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的现实主义的第三个特点，是严格的客观性。
客观性，就是尊重现实生活是客观存在，创作的任务是真实地再现它，在再现中显示其固有的性质和意义；可以寄寓着爱憎，却不能以作家个人的爱恶和愿望，任意地改变它、歪曲它。《红楼梦》的开头，作者说：“至若离合悲欢，兴衰际遇，则又追踪蹑迹，不敢稍加穿凿，徒为供人之目，而反失其真传者。”就是说，《红楼梦》的创作严格地遵循着客观性的原则。客观性与真实性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不可分离。不加“穿凿”，就是如实描写，就能达到真实；要达到真实，就必须尊重现实生活的客观性。《红楼梦》所以在反映现实生活上达到了中国古典文学的高峰，就在于它的创作，具有严格的客观性。
曹雪芹生于一个皇帝亲信的官僚之家，后来随着家庭的失势而败落下来。他在《红楼梦》开头说，这部小说写的是他“半世亲睹亲闻”的人物，“亲自经历的一段陈迹故事”，并且是怀着无限辛酸的感情进行创作的。如果据此联系他的身世，认为《红楼梦》是自传性的小说，自然是不对的，但也无疑是写进了自己家庭的若干事情，凝结着自己的生活感受和身世没落的感伤情绪。可贵的就是，他在写自己曾经隶属过的那种家庭的生活，写自己的长辈那样的人物，而且有的正是以自己的长辈为模特儿，并没有曲意回护、美化，他按照自己感知的实际情形，写出了那些人物的各种真实形象，几乎没有一个具有真正善和美的素质，没有一个能有好的命运，谁也不会有幸福。他虽然对此还不能不感到惋惜、痛心，笔端也不时流露出来，小说中秦可卿托梦嘱托王熙凤讲的那番话，大约就表达了那种情绪，但他在描绘人物和生活的图像中，便无条件地倒向了客观，坚持了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
不因同情、喜爱而溢美；也不因憎恶、讨厌而溢恶，《红楼梦》的创作明显地表现了这个特点。贾宝玉形象在其中与众不同。鲁迅曾极精辟地说道：“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之者，独宝玉而已。”宝玉之“呼吸而领会”，实质是作者“呼吸而领会”之艺术折射。贾宝玉形象凝聚着曹雪芹的生活感受和他对人生问题所作的探求、思索。但是，曹雪芹仍然是把它当作客观现实的事物来表现，把贾宝玉写作诞生并生活于封建贵族之家，从许多死亡中“呼吸而领会”到那“悲凉之雾”，由朦胧到较为清醒地体察到那个世界的腐朽的人物，而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圣洁的神灵，不是超人的先知先觉的圣者。他也没有免除净尽那些贵公子的习性，如为了一杯枫露茶竟对用自己的奶水养育他的李嬷嬷大动肝火等，便是明证。同样尊重现实生活的客观性的事例，是对赵姨娘的描写。赵姨娘心理阴暗，行为阴险，竟使用魇魔术来害贾宝玉、王熙凤，以便攫取偌大的家产和权势。对此，自然只能引起人们的厌恶感，作者也不会报之以同情。然而，《红楼梦》还是写出了她那种受歧视、受凌辱的境遇，经常遭到王熙凤的呵斥责骂，连自己亲生的女儿都不认她这个母亲，清楚地显示了她可怜的一面，显示了她心理阴暗、行为阴险，时时伺机向践踏她、妨碍她的人进行报仇的生活基础和现实原因，并不是把她写成与生俱来的坏人。
“追踪蹑迹”，在《红楼梦》的创作中，还明显地表现为力求展示出人物行为的现实动因和情节发展的必然性。譬如，写贾雨村徇情枉法，胡乱判断葫芦案，使打死人的恶少薛蟠逍遥法外，就借门子之口讲出封建官僚保住乌纱帽的诀窍。袒护有财有势的乡绅，就是贾雨村徇情枉法的必然性。再如写焦大骂主子，虽然并未借助另外的事物来说明，仅仅从当事人之一的尤氏和焦大骂主子的话语，就清楚地显示出这件事发生的诱因和深刻的内因。焦大何以敢冒忤逆的罪名，大骂主子，就是因为他自恃对贾府有大功，救过老主子，自以为腿肚子粗。焦大为什么要骂主子？事情固然是由于管家赖二派他黑更半夜里套车送人，内里还是由于他对自己受到的待遇很不满：要不是从战场上死人堆里救出老主子，贾府怎能有这等荣华富贵？如今主子们“享荣华，受富贵”，不思“报恩”，还摆主子的架子，怎不气恼？再加上焦大是在酒醉之后，这段情节就写得非常合情合理，非常的真切，使读者不仅感到可信，而且会从中领会出深刻的道理。即使是一些偶然性的情节，《红楼梦》也总是要写出其发生的必然性。刘姥姥进荣国府，特别是第二次还受到了颇为“热情”的款待，随同贾母游览了大观园。这种事在现实生活中是个别的、罕见的，从创作上讲也显然出于艺术构思的需要，纯属艺术虚构。但是，《红楼梦》还是写得合情合理，不使读者有虚假之感。首先是写出了发生的合理性，刘姥姥与贾府主家政的两代女主子有远亲的瓜葛，第二次来受款待是由于投合了贾母要调剂她那单调空虚生活的兴致。其次是写出了偶然现象的本质，刘姥姥一进荣国府受到的是冷淡的施舍，二进荣国府受到的是热情款待形式下的戏弄。遵循客观的事理，即所谓“追踪蹑迹”，才能有真实反映现实生活的艺术虚构，而不流于背离现实生活的编造。
正是由于创作中排斥了主观随意性，遵循现实生活的客观逻辑，“追踪蹑迹”，才使《红楼梦》描写的生活现象虽复杂而纷繁，但整个情节的发展却有条不紊，来龙去脉，有着充分的必然性。例如写贾府的败落，就不是从一个角度、一种意义上来显示的，贵族主子安富尊荣，品质、道德、精神日趋堕落、贫乏；贪图享乐，无法应付无限度的挥霍；统治阶级内部的争斗、倾轧；“儿孙一代不如一代”，精神上分崩离析，从多方面显示了其必然性。再如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的产生和发展，在整个情节中占据着中心的位置，描写中也始终遵循着生活的客观逻辑。没有贾母最初对林黛玉的疼爱，让她和贾宝玉同居共处，耳鬓厮磨，也就使他们的爱情失去了发生的生活土壤。如果不是发生在封建礼教尚支配着人们的生活的那种生活环境中，他们的爱情也不会发生变形，感情要掩饰起来，经常以假情试探，于是密语变成了口角，蜜汁化为苦水。在古典文学中，没有哪一部作品能够像《红楼梦》这样，把封建大家庭的青年男女的爱情，写得如此真切入微。也正是尊重现实生活的客观必然性，《红楼梦》作者才忍心地带着深厚的感情，写出了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的毁灭，而没有从主观的心愿出发，重蹈以往小说、戏曲作品的覆辙，硬是写出一个大团圆的结局。从林黛玉进贾府受到贾母的疼爱，到林黛玉被冷漠地置于无人关心的境遇，以及她和贾宝玉的爱情的遭到压抑、破坏，最后毁灭，这一切都是写得完全合乎生活的逻辑，没有丝毫人为的勉强痕迹。
上面谈了《红楼梦》现实主义的三个特点。这三个特点是相辅相成的，彼此不可分割开来，只是为了便于论述才分开来谈。这三个特点就决定了《红楼梦》具有鲜明的艺术特色：朴实、自然、真切、深刻，成为我国古代小说中罕有匹敌的现实主义的杰作。自然，它所取得的高度成就，与作者曹雪芹对他所反映的现实生活十分熟悉、有深刻的体验和较为清醒的认识有关，与他在文学创作上所表现的独创精神有关，这是不言而喻的。《红楼梦》所体现的文学创作原则，有共性（现实主义的基本特点），也有个性（作者个人独具的特点），两者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其中有一些素质、特点，是值得研究和借鉴的。
（原载《文史哲》198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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