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的问世，当然还得算上同时问世的《三国志演义》，带动一批长篇小说纷纷刊行，形成了明代后期通俗小说的繁荣。它叙事委曲，描摹尽致，又贴近现实，表现出为“盗贼”张目的倾向。首先引起了有见识的文学家的注目，遂导致了并非只言片语的小说批评的诞生。
始作俑者是被称之为异端之尤的李卓吾。李卓吾写有《水浒传序》，他在《与焦弱侯》信中曾自称“《水浒传》批点得最快活人”。（二文俱载其《焚书》中）
明代有两种题为李卓吾批评《水浒传》的刊本：一是容与堂刊一百回本，一为袁无涯刊一百二十回本。两本评语不同：容本多从大处着眼，袁本多注意布局行文。袁本晚出容本数年，正文中插入征田虎、王庆两部分，卷首李卓吾序有所改动，已有作伪之嫌，有研究者认为是伪托李卓吾之名，不是出自李卓吾笔下。有的研究者以容本评语有与李卓吾序文不尽相合者，如序文称宋江为“忠义之烈”者，评语则谓宋江“奸诈”、“假道学，真强盗”，断为伪作，袁本评语乃李卓吾所作。笔者基本赞同前说，以为容本评语实出李卓吾笔下，但也已经过刊行者的删改。
李卓吾撰《忠义水浒传序》是为《水浒传》张目的。他说《水浒传》是作者“发愤之所作”，他“虽生元日，实愤宋事”，宋事之所堪愤，在于有徽、钦二帝被掳，南渡苟安，纳币称臣之辱。原因是“大贤处下，不肖处上”。将《水浒传》与宋朝之屈辱联系起来，说书中叙征辽是泄“二帝北狩”之愤，叙征方腊是泄“南渡苟安”之愤，固然并非书中应有之义，未免有些牵强，但目的是借此加予《水浒传》和梁山好汉以“忠义”之名，并引发其中心命题：就是“大贤处下，不肖处上”，也就是后文显示的忠义不在朝廷，而在水浒，“其势必至驱天下大力大贤而尽纳之水浒”。这就是《水浒传》开宗明义并突出表现出来的所谓“乱由上作”的思想。李卓吾对具体情节的批点，多有更明白激烈的发挥。如第十四回晁盖等筹划劫取生辰纲，评语云：“晁盖、刘唐、吴用都是偷贼底，若不是蔡京那个老贼，如何引得这班小贼出来。”第五十七回回后评曰：“一僧读到此处……叹曰：‘当时强盗直恁地多！’余曰：‘当时在朝廷强盗还多些。’”可见他对《水浒传》的内容和思想倾向的理解是准确的，加以“忠义”之名，“谓水浒之众，皆大力大贤、有忠有义之人”，并非鼓吹道德观念中的忠义，也不是要将《水浒传》强行纳入忠义的道德观念中，而是说明朝廷内外的官僚不忠不义，对啸聚水浒的强人做出超俗的称扬，为被诬为“诲盗”、“坏人心术”的《水浒传》正名。
用旧术语表现新思想，用旧的道德观念来称扬《水浒传》，自然是不能完全顺理成章，从当时通常的观念、通常的逻辑看，便有破绽。由于这样，继李卓吾评点《水浒传》之后的金圣叹，便大不以为然，他的《贯华堂水浒传序二》便是驳斥李卓吾的。他说“施耐庵传宋江，而题其书曰《水浒》，恶之至，进之至，不与同中国也。而后世不知何等好乱之徒，乃谬加以‘忠义’之目。呜呼！忠义而在‘水浒’乎哉？”“使忠义而在‘水浒’，则忠义为天下之凶物、恶物乎哉！”宋江等一百八人，“皆豺狼虎豹之姿”，“杀人掠货之行”，“揭竿斩木之贼”，妄以“忠义”许之，则会使“已为盗者读之自豪，未为盗者读之而为盗也”。所以，他要“削‘忠义’而仍《水浒》”，也就是删掉梁山好汉受朝廷招安、为朝廷征辽、征方腊之情节，这表明金圣叹在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形势下，其社会政治思想又退回到旧的窠中。
然而，这仅只是一种表象，有人甚至说是一种假象。金圣叹写在他的《贯华堂水浒传》中的序文和评语，存在几乎令人不可思议的矛盾。他反对李卓吾给《水浒传》妄加“忠义”二字，反对把施耐庵作《水浒传》“并比于史公发愤著书”，说施耐庵“本无一肚皮宿怨要发挥出来”，只是“饱暖无事，又值闲心”，遂“寻个题目”写来。（《读第五才子书法》）而正文有多条评语，又说作者是“发愤著书”（第六回），“怨毒著书”（第十八回），“吾不知其胸中有何等冤苦而为此设言！”（《楔子》）又如《序二》中说宋江等一百八人是“比而诛之，则千人一快、万人一快”的强盗，即便他们能“逃于及身之诛僇”，也不能让他们“逃于身后之放逐”，所以他在小说结尾处杜撰了梁山全伙被诛戮的恶梦，以显示其志。可是，在《读第五才子书法》里却对几位梁山好汉大加赞扬，称鲁达是“上上人物，写得心地厚实”；“鲁达已是人中绝顶，若武松直是天神”；“李逵是上上人物，写得一片天真烂漫。……《孟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正是他好批语”；阮小七“真要算做第一快人，心快口快，使人对之，龌龊都销尽”。在后面各回的评语中，还有不少这类赞语。再如，《序二》中说梁山好汉“皆杀人夺货之行”，“皆揭竿斩木之贼”，所以当“比而诛之”，可是对梁山好汉“杀人夺货”的行动，却又称赞起来，对晁盖等伙劫生辰纲，批曰：“可见是义旗”，“梁中书之被劫，岂足惜哉！”（第十三回）梁山好汉打开青州，杀了恶官慕容知府一家，“抄扎家私，分俵众军”，批曰：“一知府而家私乃至可俵众军，则亦不可不抄扎也。”（第五十七回）对武松愤杀张都监一家大小的“血溅鸳鸯楼”，还做了长篇评论，阐述以牙还牙之理，并赞之曰：“盖天下之大，万家之众，其快心快事，当更未有过于鸳鸯楼上张都监、张团练、蒋门神之三人者也。”（第三十回）如此，则施耐庵传宋江事，何尝是像他在《序二》开头所说“恶之至，进之至，不与同中国”，必欲使之“不得逃于身后之放逐”？即便他杜撰了一个被诛杀的恶梦，也难以改变原作的倾向性。总之，金圣叹对《水浒传》的批评与删改，自身就陷入了自相矛盾、难以自圆其说的境地。
金圣叹批评《水浒传》中的矛盾现象，颇令人费解。就大体而言，他对梁山好汉是抽象的否定，具体的肯定，也就是把他们作为犯上作乱、杀人劫货的一类人，习惯上称作强盗，他是持封建统治的政治观念予以否定，而对其中具体的人物、具体的犯法行为，却是依据现实生活的情理，报之以同情、赞许、喝彩。所以，他从反对李卓吾富有挑战性但并不完全得体地许之以“忠义”出发，但对小说的具体的评点，却又与李卓吾多相吻合、一致，如果不理睬他写的几篇序文，只就对小说正文的评点看，可以把他算作李卓吾的忠实继承人。譬如，李卓吾说：“大贤处下，不肖处上”，“其势必至驱天下大力大贤而尽纳之水浒”；金圣叹亦云：“才调，皆朝廷之才调也。气力，皆疆场之气力也。必不得已而尽入水泊，是谁之过也？”（第二回总评）李卓吾对人物的评价是以率真为上，特称赞李逵“妙处只在一言一动都不计算，只是任天而行，率性而动”（第六十六回夹批）；称鲁智深“率性而行，不拘小节，方是成佛作祖的根基”（第十五回总评）。从这个标准品评人物，李卓吾对宋江便多贬抑语，说宋江“奸诈”、“假道学”。金圣叹亦然，称李逵“一片天真烂漫”（《读第五才子书法》），“鲁达为人，一片热血直喷出来”（第二回前评）。对于宋江，金圣叹更是不惜改动原文，以便显示其虚伪，表示深恶之。对比李卓吾与金圣叹对上述人物的评语，可以说一脉相承。李卓吾虽然以“征辽”、“征方腊”两事，表明梁山好汉之“忠义”，但他对梁山好汉招安以后的部分，从小说艺术的角度评价很低，说“征辽”之斗阵“竟同儿戏”，其中所写“玄女娘娘相生相克之说，此三家村死学究见识。施耐庵、罗贯中终是史笔，此等处便不材矣”（第八十八回回后总评）。第九十八回评曰：“文字至此，都是强弩之末了，妙处还在前半截。”金圣叹删去后半截，固然有其“去忠义”即不让强盗以“征辽”、“征方腊”而有“生封侯而死庙食”之荣的用心，但也可能有受李卓吾批评这后半截文字为“低品”的启发的因素在内，至少也可以说是殊途而同归，结果是一致的。
金圣叹受李卓吾的影响、启发而批评《水浒传》，却又不指名地批评李卓吾的“忠义”之说。明眼人一看便知他批评“忠义”之说，连同他评点中的诸般矛盾，以及假托自得古本而擅自删改小说，可以说是没有了李卓吾的锋芒，但却较之狡黠，善于躲躲闪闪，使人吃不透。然而有一点是不容忽视的，也可以说是最大的成功，就是就李卓吾所提出的关于小说本体、小说创作的论点，做了深入细致的发挥，发展了小说批评理论，其价值远远超过对《水浒传》这一部小说的阐释和评论。这是个大题目，研究者已做过许多论述，这里就从略了。
（原为《水浒传》山东文艺出版社整理本《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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