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诠释的一个案例
《西游记》小说自明万历间刊行流传，诠释者不绝如缕，诠释者都自以为是，却几乎无一不受到质疑，后来者又有新说出来，没个休止。文学诠释的多样固然是极普遍的现象，像《西游记》这样的情况却是少有的。
《西游记》是神魔小说，属于神话幻想性质的小说。诠释者不满足于为奇异的情节所引起的兴趣，要追寻神魔故事背后蕴涵的意思、意义，自然是应有之义，势所必然。所以，众说纷纭的诠释，大都属于寓意说，追寻的是小说故事层面内里蕴涵的究竟是什么意思，有什么现实意义，区别在于各家寻绎出的意思、意义各自不同。那么，这众多解说是怎样作出的？它们究竟在哪些方面、在何等程度上与《西游记》叙写的故事相吻合，是否就是小说文本本有的意思、意义？这里做番粗浅的研讨。
明清时代人多是用佛、道、儒三家的经典理念、语言诠释《西游记》的“大旨”，也就是现代所谓“主题思想”。有人说这部小说演绎的是“魔以心生，亦以心摄”的佛理[1]；有人用《孟子》的话语，说是“盖亦‘求放心’（找回失去的本心）之喻”（谢肇淛《五杂俎》）；有人说是“教人诚心为学”，寓“正心诚意，黾勉警策，克己复礼之至要”[2]；有人认为是教人“性命双修”，逐章逐节皆是演绎道家炼丹妙诀[3]。这类解说并非完全没有根据，佛、儒各家的解说是就小说中称第一主角孙悟空为“心猿”，故事主体是孙悟空始于“放纵”，被降伏后去西天取经，终成正果，作出的理性概括，只是佛家用佛家的理念、术语表述，儒家用儒家典籍中的话语表述。如果只就其所说的“大旨”，而不问其中对人物情节所作的具体解释多是牵强附会的，还是有几分道理的，所以鲁迅也勉强认同了“盖亦‘求放心’之喻”一说。然而，这种“寓意说”却丢开了小说中许多具体情节里表现出的与“正心”、“求放心”、“魔以心摄”相悖的内容、意思。譬如说叙述者心爱的，也是让读者喜欢的，不是孙悟空被降伏，不再“放纵”，相反的倒是他的“放纵”，他桀骜不驯地扰闹神仙世界，在取经路上经常对神佛大不敬，调侃、嘲谑神佛，对取经之举提出质疑，等等。这些解说自然算不上圆满，甚而可以说阉割了这部小说的精神命脉。
至于道教徒所谓的“金丹大旨说”，则另当别论。他们逐节地将小说叙写的情节一一说成是隐喻道家炼内丹的理念法则，如说第十九回“云栈洞悟空收八戒”一节是阐明“阴阳男女化生之道”，第二十三回菩萨考验取经师徒的“四圣试禅心”一节是喻“炼丹最要之火候”等等，都是望风捕影，牵强附会，荒诞得没个理路。这在性质上已经不是解读小说，而是不顾青红皂白地强行借小说来兜售其炼丹的理念法则，便不能算是文学诠释了。
五四新文化运动后，解说者便完全扬弃明清人的寓意说。鲁迅正视《西游记》混有佛语道说，“使三教之徒，皆得随宜附会”，认为“此书则实出于游戏”，但还是“欲勉求大旨”，姑且接受了谢肇淛的“盖亦‘求放心’之喻”说。[4]胡适完全否认《西游记》有什么“微言大义”，认为它只是一部“滑稽小说”，“至多不过有一点爱骂人的玩世主义”。[5]这种“游戏说”看重的是《西游记》细节描写中嘲谑世情和神佛的内容，孙悟空和猪八戒类似插科打诨的话语，符合一般读者的直观感受，但是，丢开小说的主体故事的意思，也说不上圆满，而且即便如他所说的“爱骂人的玩世主义”，也还是有具体的社会内涵和意义，怎么能不去追寻呢？
上世纪50年代以来，对《西游记》的解说最为繁杂，而且不断发生关乎这部小说的基本价值的争议。有人持反映论的观点，认为《西游记》反映“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与人民——主要是农民——之间的矛盾和斗争”[6]，由之引出从消极意义上沿袭古人“求放心”说之“破心中之贼”说，由阶级斗争角度转为国家政治问题的“安天医国”、“人才问题”诸说，还有断然认定取经为维护封建统治行为的“赞美变节投降”说，等等，将小说中的神魔故事当作社会阶级斗争、政治斗争的直接反映，也用现实的政治原则判定其思想倾向和社会意义。
有的解说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简单机械的比附，超越现象而把握其内在精神，恢复西天取经行程中降魔作为克服困难的象征意义，凸显以孙悟空为主体的神魔斗争的反抗斗争精神，并成为较多解说者认同的一说。但是，对《西游记》前面孙悟空扰闹龙宫、冥府和天宫与小说主体部分西天取经两部分的关系产生分歧，有“主题转化”说[7]，有“离之双美，合则俱伤”说[8]。这都是意识到了小说前七回情节蕴涵的意义，从而觉察出与取经故事之间存在的不和谐一致而作出的解释，“转化”说是回避矛盾，“离合”说是凸显矛盾。
有的解说更超越社会政治斗争的观念，上升到人生哲理的层面上，也就进一步超越了小说所叙取经故事及其具体的意思、意义。有的说《西游记》表现的哲理是为“众生”事业奋斗成功便达到“至善”的境界[9]，有的说是追求理想百折不挠“功到自然成”[10]，有的因袭古人“求放心”、“修心”的思路，谓表现的是“人性的升华”[11]，有的还同意清人张书绅的“一部《西游》，即是一部《心经》”之说[12]。这些“哲理说”，也还是就《西游记》主体故事提升出的哲理，丢弃了小说自身的许多内容，当作象征也就丢开了原本的意思、意义。将孙悟空开头与神仙的抗争视为“放心”即放纵之举动，便含贬义，抹掉了其中所蕴涵的积极意义；西天取经故事的原旨是弘扬佛法，在小说中并没有完全消失，还是构成小说的思想内容的一个方面。孙悟空形象之所以可爱，并不在于收敛放纵之心，最后成佛，而是在于他与神佛、妖魔战斗的勇敢机智，虽然头上戴着一顶紧箍帽，仍然桀骜不驯地时而调侃神佛，成佛之结局并不意味着他的成熟和人性的升华，达到至善至美的境界。
综合上面简括列举的已往对《西游记》的诸般解说，可以得出以下的一些认识。
古今各家解说，大都是将《西游记》的内容归纳为一种单一的有意义的“主旨”或曰“主题思想”，仿佛不如此便不能说明其思想价值和意思。而《西游记》是一部积累型的长篇小说，唐玄奘法师天竺取经的事迹经过幻化成为神魔故事，原旨是弘佛的，在流传中混入了道教的思想材料，大批道教神仙进入故事中，莫名来自的非人非佛非道的孙悟空成了第一主角，腾挪变化的斗法提升了故事的趣味性，又加入了混合着佛理、道说的韵语。再经过明代人文思潮的浸洗，取经故事的格局及其原旨没有根本改变，但却被市俗化了，“神魔皆有人性”，神佛虽仍有主宰世界的法力，却失去了宗教偶像的神圣性，也变得颇为庸俗。于是，小说文本肌质中发生了叙述与说教、整体与细部的矛盾不和谐，成为多声部的小说。已往的解说大都是执其一端而不及其馀，多数是受小说中混杂着佛语道说的回目、韵语的牵引，对小说的主体故事作出的“求放心”、“摄心”、“修心”的解说，而丢弃了叙述中透露出来的把神佛还原为人、从而摘掉其神圣光圈的人文意义。对像《西游记》这样内容复杂、自身存在着矛盾因素的长篇小说，总结主题、论其大旨的做法，是不适宜的。
已往的解说大都用各自时代流行的理念、各自行当的术语解说《西游记》的主旨的。明清人“或云劝学，或云谈禅，或云讲道”，都是就小说中的回目和韵语频频出现的“心猿”之喻生发出来的，就是因为当时的王明阳的“心学”最为流行；佛家讲“心性”、“心法”，以觉悟众生之心为宗旨，禅宗别名“心宗”，《西游记》第十九回有乌巢禅师授《心经》一节；道家也是讲修心炼性，道徒张含章作《西游正旨》也说小说“自首至尾，皆不外一部《多心经》”。上世纪50年代以来，《西游记》中的神魔斗争故事情节，被赋予政治斗争的内涵，农民起义反抗封建统治阶级、“邪不压正”、“破心中之贼”、“安天医国”、“赞美叛徒”诸说相继出来，都源于那个时期阶级斗争的学说上升为观察、解说社会和文化问题的主导原则。待那种阶级斗争的观念不再当作基本原则之后，“人生哲理”种种说法便代之而出了。这正应了西方诠释学的“视阈的融合”，“理解的历史性上升为诠释学原则”的理论。这并不难理解。诠释者总是持有既定的观念和思维方式，而那种观念是由所处的历史环境所规定的，被诠释的作品中与其奉行的观念相适应、仿佛相吻合的内容，犹如在人群中容易发现最熟悉的人的身影，有种亲和感，从而自觉不自觉地便认为那是作品的主旨和思想价值之所在，予以理性的阐述。
已往众多的解说，包括“游戏说”，也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基本抛开了《西游记》叙写的取经故事本身的意思，也就是抛开了小说故事感性层面的意义，解说的是故事层面象征、比喻的意义。明清人明白地认定《西游记》是寓言小说，把形象和意义视为象征关系。近年的“哲理说”虽然在形象构成的方面作了更深入的研讨，但总体上又回到《西游记》“是一部《心经》”之说上来，也还是视为象征性小说。《西游记》是部神话幻想小说，是人心造的虚幻的神魔故事，自然蕴涵着现实的内容和意义，加以诠释是应有之义。但是，《西游记》是一部有复杂内容的长篇小说，叙写的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也是小说的感性形象层面，自身便有其意义，而不是单纯的某种思想观念的喻体，不是要依靠那种思想观念才能成为有意义的存在。取经是宗教的事业，取经故事原旨是弘扬佛法的，内部发生肌质的变化，活动于其中的孙悟空、猪八戒、唐僧、老君等一批人物，都是有自己的也就是人的性情的文学形象，不是一种观念的喻体，“心猿”之喻不足以说明孙悟空形象的社会内涵。抛开小说的人物故事本身的意思、意义，只作象征性的解释，化作抽象的思想观念，便毁坏了这些形象的文学生命、文学价值。
（原载《中国文学史的理论维度——全国古代文学研究方法创新专题论文集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1] 陈元之：《西游记序》，明刊《鼎锲全像京本西游记》卷首。
[2] 张书绅：《新说西游记总批》，清刊《新说西游记》卷首。
[3] 刘一明：《西游原旨》，清嘉庆刊本。
[4] 《中国小说史略》第十七篇，《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135页。
[5] 《〈西游记〉考证》，《胡适学术文集·中国文学史》，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991页。
[6] 张天翼：《〈西游记〉札记》，《人民文学》1954年2月号。
[7] 李希凡：《〈西游记〉和孙悟空的形象》，《人民文学》1959年7月号。
[8] 高明阁：《〈西游记〉里的神魔问题》，《文学遗产》1981年第2期。
[9] 钟婴：《论〈西游记〉的思想与主题》，《文史哲》1986年第2期。
[10] 姜云：《〈西游记〉：一部以象征主义为主要特色的作品》，《文学遗产》1986年第6期。
[11] 《中国文学史》第七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54页。
[12] 杨义：《〈西游记〉：中国神话的大器晚成》，《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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