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家乐府盛康熙，进御均叨天子知。

纵使元人多院本，勾栏多唱孔洪词。

这是会稽金埴（字小郯，著有《不下带编》、《壑门诗带》）在康熙五十六年（1717）秋，过曲阜访孔尚任，索读《桃花扇》后，题于卷末的两首绝句之二。金埴盛赞亡友洪昇作《长生殿》、新交孔尚任作《桃花扇》，名满京华，擅场一时，为康熙一朝之盛事。这完全是实际情况。“南洪北孔”为当时曲苑文坛的双星，至今仍为戏曲史家、文学史家所公认。然而，金埴却有意回避了令这两位剧作家伤心的事实：“均叨天子知”所带来的并不是皇恩浩荡，反而是使他们“断送功名到白头”的厄运。不过，耐人寻味的是，金埴在诗中特标举“叨天子知”一事，在他本人似乎并无更深的用意，但却正好给我们提示了理解孔尚任一生升沉荣辱的底蕴的关键所在。孔尚任以“异数”出山，以疑案谪官，都是富有戏剧性的，而这都与那位十分精明、确有作为的康熙大帝，有着直接的关系。

孔尚任字聘之，一字季重，号东塘，别名岸堂，自称云亭山人。清世祖顺治五年（1648）九月十七日，诞生于曲阜城东南的湖上村，为孔子的六十四代后裔，属官庄户。

孔尚任生于明清易代之际，那是被当时人称作“天崩地解”的时代。他出生的前五年，李自成率领农民起义军攻下了明王朝的都城北京，崇祯皇帝吊死于煤山。崛起于东北地方的满清，乘势入关，取代了立足未稳的起义军的大顺王朝，在北京建立新的王朝，并旋即挥军南下，与在江南坚持抵抗的力量，进行着长期的战争。曲阜所在的山东兖州府一带地方，虽说已无战事，已建立了清王朝的地方政权，社会逐渐安定了下来，连衍圣公都接受了新王朝的封号，但是，广大的百姓对清王朝还是陌生、冷漠，抱有一定的敌对情绪，有人还在暗地里奔走，联络声息，谋图恢复，更多的明王朝的官吏、有功名的士人，还怀有浓淡不同的亡国之痛。孔尚任是在这样一种历史环境中，度过了他的幼年的。

他的父亲孔贞璠，字用璞，号琢如，是崇祯六年（1633）的举人，入清不仕，隐居于家。据《阙里文献考》卷九十三本传记载：“当明季，兵荒荐至，解纷御侮，一邑赖之。”这里所谓“兵荒”，细按“明季”兖州一带地方的战事情况，当是指崇祯末年清兵数次南扰，长驱直入，进至山东南部掳掠而言。孔尚任所修《孔子世家谱》中，称孔贞璠“幼尚气节，言论识瞻，前辈畏服”，可见其入清不仕，多半是出于政治原因。在乡里中，同孔贞璠声气相投、过从甚密的，就是几位前朝遗民。他们时常聚会在一起，缅怀往事，痛饮狂歌，抒发胸中的郁闷。这在贾凫西的《澹圃诗草》中，留有他们的行迹的记录。《再游孔琢如长松亭》云：

载酒长松下，松花散晓风。

还如前日会，更与故人同。

长松亭，在曲阜近郭苗孔村孔贞璠的别墅中，贾凫西诗中多次提到，见得是他们时常聚会的地方。又，《饮孔方训郎中斋中，同望如、刘显思征君》云：

此心忧太苦，把酒且狂歌。

初月辞星下，高天任雁过。

乱离犹未尽，故旧已无多。

既醉不归去，流连意若何？

此孔方训郎中，即孔尚任后来在《桃花扇本末》首条所提到的那位“崇祯末为南部曹”的“族兄方训公”。孔方训名尚则，字仪之，方训为其号。他于崇祯十三年（1640）进士及第，始授河南洛阳知县，后移安徽全椒县；弘光朝官刑部主事，寻迁员外郎，再迁郎中，清兵渡江后返里，入清未再出仕。诗题中所提到的望如，为孔方训之弟孔尚达。他在明末以岁贡选授江西太和县教谕，入清亦居家未仕。此外，还有孔尚任在《桃花扇本末》首条提到的其岳父秦光仪，与孔方训是姻娅之亲，崇祯末清兵窜至山东骚扰时，曾避乱南去，在孔方训的任所待了三年之久。他也算得上一位南明弘光小王朝兴亡始末的目睹者。幼年时期的孔尚任，便从他们的口述中获悉了弘光朝南京的一些遗事，并且对秦淮名妓李香君之“面血溅扇，杨龙友以画笔点之”一事，感到了莫大的兴趣。如果说《桃花扇》是孔尚任的心灵里长期孕育出的花朵，那么岂不是可以说早在这时就已经播下了种子。这些遗民们相会谈心，缅怀往事时所流露出的兴亡之感、亡国之悲，也不能不在孔尚任的幼稚的心灵里留下些许影响。

对孔尚任影响较深的，是贾凫西。贾凫西名应宠，字退思，晚年喜说鼓词，自号木皮散客。他在明崇祯年间，官河北固安知县，内迁户部主事，再迁刑部郎中。当清兵入关侵扰河北、山东时，他曾率百姓据守固安县城。入清，隐居曲阜家中。顺治八年（1651），由于受到曲阜县尉的要挟，他不得已到北京补了旧职，心情非常不安：“只愁鹰隼逼，岂为稻粱谋？”“错认榆枋近，空来燕雀讥。春深园林好，如此胡不归？”（《有鸟二首》）次年，他便自劾去官归里了。贾凫西仕清的行迹和心情，颇类江南的大诗人吴梅村。

贾凫西以《木皮子鼓词》著称于后世。孔尚任幼年曾造访其庐，受到贾凫西的赏识、款待，并亲聆其演唱鼓词。孔尚任所作《木皮散客传》中记云：“居恒取《论语》为稗词，端坐市坊，击鼓板说之。其大旨谓古今圣贤，莫言非利，莫行非势，而违心欺世者，乡愿也。”显然，贾凫西是以功利主义观点来解释历代帝王圣贤的言行，什么“受命于天”，什么“吊民伐罪”，统统是违心欺世的谎言，历代的兴废，不管是兴王，还是图霸，无非是争权夺势，“拳头大的是哥哥”而已。这显然是由明清之际那种所谓“天崩地解”的大动乱所激发出来的一种愤世嫉俗之论，其思想本质，又确如孔尚任所说，“颇类明之李卓吾、徐文长、袁中郎者”。这种言论，与孔孟之道自然大相径庭，有得罪名教之嫌，所以为曲阜的权势者衍圣公府所不容，贾凫西不得不移家滋阳（兖州）。而身为“圣裔”的孔尚任却独具只眼，在《木皮散客传》末赞曰：“天道浑沦，圣人蕴藉，木皮子以快论发之。所谓‘吾党狂简，不知所裁’者；知所以裁，则又‘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矣。故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狷，亦圣人之徒也。”《木皮散客传》是孔尚任二十四五岁时所作；三十年后作《桃花扇》又采用了贾凫西的一段鼓词，柳敬亭的形象可能就有着贾凫西的影子。这说明这位父执在孔尚任的青少年时期留下了多么深刻的印象！

孔尚任出身于书香门第。高祖孔承佽，为曲阜四氏学的学录。曾祖孔宏颉，由岁贡选授咸阳教谕，升太平府教授。祖父闻讷，庠生，家传说他“笃志好学，闭门著书”，“时人以方董江都”，也见得是位农村饱学之士。父亲孔贞璠也是个举人。这样的家庭，决定了青少年时期的孔尚任，也必然要走读书仕进之路。

孔尚任童蒙入家塾，至晚在康熙八年（1669）他二十岁左右，便已进学成了秀才。在曲阜四氏学中，他要算是一位才学出众的生员，颇为学录孔贞灿所器重。早年成进士做了吏部主事的颜光敏，颇有诗名，为“燕台十子”之一。康熙十一年（1672）因父丧居家守制，随即又病休在家。这期间，孔尚任与之过从甚密，研讨风雅，一起采风民间，合辑《鲁谚》（据孔尚任《与颜修来书》）。此时，孔尚任还研究乐律，著成《律吕管见》（未见）。

然而，孔尚任却困于场屋，乡试未能中式。他究竟应过几次乡试，无文献可稽，至少从倪匡世所辑《诗最》卷四选入的孔尚任的《历下杂咏》组诗，下注“戊午八月”，按清制，戊午为乡试年，考期例为八月，可推断康熙十七年（1678），他是去济南应乡试的。此时，他已经是年逾而立了。

这年九月，孔尚任乡试铩羽而归，随即约同族弟孔尚倬、孔尚恪，往游石门山。石门山在曲阜城东北四十里许。山有十四峰，多洞壑及清泉佳木。据孔尚任考证：“相传古之晨门吏隐于兹。唐张叔明亦鲁诸生也，卜宅其麓。杜子美有《访张氏隐居》诗，又有《与刘九法曹、郑瑕丘石门宴集》诗；李太白亦有《鲁城东石门送杜甫》诗，皆其处也。”（《出山异数记》）石门山自然也要算是曲阜的一处名胜了。

孔尚任这次是尽兴而游，足迹遍岩壑，并且选定于涵峰之阴，欲结草堂三间，为隐居读书之地。次年，他真的入石门山读书了。他自己说：“世名隐者，莫不住山。住五岳者，譬之游市朝；住终南者，又似据津登垄焉。”而他选定石门山，则是因为石门山“僻处东鄙，封不列于岳镇，名不载于志经，形胜不著于士君子之口，亦山灵中之高逸也”；“况林壑幽窈，俗迹罕及，实足以迓天和、益道德，又非但为游览憩息之藉”。（《告山灵文》）一句话，他是要做一个真正的隐士、高人。其实，这不过是他在科举上失意的一种心理反映：功名既不可求，那就去做隐士吧！这年春，康熙皇帝发出了开博学鸿词科的谕旨，要在京在外的官员推举“学行兼优，文辞卓越之士”，进京应试，由皇帝亲试录用。孔尚任也未必不从朝廷的这种举动中得到一些启示，在举业帖括之外，再给自己创造些应荐举的条件。所以说，他的入山恐怕还是为了准备出山，至少他并没有完全放弃仕进的念头。这一点，不久就由他自己称之为“倒行逆施”的举动所证实了。

康熙十九年（1680），延续了八年的“三藩之乱”尚未结束，清兵进攻湘西、广西、贵州，与吴世璠的军队进行激战。为了佐助军需，清廷颁布开捐纳事例：“凡捐助粮草，现任官员，纪录加级；现在进士、举人、贡生为出任日之纪录加级；生员准其入监读书……”孔尚任闻风而动，“尽典负郭田”，于次年春，通过其任云南粮储道的族孙孔兴诏，捐纳了一个国子监生的头衔。事成之后，他写信给正游江南的颜光敏说：“弟近况支离可笑，尽典负郭田，纳一国子生，倒行逆施，不足为外人道，然亦无可告语者。”（《曲阜颜氏家藏尺牍》卷四）捐纳功名毕竟不是入仕的正途，更算不得高尚，孔尚任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很不好意思，也是可以理解的；他这样说，也可以说是一种自我解嘲吧！

捐纳为监生，经过选拔、保举，就可以充任州县贰佐、教谕之类的官职，但也仅仅如此而已。如果不是发生了一件对他说来非常意外的事情，孔尚任就可能一辈子只是顶着个监生的头衔，老死故乡，即使选上个州县小吏，也不见得能有多大作为，至多只能像其祖其父一样，在族谱家传中赢得几句赞美的话。

康熙二十三年（1684），岁在甲子。去年秋，施琅进军台湾，明延平王郑克塽受诏，至此，清王朝统一了中国。这年九月，康熙皇帝首次南巡，至江宁。十一月返程，康熙要驾临曲阜，致祭孔子，以“阐扬文教，鼓舞儒学”。还命于孔氏子弟内选举讲书二人，于祀典告成后，讲明经书文义。

当时，孔尚任正应衍圣公孔毓圻之请，编纂《孔子世家谱》和《阙里志》，在孔庙训练春秋两次丁祭时需用的乐舞生。在孔氏子弟中，孔尚任要算是博学多闻了。于是，他同举人孔尚（字三立，号雪谷），被推举为御前讲书人。

十一月十六日夜，孔尚任被召到衍圣公府的东书堂，撰写应讲经义。在翰林院掌院学士常书、侍读学士朱玛泰、山东巡抚张鹏翮诸官员的立等之下，撰写了《大学》首章、《易经·系辞》首节的讲义。

次日午后，康熙的銮舆到了曲阜，驻跸于南门外临时搭起的行宫中。傍晚，孔尚任被两名侍卫带到行宫，翰林院掌院学士孙在丰向他宣示了皇帝的谕旨：“所撰讲义虽好，但有数字未妥，即令改易。”孔尚任根据讲义上康熙用“掐痕”标志的地方，一一改过，又等待进呈皇帝看过满意了，方才离开行宫。回城后，又被鸿胪寺少卿西安召至孔庙诗礼堂，研习经筵讲书的仪节，以及进讲的声音容止，几乎折腾了一夜。

十八日上午，康熙皇帝诣孔庙，登上大成殿，“跪读祝文，行三献礼”。礼成，康熙进入诗礼堂。孔尚任应呼而至，行礼毕，走到与皇帝的御案相距仅咫尺的讲案前，北面对立，从容大方地照讲义讲了《大学》首章。康熙非常满意，对左右侍臣说：“经筵讲官不及也。”孔尚讲毕《易经·系辞》首节后，康熙便面谕大学士明珠：“孔尚任等陈书讲说，克副朕衷，着不拘定例，额外议用。”皇帝这一句话便使孔尚任平步青云，由一个小小的监生跃进了官僚的行列。

祭祀后，康熙要遍览“圣迹”，并且指定由孔毓圻、张鹏翮和讲书人引驾。孔尚任刚刚修过《阙里志》，对孔庙、孔林各处文物古迹非常熟悉。康熙所到之处，凡是有所询问，孔尚任都应对自如。在这一过程中，康熙还数次问到孔尚任自身的问题，这自然使孔尚任甚为感动。在其《出山异数记》里，有一段颇动感情的记述：

上徐行观墓道石仪、华表、翁仲、甪端、文豹，至墓门伫立东望，问是何所，尚任奏曰：“臣家春秋祭扫、族姓燕会之所，名曰思堂。”其堂门久扃，诸臣俱前往辟道，惟尚任一人侍立驾侧，自叹草茅，何以至此！上阅西壁碑刻，见明臣毕懋康《谒林诗》，览终篇，顾问尚任曰：“尔年果三十七岁否？”尚任奏曰：“臣年三十七岁。”又问：“能作诗否？”尚任奏曰：“亦尝学诗。”因跪候上旨。天颜悦怡，频命起来。霁堂陛之威严，等君臣于父子，一日之间，三问臣年，真不世之遭逢也。

这一天，对孔尚任来说，是极其不平常的，简直是连做梦都不会梦到的。一个乡村秀才，竟然得以见到了至高无上的皇帝，因讲书而受到了皇帝的赏识和超拔的恩遇，还得以在皇帝身边侍从应答，受到优容垂顾，这自然使孔尚任非常激动，在回家的途中，禁不住“随路感泣，逢人称述”，返舍后，“跪述老母膝前”，连老母都“感激皇恩，不觉泣下”。但是，他哪里会想到，康熙皇帝到曲阜祭祀孔子，连同对他的赏识、超拔、优容垂顾，都是有其政治用意的。所谓“阐扬文教，鼓舞儒学”，实质上是要用孔子在人们心目中的崇高形象，以及由孔子所创始的长期在政治、道德、学术领域里还起着支配作用的儒家的思想理论，来维系人心，巩固清王朝的统治政权。孔尚任的这种不平常的际遇，实际上只是康熙所下的这盘棋中的一招。康熙对他的赏识、超拔，并不只是因为他讲书讲得好，确切地说，是因为他是讲书讲得不错的“圣裔”。

送康熙返京后不久，吏部发来了授官报：“举人孔尚，监生孔尚任，陈书讲说，克副圣衷，应将伊等不拘定例，俱从优额外授为国子监博士。”孔尚任在家中欢乐地度过康熙二十四年（1685）的春节，便同孔尚一起进京就职。国子监祭酒知道他是“皇上特用讲书之员”，特别为他在彝伦堂西阶搭起了高高的讲坛，讲书之前，“考钟伐鼓，集八旗、十五省满汉弟子数百人，绕座三拜”，他才“黄盖乌翣，开经敷讲”，“一时啧啧，称为盛事”。

此时，孔尚任对康熙皇帝是感激的。他在这年的三月间，撰写了《出山异数记》，文末说：“书生遭际，自觉非分，犬马图报，期诸没齿。”如果此后仕途通达，他会怀着这种感激心情，努力报效朝廷，在朝官生涯中度过后半生。那么，他也就不会勾引起幼年时期的记忆，去创作使他名垂后世的《桃花扇》了。

国子监博士是清闲之官，俸禄不多。孔尚任在京华红尘中待了不久，心就逐渐地冷了下来，诗中时有“佳节豪华住帝都，闲官冷署自踟蹰”（《中秋待月》）之句。

康熙二十五年（1686）夏，皇帝命工部侍郎孙在丰去淮扬开浚下河，疏通海口，孔尚任也随从前往。当时的高邮、兴化、盐城、泰州一带，地处黄淮下游，地势低洼，连年洪水泛滥，百姓无以为生，也影响漕运。前年康熙南巡，目睹此情况，颇为关注，经朝议，决定于河道总督衙门外，专设下河局治理。康熙命孔尚任随孙在丰去治下河，可能是有意给他个升转正途的机会。七月初四，孔尚任随孙在丰及其他司官到乾清宫陛辞，康熙对他们勉励了一番。翌日，他们就离京前往淮扬了。

孔尚任确是抱着解生民之疾苦、报皇帝知遇之恩的心意来治下河的。在清江口渡黄河时，有诗抒怀云：

踟蹰何计救桑麻，立马堤头唤渡槎。

八月荒蒲飞白鸟，孤城落日照黄沙。

南开清口分淮少，东阻云梯去海赊。

此去源流谁探取？秋风初动使臣嗟。

——《渡黄河》

可是一到淮安，这伙治河官员就忙着逢迎、宴乐，不把治河的使命放在心上。孔尚任感到忧虑不安，乃至非常气愤：

九重图画筹难定，七邑桑耕户未收。

为问琼筵诸水部，金樽倒尽可消愁？

——《淮上有感》

问题更在于河道总督靳辅是不同意疏浚下河海口的，于是同孙在丰发生争议，反映到朝廷中，又形成了派系之争。孙在丰一行虽然到了淮扬，在兴化设立了下河衙门，孔尚任分驻泰州的草堰场，但工程却迟迟不能开展。孔尚任闲居荒凉的海滨，感到失望，也无聊之甚，思想上便消沉了下来。他的《维扬舟中即事》诗云：

九重封事信如何，日日江干见雁过。

自笑开衙随水部，偏宜鼓棹答渔歌。

摩挲倦眼亲书少，料理新须览镜多。

酬报久思无计是，吴天冷雨意消磨。

写的就是当时的心情。

孔尚任在扬州一带滞留三年多。随着朝议的翻覆，从而下河疏浚工务时起时停，孔尚任一方面勤于王事，尽其治河使臣的职责，或滞留泰州，或有事扬州，或移驻兴化，或视工白驹、丁堰诸海口；另一方面于河务之馀，特别是停工待命之时，便耽于吟咏，以诗会友，与当地的或来游的名士往还唱酬，几至如他所说，“凡骚人墨客，皆得通名刺焉”（《广陵听雨诗序》），并且还结成了诗社，时有如广陵听雨、红桥修禊、平山堂大集、广陵舟中观涛、兴化海光楼题额等有二三十人与会的风雅盛举，俨然成了一个居官的风流名士。在这期间，他写了多达六百馀首的诗，尽收入《湖海集》中。由于下河疏浚工程的半途而废，他未能建功立业，实现报效朝廷、拯救烝黎的初愿，但却在文人荟萃的扬州赢得了诗名，这也该是他引以自慰的吧！

孔尚任在淮扬地方结交的名士中，有不少声誉卓著的前朝遗老。交情最深厚的是泰州的黄云。黄云字仙裳，明末诸生，曾在弘光时入狱救护被马士英之流逮捕下狱的恩知陈素，以此为人所称赏。明亡后隐居不仕，以樵者自居，自号旧樵。孔尚任初至泰州，便去造访，极其敬重，赠诗有“庐中剑佩存高义，窗外禽鱼化至仁”（《过访黄仙裳依韵奉答》）之句。黄云对孔尚任也很友好，在孔尚任于泰州闲居萧寺，生活清苦，百无聊赖，特别是染病时，常常携酒食相慰，情同亲眷。孔尚任返京许多年后，还时常念及这位老友。在泰州，大约经黄云介绍，孔尚任还结识了八十四岁高龄的许承钦。许承钦字钦哉，号漱雪，汉阳人。明末进士，曾官溧阳知县，迁户部主事。明亡后，隐于泰州。《湖海集》卷五有《又至海陵，寓许漱雪农部间壁，见招小饮，同邓孝威、黄仙裳、戴景韩话旧分韵》诗云：

开瓮墙头约，天涯似耦耕。

柴桑闲友伴，花草老心情。

所话朝皆换，其时我未生。

追陪炎暑夜，一半冷浮名。

显然，在那个晚上，许承钦、黄云等人讲的是前朝旧事，王朝之兴亡，人世之沧桑，使得孔尚任出山以来的功名心都冷了。孔尚任与一些遗老的“世外交”，使得他又重新萌发了幼年时期听长辈们讲述弘光遗事所引起过的那种情绪和兴趣，极愿意听到更多更生动具体的弘光王朝的种种故事。这是他们之间的共同语言，也是他们交往中的感情上的纽带。所以一些遗老并不因为他是一位治河官员、朝廷使臣而冷淡、猜疑，有的竟主动到他的寓所畅谈。黄冈诗人杜濬，弘光朝到南京应试，与复社领袖人物以及杨龙友都有来往，与艺人柳敬亭友谊甚厚，明亡后居留南京，以名节自许，有诗名，也为时人所敬重。康熙二十六年（1687）夏来游扬州，仅同孔尚任接触过一二次，竟特地到了孔尚任的船上，边饮边谈到晚上。

特别值得提到的是孔尚任和冒襄的交往。冒襄字辟疆，如皋人。他是明末南京四公子之一，也是揭发阮大铖为阉党馀孽的《留都防乱揭帖》的署名者。他与侯方域、李香君都有较多的往来，非常熟悉，对弘光王朝的诸种细故了如指掌。明亡后，誓志不出，多次拒绝荐举、征召，在自己的水绘园中蓄声乐，玩花鸟，聚宾客，饮酒观剧，自得其乐。苏昆生、柳敬亭都曾往来其家。孔尚任来淮扬时，冒襄已达八十岁的高龄，由于生活奢华、接纳宾客和被迫移家多种原因，近况非常困窘。孔尚任与冒襄相会不同寻常。康熙二十五年（1686）仲冬，冒襄在扬州参加了孔尚任的听雨分韵之会。次年春，孔尚任给冒襄送去了祝寿礼物，并且为冒襄子冒青若在下河局谋了一职，使得老人颇为高兴，竟在那年九月，不顾年老体弱，不惮三百里之遥，到兴化孔尚任的寓所，“同住三十日”。不难想象，这“三十日”的聚会当是有所为的，很可能是专门来向孔尚任讲述弘光朝的许多细故，包括侯方域与李香君的离合之情。冒襄家曾蓄伶人，经常搬演戏曲，他是懂得昆曲的。或者，他连如何将弘光遗事作成戏剧，都向孔尚任作了指教。看来，孔尚任在淮扬不仅获得了丰富的素材，而且已在酝酿、构思他十年后方才定稿问世的《桃花扇》了。

淮扬治河三年，孔尚任虽未能建功立业，有违初志，但却成为他一生中最有意义、也是最难忘的一段生活。

康熙二十八年（1689）三月，康熙皇帝第二次南巡，返程过扬州，视察了河工。孔尚任随扬州地方和河署官员迎驾江口。皇帝还记得这个他提拔的官员，召唤孔尚任登上御舟，赐给御宴一盒、果饼四盘。随即送驾至淮安，皇帝又特别招呼了他一声。这自然使他又一次地感到荣幸，心情激动，吟诗云：

蒲伏迎銮江水头，侍臣招手上龙舟。

堪怜憔悴巡湖海，又得从容拜冕旒。

彻出琼筵惊满岸，捧来金碗晃双眸。

三年粗中肠惯，饱饫珍馐翻泪流。

——《三月三日迎驾至江口，蒙召登舟，赐御宴一盒，恭谢用前韵》

然而，康熙返京后就决定撤销下河局，工务由河道总督衙门兼管，靳辅一派取得了胜利。与孔尚任同来的官员先后都调回北京，他本人却像被朝廷遗忘了似的，在扬州闲居待命。这也就给他提供了一个他早就梦寐以求的游览弘光王朝兴亡之地南京的机会。

南京是历史名城。南朝的晋、宋、齐、梁、陈，都在这里建都。这些历史上短命的王朝，给人留下的是金粉繁华转瞬即逝的兴亡之感。历代文人来游，总是发一通“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或者“空怅望，山川形胜，已非畴昔”之类的感慨。清初人来游，头脑里更有个曾为人所注目过的随现即逝的弘光王朝所在，感慨也就更深。更何况孔尚任是怀着对弘光王朝的兴趣而来的呢？

孔尚任在这年七月从扬州经仪征江行到南京，在水西门登岸，远眺钟山，近瞻石头城，就不禁感慨万端：

莫以金汤固，南朝瞬息过。

雄心滋墓树，盛事入樵歌。

金粉谁家剩，弓刀此地多。

古来争战垒，都是锦山河。

满市青山色，乌衣少故家。

清淡时已误，门户计全差。

乐部春开院，将军夜宴衙。

伤心千古事，依旧后庭花。

——《泊石城水西门作》

在南京，孔尚任游览了秦淮河，也游览了青溪长板桥。秦淮河是明末南京的纸醉金糜之所、繁华风流之地。出入其间的，固多是富商大贾、纨绔子弟，醉生梦死，追欢买笑，但也有清流文人，在风月场中留下一些为人艳称的韵事，侯方域和李香君、冒襄和董小宛的离合中还带有一层政治色彩，在时过境迁之后就更增添了些许传奇性，引人遐想。孔尚任游秦淮河感兴趣的，也就是这些故事。《阮岩公移樽秦淮舟中，同王子由分韵》云：

宫飘落叶市生尘，剩却秦淮有限春。

停棹不因歌近耳，伤心每忘酒沾唇。

山边水际多秋草，楼上船中少旧人。

过去风流今借问，只疑佳话未全真。

时间已经过去了近半个世纪，当日秦淮河上的人物多已谢世，青溪上的长板桥更荡然无存，那些尚存的故老讲述往事，自然使人徒增凄凉之感。不过，孔尚任亲历其地，听到当日李香君却奁、面血溅扇的种种细故，也就更加使他感到不寻常。

孔尚任去看了破坏了的明故宫。殿已焚毁，基础犹存；大内红墙，已经断缺；御河桥上的玉柱，也倾斜了。他感到，南明一代王朝犹如一盘棋一样地散了。他还去瞻仰了明孝陵，而且大动感情，写了《拜明孝陵》诗，其二云：

宋寝齐陵尽野莎，英雄有恨欲如何？

宝城石坏狐巢大，龙座金消蝠粪多。

瞻像犹惊神猛气，禁樵浑仗帝恩波。

萧条异代微臣泪，无故秋风洒玉河。

确实写出了“亡国之遗恨”。

孔尚任来游南京，除了饱看金陵好山水，实地观看了他正酝酿的剧作《桃花扇》的本事发生地，获得了实际的印象外，而且还广泛结识了其间的文人名士。

他来京不数日，就去虎踞关清凉山访问了大画家龚贤。龚贤字半千，号柴丈。明清之际，曾奔走四方，后流寓于此，自号钟山野老。他善画山水，自成一家，为“金陵八家”之一。孔尚任在扬州曾与他一会，诗有“野遗自是古灵光，文采风流老更强”（《喜晤龚半千，兼谢见遗书画》）之句。这次登门造访，亦有诗记之，中云：

坐我古树荫，饱我羹一豆。

娓娓闻前言，所嗟生最后。

——《虎踞关访龚野遗草堂》

也是谈往事——弘光遗事。

此后不数日，这位年事甚高的老画家就逝世了。本来是约定再次来聚谈，可是孔尚任进门看到的却是一幅惨景：人已死去，子女绕床啼哭，吊客表示一下哀悼便掉臂走了，家里穷得连丧葬费都没有。孔尚任是个笃于友情、敬重贤老的人，便解囊相助，为之料理了后事。这件事使孔尚任在江南名士中获得赞誉。孔尚任在南京结识的人物中，有华阴学者王弘撰、黄冈诗人杜濬之弟杜岕、遗民画家程邃、《板桥杂记》作者余怀之子余宾硕等人，最值得注意的是明末的大锦衣张怡。张怡字瑶星，号薇庵。李自成破北京，崇祯吊死煤山，他曾独自守灵戴孝。李自成以其行可嘉，“义而释之”。他回到南京，在弘光王朝依然官锦衣千户，曾经受过马士英、阮大铖怀恨报复所制造的党狱。《桃花扇》中的张薇就是照他的事迹写的。明亡后，张怡隐居于栖霞山白云庵中。孔尚任是在返程中游栖霞山特意去拜访的，有《白云庵访张瑶星道士》诗，后半是这样写的：

数语发精微，所得已不浅。

先生忧世肠，意不在经典。

埋名深山巅，穷饿极淹蹇。

每夜哭风雷，鬼出神为显。

说向有心人，涕泪胡能免！

这次拜访，孔尚任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在《桃花扇》中写进了这位遗老，并让他充当了向观众和读者启示题旨作用的特殊角色。

孔尚任的南京之游，恐怕是一次有意识的调查访问，为创作《桃花扇》熟悉了地理情况，搜集了更多的创作素材，在艺术构思上也受到了许多启发。

康熙二十八年（1689）腊月，孔尚任离开扬州北返，路经曲阜，留在家中度过了春节。次年二月，回到北京，依旧做他的清闲的国子监博士。

孔尚任返京后，在宣武门外的海波巷里租的一所民舍中住了下来。他每月坐着肩舆去国子监六次，例行公事而已，已不像五年前初来时那样特别受礼遇，自己的热情也减弱了。朝中大臣们之间的派系之争很激烈，彼此攻讦，你上我下，“半月风云变万千”（《九九诗》），他对官场逐渐有所了解。“坐破旧青毡，鲜利亦寡害”（《甲戌正月答仙裳先生寄怀原韵》），也就自甘做这种闲官。他闲暇无事，除了闭户吟诗驱愁，便在小小的庭院里大种花草。他的《岸堂檐上蜂窝》诗中有“性命全依主，经营半在花”之句，实际上是自我写照。所以，他虽身居京华红尘中，却如同住山一样的清闲，“仍是京洛人，枕漱在泉石”（《岸堂初种花草》）。他有题为《博古闲情》的一套商调曲子，描写了他当时的那种悠闲的生活情调：

【逍遥乐】侨寓在海波巷里，扫净了小小茅堂，藤床木椅。窗儿外竹影萝荫，浓翠如滴，偏映着潇洒葛裙白纻衣。雨歇后，湘帘卷起，受用些清风到枕，凉月当阶，花气喷鼻。

【金菊香】偏有那文章湖海旧相知，剥啄敲门来问你，带几篇新诗出袖底，硬教评比。君莫逼，这千秋让人矣。

此时，孔尚任还对古董文物产生了兴趣。他时常去琉璃厂、崇仁寺逛旧书摊、古玩店，见到可意的古董、书籍，便买回来赏玩，往往将微薄的月俸花光。《博古闲情》套曲里也有记述：

【梧叶儿】喜的是残书卷，爱的是古鼎彝，月俸钱支来不够一朝挥。大海潮，南宋器；甘黄玉，汉羌笛；唐羯鼓，断漆奇。又收得小忽雷，焦桐旧尾。

这自然是举要而言，就其《享金簿》所著录之金石书画看，他在北京为官期间收得的，还有《绛帖》、太和钟、古刀笔、陆放翁松皮砚、唐宋名书画等许多件，简直成了一位小收藏家。

在这期间，孔尚任与新城的官僚名士王士禛开始了交往。康熙二十九年（1690）正月，王士禛丁父忧服阕，返京补官詹事府少詹事，不久迁督察院左都御史，再迁兵部督捕侍郎。孔尚任与他虽然名位悬殊，但他们都是山东人，可谓大同乡。王士禛是诗坛圭臬，喜延揽骚人墨客，孔尚任在淮扬三年，也赢得一些诗名，最初两人时在厂甸书肆上相见，都有爱古董、古籍的兴趣，所以也就经常来往了。后来孔尚任有诗追忆道：

班行虽阻隔，倡和最缠绵。

巷小轮常驻，堂空马任牵。

珍藏多在几，寒具不登筵。

京兆丰碑志，襄阳故老编。

晨星同感慨，石鼓共周旋。

——《留别王阮亭先生》

王士禛的《居易录》里记述到孔尚任的几件事，而《蚕尾诗集》却没有留下与孔尚任相唱和的诗，不过从孔尚任《长留集》保留的有关诗，也可见两人确有唱和，孔尚任曾同其他名士在王士禛宅第里分韵，王士禛也确曾屈尊到海波巷来造访，岸堂之名即为王士禛所题。王士禛曾官国子监司业，且诗名甚高，文士多入其门下。与王士禛的交往，也就使孔尚任结识了许多京官、名士，在北京诗坛上有了些名声，进而在自己周围也聚集一些骚人墨客，时有唱酬。

这期间，孔尚任结识了在戏曲史上经常和他的名字联在一起的顾彩。顾彩字天石，号梦鹤居士，无锡人。康熙十七年（1678）入监。康熙二十七年（1688），应孔毓圻之聘为衍圣公府的西宾。康熙三十二年（1693）冬，孔尚任奉使回曲阜摹御书“万世师表”匾额，与顾彩相识。事后，孔尚任返京，孔毓圻为皇上派皇子来曲阜致祭而进京谢恩，顾彩也随同到北京，并居留了一段时间。顾彩工于曲律，已作有《楚辞谱》传奇，演屈原、宋玉故事，并正在京中梨园上演。这样，顾彩就成了孔尚任试作剧本的合作者。

孔尚任在北京收得的古物中，有件乐器，名曰“小忽雷”。小忽雷是唐代画龙名手韩滉自制的胡琴，弹之声忽忽若雷，故名，嗣后献给了唐德宗。小忽雷在唐文宗时犹在内府，中官郑中丞特善之，后来流入民间。孔尚任就此演化出了一个悲欢离合的故事：书生梁厚本与郑盈盈相爱。梁厚本买到了小忽雷，被仇士良夺走献入宫中。郑盈盈被选入宫，以善弹小忽雷受到唐文宗的赏识。仇士良又要将郑盈盈献给皇帝，郑盈盈拒绝，并用小忽雷掷之。仇士良便勒死了郑盈盈，将尸体装于箱中，抛进了御河里。梁厚本捞起了箱子，打开一看，郑盈盈苏醒了，于是结为夫妇。孔尚任构思了剧情，于作曲却不甚当行，“恐不谐于作者之口”，便请顾彩代为填词，二人合作，创作出了一本《小忽雷》传奇。

《小忽雷》传奇难以称佳作。剧情颇类明末清初一般才子佳人剧的套子，中间又随意牵合，插入了白乐天《琵琶行》的情节，让那个“老大嫁作商人妇”的琵琶妓，来充当女主人公郑盈盈的教师，在艺术上是不可取的。顾彩文笔较弱，艺术旨趣也与孔尚任不同，曲文虽称秀雅，而韵致则甚不足。所以，《小忽雷》作成后，“竟无解音”者，以致孔尚任有“绝调谁传《小忽雷》”之叹。不过，孔尚任要假手顾彩代为填词，作成这部传奇，恐怕是作为他创作剧本的一次练笔，以此来摸索戏剧创作的经验。如果说淮海治河三年，使他为创作《桃花扇》作了题材方面的准备，那么这数年国子博士的寒毡生涯，可说是使他得以为《桃花扇》的创作成功，作了艺术上的准备。

孔尚任做国子监博士前后有十年之久。国子博士官微俸薄，和他差不多同时期进入仕途的，有人已进入了台省，而他却是“十年毡破二毛加”（《国子监博士厅》），不免有些牢骚，时见于康熙三十三年（1694）的诗中。“十年南北似浮家，名姓何人记齿牙？”（《晚庭》）个中显然是埋怨朝廷，特别是曾经给过他恩宠的皇帝，把他遗忘了。“渐觉名心如佛淡，顿教老兴入诗浓。远公社里分题去，簪笏悠然别是胸。”（《长至日集观音庵，同顾天石、林桐叔、王汉卓、陈健夫、李苍存论诗联社》）官运不亨通，也只好达观处之，去和一些流寓京师与王公贵人作幕的骚人墨客结社联吟，商榷风雅。

康熙三十四年（1695）秋，在朝廷各部院官员大升迁降谪中，孔尚任终于转为户部主事，受命宝泉局监铸。宝泉局是铸造钱币的机构。有人竟把他当作财神爷，多来借贷。他有诗自嘲说：

铜山金埒势峥嵘，暴富乞儿恬不惊。

每日垂鞭归第邸，有人来看孔方兄。

——《燕台杂兴三十首》

自注：“予畏监仓而得监铸，免累可矣，寒如故也。泛交者不知，多来称贷。”这次升转没有使他生活上发生什么变化，情绪上也表现得比较淡漠。他依旧是耽于吟咏，勤于社事，或花朝宴集，或清明东皋赏杏花，或上巳日城南修禊，或重九日黑窑厂登高，一副闲曹的姿态。更由于当时的户部多诗人，如其《燕台杂兴》其一所云：

司农鼎足大宗工，郎署高吟兴亦同。

联辔看花开道路，教人不信诗能穷。

自注：“大司农陈说岩、少司农王阮亭、王藻如三先生，郎官黄自先、刘雨峰、庞雪崖、刘元叹、陈子文、吴元朗，皆一时诗人，常看花联吟，传为盛事。”这样，他就又多了一个诗歌唱酬的圈子，多了几个志趣相投的诗友，与黄自先（元治）、庞雪崖（垲）、刘雨峰（中柱）、刘元叹（凡）、吴元朗（暻）、陈奕禧（子文），有“版曹七子”之称。

然而，康熙三十七年（1698），孔尚任却懒于吟诗了，《长留集》所存他这年和下年的诗，为数甚少。这种情况表明，《桃花扇》的创作进入了紧张的最后的阶段。

康熙三十八年（1699）六月，孔尚任作成了《桃花扇》，立即在北京流传开来，“王公荐绅，莫不借抄，时有纸贵之誉”，以致引起了皇帝的注意，令内侍向作者索取一本阅读，这就是前面所引金埴诗中所说“叨天子知”。

《桃花扇》之所以会有如此的吸引力，原因就在于它是一部最接近历史的历史剧，而它所反映的历史——弘光王朝的兴亡始末，又是刚刚过去、尚未从人们的记忆里消逝的一段历史。这一段历史，在当时曾为人们所注目、争议，事后为人们所痛心、诅咒、惋惜；直到五十多年后还能牵动一部分故臣遗老的心弦，引起他们的哀思，也能使许多未经历过这段历史的人感兴趣，即孔尚任自己所说的“新奇可传”。那么，如何反映这一段引人注目的历史，也就必然成为使这一段历史成为历史的新王朝的精明的康熙皇帝所关注的事情了。

《桃花扇》是一部杰出的历史剧。孔尚任在创作中是比较严格地忠实于历史事实的，态度犹如一个好的历史学家编写历史著作一样严谨。他在《桃花扇凡例》中说：“朝政得失，文人聚散，皆确考时地，全无假借。至于儿女钟情，宾客解嘲，虽稍有点染，亦非乌有子虚之比。”所以，《桃花扇》反映短命的弘光王朝的兴亡始末，从其建立的历史背景，在派系斗争中福王被拥立的过程，到小王朝建立后各种力量的矛盾和内部的混乱，以及其间得势者马士英、阮大铖之流结党营私、倒行逆施，作为江南屏障的江北四镇跋扈不驯、互相倾轧，拥重兵据长江上游的左良玉采取敌对态度，到史可法孤掌难鸣，无力回天，小王朝迅速覆灭的悲剧，基本上是真实的，确如剧中老赞礼所说：“当年真如戏，今日戏如真。”

《桃花扇》创作之成功，还表现于孔尚任匠心结撰，出色地以复社文人侯方域与秦淮名妓李香君的离合之情为全剧的主线，围绕着这条主线，展示出了弘光王朝兴亡的历史图画。侯方域与李香君之结合，本是明末清流文人的一件风流韵事，又是复社和阉党馀孽两种政治力量斗争中的一个小插曲。作者以此事作为戏剧的开端，就使《桃花扇》从一开始便将儿女之情与兴亡之迹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却奁》一出，使侯、李二人卷进了政治斗争的旋涡，表现了弘光王朝建立前南京的政治斗争的形势，为后来阮大铖倒行逆施，迫使侯、李分离，均立下了张本。侯、李之分离，既是弘光王朝建立后两种力量发生变化的结果，又为全面展示弘光王朝的真相创造了条件：通过李香君的遭遇，从《拒媒》到《骂筵》反映了马士英、阮大铖之流握权柄的弘光朝政的腐朽；通过侯方域的出奔与复归，展示了江北四镇的离析和史可法的孤立。这也就从两个方面表现了弘光王朝迅速灭亡的内在原因。弘光王朝覆灭后，侯、李重聚，双双入道，表面是表现侯、李儿女之情的幻灭，而骨子里是写兴亡之感。

孔尚任创作《桃花扇》，形象地再现南明弘光王朝的兴亡始末，其主旨就是如《桃花扇小引》中所说：“场上歌舞，局外指点，知三百年之基业，隳于何人？败于何事？消于何年？歇于何地？不独令观者感慨涕零，亦可惩创人心，为末世之一救矣。”就剧中形象表现的内容看，弘光帝昏庸不堪，不是中兴之主；以拥立之功窃据朝政权柄的马士英、阮大铖之流，“出身希贵宠，创业选声容”，朋比为奸，大兴党狱，实为祸国之尤；武将左良玉和江北四镇各自拥兵自强，寻衅厮杀，甚至倒戈降敌，也是亡国的罪人；平时以门户自许、高谈阔论的复社文人，在这样的情况下，也束手无策了。这就是《桃花扇》所揭示的弘光王朝迅速灭亡，从而使朱明三百年之基业告终的原因。孔尚任也正是从这种认识的立场，对剧中的各类人物作了不同笔调的描写，表现了不同程度的爱憎、褒贬，如在第十出里借柳敬亭之口所说的那样：“这些含冤的孝子忠臣，少不得还他个扬眉吐气；那班得意的奸雄邪党，免不了加他些人祸天诛。此乃补救之微权，亦是褒讥之妙用。”所谓“补救之微权”、“褒讥之妙用”，就是给历史以公正的评论，扶正祛邪，褒忠诛奸，于后世起到“惩创人心”的鉴戒作用。

《桃花扇》还有一点颇值得注意，就是其中所塑造的李香君、柳敬亭和苏昆生的形象。按照封建的等级观念，他们是为衣冠中人所不齿的倡优，属于不登大雅的贱流。然而，孔尚任却突破了世俗的等级观念，怀着敬意，表现了他们的高尚人品。他们虽出身微贱，却关心国事，能明辨是非，不贪图富贵，也不畏惧权势，见义勇为，敢赴汤蹈火。李香君毅然却奁，使阮大铖的阴险用心落空；她孤身处在马士英的淫威下，尚敢怒斥权奸害民误国。柳敬亭任侠好义，奋勇投辕下书，以威武不能屈的气概，使手握重兵、性情暴戾的左良玉折服。不仅马士英、阮大铖之流不能与他们同伦，这些衣冠中的败类正是他们所不齿的人物，即使是侯方域等清流文人和身为朝廷重镇的左良玉诸人，也不能与他们比肩。在《桃花扇》中，他们是可钦敬的人物，是美的形象。这几个美的市井贱民的形象的出现，应当说是中国古代戏曲创作的现实主义的一个胜利。

自然，孔尚任在《桃花扇》中称农民起义军为“闯贼”、“流贼”，对农民起义军攻破北京，崇祯皇帝被迫自缢，表示痛心疾首，为了适应当时的政治环境，还尽量避开正面表现清兵的进攻及其屠戮的暴行，在非正式情节的几出附加的戏中，还说了一些颂扬清王朝的话头。但就剧本的整体看，毁掉明代三百年之基业的弘光王朝，是被清王朝摧垮的，孤忠报国的史可法是在北兵攻破扬州，“使尽残兵血战”，“看江山换主，无可留恋”的情况下，沉江自尽的。剧末让侯方域、李香君，在张瑶星道士以国破家亡不应再贪恋花月情场的呵斥下，双双入道；《馀韵》一出又借《哀江南》的曲子，大抒亡国之悲，还借苏昆生和柳敬亭的对话，颂扬死难的忠烈，称赞逃入山林的隐逸，讥称又出山仕清的名士为“识时务的俊杰”，嘲笑明初开国功臣徐达之后裔徐青君做了清王朝的皂隶是“开国元勋留狗尾”。这些都表明《桃花扇》虽非意在鼓吹反清复明，但也非旨在证明明之当亡，清之当兴，而只是在明清易代之后，为已亡之明唱一曲挽歌，为后世提供些鉴戒。所以，与其说孔尚任是适应清代统治者的政治需要，倒不如说他是反映了清初遗老们既不得不承认新王朝又为明王朝之亡而痛定思痛的思想情绪。所以《桃花扇》演出时，于“笙歌靡丽之中，或有掩袂独坐者，则故臣遗老也，灯灺酒阑，唏嘘而散”（《桃花扇本末》）。

《桃花扇》作成后，首先买优扮演的是户部左侍郎李柟。李柟是扬州兴化人。父亲李清曾为弘光王朝的大理寺丞，入清后隐居不仕，著有《南渡三垣记》等书，记述南明遗事甚详。孔尚任在淮扬治下河时，李清已下世，但他到过李清隐居的映碧园，结识了李清的族弟李沂。李柟对《桃花扇》感兴趣，恐怕就是因为这本传奇所演的，是听他父亲讲述过的、从他父亲的书中读到过的事情。

康熙三十九年正月，《桃花扇》上演后，立即轰动了北京城，一时名公巨卿、骚人墨客，竞相观赏，几至连日演出，座无虚席。孔尚任也成了为人所注目的人物。他记述李柟招观《桃花扇》时，“翰部台垣，群公咸集”，让他“独居上座，命诸伶更番进觞，邀予品题。座客啧啧指顾，颇有凌云之气”（《桃花扇本末》）。真可以说是占断词场，名满京华了。

康熙三十九年（1700）春，孔尚任是在兴高采烈的情绪中度过的。三月初，他又晋升为本部广东司员外郎，自然就更加欢喜了。

不料，宦海的风云竟变化得如此之快，仅仅十几天的时间，新官舍的座位还没有坐过几次，同僚们的祝贺声还没停止，他就突然被罢官了。

近几年过从甚密的僚友刘中柱，对他的罢官深为同情，有诗慰之：

柳外飞絮春去时，萧然帽影带鞭丝。

身当无奈何将隐？事在莫须有更悲。

问字诸生虚设帐，含香几日隔丹墀。

鸳班鹭序休回首，一片深情托子规。

——《真定集》卷三《送岸堂》

这首诗写得词切意深，道出了孔尚任罢官的悲哀：昔日为皇帝特拔的国子博士，曾几何时，现在却以“莫须有”的罪名罢官了。事情既然如此，自然也就无可留恋，不如归去。

孔尚任罢官的原因，在当时孔尚任自己就认为是个疑案，在后世由于无文献可稽，长期以来也一直被认为是个疑案。其实，这“疑”的本身就是一种征兆、一种说明，个中就显示着事情的底蕴。

确如刘中柱诗中所说，孔尚任是以“莫须有”的罪名被谪官的。从张潮闻讯后写给他的信中所说“先生以诗酒去官，正如柳屯田奉旨填词，自是千秋佳话”（《尺牍偶存》卷八《寄孔东塘》），后数年顾彩《有怀户部孔东塘》诗中“朱绂遂因诗酒捐，白简非有贪饕证”（《往深斋集》卷三）之句，以及他自己在《放歌赠刘雨峰》诗中所说“命薄忽遭文章憎，缄口金人受谤诽”，可以推知朝廷加给他的是性耽诗酒、好为词曲、怠于政务一类的罪名。耽于吟咏、作曲，是事实，然怠于政务之说，则系无根据的“莫须有”之词。

所以，在罢官之初，他认为是有人谗言中伤，说什么“我是白头书簿郎，被谗不辩如聋哑”（《赵药园过岸堂大烹款予，在座客万季野、李抱一、王古修、吴镜庵、吴名翰、余鸿客、蒙又上、张晓岩、陈履仁》）。大概正是由于这种缘故，他虽然已同许多友人话别，说过“三杯已散离筵酒，百手难牵去国身”（《赋得相送柴门月色新，在西峰草堂同余鸿客、蔡铉升》），“离亭且话归田兴，世事纷纷久自明”（《答李鼎公》）之类的话，但却并没有立即归田，而是继续滞留北京，由春拖到秋，由秋拖到年尾，这样一直拖了三年时间。他自己在信中告诉外地的友人，说是“知己款留”（《致张潮书》，《友声新集》卷三），而在诗中又说到“人人疑我懒回家”（《看琼花》），也就是觉得不少友人怀疑他还贪恋禄位。可见他滞留京师，还是自己下不了决心，还有所期待，期待自己的事情有个水落石出，证明自己并没有什么过失，也就是他所说的“世事纷纷久自明”。

然而，事情并不像孔尚任所想的那样简单，被谗恐怕还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康熙皇帝对他不感兴趣了。上一年秋天，《桃花扇》初成时，“王公荐绅，莫不借抄”，曾引起了康熙的注意，命内侍索去了一本。康熙无疑是看过了。次年春天，《桃花扇》在北京上演，可以说是轰动朝野，康熙也不会没有耳闻。《桃花扇》演的是南明遗事，题材本身就值得注意。这部传奇虽然说不上有悖逆之嫌，表忠诛奸，彝伦攸关，题旨堪称纯正，但又毕竟易于启人黍离之悲，事实上也确实发生了这种情况。身为一个部曹，特别是受过皇上隆遇之恩的官员，不思犬马之报，尽心王事，却大写传奇，不能不说有违皇上特命破格任用之初衷。然而，他又毕竟是皇上作为尊儒崇圣的一种姿态而特拔的“圣裔”，不便于公然加罪，于是康熙示意户部堂官，含糊其辞地让他解职归田了之。

此事适发生在衍圣公孔毓圻来京进呈《幸鲁盛典》的时候。孔尚任是在康熙幸鲁之时以异数出山的，现在又是在记康熙幸鲁之书进呈时以疑案罢官，何其之巧！难道这是偶然的吗？此时，如果不是皇帝本人起意，户部堂官中就有与孔尚任有交往的田雯、李柟诸人，他们会罢孔尚任的官吗？即使有嫉贤害能者劾奏，他们怎么会不置一词呢？所以，孔尚任罢官后还不离开北京，期待事情得以澄清，就未免显得太天真了。孔尚任的交游中，也有几个明白人。孔尚任罢官的第二年春正月，他邀请了著名学者李塨（字恕谷）、以布衣身份入史馆修《明史》的万斯同（字季野）、陈易（字心简）诸人，到海波巷寓所饮宴。他们都规劝孔尚任不要再淹留京师，应尽早返里。李塨有诗一首：

紫陌寻春无处寻，罢官堂上暮云屯。

琅玕藤老环三径，车笠人来共一尊。

此日何方留圣裔，昔年遗事说忠魂。（座中心简、季野说明季张春事。）

升沉今古那堪忆，只羡君家归石门。（东塘家居石门山，讽之速归也。）

张春是明末的一位将军，曾诈降入清营，但不能为朝廷所谅，终遭不幸。事见《明史·忠义传》。陈易、万斯同大概就是以张春无法自明其心迹为例，启示孔尚任不要再存有什么幻想，以及早归去为宜。

然而，孔尚任并没有接受忠告，决意归田，又拖了两年之久。康熙四十一年（1702）冬，他又只身冒严寒前往山东德州，去找那年春天引疾谢职的田雯。田雯字纶霞，号山姜，曾任户部侍郎，奉命督理钱法，为孔尚任的顶头上司。后来孔尚任还在《桃花扇本末》中特别讲到，《桃花扇》传奇是在田雯“每见必握手索览”的情况下，“不得已，乃挑灯填词，以塞其求，凡三易稿而书成”的。孔尚任来找田雯，一定是有所为而来，而且还一定是与他罢官的事情有关。但是，他却空跑了一趟，田雯没有接见他：“敲门通手版，下马问阍人”，“进城无定约，谁答客殷勤？”（《德水访田纶霞先生不遇》）他只好垂头丧气地回到北京，心情至为沉重。

德州之行的碰壁，使孔尚任的幻想破灭了，他这才决计归里。离开北京城的时候，他不禁吟咏道：

十八寒冬住到今，凤城回望泪涔涔。

诗人不是无情客，恋阙怀乡一例心。

心情还是这么痛苦。岁末，他回到了曲阜。从此，他又是一个平民百姓了。

孔尚任回到曲阜家中，虽然也感到“一脱朝衫事事松”（《秋堂漫兴》），湖上村还有些土地，足以温饱，“旧住闲堂辟后轩，焚香扫榻绝尘嚣”（《新开北轩》），尽可以心情恬淡地隐居自乐；但是，他于罢官一事，仍然耿耿于怀，诗中时有“心迹难为坐客言”（《新开北轩》），“挑灯空话信陵恩”（《秋堂漫兴》），“感触欢场忍泪多”（《自寿》）之句，心情一直是很不愉快的。

康熙四十四年（1705）春，又有一件事情使他的心里泛起了一阵波澜。康熙第四次南巡，沿运河南来，舟泊济宁。他随着衍圣公前往迎驾，又天真地产生了“白环重赐”的幻想。然而，皇帝对他没有作任何的表示，希望的泡影随即破灭了。他由济宁返家后，情绪十分低沉，有《归家夜坐》诗云：

古槐门巷冷于秋，人看归来季子裘。

对雨昏灯三鼓话，无柴湿灶一床愁。

耕耘未足供亲膳，姓字偏劳记御舟。

尽道君王能造命，冯唐头白未封侯！

这自然是就自己的境遇发牢骚：曾为皇帝所眷顾，现在皇帝还记着自己的姓名，但却居家为民，穷得几乎不能奉养老母，真是太不应该了，令人难以理解！可是，这也反映出他到现在心里还不明白个中的缘故，不理解并非君王不能“造命”，而是由于他的作为失掉了皇帝的欢心。

孔尚任家虽有土地，但并不富贵。他做了十五年的小京官，俸禄微薄，又大都用在了古董古书上，罢官后滞留北京三年，是靠友人们的接济度日的。返里后，他不善于理家，又逢歉收之年，以致有“爱卜林塘世外幽，为农无力反增愁”（《宿河夹店夜雨》）之叹。他十八年来过惯了闲官生活，现在又重新过起农村粗茶淡饭的生活，也颇受不了。所以，他不顾年已花甲，不惮长途跋涉，频频出游。

康熙四十五年（1706）夏，孔尚任前往真定府，访好友刘中柱（雨峰）。他同刘中柱原为户部的同僚，由于同好与故老遗民、骚人墨客为“世外交”，情调相近，所以结下了较深的友情。两年前刘中柱出为真定知府。孔尚任来访，是由于不甘家居的寂寞，出来与阔别五年的刘中柱叙叙友情。刘中柱对孔尚任热情相待，还大宴群僚，演出《桃花扇》，群僚见孔尚任在座，“争以杯酒为寿”，“凡两日，缠绵尽致”（《桃花扇本末》）。孔尚任在真定待到秋天，便返回曲阜。

次年秋，孔尚任又离家出游，经山西太谷、霍州，到达平阳府。平阳知府刘棨，是山东诸城人，又是孔尚任初出山入闱为帘官那年中的进士，两人在北京是相识的。这时，刘棨正修《平阳府志》，孔尚任当是应邀来助修府志的，今存康熙四十七年刊《平阳府志》三十六卷，署刘棨修，孔尚任纂。修志从康熙四十六年（1707）秋开始，翌年仲春完成，孔尚任诗中有“河东幕府无闲客，欲话平生总未曾”（《平阳春夜官署西堂，同刘岩遇、吴青霞、高大立、钱蔗山限韵》）之句，见得还是蛮紧张的。他未等《平阳府志》开雕，即返回曲阜，忙于《桃花扇》传奇的刻印。

康熙四十八年（1709）夏，孔尚任又离家南游，经大梁，过睢州，进入湖北，往西绕了个圈子，深冬才到达武昌。他本来可能是要去鄂西南的容阳访容美土司田舜年的。田舜年颇嗜诗书。前几年，顾彩曾到容阳访田舜年，“盘桓数月，甚被崇礼，每宴必命家姬奏《桃花扇》，亦复旖旎可赏”（《桃花扇本末》）。田舜年还曾遣使投诗给孔尚任，盛赞《桃花扇》，也可算是一位知音。遗憾的是田舜年以骄恣得罪，被拘到武昌受审查，前年春死去。孔尚任大概是到达潜江才听到消息的，所以又顺长江而下，到武昌访湖广巡抚陈诜。陈诜属海宁大族，与曲阜衍圣公府有秦晋之谊。陈诜是显要官员，与孔尚任无多少共同语言。孔尚任过武昌相访，可能有点打秋风的意思，在陈诜府中过了春节，即登舆北返了。

康熙五十年（1711）夏，孔尚任有事济南，有可能是去新城吊唁那年五月逝世的王士禛。他遇到了海宁陈氏的另一个官僚——任莱州知府的陈谦。陈谦正拟重修《莱州府志》，有意邀请他主持纂修事，他便慨然允诺。次年初夏，他便离开曲阜前往滨海的莱州。到莱州不久，陈谦升迁离职，孔尚任住在知府衙门里甚是无趣，与共事的其他人又不甚合得来，时已达六十五岁的高龄，身体也不太舒适，所以便满腹牢骚，情绪低沉，诗有“无端触热入朱门”，“却悔出山为食客”（《莱郡九日》），“客居官署成笼鸟，事共庸人若乱丝”（《莱署秋夜》），“寄食佣书原细事，那能鲁史即春秋”（《东莱二首》）之类的语句。后来，移出府衙，住在贡院里完成了《莱州府志》的纂修工作，并于年底返回曲阜。康熙五十一年（1712）刊的这部《莱州府志》，现北京中央党校图书馆收藏一部，堪称是海内孤本了。

康熙五十三年（1714）冬，孔尚任再次南游，至淮南访淮徐观察刘廷玑。刘廷玑字玉衡，号在园，辽海人。孔尚任同刘廷玑并没有见过面，仅以诗调相同，于十年前开始“往来手函，论诗为多，心心相印，言言莫逆”（刘廷玑《长留集序》）。孔尚任以六十七岁的高龄来访这位神交之友，一见欢然，“促膝三月，商榷风雅”（孔尚任《长留集序》）。他们立意搜集当代诗人遗稿，编辑一部诗歌总集，题曰《长留集》。三个月中，他们先互选自己的诗作，由刘廷玑出资付梓。由于原设想非数月所能告成，两人分手后也就辍止了，所以现存《长留集》刊本，就只是孔、刘两人的诗集。《长留集》选载的主要是孔尚任康熙庚午由淮扬返京后至这次南游二十馀年间的各体诗，是了解其后期活动和思想的重要资料，也可见其诗作的质朴清真的艺术特点。这次相会，刘廷玑还应孔尚任之请求，选材命匠，为孔尚任建造了石门山秋水亭，载舟运到曲阜。

孔尚任这次南来，还重游扬州。孔尚任于康熙二十九年还朝后，经常缅怀扬州一带的友人，罢官后在致张潮的书信中，曾说到“不日有观涛之行”（《友声新集》卷三），但并未成行。这次到淮南，有刘廷玑为居停主人，又可充其客囊，所以便到扬州作了数日之游，虽然老友如黄云、宗元鼎等都已谢世，但旧地重游，也算是了结一桩心愿。

康熙五十七年（1713）正月上元前数日，孔尚任就与世长辞了，终年七十一岁。颜光敏之女颜恤纬有诗挽之，其一云：“打鼓吹箫掩泪听，家家罢却上元灯。梨园小部人何在？扇里桃花哭不胜。”（《元夕挽岸堂先生》）

综观孔尚任的一生，他虽然是一位圣裔，自己引以为荣，别人也以此敬之，而且也确实沾了老祖宗孔子的光，得以异数出山，同康熙皇帝结下了一段关系着他一生升沉荣辱的缘法；但是，他却不是一位拘儒，不是一位将圣道挂在嘴头上的道学家，更不是一个会利用自己的特殊条件追名逐利的人。他似乎始终质朴淳厚，执着于个人的实际感受，幼年落入心田的事情，数十年的时间不能忘怀，还在不断探求、咀嚼。他有功名心，摆脱不了富贵思想，但兴趣却离不开文艺，以风雅为能事，身居官场，却耽于吟咏、诗酒之会，以至专务词曲小道。这是孔尚任仕途落寞，终至谪官，穷苦终老的原因，也正是他在文学上取得成就的原因。他在诗歌上虽然自抒胸臆，以清真为尚，不落入神韵的魔道，但终以名位不显，而受到冷落；但数十年呕心沥血作成的《桃花扇》传奇，却赢得了巨大的反响，和洪昇《长生殿》一起成为清代传奇剧的压卷之作。仅此一点，他身后就颇堪自慰，也很值得后世人敬重了。

（原载《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第5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