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玲接触袁枚是从她在山东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开始的，学位论文论的是袁枚的诗歌。她获得学位后，在山东师范大学任教，仍然执着地在这个研究课题上继续耕耘，反复解读有关文献，修订、丰富学位论文，不觉过去了五六年的时间。当我浏览过这部行将付印的书稿后，不觉为之一喜：比起当初的学位论文又有了显著的提高，论述得更加细致、圆通、深切了。
袁枚是清中叶最富有个性和才情的文学家，近世文史界的学者还推举为伟大的思想家。然而袁枚一生举止言行颇有些超乎常情常理和自相矛盾的地方。他决绝官场，却不耐寂寞，不去做隐逸高士。他尊孔，又疑孔；不佞佛，也不辟佛；攻击程朱理学，要颠覆其“道统”，却又痛恶明代“异端之尤”李贽，称之为“奸猾”、“妖魅”。他尊情重欲，不讳好色，强调“情所最先，莫如男女”，又将“情”放大到“圣人治天下”之心，为尊情重情找到了神圣的依据。他同情妇女，赞赏女子之才，收了许多女弟子，与旧的“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念相异，却又以尚无子嗣为由，先后娶了数位小妾，而且还喜欢追求美妓，颇为人所诟病。一代旷世才子的袁枚，就是这样一位思想、行事从常情常理的眼光看难以说他是伟大还是庸俗的人物，只能采用简单的二分法，说他是既伟大，又庸俗。
石玲论述袁枚，虽然偏重在诗作、诗论方面，但视角却触及了袁枚生平行事和心灵世界的诸多方面。我觉得最可喜之处是没有简单化地将看似矛盾的现象完全割裂开来，褒其美，贬其丑，发扬其精华，批判其糟粕，或者大谈其进步性，结末以难免有其“历史局限”云云了断之。她是就袁枚事迹、作品的实际内容，做出历史的辨析，而且论述得比较贴切，揭示了以往研究者所未曾揭示出的历史内涵，或者是补证了以往研究者已经意识到了但却语焉不详的认识。这里举两个例子。
袁枚抨击程朱理学是顺应了时代的进步思潮，但却又深恶、批判程朱理学的先行者何心隐、李贽等人，而他自己的言行何尝不与何心隐、李贽的言行骨子里有很多相似之处，直可以说实为一脉相承。这种现象怎样理解？石玲在《我在故我思：一个思想着的诗人》一节里做了合乎历史逻辑的解释：袁枚对程朱理学的批判是历史前进的要求，而对晚明“狂禅”、“异端”的扬弃，是对晚明兴起的人文思潮做历史的修正、调整，褒其内核，而弃其偏激，用石玲的话说，“具有一种真与美的趋向”。这种否定之否定，正是包括思想史、文学史在内的一切事物发展的辩证规律。读完这一节，我萌生了一种联想：袁枚现象深层底蕴及其表现形态，并不是袁枚所独有的，在清中叶的文学中还程度不同地表现于其他作家身上，表现于诗歌意象和小说人物性格中。这倒是个值得研讨的一个题目。
石玲论袁枚诗歌的历史地位，揭明其从晚明走向近代的过渡意义。前出的评论袁枚诗歌的论著自然已经说到其思想和艺术方面的特征及其渊源、影响，说到具有诗歌解放的历史意义。石玲的论述则更为认真，从诗作的精神内涵、美学特征、题材的平凡、意象的减少、语言的白话化等多个方面，也就是从诗歌结构的最里层到最外层，全面显示出袁枚诗歌摆脱传统的理念，突破传统的格调、格律，通向现代诗的历史大趋势，把这个中国诗史中一个有意义的课题突显出来了。
我为石玲在袁枚诗歌研究中做出的成绩而高兴，祝愿她继续努力，取得更新的研究成果。
（2003年5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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