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蔡九迪（Zeitlin，Judith T.）
蒲松龄的志怪小说集《聊斋志异》是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后期的杰作之一。袁世硕的这一宏深著述毫无疑问在关于蒲松龄（1640—1715）的研究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然而此书令人感兴趣之处并不局限于蒲松龄研究这一专业领域，此书对于历史人物生平研究的创新性处理将传统的考证学方法运用到了极致。
对蒲松龄的生平进行研究所要面临的挑战并非来自材料的匮乏（蒲松龄有惊人数量的作品留存于世，原文注），而是蒲松龄的一生就如清代其他失意文人一样平凡。蒲松龄一生几乎全都在他的家乡山东淄川附近度过，他早年即中秀才，但在接下来更高层级的科举考试中却屡屡失意，只能如其他失意文人那样，通过为朝廷官员出任幕僚和在缙绅之家坐馆来维持自己和家人的生活。因此当后来者为蒲松龄作传时，就必然要于戏剧性和新奇性之外更加追求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袁的研究方案是通过对蒲松龄与友人、东主和后人的人际关系的考察，从而展开对蒲松龄生平事迹的研究。他们几乎都同处于山东文学区域。除王士禛（1634—1711）外，今天这些人物的事迹几乎已湮灭无闻，但袁在对他们的大量遗稿进行搜抉整理的过程中，展现出高超的技巧和洞察力。实际上此书一大成绩即在于袁对一些新的或尚未充分利用的诸如书信、方志和诗歌等第一手材料的解读。
袁对全书相对独立的章节安排是巧妙的。每章都循着蒲松龄交际圈中某人的生命轨迹展开，而非简单地追溯蒲松龄生命中的某一阶段。这些章节按照蒲松龄的友人最初进入蒲松龄人生轨道的时间顺序来排列。所以此书的记述开始于蒲松龄青年时期最密切的友人诗人张笃庆（张笃庆自撰有《厚斋年谱》，原文注），结束于为蒲松龄作墓志的张元。部分章节着眼于对某一家族历史进行有选择性的溯源，而非仅仅局限于对某一特定个体的介绍，例如袁在某章（指《蒲松龄在西铺毕家》一章，译者注）对蒲松龄曾坐馆长达三十馀年的毕家情形的叙述。有时又有一些有趣的相对偏题的考证，比如袁考证复现了蒲与一位诗友知音（指顾青霞，译者注）的长期友谊，并谨慎地推断《聊斋志异》中一些描写狐鬼的杰出篇章中的女主人公形象的塑造可能就来自这位知己提供的灵感。
此书从不同角度多次追溯了蒲松龄某一人生阶段的事迹，以期呈现一个更为立体的人物形象。蒲松龄（某种意义上即《聊斋志异》，原文注）仍旧是叙述的主要对象但却常常是隐藏在对其他人的叙述背后的。这也许会让读者想起司马迁在《史记》写作过程中所运用的叙事策略，常常将一个事件分散在不同人物的传记中从多角度予以呈现。
袁声称自己并非是对蒲松龄与之交游的这些人物本身感兴趣，而是意欲通过对他们之间交游关系的论证来发掘蒲松龄的事迹与著述的相关情况，尤其是《聊斋志异》及其创作过程。对官员高珩的叙述可以见出研究者的这一个人趣味，高珩十分认同蒲松龄进行小说和俚曲创作的志趣。在冗长的跋语（指蒲松龄俚曲《琴瑟乐》抄本卷末署名高念东之跋语，译者注）中，高珩对俚曲中的狎亵成分进行了积极辩护，并高度评价了这一俚曲的结构和语言风格，甚至明确搬出了评点家金圣叹的观点作为证明，并且认为此俚曲堪与《金瓶梅》和《水浒传》并置。高珩所作之俚曲抄本现存于北京图书馆。既然袁不曾看过这一俚曲抄本（此处疑为作者之误，袁书并未明确表示未曾阅读过此抄本，译者注），我们或许要问为何袁要认为高珩创作这些通俗俚曲是受蒲松龄的影响呢？既然高珩在某种意义上算是蒲松龄的良师益友、甚或是其东主，为何不能说蒲松龄创作俚曲是受高珩影响呢？以上是袁会偶尔得出并不坚实的结论或者对某一材料过度解读的例证。
该书的第二部分是更常规意义上的针对蒲松龄的手稿和作品版本所进行的坚实考证，这自然更能引起蒲松龄研究专家们的兴趣。袁的主要观点是认为应当参照1962年发现的《聊斋志异》二十四卷抄本对张友鹤的三会本《聊斋志异》予以重新校订。袁令人信服地指出二十四卷抄本比张友鹤当初使用的铸雪斋抄本更近于蒲松龄的原稿样貌。
尽管袁仅将自己所作的工作视为“文学的外部研究”（见原书前言，原文注），但他还是对我们理解某些《聊斋志异》中的故事尤其是创作这些故事的背后心理和社会动机方面提供了有益的启发。袁过于迫切地想说明某一确切事件或者某一材料与《聊斋志异》存在联系，这有时会使他过于强调传记主人间的联系而忽视了其他方面的影响，但他从未机械地将文学与现实等同起来。同时他的研究也证明了仍有大量尚未被充分利用的材料可供学者们再现清代文人与社会的地域分布情况。
（李世中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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