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从揭秘秦可卿的原型，进而揭秘贾元春、北静王的原型，还借用了蔡元培《石头记索隐》里谓蒋玉菡原是隐喻盛御玺的盒子的说法，这就凸显出一个历史人物——康熙废太子允礽，一场由之引起的谋夺皇位的政治斗争。说秦可卿的原型是允礽的一个女儿，贾元春的原型是曹雪芹的一位姐姐，查无实据，是推测出来的，说北静王的原型是由允禧、永瑢祖孙二人合成的形象，并且还是允礽一派的人物，也与历史实际不相吻合，在没有实证材料的情况下，为使其所谓的“生活原型”成为合理的存在，《揭秘》还多方面地从《红楼梦》里捕捉与所说的那种情况相对接的文字，也就是所谓折射着那种政治形势的文字。这也多半是强行牵合附会。
譬如，《红楼梦》第三回里写贾府厅堂里立着一副乌木錾金字的对联是“座上珠玑昭日月，堂前黼黻焕烟霞”，《揭秘》说这副对联与允礽做太子时写给臣属的对联——“楼中饮兴因明月，江上诗情为晚霞”，有“血缘关系”，意为曹雪芹是有意仿造允礽的对联写成贾府厅堂的对联，暗示着废太子允礽与曹家有密切关系。做此联系的根据是两副对联在文字结构上有一定的相似处，上下联的末尾都是“月”和“霞”。再就是贾府的对联署名“东安郡王穆莳”，“穆”字在古汉语里通“密”，“密”字正是允礽死后的谥号；“莳”字意为移植，正暗合允礽曾经两度废立之遭遇。“这都是在影射废太子允礽”。（第110—111页）
允礽做太子时给人写过这样一副对联是事实。《揭秘》说到最早记载其事的是王士禛的《居易录》，惜乎作者没有查阅原文，便说了一番如何如何的话，说这副对联原来是唐人刘禹锡《送蕲州李郎中赴任》诗中的两句，允礽没有读过刘禹锡的那首诗，他的老师说了前一句作为上联，他“却敏捷地对出了下联，与刘禹锡的诗句不谋而合”，传为美谈，便“经常写出来赏赐臣属”，“史书上只是没有具体记载，他也写了送给了曹寅而已”。（同前）
据《居易录》卷三十一，时在康熙三十八年（1699）五月，康熙帝“赐致仕内阁大臣徐嘉炎御书‘直西清’，又一联‘树影不随明月去，溪声长送落花来’，又唐人张旭‘隐隐飞桥隔野烟’绝句一首。皇太子赐嘉炎睿书‘博雅堂’大字，又一联‘楼中饮兴因明月，江上诗情为晚霞’，又睿制诗一首‘玉台词藻重徐陵，经笥由来博雅称。每见趋陪鹓鹭侧，神仙风度在觚稜’。”没有书中说过他经常写这副对联送人。
显然，允礽是会作诗的，书赠徐嘉炎之诗，“玉台词藻重徐陵”句，用典甚切；“神仙风度在觚稜”，正应合其皇父所书“直西清”之意；摘自刘禹锡诗中一联，一如皇父所书一联和张旭绝句，取原诗中所抒山川田园清兴，告慰致仕的大臣不要因去官而有失落感。由此便可以看出，允礽诗写得颇好，不会是没有读过刘禹锡的那首诗。所谓允礽“当时并没有读过刘禹锡的这首诗”，只是“不谋而合”，自己感到很满意，康熙知道后也“非常高兴”，他便“经常写出来赏赐臣属”云云，以“我想”之语出之，自然是言之无据的臆说、杜撰。说贾府厅堂对联的署名，“穆”字与“密”字在古汉语里相通，查无实据；“莳”字意为移植，喻允礽两度废立，也甚不确切。“莳”固有移植之义，如移苗插田中曰莳秧，但重点在植，而不在移，所以古字书中或释曰“种也”（《广雅·释地》），或释曰“立也”（《方言·十二》），何尝有废除之义！这一切都表明，《揭秘》抓住了小说中贾府厅堂对联与允礽书赐徐嘉炎的对联在句式、文字上有点相似处，便认为前者是由后者演化而出，是曹雪芹有意而为之，意在暗示曹家与废太子允礽“关系非常密切”，实际上是牵强附会，游谈无根之讥也就在所难免了。
《揭秘》“日月双悬之谜”一讲几乎全篇都是解释《红楼梦》里的一些牌令、诗句方面背后隐喻的意思。第四十回贾母和姑娘们在大观园里开宴打牙牌取乐，她应合牌面说出的令词是“头上有青天”，“六桥梅花香彻骨”，“一轮红日出云霄”，“这鬼抱住钟馗的腿”，《揭秘》解释为隐喻乾隆登基了，“曹家的情况得到大大的缓解”，“熬过了那个最困难的严冬”，“然前景还不清楚”，“贾家的局面是既碰到了困难，又有保护，但这个保护又不一定能够进行到底”。史湘云说出的令词是“双悬日月照乾坤”，“闲花落地听无声”，“日边红杏倚云栽”，“御园却被鸟衔出”，隐喻的意思是上头有“两个司令部”：日代表乾隆皇帝，月代表废太子允礽及其嫡子弘皙，两派还在暗斗，有人依靠日得势，但潜在的夺权力量正在虎视眈眈，御园有可能被鸟衔出去了。（第121—128页）这哪里还是贾府太太、小姐们斗牌取乐，直是在议论政治形势了！
《揭秘》还摘出许多诗句，说明《红楼梦》里许多地方所出现的关于月亮的文字，都是或明喻或暗喻或转喻义忠亲王老千岁及其残馀势力。就其生活原型而言，不仅包括允礽，也包括弘皙。如第四十八回香菱学作诗，一首比一首好：第一首的“月挂中秋夜色寒”，是说“当时月亮的情形不是很妙”；第二首的“馀容犹可隔帘看”，是隐喻弘皙虽然被排挤，“边缘化了”，但“许多贵族家庭还是知道他是有势力的”；第三首的“精华欲掩料应难”，是说月华难掩，“月亮快要成事了，对月亮充满了期待”。第七十六回中秋夜林黛玉和史湘云联诗其中“犯斗邀牛女，乘槎待帝孙”两句，前一句是“表达出很强的一种紧张气氛”，后一句的“帝孙”“分明指的就是康熙的孙子”弘皙，“待帝孙”就是“希望他成事，希望他最后是‘天上一轮才捧出，人间万姓仰头看’”的皇帝。（第130—132页）这样一来，大观园的小姐、丫头们可都是洞悉朝廷内外隐情、富有政治头脑的。
自然，不应忽视小说家会使用多种艺术手法，可以假小说人物之口表述自己的心声，在行文的某些地方偷偷地埋伏下些“钉子”。但是，《红楼梦》里的那些牌令、诗句，都是极其寻常的意思，所有咏月诗都离不开圆、缺、明、晦的景象，夜寒、孤洁的感觉，与《揭秘》所说的那种隐喻的意思，没有内在的必然关联。废太子允礽被废后不甘心，弘皙“自视东宫之子，居心叵测”，削去亲王爵位，还牵连另一位亲王允禄等人，肯定是暗地里有活动，但并没有形成一定的势力和多大的气候，没有构成与乾隆皇帝如同“日月双悬”对峙的局面，并在朝野造成那样的印象。《揭秘》所谓那些牌令、诗句都折射、隐喻着那种政治形势，其实是将自己附会出来的意思加予了那些牌令、诗句。
由于是出于曲意附会，其中便有许多牵强、含糊、似是而非的地方。譬如前面举出的贾母打牙牌，她的一副三张牌，鸳鸯说“凑成却是个‘蓬头鬼’”。鬼是凶物，所以贾母立即说出“这鬼抱住钟馗的腿”那句令词。小说接着写道：“说完，大家齐声喝彩。”是因为贾母说得非常巧妙，“这鬼抱住钟馗的腿”，意思是这鬼抱住了钟馗的粗腿，有了靠山，化凶为吉了。古代俗语里早有“抱粗腿”之说。《揭秘》把贾母的这句令词说是高妙地“写出了一个微妙的形势”：“究竟是钟馗把鬼打了，还是鬼抱住钟馗的腿，把钟馗拖了个马趴，还说不清楚。”（第122页）这既与小说的具体情景不合，难以理解何以众人听了“齐声喝彩”；也与传统的钟馗的故事不相合，钟馗打鬼，钟馗身边也有小鬼给他抬轿子、打伞、背东西，鬼怎么敢与之厮斗？
再譬如林黛玉和史湘云联吟的那两句诗，原是古人诗中用得烂熟的典故。“犯斗”一词虽源自古天文术语，“犯”是指行星运行迫近了恒星，有侵犯疆域的意思，但经常用作典故，内涵已稳定为借喻登天、升空，如清赵翼《夜坐》诗：“浪说支矶石，谁乘犯斗槎。”也引申为远游的意思，如顾炎武《又酬傅处士原韵》：“相将便是天涯侣，不用虚乘犯斗槎。”“犯”的侵犯之义已在概念内涵的转化中悄悄地消失了。“帝孙”，就是《汉书·天官志》所说“天帝孙”，也作“天孙”，指的是织女，也是古人诗词中常用的典故。这两句是黛玉先说了“犯斗邀牛女”，湘云联道“乘槎待帝孙”，其实是同一个意思。《揭秘》将这两句诗从林黛玉和史湘云联吟的具体情景、联吟诗的整体意境中摘取出来，执著于“犯斗”的侵犯、迫近之意，说“帝孙”“分明是指康熙的孙子”弘皙，两句“表达出很强的一种紧张的气氛”，显然让人感到有些断章取义、牵强武断，“分明是”的根据何在呢？
再如，《揭秘》认为最关紧要，足以概括那种政治形势的“日月双悬”一语，看似有些根据，比喻颇切合。史湘云说的那句“双悬日月照乾坤”，是摘自唐代大诗人李白的《上皇西巡南京歌》第十首。《揭秘》讲了李白诗的意思：安史之乱中，唐玄宗逃往四川，还没有退位，太子李亨便在灵武即位，“双悬日月”说的是这种情况。但说史湘云是用这句诗宣示当时的政治形势，曹家头上有“两个司令部”，也是牵强附会。李白的那首诗是：“剑阁重关蜀北门，上皇归马若云屯。少帝长安开紫极，双悬日月照乾坤。”明言“上皇”、“少帝”，李亨已不是太子。“长安开紫极”表明已收复了京师，“双悬日月照乾坤”是颂扬的意思，并不含两者对立、相争之意，李白也没有明白地以“日”喻指唐玄宗，以“月”喻指李亨，虽然加了“双悬”二字，实际上还是用的《周易·离》“日月丽乎天”，能照天下的意思。即便是《红楼梦》的背景，也就是当时的政治形势，果如《揭秘》所演绎的那样，也与李白诗所显示的唐代那个时候的情况大不一样，废太子允礽早就死去，弘皙并非太子，“月喻太子”之说，还不得不做些弥补，说“就生活原型而言，不仅包括允礽，也包括弘皙，‘太子’是一个复合的概念”（第130页）。更何况那种背景是经过夸大而演绎出来的呢？
在做了上面的剖析之后，不禁产生了一些想法。如果《红楼梦》的字里行间确实隐藏着如《揭秘》所揭示出来的那么大、那么多的秘密，作者曹雪芹该花费多少心思，绞尽多少脑汁？费了那么大的心思，绞尽了那么多脑汁，这部小说传世二百多年了，都没有人发觉、理解，如果没有《揭秘》出来，可能会永远没有人发觉、理解，即便现在揭示了出来，还是受到了怀疑，或许也会像以前的数种索隐的文章一样，一阵风就过去了，曹雪芹岂不是“可怜无补费精神”，白白地浪费了那么多的心思，白白地绞尽了那么多脑汁，何苦如此！
《红楼梦》流行了二百多年了，无计其数的读者眼里看到的、印入头脑的是小说叙写的如此这般的情节、人物，如此这般的生活图画。如果说小说情节、人物的背后真的隐藏着那么多、那么重要的隐情，那也毕竟是没有叙出来的，至少也应该说没有完全叙写出来的事情。现在揭示出来了，情况与小说写的很不一样，秦可卿的“生活原型”不是病死，也非“淫丧”，而是政治牺牲；贾元春的“生活原型”有着比小说中的贾元春更复杂更不寻常的生活经历，意义也决然不同，她们也就不再是《红楼梦》里写出来的那位秦可卿、那位贾元春了。读者怎么办？如果搁置起小说里写出来的秦可卿、贾元春，而信从具有更重要的政治意义“生活原型”，认为那才是真正意义之所在，那还是解析《红楼梦》吗？这实际上是对原小说的颠覆！可见，为何要研究小说人物的“生活原型”，怎样研究小说人物的“生活原型”，也还是有待研究的。
《红楼梦》盛行了二百多年，广为读者爱读，受到了众多的研究者的极高的评价，被视为中国古代最优秀的小说，小说和作者曹雪芹都赢得了极高的声誉。这是因为它叙写出了那个时代的真实的人生，写出了多种人物的不幸，其中有些是幸中人之不幸，所以能引起读者的关切，感动读者的心弦，即便像据之改编的戏曲那样，缩简为爱情悲剧，那也是很动人的。过去便出现过多种撇开《红楼梦》中那些鲜活真实的人生图画，探求其背后隐喻的、寄寓的人事的著作，且不说大都用的比附、猜测的方法，就其共同的特性看，都是将《红楼梦》的内容、意义，归之于历史上的一时一家之人事，这究竟是深化了还是妨碍了对这部小说的理解、认识？是提升了还是矮化了这部享誉世界的古典小说的意义价值？试比较一下《红楼梦》展示的人生悲剧的内涵与《揭秘》揭示出的贾府即曹家之败坏于政治投机，便可以看得出来的。这后者不正属于鲁迅讥讽过的流言家的“宫闱秘事”说一类吗？
（原载《红楼梦学刊》2006年第二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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