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学摆脱了自传说之后，把《红楼梦》当作小说，把贾宝玉当作文学形象来评论，阐释其性格的真谛，揭示其社会意义，产生了一些烛幽发微、卓有见地的好文章。但是，其中也还有些不足之处。有些论者热情地称颂贾宝玉的反封建的叛逆性格、高尚纯洁的心灵；有些论者则又拈出贾宝玉的一些令人看来不足为法的癖性、言行，予以贬抑，不同意说他是叛逆者或者“新人”。这种争议的发生，自然同持论者的知识、文学素养和思想观点有关。一般说来，持肯定论者的观点是较为贴近《红楼梦》的实际内容，持否定论者的看法往往是失于缺乏历史的态度。不过，我觉得两者还有一个共同性的问题，就是都把小说人物贾宝玉当作现实的人来对待了。
文学作品中的人物是作家与现实结缘的产物，是作家依据生活经验，通过文学性的虚构手段塑造出来的，而塑造方式又有不同：有的是照现实人的模式摹写而成，一般的写实小说中的人物都是这样，他们如同现实的人一样地在作品描绘的那种社会、家庭环境中活动着；有的是以非现实的人的模式出之，或神仙，或妖怪，或异人，他们出入幻域，做着现实的人不可能做的事情；还有的是前两者的结合，基本上是现实的人的样子，却有着超人的能力、本领，如传奇式的英雄，或者具有某种经过作家夸饰超出了现实常规而意象化的性格、心态，贾宝玉就是这种小说人物。
在《红楼梦》中，贾宝玉是个与其他人物不同的特殊人物。曹雪芹只为他在小说开头部分编织了一个象征性的神话故事；作为红尘中贾府中的一员，他身上仍然带着那块不可以须臾离开的“通灵宝玉”，失掉了它就要着魔，失去“灵性”。在小说的众多人物中，只有他有资格“神游太虚幻境”，目睹到注明他周围的那些青年女子命运的簿子，聆听了一套慨叹人生无常的《红楼梦曲》。作者给贾宝玉添加了这些虚幻的成分，主要用意自然是给这部小说所展示的人生图画，也给小说的主角贾宝玉的性格、心理状态，涂抹上一层浓郁的悲剧色彩，但是，他写贾宝玉不避虚幻之笔，客观上也表明他并不想要读者太认真，把他笔下的贾宝玉完全看作实有之人、实有之事，或者说是必有之人、必有之事。这种寓意于幻笔的成分，在整部书中只是少量的附加物，就《红楼梦》全书所展示的惊人的真实的人生图画说，不妨碍称之为严格的现实主义的杰作；但是，这少量的附加物，集中地加在了贾宝玉的形象塑造中，则贾宝玉就不能称之为严格的现实主义的人物形象了。
自然，《红楼梦》中对贾宝玉的描写，还是有着真实的生活内容的。在贵族之家的贾府中，贾宝玉过着锦衣玉食、颐指气使的生活，为养尊处优的祖母所钟爱，为主家权柄的母亲所爱护，受着一心绍继祖德祖业的父亲的严格督促、管教，也遭到赵姨娘和庶出兄弟的嫉妒，几遭不测，他感到有种行动不得自由的痛苦，等等，这一切都是非常真实的。特别应该讲到的是他与林黛玉的爱情，从幼时耳鬓厮磨，心情相对，及长又情趣一致，互为知己，而在那种环境中却不得无顾忌地表示亲密情意，每将真心隐瞒起来，只用假意试探，于是爱情被扭曲成另外一种样子，绵绵私语化作无数次的口角，虽然间或有病中传帕、雨夜探访的幸福感，但更多的却是忧虑、苦恼的折磨。应当说，在中国古代小说中，恐怕再也找不到比《红楼梦》更真实、更富有人生意蕴，从而也更感人的爱情描写了。
自然，《红楼梦》着力地写了贾宝玉的性情、心理，多方面显示了贾宝玉与他所依附的封建大家庭环境的不协调。生活于富贵之中，却感到一种不自由的苦恼，说是“富贵二字，真真把人荼毒了”。他不愿意照师父所训，走仕途经济的道路，也懒得与士大夫贺吊往来，作庸俗的应酬。他对一些身世不幸的婢女，抱有同情心，如在“凤姐泼醋”那场闹剧中，他想到“平儿并无父母兄弟姊妹，独自一人，供应贾琏夫妇二人，贾琏之俗，凤姐之威，他竟能周全妥帖，今儿还遭荼毒，想来此薄命比黛玉犹甚”，便不觉伤感起来。这一切也没有离开文学再现生活的真实性原则。
然而，这还不就是贾宝玉。曹雪芹塑造贾宝玉的性格，并没有满足于文学的再现性，而是作了相当程度的艺术的集中、夸饰、增强，并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现实生活的常规，进入了文学的意象化的境界。
贾宝玉初次出现时，作者假托后人作的两首《西江月》词批之，开头便说：“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又曰：“行为偏僻性乖张，那管世人诽谤。”评论者都把它看作是寓褒于贬，似贬实褒，正道出了贾宝玉离经叛道、与环境不相协调的性情。这原是不错的，但却忽略了作者在对贾宝玉的性格的具体塑造中，也羼用了这种手法，将他那种性情扩张、增强到确乎有些失常，给周围的人们留下讥笑、诽谤的口舌，给读者留下似乎不可理解却颇耐人寻味的意蕴。他贪看龄官在园中地上画字，大雨淋得水鸡似的浑然不觉，反倒提醒龄官快去避雨；他将丫头手里的汤碗撞翻了，自己烫了手，倒不觉得，却问丫头“烫在那里了？疼不疼？”刘姥姥混编了一通一个女子死后成精，下雪天出来抽柴的“神话”，他竟信以为真，照着刘姥姥胡诌的地名去寻找，自然是一无所见；他还时而发些诸如“女儿是水做的骨肉”，器物“原不过供人所用”，“爱砸就砸”之类的近乎疯癫的议论，等等。这类行为、言语，如果不用文学的眼光，而是径直地当作现实的事物来看，那么当然会像书中的傅家的两个婆子那样，认为是“有些呆气”。但问题正在于作者要使贾宝玉的性格带有某些捉摸不定的神韵，富有深沉的意蕴，并不那么严格地拘泥于现实的真实性。试想，如果上面举的数事不像《红楼梦》所写，而是改成贾宝玉只顾自己避雨，只顾自己手烫得生疼，只把刘姥姥讲的“神话”当作故事来欣赏，那么，真固真矣，但却不再是曹雪芹笔下的贾宝玉了。
许多评论者都曾揭示过，贾宝玉的叛逆性格突出地表现于拒绝走仕途经济的道路；坚持和林黛玉情趣一致的爱情；尊重、同情不幸中的青年女子。如果说前二者是在显示贾宝玉个人的命运——自然这样说也并不排斥、忽视其艺术概括性——而后者则是通过他来显示多种青年女子的不幸，无论是贵族小姐，还是奴才丫头。贾宝玉是作为那多种女子的不幸的艺术观照，而被安置在小说中心位置上的。小说开头作者自云“为闺阁昭传”，就已点明了这一构思意图。所以，作者才在这一方面尽力夸饰、增强贾宝玉的以女子为尊贵的性情，让他自幼便有喜爱吃女孩子嘴上的胭脂；挨打时口里喊着姐姐妹妹便可解疼痛；平时暴虐顽劣，见了那些女儿们便变得温厚和平、聪明文雅起来等种种痴病。及长之后，他依然是最喜欢在女儿们中间厮混，以能为身世不幸的丫头们尽点心为乐，甘心为做错了事的丫头们担过、瞒赃，为姐妹们的不幸遭遇而感伤，为丫头晴雯受谗被逐致死而愤怒，作诔文哀悼，发出“钳波奴之口，讨从容宽；剖悍妇之心，忿犹未释”的声讨性的激烈言词。这一切自然有真实的生活血泪，但也带有意象化的性质。
大观园女儿国的形成，有其不无合乎情理的原因，书中作了必要的交代。其实这也是作者为贾宝玉，自然也为透过其心灵观照出的那许多女子的不幸，而虚构的理想化的环境。舒芜在他的那本书的《太虚幻境和大观园》一节里说得好：“这个青春的女性的小世界，却纯粹是出于理想，通过极特殊的虚构而形成的，是当时的现实生活中不可能有的。……试想，如果不是有个大观园，贾宝玉对封建仕途经济的厌憎，对女性的尊重，对封建压迫下女性命运的深广同情，特别是对林黛玉的包含近代精神和原则的恋爱，能有机会如此充分地表现出来么？”不过，还可以补充发挥一下，在曹雪芹笔下，大观园的女性世界只是贾宝玉的天真心灵的理想世界，实际上也并不理想，它不仅不能与周围污浊险恶的大世界绝缘，时时受到外来风雨的侵袭，直至狂风暴雨的摧残，它内部又何能没妒忌、谗陷、权术、告密种种明争暗斗，所以，结果只能是天真心灵的美好理想的破灭。这样也就完成了贾宝玉性格的创造，通过他那一种独特的、意象化的性格、心灵，将现实人生的诸种不幸，集中地从未涉世事的青年女子的命运的角度上，带着诗意的哲理的意蕴，一齐观照了出来。
贾宝玉的形象，半是现实的，半是意象的，不可以用品评现实人物的标尺作政治、道德的鉴定，既不可简单地将他独尊青年女性的性情看作是反映了某种人性，也不可简单地将他视为泛爱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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