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蒲氏世谱》，蒲松龄四子，依次是：蒲箬、蒲篪、蒲笏、蒲筠。

蒲松龄自己在科举中挣扎了大半辈子，并没有能矫首云津，蟾宫折桂，留下了终生之憾。他曾寄希望于四个儿子，如他所说：“实望继世业，骧首登云路。”（《示儿篪、孙立德》）聊斋诗集里屡见其训勉儿子们的诗，可见期望之切。他还曾为自己长期在外坐馆，教人家的孩子读书、习举子业，不能在家躬自教子，而戚戚然，有诗云：“我为糊口芸人田，任尔娇惰实堪怜。几时能储十石粟，与尔共读蓬窗前。”（《子笏》）幸而早先曾教授过蒲箬，后来便可以兄教弟、子教孙，四个儿子有三个都进了学。然而，也仅仅如此而已，并没有如蒲松龄所期望的那样“骧首登云路”，情况比他还不如。

长子蒲箬字青笠，号磊斋。路大荒《蒲松龄年谱》引胡懋勋《蒲青箬墓志》云：“君生于康熙元年。”蒲松龄康熙十一年（1672）的《日中饭》诗，写盛夏天旱，“晚禾未种早禾死”，家中存粮不多，还要留着完粮，只好“午时无米煮麦粥”充饥，孩子们不懂事，争着要吃。中间说到：“大男挥勺鸣鼎铛，狼藉流饮声枨枨。”正是十来岁顽皮的样子。《淄川县志》卷五“选举·续贡生”有蒲箬小传，中云：“家剧贫，父远出，亲操汲爨以供母。得闲即倡诸弟读书一堂，虽枵腹不恤也。”这自然是他年龄稍长、逐渐懂事后的事情；特别是蒲松龄入毕家坐馆之后，他不得不挑起理家、教诸弟的担子。路大荒《蒲松龄年谱》后附蒲氏子孙行略，谓蒲箬“二十七岁成诸生，旋食饩”。看来，他还是非常勤奋的。在那种境况下能不废读书、做举业，确实不容易。但是，他也像乃父一样，多次应乡试未能中式，只好去做塾师以糊口。《淄川县志》中说他是“雍正丙午贡于乡”，年纪也已达六十五岁的高龄，而且此后两年馀便下世了。从一生的境遇看，蒲箬和父亲颇相似，然而从著述上看就差得远了，他没有什么著述，大概连吟咏唱酬之事都很少有。

三子蒲笏，字汾里。蒲松龄有多首训勉他的诗，最早的一首是《子笏》，《聊斋诗集》系于康熙二十八年（1689）。这首诗涉及其家事较多，截头去尾引录如下：

行年十九非幼稚，宜知勤读学孝弟。况值母病家无人，审症求方须精细。有子不问贤与愚，爷娘望之眼欲枯。静坐不惟学问长，闭门管取是非无。读书析疑如滤水，务使滓尽清彻底。智慧皆从致志生，功名要自读书始。一弟十五尚冥顽，高卧止解拥三竿。一侄七岁能说典，似有慧根吾所欢。恃汝朝夕勤讲贯，如追放豚儆惰玩。渠得聪明汝亦习，教人可当学之半。

诗中谓“家无人”，表明其长子蒲箬、次子蒲篪均不常在家。蒲箬可能已外出坐馆，蒲篪似乎还不够格，有可能是外出游学，或谋别的生理。不管是怎样，蒲松龄是教蒲笏不仅要勤奋读书，以期有成，还要侍奉多病的母亲，教导弟、侄。乃父说他这年“行年十九”，那么蒲笏当生于康熙十年（1671），也就是蒲松龄南游归来的那年。

康熙四十三年（1704），蒲笏就童试还是未能采芹。蒲松龄又有《儿笏》诗：

岁岁仍如此，行年三十馀。

直将弃旧业，为尔焚诗书。

人以黄金致，我将白手挥。

小渐欲大好，莫怨垂头归！

其实，这年蒲篪、蒲筠和蒲立德也应试被放，至少有与蒲笏一起应试者，而蒲松龄唯独对蒲笏大生其气，见得蒲松龄对他比较钟爱，期望较切，故而对其落榜也特别痛心。诗的第二首，也有对科场有阴私的气愤。“人以黄金致”，就是谓科场中有行贿之事。不过，他也无可奈何。“小惭欲大好，莫怨垂头归！”这两句既是气愤话，又是怪儿子不争气。

次年，蒲笏和四弟蒲筠同时成诸生。这使蒲松龄高兴了一下，但心情仍然是凄苦的。诗云：

今岁校士遭奇荒，犹守旧辙恋鸡肋。妇子减餐供糗粮，资斧尤费周张力。眼中但见一芹青，抱卷亦犹生颜色。两儿乃复破天荒，并邀天幸被掇拾。非遇关西彻底清，几何不作向隅泣！小渐小好且勿欢，无底愁囊今始入！

自去年淄川一带地方发生严重灾荒，至今春仍未好转。在这种年头上，像蒲松龄这样的贫寒之家，为几个孩子赴郡城应童试，确如诗中所说：“妇子减餐供糗粮，资斧尤费周张力。”过去年复一年的被放归，天晓得今年如何？现在竟然是两个孩子一起进学，难怪他有“破天荒”、“邀天幸”之感，真是悲喜交集。然而，他联系自己的遭遇，虽然进学甚早，可是大半生受尽了乡试的折磨，终未能博得一第，那么进了学，孩子将来又会是怎么样呢？所以最后又告诫孩子：“小惭小好且勿欢，无底愁囊今始入！”“无底愁囊今始入！”这是蒲松龄饱含无数辛酸泪的经验之谈。事实也确实如此，后来蒲笏、蒲筠也像乃父一样，到老还是个秀才，并没有能冲破愁囊，跃上青云。

四子蒲筠，字文亭，号蟠园。据蒲松龄的《子笏》诗，知他小蒲笏四岁，生于康熙十四年（1675）。他和蒲笏同时进学，也一样地以秀才终老，不同的是他比较喜欢作诗。《国朝山左诗续钞》卷三选其《示友人》一首，为感慨不遇之作。小传说他有《寄意草》，未见。

最使蒲松龄伤心的是二子蒲篪。

蒲篪，生年不详，蒲松龄《日中饭》诗写到：“中男尚无力，携盘觅箸相叫争。”样子像是五六岁。据此估计，他约生于康熙六年（1667）左右。他也曾幼习举子业，但始终没有能进学，颇让蒲松龄伤脑筋。到康熙四十五年（1706），两个弟弟均已入泮，他还没有摘掉童生的帽子，蒲松龄曾有诗训勉：

黄河有清时，窃疑昔人诳。衡文矢清公，此闻宁非创？今真见此公，心眼为开旷。单寒尽鼓舞，志灰气复壮。尔辈久偃蹇，年年被黜放。不羞滥竽逃，学造钱神谤。今番仍落拓，将何塞诮让？犹幸有来年，愤发坚所向。千载失一时，此生复何望！

诗题作《试后勉儿篪、孙立德》，中间虽然有数落子孙二人“年年被黜放”之句，但主旨还是勉励二人要“愤发”，寄希望于来年。值得注意的是，蒲松龄此时竟一反过去的常态，称颂起考官“衡文矢清公”来了。这原因恐怕是：一方面，去年三子笏、四子筠同时进学，今年长子箬又考了优等，诗有“喜看年少占时名”（《示箬》）之句，心情比较愉快；另一方面，新任山东学政的赵申季，使他产生了科场“有清时”的幻想。《山东通志》卷七十四“职官志第四”载：“赵申季字行瞻，江苏武进人。康熙丁丑进士，任迁江令，举卓异，改授编修，异数也。四十五年，督山东学政，自矢评文不假手幕客，必亲自点定，尝至漏三下不休，体素羸，以劳疾，卒于任。”大概，赵申季一到任就有此誓言，流布于诸生间。蒲松龄诗中所云“衡文矢清公，此闻宁非创？今真见此公，心眼为开旷”，即是就此而发。诗中又云：“单寒尽鼓舞，志灰气复壮。”如果他不是年逾花甲，可能还要趁此再作一番挣扎。所以，他又在诗末告诫子孙且勿“千载失一时”。

到了康熙四十九年（1710），蒲松龄谢帐归家，蒲篪已年近半百，还没有进学，又有《示儿篪、孙立德》诗训勉，主要是训蒲篪：

篪也虽能文，风檐失故步。立德肯研读，颇解此中趣。时际公道张，放斥仍如故。千载失一时，过此恐难遇。亡羊当补牢，已误莫再误！

仍是前番的口气，认为当时科场是清明公正的，考不取是怪自己，告诫子孙“过此恐难遇”，“已误莫再误”。蒲松龄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当时的山东学政是黄叔琳。黄叔琳字昆圃，顺天大兴人，康熙三十年的探花，始授编修，累迁侍讲，康熙四十七年（1708）出任山东学政。《山东通志》卷七十四“职官志第一”称：“督学山东，毅然以兴贤育才为己任，捐修三贤祠于泰山之麓，祀宋安定、孙明复、石徂徕，俾学者知所景从；又兴复白雪、松林两书院，延师选才畯，捐佽膏火，所造士多穷经致用之英，翕然称盛。……后人以比施愚山先生，祀五贤祠。”所以，蒲松龄对这位学政大人是尊敬而信赖的。

次年，也就是康熙五十年（1711），蒲松龄不顾七十二岁的高龄，冒严寒有青州之行，并获得了个岁贡生的科名，与学政黄叔琳是有关系的。蒲松龄文集中有《上昆圃黄大宗师》、《又呈昆圃黄大宗师》两书。前书首云：

伏惟大宗师，文章宗匠，词翰仙曹。墨沈流传，遥散芝兰之馥；毫端培覆，并含霜露之仁。霁月风光，无减冬日；吹生拂物，俱载阳和。咳唾垂恩，荣遂拟于华衮；眄睐成饰，价已贵于连城。山公未临，共切南斗之望；孙阳一顾，全空冀北之群。夙窥秀婉之章，每读则遐思风采；及接温文之诲，既归则缅诉友朋。耿光之炙既亲，私淑之情已慰。

这段文字除了大书景仰之意，还说他曾晋谒黄叔琳，“接温文之诲”、“耿光之炙既亲”两句，就是这个意思。蒲松龄与黄叔琳相晤，只能是黄叔琳从康熙四十七年到康熙五十一年春任山东学政的这几年间，这几年蒲松龄并未到过济南。康熙五十年（1711）夏王士禛死时，黄叔琳曾入其门，是会往新城吊唁的；然而蒲松龄大概未去，现在未发现有他前往吊唁的迹象。淄川在当时隶属于济南府，不隶属于青州府。蒲松龄何以有青州之行，而且旋即入贡呢？恐怕是这年冬黄叔琳按临青州，青州与淄川相邻，或者是黄叔琳闻蒲松龄之名召之，或者是蒲松龄为获得入贡而主动前往的。

再看此书的后段：

生，身名偃蹇，镜影婆娑。唾盂敲残，骥齿已安于伏枥；吟髭拈断，葵心尚切于倾阳。每恨薛、卞之门，无由定价；尤惭子云之貌，未足惊人。斜景萧条，无求风帆之助；诸雏谫陋，喜沾化雨之荣。春鸟秋虫，时自鸣其天籁；巴人下里，实不本于宗传。遥掷因而急奔，笑同钟会；迟行尚无善迹，还愧枚皋。乃至缮写付诸儿孙，实则增其悚惕；念以宽仁逢此老悖，必且宥其衰慵。倘有偶中之言，冀赐不屑之教。

这段是诉说自己一生身名偃蹇，颇有怨科场不公之意。说“斜景萧条，无求风帆之助”，当为委曲之词，用意亦在引出下面“诸雏谫陋，喜沾化雨之荣”两句。这后两句谓自己几个孩子均为诸生，有受大宗师之教的荣幸，显然是客套语，但个中亦不无期望垂顾之意。末后所谓“巴人下里，实不本于宗传。遥掷因而急奔，笑同钟会”云云，无疑是讲《聊斋志异》写得并不高明，请勿见笑。事情非常清楚：原来是前此黄叔琳曾索阅《聊斋志异》，现已让孩子们过录完毕，这封信就是随同抄好的《聊斋志异》一起送给黄叔琳的。

第二书的内容也主要是极力颂扬黄叔琳之文章德业，并述说自己落拓之苦，对学政大人之垂顾、奖誉，深为感激。原文就不赘录了。只须提到的是书中有“幸蒙华衮之褒，兼荷瑶章之赐”之句，可见黄叔琳收到前书并《聊斋志异》之后，曾给蒲松龄写了复信，遗憾的是没有流传下来，不知这位学者对《聊斋志异》作何评语。

前面扯得远了些，现在再回到本题上。

又次年，也就是康熙五十一年（1712），蒲篪不愿再继续受举业的折磨，决意不再应试。这更使蒲松龄伤心，有《篪欲废卷》诗：

不才无远志，匪伊朝夕间。虽操书卷业，实苦占毕难。托事笔砚耕，悠忽岁月迁。学问了不进，年年被放还。我归课旧业，成诵无完篇。逐逐惟蝇头，意不在简编。一年一赴试，徒以利傍观。今年吐微情，弃卷拟执鞭。废读从此始，使我心刺酸！自幼颇顽钝，早知有今年。废学从儿懒，杜老昔云然。不肖志已萌，已矣复何言！

从这里可知，蒲松龄平生不喜欢蒲篪，就是因为他从小不喜读书、做举业，成年后做童蒙师也不专心文事，总是好搞些别的经营，赚些蝇头小利。现在不仅是比二兄一弟更加一事无成，还要废读弃儒，去赶大车，在蒲松龄看来，这是有违“祖宗之遗意”，有堕家声的，所以他感到非常心酸。

使蒲松龄生前稍堪欣慰的，是其长孙蒲立德。

蒲立德字毅庵，号东谷，蒲箬长子。路大荒《蒲松龄年谱》据黄搢珽撰《东谷先生传》，谓蒲立德生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黄搢珽为蒲立德之门人，当可从。

蒲立德自幼聪明好学，颇为乃祖钟爱。蒲松龄《子笏》诗中“一侄七岁能说典，似有慧根吾所欢”两句，说的便是他。所谓“说典”，就是作小说。后数年，蒲松龄又在《斗室落成，从儿辈颜之面壁居》诗中讲及，有“涂鸦童子著新书”之句，句后自注：“幼孙学著小说，数年成十馀卷，亦可笑也。”矜夸之意，溢于言表。乃祖热中经营此道，蒲立德未脱乳臭便执笔效之，《淄川县志》卷十“续文学”小传谓之“幼承家学，喜著书”，说得便颇风趣。只是蒲立德幼年所著为何等小说，未见传本，《淄川县志》中亦失载，现在就无从知道了。

虽然蒲松龄屡称蒲立德聪慧，也用心做举业，有“颇解此中趣”（《示儿篪、孙立德》）之语，但还是多次应童试失败，到三十岁才进学。当时，蒲松龄有《喜立德采芹》，诗云：

昔余采芹时，故曾冠童试。今汝应童科，亦能弁诸士。微名何足道？梯云乃有自。天命虽难违，人事贵自励。无似乃祖空白头，一经终老良足羞！

大约是他感到此际科场清明，对爱孙寄托了更大的希望，所以心情不似蒲笏、蒲筠进学时那样感伤，由“无底愁囊今始入”，变为“梯云乃有自”，即使最后两句说自己“空白头”，“良足羞”，也还是以此勉励爱孙努力上进。然而，后来蒲立德也未能使乃祖如愿，并没有在科举上更上一层楼。好在蒲松龄不数年就逝世了，以后的事情也就管不着了。

如果蒲松龄死后有知，使他差堪自慰的是蒲立德毕竟能文，一生勤于著述，且在地方上有一定的名声，死后还同乃祖一样地被载入邑志中，可谓乃祖肖孙。

《淄川县志》卷十“续文学”小传与《蒲氏世谱》所载“眷弟”王勋写的小传，两本相同，可知县志是依据家传作成。仅录县志小传如下：

蒲立德字毅庵，号东谷。诸生。松龄孙，箬子。幼承家学，喜著书。性至孝，敦宗睦族，尤笃友谊。静海常玄素卒于淄，其子贫，倡义助之，千里归榇。阿城张望五病，馆之园中，日饵汤药者累月，比愈，送之归里。平生好古，自经传子史，以及百家二氏，与夫医卜术数，无不究其义蕴。晚尤嗜《易》，著《易学汇解》，未竟而卒。所著有《东谷文集》四卷、《诗集》一卷、《修志备采》一卷、《古今年表》一卷、《道书会通》四卷、《家政汇编》四十卷，藏于家。

家传谓蒲立德为岁贡，恐不确；著述多出《三家经注解》，当可补。在著述这一点上，蒲立德与乃祖也颇相似，只是由于没有像《聊斋志异》那样的卓异之作，也就只好“藏于家”，不得刊行于世。

除《东谷文集》一种，馀均未见。《东谷文集》，得见两种抄本：一为山东博物馆藏一册，不分卷；一为日本庆应大学藤田祐贤教赠该校所藏二册六卷之复印本，均非四卷。两本收文篇目及编次全同，前者以文体归类，后者于各类依次标出卷次，盖同出一源也。

《东谷文集》中有《与高先立书》，对达官赵国麟居家期间在泰山讲学，“延招多士”，颇有微辞；又有《辞纂修山东通志呈》，可见他曾被推荐修省志，呈文中还洋洋数百言陈述有关修省志的意见，又可见他确乎有一定的学识，在山东也有一定的文名。

更值得注意的是，蒲立德对乃祖及其著作非常重视，评价甚高。《辞纂修山东通志呈》中就将蒲松龄列为省志文苑传应载人物，云：

若论文苑，更属多才。驺衍之灵毂谈天，终军之白麟奇木；祢正平鹦鹉成赋，江文通彩笔生花。此皆注古为昭，未若近代为烈。边实庭风流一世，殷云霄名震九州；谢榛以“三要”倡宗风，于鳞以“七子”名诗社。莫非琳琅国器，皆有台阁文章者也。……更若薛仪甫学贯天人，董迈公羽翼经传，张稷若寻程朱坠绪，马苑斯探《左》、《国》遗文，王渔洋诗号宗工，蒲柳泉志存劝惩，此著作固不可惮录，他撰记亦未能悉述，凡有搜罗，应增旧书之未备；诸无胪列，宜定新制之奇传。此必在皇上运量之中，亦不出执事鉴裁之外矣。

将乃祖与张尔岐、马骕、王士禛诸著名学者、诗人并列，在今天看来并不过分，在当时就不失为有眼光了，不能因为蒲松龄是其祖父，就目之为有褊私之嫌。他敢于向抚台大人公然建议修省志“宜定新制之奇传”，也就是应当打破旧体制，将其小说家之祖父载入文苑传，也不失为一种有胆识的建言。

正是因为这样，蒲立德为谋求乃祖著述之刊行，曾做过许多努力。如果蒲松龄死后有知，他会更感此孙果不负生前对他之钟爱，甚为欣慰。

蒲松龄作成《聊斋志异》，由于家资不丰，生前无力刊行，死后子孙因困于场屋，没有富贵起来，也无力付梓。蒲立德深以为憾，曾数次想借助外力使《聊斋志异》得以刊布人寰，流传后世。

雍正元年（1723），济南名士朱缃之子朱宾理兄弟，假手在其家坐馆的张元，借去《聊斋志异》稿本抄录。事情之原委详见后文《铸雪斋和〈铸雪斋抄本聊斋志异〉》。嗣后，大约朱宾理兄弟表示过要授梓刊行之意，身为大官宦府第的公子们，是有这种财力的，于是，蒲立德便预拟了《书〈聊斋志异〉济南朱刻卷后》一文。文中用了相当的篇幅称述朱缃生前与乃祖之友谊，及朱缃对《聊斋志异》之称赏。他在文章的开端说：“昔我大父柳泉公，文行著天下，而契交无人焉，独于济南朱橡村先生交最契”，于复述、发挥过朱缃对《聊斋志异》的评论意见后，又说：“惟知之真，而赏之亦真，橡村之外，求复有一橡村，安可得耶？”这固然不无一定的根据，朱缃堪称是蒲松龄《聊斋志异》之知音，但蒲立德在此独推朱缃，而且紧接着又说：“今佐臣、佑存两世叔，又复有真契而独赏焉，殆本橡村先生之庭训耶？”显然是意在诱导、鼓励朱宾理兄弟积极地刻印《聊斋志异》。

文中所引朱缃之意见，前面《蒲松龄与朱缃》一篇已引录，蒲立德就之所作的发挥，亦有可取处，抄录于下：

夫人果有所郁积，而难于勃发，则假于文章以传之。我柳泉公抱负非常，困于诸生，其郁积宏多，而勃发益难，故其意之所蕴，情之所感，或得之耳目睹闻，党属友好之邮寄，里巷之流传，随所记录，皆奇变百出，不可方物，令读者肃然敬，或凛然畏，或读之而冁然以笑，或读之而愕然以惊，或读之而悠然以思，怅然以恨，又或悲忿交集，愁快互起，不自禁其惝恍，而莫之所思也。是其托焉者，又在屈、庄、《史》、韩之外也。如规规焉，寻之于事迹笔墨之间，则公之所以托焉者，又岂仅在是哉？是即《离骚》、《天问》也，是即《逍遥游》也，是即《货殖》、《游侠》、《毛颖》、《石鼎》之俦也。何也？其所托者不同，而其各有所以托者则同；其各有所以托者同，则人之见为荒、为怪、为诙诡、为俗、为琐、为嘲笑姗侮，此亦具同也。

这里说明几点：一、《聊斋志异》是蒲松龄抒写其胸中郁积之磊块之作，并非游戏之文；二、题材来源不同，有的是得之亲见亲闻，有的是亲友转述的，但都情有所感，意有所蕴，并非仅仅记述而已；三、各篇内容不一，奇变百出，对读者发生不同的效果，但均有寄托，不能够停留在作品的表面，只注意情节之奇幻，或只着眼于故事情节之来源、真伪；四、从文学创作角度说，《聊斋志异》与《离骚》、《庄子》、《史记》，在“各有所以托者”这点上，是相同的。这些意见还是颇中肯綮的。蒲立德也可算是乃祖的知音。

济南朱宾理兄弟虽有刊行《聊斋志异》之意，但却没有付诸实践，可能是受到叔父朱纲、长兄朱崇勋的阻拦，不得自行其事。这个两世代簪缨、曾遭过政治大祸的家族，以刻《聊斋志异》这类书为不宜，是可以理解的。这样，蒲立德的一团希望就落空了，所作《书〈聊斋志异〉济南朱刻卷后》也便成了一纸空文。他自然不会因此而死心。大约在雍正九年（1731）前后，在全省修方志、各地都进行采访遗事和搜集遗籍之际，他又萌发一种希望，向县里写了《呈览撰著恳恩护惜呈》：

生祖父贡生松龄，字留仙，固山左之文学，而淄邑之著述者也。享帚无惭，偏苫自喜，每乘督课馀暇，辄作记录生涯。见见闻闻，尽成干宝之记；奇奇怪怪，非效《齐谐》之书。虽谈鬼谈仙，类黄州之姑妄听；然以讽以劝，效青史之足传人。自号“聊斋”，厥名《志异》，缔思数十稔，成文几万言。将欲刊布人寰，槖羞陆贾；仅堪快炙人口，心俟子云。在昔喻廉宪购以千金，未敢庭献；迨后黄臬台征来一札，旋即领还。非被访寻，讵敢呈送。兹盖伏遇老父师，义重儒生，恩笃文献。下农中士，都沾春日恩波；故儒先民，咸被琴堂化雨。遣使而搜遗籍，入门而问旧编。此固族堂之崇施，而子孙之乐呈者也。然是书原本漫漶，副录差讹，既当校字鲁鱼，兼恐触时忌讳，尚须校勘，另行缮写。但生昏眊而耕砚，强读祖父之书；拮据而受生徒，岂胜誊抄之力。谨先两册奉纳，馀即陆续进呈。恳祈老父师，俯赐斧裁，详加电鉴。委记室而楷录，将见铁画银钩；饬书吏以珍藏，何必牙签锦帙。生可效力于雠校，书遂待人以传，不教月落空江，则泉壤之老儒戴德；早令珠还合浦，即蓬荜之陋士生光矣。

文后附录淄川县正堂唐之批语，大意谓《聊斋志异》“虽若山经怪事”，然“喻风人之旨”，“宜什袭而珍藏”。据《淄川县志》卷四“续秩官”，自雍正元年至乾隆四年任县令者为山阴人唐秉彝。呈中提及“黄臬台征来一札，旋即领还”，即指黄叔琳于康熙末年索阅《聊斋志异》事，黄时任山东学政，乾隆元年（1736）复来任按察使，故称臬台。据此可断此呈作于乾隆二年或三年。

这里之所以不厌烦赘地引录全文，是因为其中提供了一些并非不重要的情况。如：从“在昔喻廉宪购以千金，未敢庭献”两句，可知后世盛传王渔洋欲以千金购《聊斋志异》原稿云云，乃事出有因，传而致误；从“原本漫漶，副录差讹”两句，可知其家除原稿外，还有一部副录，这个情况对考察《聊斋志异》的版本，不无参考价值。

蒲立德向县令呈送《聊斋志异》，固然是由于县里征集图籍，而他所期望于县令的，还是乃祖这部著作能够流传于世，“不教月落空江”。呈中称“将欲刊布人寰，橐羞陆贾”，亦含祈借助县令之意。然而，此令仅只称扬了数语，还是“全书江□录竟，原璧即还家”，并无要促其流传之意。于是，蒲立德在收到退还的抄本、见到唐县令的批语后，又写了一呈。这第二呈，首先对唐邑侯对乃祖《聊斋志异》作了称扬，表示感谢，接着就由“然事多传闻，宁无讹诬？词欠陶铸，或有瑕疵”几句退守语，作进一步地恳求：

先祖素行之高，著述之富，其可借以不朽者，此特一端而已。藏在箧笥，不啻等身之书；守于子孙，尚多未脱之稿。今以诗文四卷、撰集数名，并尘天台，俱附电览。恳祈老父师拣金于丽水，俯赐淘汰之恩；琢玉于昆山，仰借删修之力。腋以集而弥白，钱以选而益清。然后请之宪台，堪邀宗工一盼；垂之奕祀，不枉清俸屡捐。……

意思很清楚，就是请唐秉彝将《聊斋志异》与乃祖其他著述，一并上报到省里，以求得刊行，传之于后世。

唐秉彝颇滑头，又批曰：“令祖先生，宜继马班之才，聊续《齐谐》之记。在游刃者尚难批导，岂学制者所克剪裁。诗追李杜，文驾欧苏，尤征圣世菁莪，行见轩采择。校细允协，静候面请各宪明示可耳。”所谓“静候面请各宪明示”，不过是推托之词而已。

《东谷文集》中，还有《与益都王孝廉禹臣》一札。因事关蒲松龄著作问题，《东谷文集》又不可多见，也全录如下：

久不获亲聆大教，晚每以残废自恕，徒切驰想而已，不知得见原于尊者否？舍弟上谒归来，述盛意下问先祖柳泉公诗文稿，将加选评，赐之大叙，不胜欣感，恨未能躬诣膝谢耳。今来使下临，谨搜得存文稿三册、诗稿五册、词稿一册，共九册奉览，外有文二册，拣翻书簏未获，俟异日奉上。兹有恳者，先稿皆出手录，寒舍别无副本，希善藏勿他传，为祷。再恳者，《志异》书，倘删录加评，则老叔之大惠也，其叙亦求椽笔挥成，便鸿示下。草草不宣，此复。

按：王禹臣名宏谋，益都颜神镇（今淄博市博山区）人。据《民国博山县志》卷九“选举”：“王宏谋，字禹陈（臣），号枣村，康熙五十九年（1720）乡试中举，拣选知县。雍正七年（1729），充河南乡试同考官。”王宏谋曾作《柳泉居士行略》，末署：“庚子经魁、署遂宁县知县、任四川盐场大使、益都后学王宏谋拜撰”。据此可知，王宏谋为蒲松龄作行略，以及蒲立德作此札，均在卸四川盐场大使任居家之后。

蒲立德此札最后，希望王宏谋对《聊斋志异》“删录加评”并作序文，也是意在借其手笔以传扬，增添刊行的条件，或者这正在他积极为之谋刊之时。

青柯亭刻本《聊斋志异》有蒲立德作于乾隆五年（1740）的跋文。现在看到的几部早期抄本，均无此跋。最初，我对此跋的来历颇为不解。后发现《东谷文集》中亦有此文，文字基本相同，只有开头一句和末尾题署，文字上稍异。青柯亭本蒲立德跋的开头一句是：“《志异》十六卷，先大父柳泉先生著也。”《东谷文集》中则作：“右《志异》十六卷，目次各列卷首，凡为事□百□十有□则，先大父柳泉先生著也。”文后，青柯亭本作：“大清乾隆五年岁次庚申春日，孙立德谨识。”《东谷文集》为：“乾隆己未，不肖孙立德拜手谨识。”己未，为乾隆四年，仅差一年。联系上述诸情况，可知蒲立德是在谋求《聊斋志异》得以刊行，经过多次努力而不得的情况下，眼看自己行将花甲，便草拟了这篇跋，以待来者。跋结末云：“昔昌黎文起八代，必待欧阳而后传；文长雄踞一时，必待袁中郎而后著。自今而后，焉知无欧阳、中郎其人者出，将必契赏锓梓，流布于世，不但如今已也。则且跂予望之矣！”就反映着他那种在失望中还相信后来会有人“契赏锓梓”的情绪。这一点，他是言中了。他虽然没有等得到，在乾隆十五年（1750）便下世了，但是，又过了十六七年，青柯亭刻本便问世了，而且旋即风靡天下。

青柯亭刻本依据的主要底本，据赵起杲所作《弁言》，是在山东做过官的郑方坤家藏抄本，而郑方坤的抄本又是得之于《聊斋志异》作者之家。据《山东通志》卷五十七“职官表”，郑方坤从乾隆四年（1739）始，先后官登州、沂州、武定州、兖州四州知府，长达十六年之久。他自然有机会得到《聊斋志异》的抄本，也有可能是蒲家提供出来的。因此，乾隆四年以后从蒲家录出的抄本附有蒲立德的跋文，而前此传抄的本子却没有此跋文，也就可以理解了。此跋，《东谷文集》文末署乾隆四年，殆蒲立德作成之时；青柯亭本署乾隆五年，当为蒲立德重抄之时，极有可能就是郑方坤从蒲家得到抄本的时间。如果是这样，那么郑方坤的抄本，还是经过蒲立德之手的。

蒲立德谋刊《聊斋志异》之用心，毕竟没有落空。

路大荒整理之《蒲松龄集·聊斋文集》中有几篇文章，也见于蒲立德《东谷文集》。它们的归属问题，应当辨明。

《为许邑侯募修明伦堂疏》（《聊斋文集》卷三），《东谷文集》作《募修明伦堂疏，代许邑侯》。查《淄川县志》卷四“续职官”，清康熙、雍正年间，无许姓县令，仅在“重续职官”中发现有许养秀一人，于雍正二年以新城令署淄川事数月。此文中说：“余承乏新邑，被宪檄摄淄川县事。”正合。可见要修淄川县学明伦堂之许邑侯，即许养秀。又，文中言及“秉铎李、郭两先生”，据《淄川县志》，雍正二年在淄川做学官的正是李、郭两姓，教谕为李之柱，训导为郭。雍正二年（1724），蒲松龄已下世七八年矣。此文绝不会是出自他的笔下，确系蒲立德所作，则是毫无疑义的了。

《羽士沈坚白传》（《聊斋文集》卷二），《东谷文集》中题目相同。文中谓传主在京师时，曾为“太常袁公爱重”，“甲子秋，来游齐鲁，馆于太常公之乾园”。太常袁公，当为长山县的袁承宠。据《山东通志》卷一百七十二“国朝人物”、《长山县志》卷七“宦绩”，袁承宠字天申，号丹圃，由诸生贡入太学，初任德安知县，累至湖北按察使，内迁太常寺少卿。又据《湖北通志》卷一百十五“职官九”，袁承宠任湖北按察使时在雍正十二年至十三年。那么他迁太常寺少卿当在乾隆初年，可能不数年就谢官归里。《东谷文集》中又有《代袁太常丹圃》一札。此传所云“袁太常”，必为袁承宠无疑。长山与淄川为邻县。蒲立德很可能在袁承宠致仕后，曾馆于其家。此传中所言甲子年，当为乾隆九年（1744），时间正合。此传必为乾隆九年之后一二年所作，上距蒲松龄逝世已将近三十年，就更不可能是他所写的了。

《清韵居记》（《聊斋文集》卷二），《东谷文集》作《为黄鲁岩清韵居记》。记中谓清韵居主人黄鲁岩，“家临淄，好古尚志，不专志于举子业，抚琴弄操，寻绎声律，兼习图章大小篆”，“既而南寓于淄”。此人不见经传，邑乘不载，生平年代，无迹可寻。然就常理而论，蒲立德是不会将乃祖之文误为己作的，更何况在《东谷文集》里并未发现有误收他人之文。再查蒲松龄诗文集，一是不见他与黄鲁岩有过交往的迹象；二是其中确有误收入的他人之作。这后一点自然与他身后名誉日起有关，人们发现了似是而非的文字，往往不暇辨明真伪，便竞相传抄，致有混珠之鱼目。所以，此《清韵居记》，也应当暂定为蒲立德代黄鲁岩之作。

《蒲松龄集》之《聊斋文集》中，还有另一种情况的一篇书启，即《上喻廉宪》，作者问题，也应当讨论一下。书云：

乍接高轩，未获倾吐；晋谒邮亭，又值道体不畅，殊切瞻望。小孙初学操椠，未能成章，遂以一日之长，谬蒙雅爱，抱愧良深。既接按票，即令负笈星驰。然髯虽如戟，而心尚犹童，其不敢离师，犹婴儿之在抱也。白雪楼之会，或当无久淹也。

喻廉宪，当为曾召蒲松龄到济南一晤的喻成龙。康熙年间，舍此公无第二位喻姓的山东按察使。最初，我以为此书为蒲松龄所上，书中所说的“小孙”就是蒲立德，大概幼年即著小说的蒲立德也引起了喻臬台的兴趣。进而一考虑，又觉得未必然。一是喻成龙内迁离开山东那年，蒲立德方十三岁，何以会须髯如戟？二是作小说成数卷，也不能谓之“一日之长”！三是蒲松龄家本寒素，没有聘馆师的力量，曾自云“文事惟凭子教孙”（《家居》），怎么会有老师跟着去济南？所以，揣度此文很可能是蒲松龄代馆东毕际有所作，“小孙”乃毕际有之孙，蒲松龄在毕家教的学生毕世，或世洎、世演。康熙三十二年前后，据蒲松龄所作《绰然堂会食赋》中描写的情况，他们都已年逾及冠，有的年近而立，会是须髯如戟的。毕际有让馆师蒲松龄代劳，陪送孙子到济南晋谒喻成龙，也在情理之中。书末云：“白雪楼之会，或当无久淹也。”也颇类毕际有的口气；如果是蒲松龄，由于地位悬殊，当说得更谦恭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