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这本《孔尚任年谱》初成于一九六一年，次年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至今已经二十馀年了。

嗣后不久，孔尚任及其《桃花扇》遭到了厄运，“文化大革命”期间更遭到了灭顶之灾，《桃花扇》成了反动戏曲，孔尚任也自然成了反动文人。我的《孔尚任年谱》也顺理成章地成了为反动文人树碑立传的毒草。那时是不容有任何异词的。我的研究兴趣也就冷了下来，决心不再涉入这个禁区，便将这本年谱及为制作这本年谱所搜集的资料，完全丢在了一边，让耗子去批判了。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学术空气活跃了，对孔尚任及其《桃花扇》的研究、评论，重新开展起来。近几年来，国内外都有人当面或者来函向我索取《孔尚任年谱》，以备参考。可是，我手头仅有的一本，还是“文化大革命”后从一位老同学那里讨还的，根本无法奉赠。武汉师范学院的李悔吾同志曾对我说：他们研究室的研究生撰写毕业论文，需要参考《孔尚任年谱》，可是却借不到，只好花二十多块钱从外地复印一本。所以不少同志建议我再修订一下，重新出版。

近几年来，我虽然由于教学任务较繁忙，无力顾及孔尚任的研究，但在平时读书中还是偶有所得，便记录下来，其中就有以往不甚了然的情况。如，我看到了两件康熙三十六年九月十七日的封诰，一是授孔尚任为承德郎，一是封孔尚任妻秦氏为安人。这也证实了孔尚任在《桃花扇本末》首条中所提到的秦光仪，那位最早向孔尚任讲述南明弘光遗事的人，确实是他的岳父，其人还曾随孔尚任到淮扬参加了疏浚下河的工务。特别是有的研究者多年留心搜求，陆续发现了一些过去不曾为人所知的资料，仅孔尚任的佚文就有近四十篇，其中最有价值的要算是北京刘辉同志从张潮《友声》各集中辑出的孔尚任的二十封书信。新资料的发现，为进一步地了解孔尚任其人其事提供了更多的根据，也重新引起了我对孔尚任及其《桃花扇》的研究兴趣。所以，我便利用课馀的时间，对《孔尚任年谱》作了一番补充、修订。

二

学术界对孔尚任其人的认识、评论是有分歧的。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因为每个评论者总是会将他所了解的、他认为重要的那个侧面、那部分内容，当作评论的主要依据，从而形成了自己的认识。这里，我也谈谈个人在修订这部年谱当中对谱主其人的几点再认识。

一、每个人都是生活在一定历史环境中，是在那种历史社会环境所提供的条件、机遇下进行自己的活动的。孔尚任生活于清代初期，他降生的时候，清王朝已建立了五年，曲阜一带已建立了清王朝的地方政权，衍圣公府也接受了清王朝的封号。然而，江南广大地区仍在打着明王朝的旗号，进行抵抗，一直延续了二十馀年之久。各地都有一些明王朝的官吏、有科举功名的士人，栖息乡里，不敢反抗，不得不接受清王朝的统治，却怀有程度不同的亡国之痛。孔尚任的父亲孔贞璠及其族兄孔尚则、孔尚达等就是。木皮散客贾凫西虽一度被挟迫补官，但其心情却如大诗人吴梅村一样，颇感不安，旋即辞归。这两个方面对孔尚任都有影响。他生于清代，未沾明王朝的皇恩，也就根本不存在失节问题，他可以出仕，而且也努力争取出仕，困于场屋，还卖田纳粟捐为一名国子监生；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被康熙皇帝看中，破格授为国子监博士，就更是感恩戴德，表示要图犬马之报；后来便做了十五六年的京官，直到被谪官后，仍然对皇帝抱有“赐环重召”的幻想。所以，说孔尚任有反对清王朝的思想是不符合实际的。然而，他毕竟是生于明清易代之际，幼年时期父兄辈关于亡国之悲的谈吐，以及他们的那种心理、情绪，对他也留下了一些影响。从他二十馀岁时写的《木皮散客传》看，他对贾凫西就怀有由衷的敬意，对曾一度奔走冀鲁豫各处联络声息，从而为清廷追捕的徐州名士阎尔梅的事迹，也是了解的。如果说，康熙的幸鲁，对他的破格提拔，冲淡了、挤掉了遗民们在他头脑中留下的影响，那么淮扬治下河三年，由于朝议龃龉，工程时起时停，他处于闲散、困苦的境遇中，客观上又使他与扬州一带的遗老们发生了广泛的接触，结识了如皋的冒襄、黄冈的杜濬、流寓泰州的许承钦、南京的张薇，以及顾炎武的挚友王弘撰等极有声誉的遗老，乐于倾听他们缅怀往事，也每每为之感动，这就又一次受到了遗老们的思想情绪的影响，而且较幼年时期所受到的影响更深更重，所以他在瞻明太祖故宫、拜明孝陵的诗中，对明故宫的被破坏，明孝陵的荒芜，表现了那么一种悲痛心情。应当说，拥护清王朝，也希望在新王朝中取得功名，与对明王朝的灭亡感到惋惜、悲哀，在孔尚任身上是同时并存的。这并不奇怪，这正是清王朝取代明王朝后，吸收汉族地主阶级文人参加政权，并且日益巩固的现实，在部分汉族文人头脑中的反映。

二、孔尚任与康熙皇帝的关系，是值得注意的事。孔尚任一生的升沉荣辱，与这位精明而确有作为的皇帝是有着直接关系的。康熙二十三年冬天，康熙帝到曲阜祭孔子，孔尚任被推举为御前讲书人员，康熙很满意，命他和衍圣公一起导驾遍览林庙圣迹，接着吏部就遵照皇帝的旨意，不拘定例，任命孔尚任为国子监博士。这并不仅仅是因为他有才学，更主要的是因为他是一位“圣裔”。康熙亲临曲阜致祭，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在于“阐扬文教，鼓舞儒学”，实际上就是要用孔子在汉族人心目中的崇高形象，以及由孔子创始的那套长期在中国的政治、道德和学术领域起着支配作用的思想理论，来维系人心，维护清王朝的统治地位。康熙对孔尚任的赏识、优容垂顾和破格任用，只不过是他表示尊孔重道、鼓舞儒学的一种具体做法。他要求孔尚任的，自然是能够起到阐扬圣道、辅助“王化”的作用，至少也应当规规矩矩地有个“圣裔”的样子。孔尚任到北京做国子监博士的第二年，康熙又命他随工部侍郎孙在丰去淮扬疏浚下河，恐怕就是有意给他个增长些做官的实际阅历和在仕途上迅速升迁的机会。可是，孔尚任辜负了皇帝的美意，他虽然在离京时有解生民之疾苦、报皇上知遇之恩宠的抱负，但当下河应疏浚与否发生了争议，乃至结成狱案，工程不能顺利进行之后，他却饶有兴致地去结交骚人墨客、酒徒狂夫，时时宴饮酬唱，更与那些故老遗民，情同胶漆，多谈兴亡之事，虽不失风雅，却不够庄重，与其圣裔、使臣的身份颇不吻合。从淮扬返京后，又做了多年的国子监博士，官微俸薄，十分清闲，在京华红尘中逐渐产生了被冷落之感；有些差不多和他同时入仕的人已进入了台省，而自己却“坐破旧青毡”，“浮沉忽十年”，便不免有些牢骚。“十年南北似浮家，名姓何人记齿牙？”（《晚庭》）不难理解，这话中就包含着埋怨皇帝的意思：当初曾示以眷宠，破格提拔进官僚的行列，何以现在却丢在清冷的位置上不闻不问了？当时，朝廷中的党争正斗得火热，相互倾轧，时有翻覆，虽然事不关己，可以“独歌不逐吠”，但他也从中看到了官场的险恶，所以便“渐觉名心如佛淡，顿教老兴入诗浓”（《长至日集观音庵，同顾天石、林桐叔、王汉卓、陈健夫、李苍存论诗联社》）。除了和同僚唱酬，更多的是同一些流寓京师的失意的骚人墨客结社联吟，年年花朝社集，清明东皋赏杏花，上巳城南修禊，重九日黑窑厂登高，转为户曹后，依然如此。他还热衷词曲，先和顾彩合作了《小忽雷》传奇，后又埋头创作了《桃花扇》传奇。《桃花扇》传奇写的是南明遗事，题材本身就带有明显的政治性，引人注目，康熙朝的《明史》案和《南山集》案，就说明了这个问题。精明的康熙皇帝获悉孔尚任作成此剧，王公缙绅竞相借抄，立即命内侍索去一本观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次年春天，《桃花扇》在北京上演，轰动朝野，康熙也不能没有耳闻。《桃花扇》虽无悖逆之词，但却能唤起人们的历史回忆，令那些胜国遗老生亡国哀思。作为皇帝特别拔用的官员，孔尚任耽于词曲，至少是没有把心思放在政务上，更谈不上鞠躬尽瘁了。作为一位圣裔，孔尚任不以究明经义、阐发圣道为己任，却喜词曲小道，也该算是舍本逐末吧！这便使康熙皇帝大不以为然，感到孔尚任有违圣衷，有负皇恩。这恐怕就是孔尚任被谪官的根本原因。又正是由于孔尚任是康熙亲自拔用的，又是圣裔，也不便于公然加罪，便含糊其词地示意户部罢了孔尚任的官。所以，孔尚任的罢官便成了一件不明不白的疑案，有人认为是“事在莫须”，孔尚任还以为是为谗言中伤，还滞留京中两年多的时间，期待弄明真相，澄清事实，重新复官，结果只能是失望地归去来兮。直到返回曲阜后，孔尚任仍未死心，他还曾在康熙第四次南巡路经济宁州时，随衍圣公孔毓圻前往迎驾，冀有赐环重召之遇，自然也是失望而归，感慨地说：“耕耘未足供亲膳，姓字偏劳记御舟。尽道君王能造命，冯唐头白未封侯！”（《归家夜坐》）这表明他最后也没有理解他升沉荣辱的底蕴，也不了解是他的行为，包括《桃花扇》的创作，使他失去了康熙皇帝的欢心。

三、在客观的历史环境所造成的具体情况下，一个人如何表现自己，又与其本人的思想、情趣和理想有关系。孔尚任是孔子的后裔，他也以此为荣，并且也不怀疑儒家学说的正确性。但是，孔尚任不是、也不想做一个以发扬所谓圣贤之道为己任的道学先生，思想是比较开明的。他二十多岁为贾凫西写的《木皮散客传》就是一份明证。贾凫西大作鼓词，部分取材于《论语》，“皆翻案语”，“经史中帝王师相，别有评驳，与诸儒不同。闻者咋舌，以为怪物。”“其大旨谓古今圣贤，莫言非利，莫行非势，而违心欺世者，乡愿也。”参照贾凫西的《历代史略鼓词》看，其思想确实有亵渎历代帝王圣贤之嫌，与儒家所讲的那一套帝王“受命于天”、“吊民伐罪”、大行“王道”的说法，显然是大异其趣，实际上就是剥去了经史中的一切语言伪装，用功利主义观点解释历代帝王将相的行为。这种思想，显然是“颇类明之李卓吾、徐文长、袁中郎”。正是因为这样，贾凫西“遂不容于乡里”，不得不“自曲阜移家滋阳”。所谓“不容于乡里”，就是为曲阜的衍圣公府所不容。而孔尚任却没有因为自己也是圣裔便对贾凫西采取厌恶的态度，恰恰相反，他倒是对贾凫西友好得异于别的父执，为之作传，给予赞扬。他在传末评曰：“天道浑沦，圣贤蕴藉，木皮子以快论发之。所谓‘吾党狂简，不知所裁’者；知所以裁，则又‘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矣。故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狷，亦圣人之徒也。”可见孔尚任的思想也有些离经叛道的成分。这样，也就不难理解，他何以在修《阙里志》时，拟将泰州学派的创始人王艮列入孔庙应祀圣贤的名单中，在治下河时还曾到王艮祠中致祭，并有《告王心斋先生文》，文中赞曰：“维先生继阳明之后，崛起东海，力倡圣学，能使顽廉懦立，教化大行。读先生语录，提诲来学，切近明白，虽日用平常，而至道显著，不似训诂家迂阔繁杂，徒启天下以辩论之端。”他说贾凫西“颇类明之李卓吾、徐文长、袁中郎”（《木皮散客传》），其实，他亦如此。

三

一切文学家，都是以其作品的思想和艺术成就之高低，而享有高低不同的声誉。孔尚任博学多识，著述甚多。他能诗，有《湖海集》、 《岸堂集》、 《石门集》诸集，颇有些诗名。他曾先后主持纂修《阙里新志》、《平阳府志》、《莱州府志》，也是有贡献的。然而，使他名垂后世的作品，还要算是《桃花扇》传奇。这里也有必要说一说本谱谱主的这部代表作。

孔尚任在《桃花扇本末》说：“予未仕时，每拟作此传奇，恐闻见未广，有乖信史；寤歌之馀，仅画其轮廓，实未饰其藻采也。……”有的研究者据“画其轮廓”一句，断孔尚任在康熙二十三年出山前，《桃花扇》已基本构成，初具规模。事实恐怕未必如此。孔尚任如果不经过淮扬三年的治河生涯，没有与冒襄、杜濬诸遗老广泛接触，聆听他们畅谈弘光遗事，他是不可能进入《桃花扇》创作的构思阶段的，剧中几个主要人物形象在他脑海中还活跃不起来。孔尚任在《桃花扇本末》中没有讲他在那期间从那些遗老口中详细了解了弘光遗事，以及他曾到南京作实地调查的事实，恐怕并非漫不经心，而是有意回避。事实是：孔尚任在未仕时只是听到前辈讲述过弘光遗事，并且曾感到兴趣；出仕后被派到淮扬治河三年，熟悉了弘光遗事的许多生动具体的细节，他才会有明确的创作《桃花扇》传奇的意图，并逐步构思了剧情的轮廓；返京后又经过与顾彩合作《小忽雷》传奇的创作练习，方才独自作成了《桃花扇》传奇，“盖（康熙）己卯六月也”。

有的文章认为，孔尚任作《桃花扇》是适清王朝的政治需要，即用明末权奸误国，明王朝当亡，证明清王朝之兴是顺应天意。这种意见显然与《桃花扇》的实际内容不相符合。评论一部文学作品，不能不顾其实际内容及其客观效果，单纯地靠想当然的逻辑推理，来判断作者的主观动机，并以此来判定作品之优劣。

《桃花扇》确实是以侯朝宗和李香君的离合之情为线索，反映了南明弘光小王朝的兴亡始末，也暴露了福王朱由崧的昏庸，马士英、阮大铖之流的窃权误国，以及江北四镇的不顾大局，以致造成了小王朝的短命，被清兵迅速摧垮了。但是，《桃花扇》也反映了明末清流名士反对马士英、阮大铖之流借拥立以营私的斗争，还写了几个社会下层属于“贱流”的人物，如秦淮名妓李香君、教坊曲师苏昆生和说书艺人柳敬亭等，他们虽然身份低贱，而人品却甚高尚，关心国事，明辨是非，财贿不能动其心，权势不能移其志，很有些铮铮骨气和献身精神。无论是清流名士，还是优伶，他们或弃家入道，或逃匿山林，或隐居田园，都没有打着白旗降清。剧中还写了孤忠报国的史可法，曾与清兵对阵，“使尽残兵血战”，到了“长江一线，吴头楚尾路三千，尽归别姓”，“看江山换主，无可留恋”（《桃花扇》第三十八出《沉江》）之时，慷慨沉江自尽。孔尚任在《桃花扇》的最后两出戏里，褒忠诛奸，让张瑶星道士喝断男女主人公的花月情根；借托迹渔樵的苏昆生和柳敬亭之口，分别唱出了《问苍天》和《哀江南》两曲，大抒兴亡之感，明亡之悲；让屈身做了清王朝的皂隶的明初开国功臣徐达之嫡系后裔徐青君自我嘲讽，说是“开国元勋留狗尾”，并通过他的嘴说那些已出仕清朝的“文人名士”是“识时务的俊杰”。从《桃花扇》所表示的内容和倾向性来看，确实是表现了弘光小王朝迅速覆灭主要在于马士英、阮大铖之流窃权误国，“进声色，罗货利，结党复仇”，以致造成各种力量的分崩离析，虽据有天堑之险而不能守，从而也就毁掉了有明三百年之帝业。但是，《桃花扇》却没有显示或者暗示清兵攻扬州，陷南京，使弘光王朝瓦解星飞，是顺应天理人情的。否则，史可法的沉江，侯朝宗和李香君的入道，苏昆生和柳敬亭的托迹渔樵，岂不统统变成了背逆天理人情，毫无意义了？如果真的那样，孔尚任又何必带着浓郁的感情来写《沉江》、《入道》、《馀韵》这样三出戏，让柳敬亭唱出那套沉郁苍凉的《哀江南》呢？不错，在《桃花扇》的开头“试一出”里，老赞礼充作开场的角色，称颂康熙朝是“尧舜临轩，禹皋在位，处处四民安乐，年年五谷丰登”；闰二十出《闲话》里还让张瑶星说了“谁想五月初旬，大兵进关，杀退流贼，安了百姓，替明朝报了大仇”几句话。但是，这并非正式的情节内容，而是附加的，这是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孔尚任不得不这样做的。这自然也不能认为是伪装，因为热衷于仕进的孔尚任并无反清的思想，但这也只是表明他作《桃花扇》并无鼓吹反清复明的意思，并看不出有显示明之当亡、清之当兴的意思。就孔尚任的交往、《桃花扇》的创作过程，以及剧中情节所流露出来的倾向看，他是受了那些从明王朝生活过来的所谓前朝遗民的思想情绪的影响，要为灭亡了的明王朝唱一曲挽歌，让人们重温这一段使人痛心的历史，从中得出一些历史的教训，如《桃花扇小引》中所说：“《桃花扇》一剧，皆南朝新事，父老犹有存者。场上歌舞，局外指点，知三百年之基业，隳于何人？败于何事？消于何年？歇于何地？不独令观者感慨涕零，亦可惩创人心，为末世之一救矣。”

《桃花扇》无疑是一部优秀的戏曲，一部卓越的历史剧，它的主要成就和价值，就在于忠实地反映了明末弘光小王朝兴亡始末的这一段历史。从孔尚任历十数年之久的创作过程看，他力求忠实于历史事实，曾“恐闻见未广，有乖信史”（《桃花扇本末》），而作了广泛的访问调查，阅读了大量的文字资料，犹如一个好的历史学家编写史书一样的谨严；虽然作历史剧是容许作一定的点染和虚构的。他在《桃花扇凡例》中说：“朝政得失，文人聚散，皆确考时地，全无假借。至于儿女钟情，宾客解嘲，虽稍有点染，亦非乌有子虚之比。”所以，《桃花扇》反映弘光小王朝的兴亡始末，无论是其建立的历史背景，福王朱由崧在社会动乱和政局派系斗争中被拥立的过程，还是这个小王朝建立后的内部混乱，窃得权势的马士英、阮大铖之流结党营私、倒行逆施，无法驾驭跋扈不驯的江北四镇，更与握有重兵的左良玉形成敌对状态，以及在史可法遭到排挤，而孤掌难鸣，血战殉身，小王朝迅速覆灭，这一切基本上是有根有据，如实地再现了历史，确如剧中老赞礼所说：“当年真如戏，今日戏如真。”（《桃花扇》加二十一出《孤吟》）至于部分情节，如史可法，史载为被清军俘获，清豫王多尔衮劝降不屈，“乃杀之”（温睿临《南疆逸史》卷五），而孔尚任改作战败沉江，那恐怕也是迫于形势，不好直接展现清军处死史可法的场面，是可以理解的。自然，我们也不应该要求《桃花扇》成为一部事事确凿无误的信史，不能目之为信史，编写信史是历史学家的任务，而不是文学家的职责。但是，孔尚任作历史剧十分重视历史的真实性，又运用文学之笔作一定的点染虚构，以男女主角的离合之情为线索，真实地再现了弘光小王朝的兴亡始末，确实是达到了历史剧创作的新高度，既不再是仅仅借用某个历史事件或某个历史人物的名字为因由，生发开去，随意虚构，缺乏历史的真实性，也不是不作剪裁、提炼，机械地照搬历史事实，忽略人物形象的塑造，缺乏文学艺术的特点。《桃花扇》堪称是古代历史剧的典范。

《桃花扇》自然也有缺陷。孔尚任慑于当时的政治环境，他对摧毁弘光小王朝、从而取代明王朝的清军，就采取了回避的态度，更不敢写出清军在扬州屠杀十日的暴行。他对攻陷明王朝的都城的农民起义军，显然持反对态度。剧中称之为“流贼”，剧中人物对崇祯皇帝吊死煤山极为痛心，显然反映了作者的情绪。这自然是表现了孔尚任的阶级局限。但是，这并非剧中正面表现的内容，只是作为时代背景而写进剧中的。如果《桃花扇》写的是北京的明王朝的垮台，而作者又是持这样的立场、情绪，自然是要另当别论了，而《桃花扇》写的是被清兵摧毁的南明弘光小王朝，那就不能以偏概全，采取否定的态度。如果孔尚任在《桃花扇》中采取肯定农民起义的立场，显示出史可法诸人不能与农民起义军联合抵抗的错误，那自然是高明，难能可贵，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孔尚任是达不到那样高的思想水平的，即使是那时的几个思想家，又何尝能够超越过这种局限！我们不必为贤者讳，应当指出孔尚任的这种局限，但也不能苛求前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去做他难以做到的事情，重要的还要看他已做出的贡献和已表现出来的思想高度。

孔尚任在《桃花扇》中所表现的思想，尽管还超出不了封建主义的范畴，但也含有进步的思想因素。他在剧中对弘光皇帝的揭露，对马士英、阮大铖之流的抨击，对史可法的颂扬，对左良玉和江北四镇的有分寸的褒贬，就体现了一条以对国家（明王朝）的实际态度为标准的功罪原则。最后，他让张瑶星道士喝斥在国破家亡之后还贪恋“男女室家”的侯朝宗和李香君说：“呵呸！两个痴虫，你看国在那里，家在那里，君在那里，父在那里，偏是这点花月情根，割它不断吗？”所标举的也正是这条原则。尽管他所谓的“国”还是明王朝，当时他还不能把朝廷与人民区别开来，仍然以朝廷为国家的代表，自然也还找不到更确切的表述语言，但他是针对明清易代那种特殊的历史变动而发的，并且将国、家、君、父分开并提，可见孔尚任在《桃花扇》中所表现的是非功罪的标准，比封建主义的忠君思想，内容向外扩展了。正因为此，孔尚任在《桃花扇》中对各类人物的褒贬，是能为后世的评论家、历史学家和广大观众所能接受的。这就是《桃花扇》直到现代还能基本不作大的改动而上演的原因。

《桃花扇》中还有一点颇值得注意，就是其中塑造了一群社会下层的人物的形象，特别是李香君、柳敬亭和苏昆生的形象。按照封建的贵贱等级观念，他们是为衣冠中人所不齿的倡优，不登大雅之堂的“贱流”。孔尚任却在剧中作为正面形象进行塑造，表现了他们的高尚人品。李香君毅然却奁，使蠢蠢欲动的阮大铖欲拉拢清流名士的用心落空，她的见识比清流名士侯朝宗还高。她孤身处在昏庸皇帝和权奸马士英的淫威下，誓不屈节，敢于怒斥权奸害民误国，不独表现了“威武不能屈”的气概，实际上也充当了历史的代言人。柳敬亭任侠好义，奋勇投辕下书，直使手握重兵、性情暴戾的左良玉心折，表现出了一种浩然正气。孔尚任将这些社会下层人物，塑造为人中豪杰的形象，使衣冠中人相形见绌，更不要说在剧中处于被批判地位的昏君、奸臣，这表明他突破了封建的贵贱观念。虽然，这并不是首创，在他之前的小说、戏曲中也出现过不少市井细民的正面形象，稍早于他的平民作家李玉，在《清忠谱》中就写出了与阉党抗争、凛然就刑的苏州市井小民颜佩韦等五位义士的形象，但李玉主要颂扬的还是正直官员东林党人周顺昌，五义士仍处于配角的地位，即使一样，孔尚任也是值得称道的。因为，在那个历史时期，这毕竟是进步的民主思想的反映。

《桃花扇》在艺术上也是成功的。孔尚任将矛盾重重、人事繁杂的弘光小王朝的兴亡始末，经过提炼、改造和点染、虚构等艺术手段，选定以侯朝宗、李香君的离合为线索，组成首尾联贯、脉络分明、丝丝入扣的戏剧情节，而又见人见事，塑造出了许多个性格鲜明的艺术形象，表现了卓越的艺术匠心和非凡的艺术才能。《桃花扇》要算是明清传奇中难得的佳作、我国古典戏曲中的瑰宝。

四

这次修订的《孔尚任年谱》，在篇幅上较原本增加了一倍，但体例仍旧。下面在原来卷首“凡例”的基础上，补充说明几点。

一、原“凡例”第二条云：“本年谱之制作，一方面是依据近年来所新发现之资料，如南京图书馆所藏最完整之孔尚任、刘廷玑合刻《长留集》等，另一方面也是以前人已经做出之成果为基础。故对以前已有人作过考证之问题，结论正确者，均直接援引，并注明出处，以示尊重；考证失实者，均加以辨正，目的在于弄清问题。”修订本仍然是这样。原本多有失误，修订本一一进行了订正。

二、原“凡例”第三条云：“制作年谱，向无定例，可简可繁。为尽多提供有关资料，减少阅读者翻查原材料之劳，并使之确信不疑，本谱对所系入之孔尚任事迹，有直接证明材料者，均摘录原材料，至少列举篇目；已为前人考证而无定论者，均援引其考证及根据，并酌情加以补证；需要论证、辨正者，尽量写出考证及所依据资料。”这次修订用了别的研究者提供出来的一些新发现的资料，考虑到这些资料分散在多种书籍中，一般读者找起来比较困难，也都摘录了下来。

三、原“凡例”第四条云：“孔尚任诗文著作甚多，其年代多较明显可知，故不再于各年下专列著作一项，徒占篇幅。重要作品，可说明其重要生活事迹和思想状况之诗文，因事系于各年，根据需要情况，全引或摘引原文。”来新夏著《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著录了《孔尚任年谱》，于拙作云：“惟是谱于诗文著作，虽以年代多明显可知，不专列一项，终不如容编（容肇祖编《孔尚任年谱》）之按年编列诗文著作之便于翻检，为读谱主诗文著作之良助。”（见该书第66页）这有一定的道理。但我斟酌再三，还是觉得没有必要逐年开列一个诗文篇目。

四、原“凡例”第五条云：“朝政大事，意在表明孔尚任所处时代环境之特点，故从简从略。与其无关系者，无助于说明其时代之特点者，不著录。大事一般列于各年之首，交游生卒列于后，与其有直接关系者，书于各年事迹中。”这次修订，感到原本在这方面过于简单，原因在于当时考虑有无关系的问题过于狭隘，有些时事虽与谱主无直接的关系，但却能够显示谱主所处的政治环境，从而也有助于理解谱主的遭遇和行迹，仍然是有意义的。所以，在这方面增加了一些内容，于各年之首单设了“时事”一栏。

五、原“凡例”第六条云：“本谱与《孔尚任交游考》，是相互联系而又各自独立的。见于交游考者，皆为与《桃花扇》创作有一定关系或可能有关系之人物。为照顾年谱本身之完整，凡重要交游均于谱中著其事，故有互见之人物。”修订本仍然是这样。孔尚任交往甚多，交往不深或与《桃花扇》无甚关系的，没有必要一一考索。这次修订便只增加了张勄、顾彩。有的研究者认为原本所及的交游面过窄，诚然是这样。但是，原来就有一个明确的主题，这次修订也不想扩展考察的范围。好在年谱中所涉及的人较多，剩馀的人物准备在另一部书——《孔尚任诗文集笺校》中再作介绍。这次便减去了孙枝蔚一人，只增加了与《桃花扇》有关的张勄、顾彩二人。原来已考察过的人物，有的也作了一些补充。

六、原“凡例”第八条云：“本谱之制作，虽已尽力而为，到北京、上海、南京等地图书馆，搜集到一些资料，经过排比、考证，解决了若干问题，然由于个人知识所限，漏、误之处，自然尚多，有关孔尚任事迹之问题，亦尚有未得完全解决者。故衷心希望得到批评、指正，以便将来进行补充、修订。”这次补充、修订，虽然也花了一番功夫，解决了一些问题，改正了一些错误，但仍然不能说没有漏、误之处，所以，修订本仍然衷心希望读者、专家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