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小说的理论批评的形式，主要是对小说的评点。对小说的评点虽不始自金圣叹，在他之前的李卓吾、叶昼已发其端，但金圣叹对《水浒传》的评点更超过了其先行者，重要的是他在小说创作学上发表了许多真知灼见，大大地提高了对小说这种文学样式的本体特征和创作规律的体认、把握，其价值远远超过对《水浒传》这一部小说的阐释、评论。清人冯镇峦在《读〈聊斋〉杂说》中说：“金人瑞批《水浒》、《西厢》，灵心妙舌，开后人无限眼界、无限文心。”确乎其然。在金圣叹《贯华堂水浒传》刊行后不久，即有毛纶父子之批《三国演义》、张竹坡之批《金瓶梅》，便说明了这个问题。金圣叹评点《水浒传》在中国小说美学史上的贡献，现在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更说明了这个问题。
金圣叹在小说学上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概括起来说，就是他比较周全、比较深刻地揭示出了小说的文学特征，或者说是小说的审美特性。
中国的小说由来已久，即使不计志怪传奇类的文言小说，从宋代的“讲史”和“小说”话本算起，也有五百多年的历史了。由于早期的小说大多是附着于历史，《三国志演义》是据史而演义，连《水浒传》也还是借北宋末年宋江起义的史实为因由而生发开来，所以人们头脑里总是将小说当作历史的分支，名之曰“稗史”，头脑里摆脱不掉史实的纠缠。明中叶以来，虽然有些有识之士觉察出了小说不必尽实，却还没有能从小说的本体特征做出较为明确的概括。金圣叹批《水浒传》，于首尾两回的总评中，都着重说明探究是否实有其人、实有其事实无必要，他说：“若夫其事其人之为有为无，此固从来著书之家之所不计，而奈之何今之读书者之惟此是求也？”他强调的是小说作者虽可取材于已有之事，但更可以随己意而生发、虚构，以成其文章；《水浒传》虽有一定的史实根据，但“七十回中许多事迹，须知都是作书人凭空造谎出来”（《读法》），正成锦绣文章。金圣叹也极称赞《史记》之文章，认为司马迁并非为国家修史，不止于叙事而已，其为文“有事之巨者而
栝焉”，“有事之细者而张皇焉”，“有事之缺者而附会焉”，“有事之全者而轶去焉”，是“无非为文计，不为事计也”（第二十八回总评）。他的意思是说司马迁作《史记》也有简化、夸张、虚构、扬弃，所以文章雄奇精严，有异于后世止于叙事之史书。这是符合实际的。更为重要的是他从《史记》与《水浒传》的对比中，总括出了小说与历史著作之根本差别：
某尝道《水浒》胜似《史记》，人都不肯信，殊不知某却不是乱说。其实，《史记》是以文运事，《水浒》是因文生事。以文运事，是先有事生成如此如此，却要算计出一篇文字来，虽是史公高才，也毕竟是吃苦事。因文生事即不然，只是顺着笔性去，削高补低都由我。
——《读法》
这里所说“以文运事”，联系上引谈《史记》的话，可见意思是运用或缩或扩、或增或减的文笔去表现一定的史实之事；而所说“因文生事”，联系上引谈《水浒传》所写事迹“都是说书人凭空造谎出来”的话，意思则是凭借文笔之功用生发出故事，即虚构故事情节。因为小说是“生事”，自然是不必受已有事实之限制，可以依从作家的文思“顺着笔性去”写；而历史著作，即使是文学性的历史著作如《史记》，就不能不受着史实的限制，不能“顺着笔性去”写，所以说“虽是史公高才，也毕竟是吃苦事”。这里虽然有过分看重小说之嫌，但毕竟较确切地揭示出了历史著作与小说这两种叙事作品的根本差别：历史著作记述的是实有之事，而小说叙述的则是虚拟之事。
金圣叹推重小说，还因为小说不只是叙事，还要对事件中的细节、人物的行为和环境做精细的描写，描画出真切的景象和其中的意趣。他批《水浒传》，对书中脍炙人口的情节和细节，大都做了鉴赏性的评析，总括为一点，就是作者体察入微，用笔至细，写得如真有其事，深切入理。如第十五回“智取生辰纲”一节，写挑酒汉子（白胜）走上冈来，装作“我自歇凉，并不卖酒”的样子，还与杨志发生了一段斗嘴，做出偏不肯卖的姿态，终于逗引得押送生辰纲的众军汉上钩。金圣叹评之曰“绝世奇文”，就是因为这段文字写得极为真切生动，如果直写白胜骎骎相就、唯恐不得卖的样子，那就显得白胜太拙笨，不似用心赚取，文章也味同嚼蜡了。正是由这等细节描写里，金圣叹揭示出了小说胜于“只为事计”之文的美学特征。他评第二十七回写武松受到施恩的不断款待，似乎颇涉琐碎一节说：
如此等事，无不细细开列，色色描绘，尝言“太史公酒帐肉簿为绝世奇文”，断惟此篇足以当之。若韩昌黎《画记》一篇，直是印板文字，不足道也。
又评第二十八回写武松去打蒋门神路上不断喝酒一节说：
凡若此者，是此篇之文也，并非此篇之事也。如曰事而已矣，则施恩领武松去打蒋门神，一路吃了三十五六碗酒，只依宋子京（宋祁，《新唐书》著者）例，大书一行足矣，何为乎又烦施耐庵撰此一篇也哉！
意思是说，如果止于干巴巴地叙事，而没有对“事”中的人物行为和与之有关的事物、景象的具体细致的描绘，写不出真切生动的生活之形色、意趣，那就不是小说，而成为史书和纪实之文了。
金圣叹特别称赏《水浒传》写人物的成就，认为《水浒传》“写淫妇，便写尽淫妇；写虔婆，便写尽虔婆”；“写一偷儿，便居然偷儿也”。这是说《水浒传》写人物非常真实，穷尽其相。他更推崇《水浒传》塑造出了众多的性格各异的人物形象，说“所叙一百八人，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序三）。所以，评析《水浒传》写人物的成就，揭示人物的性格特征，便成了他评点的重要内容。在这中间，他提出了许多精到的见解。择要说来：他认为《水浒传》具有“看不厌”的耐读性，就在于“把一百八人的性格都写出来”（《读法》）。他在第二回总评中说：“写鲁达为人处，一片热血直喷出来，令人读之，深愧虚生世上，不曾为人出力。孔子云：‘诗可以兴。’吾于稗官亦云矣。”这就将人物性格的塑造，与小说的艺术魅力和社会功用联系了起来，看成小说创作的重要问题。他称赞《水浒传》“把一百八人的性格都写出来”，“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便不独是最早地提出了“性格”这个概念，而且揭明了其内涵，从而与小说中的肖像描写、动态白描、人物语言诸表现手段联系了起来，也就为小说创作和小说评论提供了思维依据。他还曾多次对书中同类的人物、性格相近的人物作性格比较，辨析彼此的差异，揭示各自的个性特点，这也是小说人物个性化的理论最早的表述了。如此等等，便构成了一套较完整的小说人物创作论。
在结束这段文字之际，我们说金圣叹通过评点《水浒传》建立起了我国最早的比较完整而深刻的小说学，直至现在也还没有完全丧失其理论价值，该不是夸大其词吧！
（原为《水浒传》齐鲁书社整理本《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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