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水浒传》作者施耐庵的问题又引起了文史界的广泛注目。这是由江苏省兴化、大丰两县又发现了一些据说是有关施耐庵的文物资料引起的。
这是个由来已久的老问题。虽然“水浒”故事流传甚早，但《水浒传》的刊行和广泛流传却是始自明代嘉靖年间，早期的几种版本的署名又不一致，或署罗贯中，或署施耐庵，或并署施、罗二公，而前此并无任何记述施耐庵的文字，此后的文字也极简略，且多臆断之词，不足为据。所以人们无从知道施耐庵是何时何地的何许人物，有人甚至怀疑实有其人。
1952年冬，《文艺报》公布了近人所修《兴化县续志》中收录的署名王道生的《施耐庵墓志》、兴化县《施氏族谱》中所载淮南一鹤道人杨新撰写的《故处士施公（让）墓志铭》等材料。《施耐庵墓志》说：“公讳子安，字耐庵，生于元贞丙申岁，为至顺辛未进士，曾官钱塘二载，以不合当道权贵，弃官归里，闭门著书”，“先生之著作，有《志馀》、《三国演义》、《隋唐志传》、《三遂平妖传》、《江湖豪客传》（即《水浒》）。”《故处士施公（让）墓志铭》说：“先公耐庵，元至顺辛未进士，高尚不仕。国初，征书下至，坚辞不出，隐居著《水浒》自遣。”由于其中有明显的破绽，大多数研究者不予置信，譬如元至顺辛未年并没有举行进士考试，施耐庵何以能是至顺辛未科进士呢？《施耐庵墓志》作者王道生自谓施耐庵“殁于明洪武庚戌岁（1370），享年七十有五。届时余尚垂髫”，可见他不大可能活到景泰初年（1450），可是他却把嘉靖间人田汝成的《志馀》，即《西湖游览志馀》，以及嘉靖以后方才刊行为世所知的《三国演义》、《隋唐志传》、《三遂平妖传》等演义小说，都列为施耐庵的著作，而且《三国演义》、《水浒》还都是更晚出的名称，显然是太荒唐了。另外还有一些不合情理的地方，这里就不列举了。
由于这些材料很不可信，所以解放后的几部中国文学史、小说史，都未采用其说。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中说：“关于施耐庵，没有什么可靠的历史记载。”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中国文学史》中说：“施耐庵大约是和罗贯中同时的人。他的生平事迹不得而知。”
近几年来，也有一些研究者对施耐庵的问题做过一些探索，但都不过是补证前人已经提出过的几种看法：一是坚持认为王道生的《施耐庵墓志》是可信的，如刘冬的《施耐庵探考》等；一是认为施耐庵实无其人，不过是明嘉靖时官僚武定侯郭勋或其门下士之托名，如戴不凡的《小说见闻录》中之《疑施耐庵即郭勋》等；一是认为施耐庵为元末人，可能就是曲家施惠，如王利器的《〈水浒全传〉是怎样纂修的》。由于皆无确证，所以也只能是各备一说，未能为广大研究者接受。文史界对兴化、大丰两县新发现的一批文物资料非常关注，是很自然的事情。人们都希望有确凿的资料，来解开中国文学史上的这个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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