晶。感谢支持！
🎁 打赏作品
打赏将直接扣除水晶余额，鼓励作者创作。
评论 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