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年，一次应邀到一所艺术院校去作《红楼梦》的讲演，驾车接我的是一位青年司机。途中，他突然将了我一军：“你是研究《红楼梦》的，请问一下：贾宝玉是不是曹雪芹？”这可是触及到了红学中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当面提问，我无法回避，拒绝回答是不礼貌的，于是灵机一动，回答曰：“贾宝玉不是曹雪芹，又是曹雪芹。”他大概觉得我的回答是模棱两可的，不解决问题，表明我也说不清楚这个问题，也就不屑于再追问下去了。说真的，当时我确乎未作深思，有点搪塞之意。后来细细想来，觉得这种回答是有道理的，恐怕只有这种回答才比较符合《红楼梦》的实际。
“贾宝玉即是曹雪芹。”这是自传说的核心论点。提出自传说者，依据他们新发现的曹雪芹的家世资料，及其友人敦敏兄弟诗集中的有关篇什，看出《红楼梦》所写的贾府与作者曹雪芹之家类似，“书中的贾府与甄府都只是曹雪芹家的影子”，从而认为“这部书是曹雪芹的自叙传”，“曹雪芹即是《红楼梦》开端时那个深自忏悔的‘我’！即是书里的甄贾（真假）两个宝玉的底本！”由此又向前一推，于是有了“贾宝玉即是曹雪芹”之论。
自传说有没有合理的成分？有。自传说依据的是确凿无疑的作者家世的历史资料，接触到了实际存在而非臆造的作者与作品、曹雪芹与他创造出来的小说人物的关系问题，这就将《红楼梦》的评论从以往的索隐派用比附法臆断小说的微言大义的泥淖中解脱了出来，贴近了《红楼梦》的创作实际。所以，连当时在作中国小说史的鲁迅也基本肯定了自传说，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的讲稿中说：“《红楼梦》一说，说是大部分为作者自叙，实是最为可信的一说。”
自传说又有明显的缺陷。提出自传说者获得了一些确实的曹雪芹的家世和事迹的资料，但却只是与《红楼梦》的内容作了极简略的对照，便匆忙立论，将《红楼梦》里的贾府与曹雪芹之家，将曹雪芹与他笔下的小说人物贾宝玉，混同了起来，这就把《红楼梦》的创作简单化了。作为文学作品的小说和作家的传记、回忆录，两者与现实的关系是不同的。尽管有的小说取材于作者亲身经历过的生活，《红楼梦》可以归入这一类；但也经过作者头脑的艺术发酵，发生了变形，并不就是仅仅变换了一下姓氏、名字的作者生活的摹本。《红楼梦》也是这样。譬如说，曹雪芹和贾宝玉不同，他没有一位姐姐做了皇帝的妃子，只有过一个姑姑嫁给了镶红旗世子，做了福晋；曹雪芹家曾有过四次接驾的荣耀，却没有过《红楼梦》中写到的那种贵妃归省的场面。熟悉曹雪芹的脂砚斋评曰：“借省亲事写南巡，出脱心中多少忆惜（昔）感今。”只此一节，便可见原来的事实到了小说中已发生了变形，意义自然也就不同了。即便是这样的事例，能揭出者也并不多。所以，后来鲁迅先生不再赞同自传说；俞平伯也觉察到了自传说之不妥，在《读红楼梦随笔》中说：“他们把假的贾府跟真的曹氏并了家，把书中主角宝玉和作者合为一人；这样，贾氏的世系等于曹氏的家谱，而《石头记》便等于雪芹的自传了。这很明显，有三种的不妥当。第一，失却小说所以为小说的意义。第二，像这样处处粘合真人真事，小说恐怕不好写，更不能写得这样好。第三，作者明说真事隐去，若处处都是真的，即无所谓真事隐，不过把真事搬了个家而把真人换上姓名罢了。”
从这个角度讲，贾宝玉不等于曹雪芹，贾宝玉是曹雪芹创造的小说人物。
但是，仅仅作如是观还是不够的，曹雪芹和贾宝玉之间还有另一层关系。
曹雪芹作《红楼梦》，与以前的施耐庵作《水浒传》、兰陵笑笑生作《金瓶梅》，与以后的李伯元作《官场现形记》、曾朴作《孽海花》，显然是不同的。不同处之一，就是曹雪芹是取材于他亲自经历过的、与其身世休戚相关的、使他精神上非常苦恼的生活。敦敏、敦诚诗中屡有“秦淮旧梦人犹在”、“废馆颓楼忆旧家”、“秦淮风月忆繁华”一类的句子，就透露出个中的消息。而其他几种小说则不然，所写之人事与作者身世没有切身的关系。《红楼梦》开端有一段文字：“作者自云，因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而撰此《石头记》一书也。……”第一回回目叫做“甄士隐梦幻识通灵”，回中虚构了一块“无才补天，幻形入世”的玉石，作为小说的缘起。小说情节正式展开之后，贾宝玉便带着缘起中交代过的那块通灵宝玉登上了《红楼梦》的舞台。从作者生活之实，经过一番寓意的幻化，而后变成小说图像，这岂不正显示着《红楼梦》创作的底蕴，也喻示着作者曹雪芹与小说人物贾宝玉之间的一种特殊关系？
在《红楼梦》里，贾宝玉与其他的人物不同，其他的人物只是在表现着自己，而贾宝玉固然也是在表现着他自己，但在他自己的表现中，又往往表现着别人。他占据着《红楼梦》里多种人物系列的中心地位，对贾府发生的许多事情，往往有所思索、诠释和评论，自然他更关注的是那些青年女子的不幸。鲁迅说得好：“在我的眼下的贾宝玉，却看见他看见许多死亡”（《〈绛花洞主〉小引》），“先有可卿自经；秦钟夭逝；自又中父妾厌胜之术，几死；继以金钏投井；尤二姐吞金；而所爱之侍儿晴雯又被遣，随殁。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之者，独宝玉而已”（《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四篇）。这就是说，贾宝玉不只是自己的悲剧的承受者，而且是别人的悲剧的见证人，是他敏感地觉察到了整个生活就充满了悲剧。这独“呼吸而领会之者”的背后，岂不正是作者自己！
对于曹雪芹和他笔下的贾宝玉的关系，舒芜的《说梦录》中有一段比喻性的说明：“曹雪芹笔下的悲剧，又是通过贾宝玉的眼睛才看得出来的”，“曹雪芹的眼睛，当然并不等于贾宝玉的眼睛。但是，借用电影术语来说，可以说一部《红楼梦》，主要都是从贾宝玉的角度拍摄的‘主观镜头’。曹雪芹的眼睛如果是摄影机，贾宝玉的眼睛就是这部摄影机所取的‘主观镜头’的拍摄角度”。这个比喻性的说明，还是比较审慎的，并不过分。我觉得不妨把话说得更简单明了一点：《红楼梦》中贾宝玉的心灵，其实就是小说化、诗意化了的作者曹雪芹的心迹。两者自然不能等同起来，内容和形式均有差别，但其间的这种关系却是不能忽视或抹杀的，忽视了或抹杀了，有许多问题就不好解释了。
我并不认为文学作品中以正面形象出现的主角，都与作者有这种关系，也就是说都反映着作者的心迹。这有多种情况，有的是，有的不是。郭沫若在其剧作《蔡文姬》的序言中说：“法国作家福楼拜，是有名的小说《波娃丽夫人》的作者，他曾经说：‘波娃丽夫人就是我！——是照着我写的。’我也可以照样说一句：‘蔡文姬就是我！——是照着我写的。’”关于福楼拜的情况，我不甚了然，没有发言权；而对郭沫若说这番话的底蕴，却颇有点心领神会。第一，他自己已经说明：“我写这个剧本是把我自己的经验融化在了里面的”，“其中有不少关于我的感情的东西，也有不少关于我的生活的东西。不说，想来读者也一定觉察到。在我的生活中，同蔡文姬有过类似的经历，相近的感情”。第二，他自己没有说明，但却不容置疑的是，他写这个剧本的目的是为曹操翻案，而这一题旨正是通过剧中蔡文姬的命运、心态和她颂扬、感激曹操的语言，充分有力地表现出来的。依此，主要据自己的生活经验而作成《红楼梦》的曹雪芹，就更有资格说：“贾宝玉就是我！”
这并非是重复自传说，而是自传说的否定之否定。从事实行迹的角度说，贾宝玉不等于曹雪芹，不能说“贾宝玉就是曹雪芹”，自传说是不对的。而从性情心迹的角度说，曹雪芹倾力塑造的贾宝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自己的生活经验、感受和对生活的诠释、评论，也可以说贾宝玉是书中小说化了的曹雪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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