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们就完全摆脱掉对于历史的考察，回到文学批评上来，对于《三国演义》中的曹操，作为艺术形象的曹操，做一番文学的分析。在这儿，重要的不是曹操，而是曹操的性格。本节的目的，就在于揭示曹操性格的实质和意义。
《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在我国古代以至近代广大人民的生活中的作用，是十分广泛、巨大的。不管是什么样的人，仿佛都像是正确地把握了曹操这个名字的文学意义，可以随便而无错误地用它来形容人、批评人、咒骂人：心计多的人，是曹操；疑心重的人，是曹操；忘恩负义的人，是曹操；狡猾奸诈的人，就更是曹操了。总之，“曹操”这两个字，几乎成了坏人恶德的代名词。这，不正是一个艺术形象成功、不朽的标志吗！
在《三国演义》中，曹操的确是被创造得最成功的艺术形象之一。即使在中国整个古代文学领域里，也很难找得到第二个被创造得这样成功、这样充分、这样深刻的否定形象——封建时代的政治家、野心家的形象。它完全可以列入世界文学中光辉不朽的艺术形象的行列中去，与莎士比亚的马克白、普希金的波利斯·戈都诺夫等并肩站立而毫不逊色。并且，它的产生，比莎士比亚的马克白还早二百多年哩！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三国演义》即使仅创造出了曹操这一形象，也就够伟大、不朽了。
我们说《三国演义》中的曹操是一个伟大、成功的艺术形象，绝不仅仅由于它曾是一个坏人恶德的标志，在它上面集中地写出了封建统治者的许多的恶行恶德。曹操，不是一个简单的大坏蛋，不是一个恶行恶德的容器，而是一个活的、性格复杂而又统一的人物。尽管《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在创造这个人物形象的时候，尽可能多地使用了魏晋以来的许多稗史小说、故事传说中曹操的那些酷虐狡诈之事作为素材。但曹操这个形象却绝不只是那些酷虐狡诈之事的机械的堆积。罗贯中用自己的艺术才能和艺术劳动，使这许多酷虐狡诈之事，不仅连贯了起来，而且具有了内在的统一性、和谐性和巨大的说服力，使这个非常复杂而丰满的人物形象，达到了典型的高度，创造出了一个鲜明的个性化的性格，而这个性格又体现着那一类人的共同的特征。
《三国演义》写了曹操的一生，从孩提之时直到死亡。他一生都在活动着、斗争着。封建时代的英雄的事业心、权势欲，政治上的阴谋野心，旺盛的精力，卓越的政治和军事的才能，圆熟的政治斗争的手段，使他先后战胜了许多的敌手，成为了一个“挟天子，令诸侯”的权臣。皇帝在他手里只不过是一个可怜的傀儡；皇帝的宝座随时随地都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拉到自己的屁股下面来。在他一生的所作所为、立身行事里，都贯串着一个基本的东西，也就是所以获得胜利的主观方面，个人性格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便是：奸诈。这也就是说，曹操从小到死所做的那许多大大小小的事情，坏的，或者不太坏的，甚而好的，总之，各式各样的，其表现方式也彼此各异，但都是从这一个根里生发出来的。
譬如，曹操在幼年时，为了不让父亲听信叔父的话，曾干过这样一件事情：
操有叔父，见操游荡无度，尝怒之，言于曹嵩。嵩责操，操忽心生一计：见叔父来，诈倒于地，作中风之状。叔父惊告嵩，嵩急视之，操故无恙。嵩曰：“叔言汝中风，今已愈乎？”操曰：“儿自来无此病；因失爱于叔父，故见罔耳。”嵩信其言。后叔父但言操过，嵩并不听。因此，操得恣意放荡。
——《三国演义》第一回
这显然不是十分恶劣的事情，最多只能说是一种可恶的顽皮。再如，他曾谋杀董卓，但当他在董卓背后抽出宝刀，恰待要刺的时候，不想却被董卓从衣镜中看到了，在这千钧一发之间，他机变地持刀跪下，口称献刀，接着便赚了吕布的好马急忙逃走了。这自然更不是什么坏事情了。然而，就是在他这些行为的机变里面，已经包孕了奸诈的种子，而且，这也正是他的性格的起点。
曹操的性格，自然不是曹操他这个人生来具有的，而是他生活、活动于其中的那个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特定环境的产物。“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具有的抽象物。实际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第5页）《三国演义》所展示出来的封建时代充满了尔虞我诈、相互倾轧的极其尖锐、复杂的政治斗争，便是产生和培育曹操性格的土壤。
《三国演义》虽然是被一定浓厚的封建正统观念所笼罩着，但它毕竟是反映了一定真实的历史内容，反映出了封建时代的政治斗争的极其复杂的面貌，揭示出了这种政治斗争的实质，是各式各样的政治家、野心家在一种膨胀的权势欲的支配下，对于皇帝的宝座——封建的统治地位和权力的争夺。皇帝的宝座，并不是什么上帝赐给某个特殊的家族的神圣不可亵渎的东西。封建社会的所谓禅让，也只不过是用庄严美丽的外衣掩盖起了血泪的掠夺罢了。这种斗争，渗透进了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连家庭、朋友、婚姻以及其他一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毫无例外地被卷入了斗争的旋涡，服从斗争的需要，甚至成为了斗争的工具。在这种斗争中，“在对他人的关系上表现纯粹人类感情的可能性”，已经少得可怜了，都不能不受到权势争夺的利害关系的修正、歪曲。曹操早期性格中的那种机变，在那样尖锐、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在那种尔虞我诈、相互倾轧的权势的争夺中，便不能不更畸形地发展，变成为无限的狡猾和奸诈。《三国演义》写出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
不仅在《三国演义》中，就是在中国古代文学中所有的否定形象中，甚至在古代封建社会里所有的统治者、政治家中，也很难找到一个比曹操更狡猾奸诈的人物了。但是，在他们身上，在他们的立身行事里，却都可以找到某种程度的曹操的性格，曹操的性格是封建时代里政治家的品质和精神面貌的一个本质方面的最集中、最充分、最典型的反映。曹操狡猾奸诈得的确是神鬼莫测，有时简直是有些反常。例如，当他在赤壁之战中被周郎一把烈火烧得“樯橹灰飞烟灭”，自己带着一群被烧得焦头烂额的将士狼狈逃窜的时候，他却接连几次哈哈大笑；而在消灭了北方最大的劲敌袁绍的时候，却在凯歌声中亲往因失败悲愤而死的袁绍墓前设祭，“再拜而哭甚哀”。这是因为他处处地都在玩弄权术。如果说在“割发代首”那一件事情上，他那老奸巨猾的样子还表现得有点可爱；那么在杀仓官王垕那一件事情上，他那种阴险毒狠的政治手腕，就实在是令人可恨了。借刀杀人，更是曹操的拿手好戏。如果说他对把他骂得个狗血喷头的祢衡的处置，欲借刘表之手以杀之的办法还有些笨拙，终被刘表看出；那么官渡之战之后对有大功的许攸的狂妄言行的有意纵容，假许褚之刀以杀之的手段，就实在高明之极了，真可谓神不知，鬼不觉，就连今天粗心的读者也会被他骗过的。再如，当耿纪、韦晃等在许昌谋反被镇压下去之后，曹操是这样处理善后的：
曹操于教场立红旗于左，白旗于右，下令曰：“耿纪、韦晃等造反，放火焚许都，汝等亦有出救火者，亦有闭不出者。如曾救火者，可立于红旗下；如不曾救火者，可立于白旗下。”众官自思救火者必无罪，于是多奔红旗之下。三停内只有一停立于白旗之下。
看来，曹操是多么赏罚分明呀！但谁料想：
操教尽拿立于红旗下者。众官各言无罪。操曰：“汝当时之心，非是救火，实欲助贼耳。”尽命牵出漳河边斩之，死者三百余员。
——《三国演义》第六十九回
这就是为了消灭自己的敌对者，他宁错斩一百，也不肯漏掉一人。奸人杀人，也有自己的与众不同的妙方。
对于老百姓，曹操也是有办法的。例如当他征袁绍的时候，有些聪明人“箪食壶浆以迎之”，曹操高兴极了，不仅对他们极表歉意，说什么“吾军士惊扰汝乡，吾甚不安”，并且还号令三军：“如有下乡杀人家鸡犬者，如杀人之罪！”（《三国演义》第三十一回）但，曾几何时：
曹操追（袁谭）至南皮，时天气寒肃，河道尽冻，粮船不能行动。操令本处百姓，敲冰拽船。百姓闻令而逃。操大怒，欲捕斩之。百姓闻得，乃亲往营中投首。操曰：“若不杀汝等，则吾号令不行；若杀汝等，吾又不忍。汝等快往山中藏避，休被我军士擒获。”百姓皆垂泪而去。
——《三国演义》第三十三回
毛宗岗批得好：“己则放之，而复使军士获之。则曰杀人者，军士也，非我也。奸雄之极。”他又说：“曹操有时而仁，有时而暴。免百姓秋租，仁矣；而使百姓敲冰拽船，何其暴也。不杀逃民而纵之，仁矣；又戒勿为军士所获，仍不禁军之杀民，何其暴也。其暴处多是真，其仁处多是假。”这不是封建统治者对待人民的欺骗态度吗！
曹操的性格在用人这一点上表现得也特别鲜明、突出。谁也不会否认，曹操是非常爱才、重才的，甚至可以说是不下于知人善用的刘备。但是，二者毕竟是不同的。曹操有时的确是礼贤下士、爱才如渴。如在官渡战役中，听说正在袁绍处为谋士的敌人许攸来见，高兴极了，“不及穿履，跣足出迎，遥见许攸，抚掌欢笑，携手共入，操先拜于地”。表现得何其热情、有礼！对于徐庶，竟不惜采用最卑劣的手段，硬弄到自己方面来。他为争取一个人，有时甚至可以付最大的容忍、最高的奖赏、最显赫的爵位，如对关羽。当人死了后，他也会表示深切的哀痛，采用最盛大庄严的葬礼，甚至在后来怀念起来的时候，也会号啕大哭，如对郭嘉、典韦。然而，这一切都是为了一个目的：争取更多的有才干的人为他竭诚尽忠地出力报效，扩大自己的势力。任何一个人，如果对他已经没有了什么用处，或者已成为了他满足权势欲、发展自己的权势的妨碍的时候，他就要不客气了，甚而必置之于死地而后已。如对关羽，他开始是何等的赏识、尊敬、礼遇和忍让，而最后竟恨入骨髓，当孙权使人送来关羽的首级，他无限欢喜地说：“云长已死，吾夜眠贴席矣！”就连为他出过大力、立过大功的荀彧、荀攸等人，最后也都没有逃脱他的魔掌。
在曹操对他人的关系上，仅只看到上面指出的这一点，那是非常不够的。这也就是说，如果你真的认为曹操对待他人的态度，无论欢迎、喜爱、怀念、哀悼，都是真挚的感情的表露，那就太天真了。就拿哭来说，它并不是对死者的哀悼，而是对活人而发的。在《第一才子书》第五十回批语中，毛宗岗曾发表了如下的一段颇精辟的意见：“曹操前哭典韦，而后哭郭嘉。哭虽同，而所以哭则异。哭典韦之哭，所以感众将士也；哭郭嘉之哭，所以愧众谋士也。前之哭胜似赏，后之哭胜似打。不谓奸雄眼泪，既可做钱帛用，又可做梃杖用。奸雄之奸，真是奸得可爱！”在曹操身上，就连喜、怒、哀、乐这些人类感情的表现形式，也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了。
自然，当曹操有了无上的权势的时候，他的这种狡猾奸诈的性格，也就会受到一些修正，而变得朴实、单纯些。因为，这个时候他已经不需要更多的顾忌、掩饰了；即使你看清楚了他的所作所为的实质，并对他有所不满，反正也无力和无法再动摇他已经取得的权势和地位。所以，进为魏王以后的曹操，在某程度上讲，已经成为了一个专横暴虐的顽固独夫。这是他的性格的发展。但是，曹操毕竟是曹操，即使他处在了这个时候，他也未完全失掉他性格的基本的核心——奸诈。最突出的表现便是，他毕竟没有丢开他手中的那个傀儡——汉献帝，而自己做起皇帝来，临死前还说什么：“苟天命在孤，孤为周文王矣。”
曹操，不是一个罪恶的容器，不是奸诈这一个形容词的符号，而是一个活的、丰满的人物形象。他聪明，有才干，并还有文采，赤壁江边的“横槊赋诗”，更是历代封建统治者所罕有的风流韵事。但这一切也并非与他的性格完全无关。这一切不仅是他性格的补充，而且还是促其形成和发展的因素。正是因为他有很高的才智，懂得许多的历史知识和生活道理，才促使他这种奸诈的性格，得到了高度的发展。“奸”和“雄”，在曹操身上是相辅相成的。缺少了其中的一个，那也就不成其为曹操了。
《三国演义》还极为深刻地写出了曹操性格的怯懦的一面。一个恶人，尽管他有着的是一种多么积极活动的性格，也尽管他的灵魂是多么丑恶和强大，但是，在他的充满了罪恶感的灵魂的深处，总是有着怯懦的一面，对于周围世界总是怀着莫名的疑猜和恐惧。这种对周围世界、周围的人的疑猜和恐惧，就是曹操奸诈性格的一个侧面——狐疑万端的基础。这一方面，在他睡中杀近侍那一件事情上，表现得非常明显、深刻。这种怯懦一面的最高的发展，便是他临终前的罪恶灵魂的破产：他恍惚地看到许多被他害死的人的冤魂，像董贵妃、伏皇后等，出现在他的面前，向他来索命。这些虽然是幻想性的情节，但对曹操的性格说，却有着现实内容。
《三国演义》中的曹操，便是这样的一个人物，一个复杂丰满、和谐统一而又极为深刻的艺术形象。它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极其复杂的政治斗争中的产物。它鲜明地反映出了封建社会的统治者、政治家的品质和精神面貌的本质的一个侧面。
《三国演义》中的曹操，作为艺术形象的曹操，对于历史人物曹操来说，显然是不真实的，虽然前者是根据后者所创造出来的。如果完全根据《三国演义》中的曹操来评价历史人物曹操，那就完全错误了。因为，这就抹杀了曹操在中国古代社会发展中的积极的作用。过去的人把历史人物曹操与《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完全等同起来，那是由于过去人们的时代、阶级的局限性和对于历史认识的局限性所造成的。作为今天具有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的文艺观点的人来说，就不应该再犯那种错误了。对于三国时代的曹操，应该还他以完整的本来的面目。但是，《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却有着另外不同的意义和价值。它是曹操那一类的人物——封建时代的统治者、政治家的品质和精神面貌的特定侧面的更概括、更集中、更本质、更典型的艺术反映。它虽然不可以帮助我们正确认识三国时代的历史人物曹操，但却可以帮助我们去认识过去时代的所有的曹操，过去时代的无数多的人们身上的曹操。对于整个的《三国演义》，虽然情况更比较复杂些，但也可这样来看待：它对认识那个具体的三国时代，是不完全科学的，但对认识过去的封建社会，却是有意义的。
对于历史小说来说，自然就不能不牵扯到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的问题。我们认为，对今天持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的作家来说，二者应该是一致的，他写的历史小说的历史价值和文学价值，认识价值与美学价值，应要求尽可能地和谐统一。但是，对于过去时代的作家，就不应该做这样的要求了，对于他用历史题材写的小说，也不应该要求它具有科学地认识和再现那个特定的历史时代的价值。完全可以从文学的角度，像对待一般文学作品一样地对待它。如果说，我们对于过去时代的历史人物，不应要求过高，那么我们对过去时代的受着时代、阶级、认识和文学发展阶段的种种限制的作家，又怎能做过高的要求呢？
鲁迅先生对于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和它的模特儿的关系的问题，曾发表过这样一段精辟的意见：“纵使谁整个的进了小说，如果作者手腕高妙，作品久传的话，读者所见的就只是书中人，和这曾经实有的人倒不相干了。”（《鲁迅全集》第六卷第423页）这自然指的是一般的小说。但对于《三国演义》中的曹操，我觉得，也不妨作如是观。一句话，肯定了历史人物曹操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只要向群众解释清楚了，就不一定非打倒《三国演义》，毁灭掉曹操这个艺术形象不可。
（原载《山东大学学报》195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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