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前，王枝忠同志还是宁夏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专业的研究生。我记得他的毕业论文的题目是《试论〈聊斋志异〉批判科举制度的历史意义》，宁夏大学教务处曾寄来让我写了份评阅意见。王枝忠同志毕业后分到宁夏社会科学院做该院所办的学术刊物的编辑工作。但是，他并没有丢开研究生毕业论文研究方向，工作之馀继续研究蒲松龄及其《聊斋志异》，每年都有文章发表出来。到现在才只有五年的时间，发表的文章已有二十馀篇，凡二十馀万字，可称专心、勤奋，成果累然。
我和王枝忠同志地隔千远，本不相识，只是由于专业相同，彼此知道姓名，并且有机会见过两次面。现在，王枝忠同志将他历年所撰成的论文编辑起来，准备出版了，特地寄来山东，要我写篇序文，置诸卷端。我虽然不敢妄自尊大，忝膺此任，但也不好意思敬谢不敏，却之不恭，那样会使他感到难为情的。我毕竟差长王枝忠同志十馀岁，又有着共同的业务志趣，并且，他的论文确实曾经引起我的注意、赞赏，所以，我就不辞浅薄了。
我说王枝忠同志的论文确实曾经引起过我的注意、赞赏，并非摆架子，说客套话。在学术研究中所谓“重大突破”的成果，并不常有，常有的是许多具体问题的解决，或在某个方面取得一定的进展。而这些问题的解决或取得某些进展，只有置身于相同课题研究中的同行，才最容易看得出来。我这里具体指的是王枝忠同志对于蒲松龄生平事迹的几点考证。在蒲松龄研究中，过去是偏重于对其代表作品《聊斋志异》的研究评论，对其生平事迹及其著作的研究非常不够，以致对他本来就非常平淡的一生了解得非常简略，即使是生平大略也还不能勾勒清楚。这不仅与其文学业绩和名声不相称，而且也影响了对《聊斋志异》研究的深入。王枝忠同志对这个方面所做的考证，虽然并不够多，但却应该说是有所发明，有所贡献。
对蒲松龄的著作进行搜集整理作出贡献的路大荒先生，编著了一本《蒲松龄年谱》。这本成为研究者重要参考书的《蒲松龄年谱》，并没有解决蒲松龄的父亲蒲槃逝世，以及此后发生的蒲松龄兄弟们析箸的时间问题，而且由于误解了王洪谋《柳泉居士行略》中记述蒲松龄初馆同邑西铺毕际有家的话，时间提前七八年。关于后一个问题，有的研究者虽然提出了异议，但又无法解释王洪谋的那一句话。王枝忠同志细心地研读了蒲松龄诗集的一个旧抄本《聊斋偶存草》，提出蒲松龄于康熙十二年以后一度在本县城北丰泉乡王家坐馆的论断。这是前人未曾言及的新发现，从而有力地证实了蒲松龄确定是康熙十八年进入毕家的，在此之前他曾在别的缙绅人家坐馆，并非一生只有在西铺毕际有家待了三十年。这个发现，以及他在另一篇文章《蒲松龄杂考》中提出的初馆问题，谓蒲松龄在南游作幕之前还曾在王村教过书，都使我们对蒲松龄的行迹了解得更多了，从而也就给我们提供了理解蒲松龄的有关作品的一些依据。
有人认为考索作家的生平事迹意义不大，对欣赏、评论其作品未必有益。我不认同这种意见，特别是那些富有象征性、意象性、寓意良深的作品。我的体会是，对作家的生平事迹了解得越详细、越透彻，才越能确切、透彻地理解其作品的底蕴。尽管研究作家的生平事迹，还只能算作文学的外部研究，还不是对作品本身的研究、评论，但却是对作品本身进行研究、评论的基础和必要条件，是不应该忽视的；否则，便会看不准、吃不透，甚至会南辕北辙，燕书而郢说。王枝忠同志的《清初的文字狱和蒲松龄谈鬼说狐》一文，就很有助于说明问题。
《聊斋志异》研究中，有一颇为流行的观点，就是将蒲松龄作《聊斋志异》，假狐鬼寄托孤愤，是由清代残酷的文字狱造成的。表面上看来似乎很有道理，清代盛行文字狱，有些文字狱也确实株连甚广，判处严厉，令人心惊胆寒；蒲松龄一腔愤懑不平之气，不作正面抒发，假谈鬼说狐而出之，这难道不是慑于政治环境而采取的一种表现手法吗？然而，这只是一种想当然的推断。王枝忠同志仔细地研究了清代的文字狱，从案件的数量、性质、定谳、判刑诸方面的情况，说明蒲松龄著书时代的康熙一朝，与后来的雍正、乾隆两朝不同，还比较宽松，没有形成对知识分子的精神威胁。同时，他又对《聊斋志异》进行考察，认为蒲松龄的头脑中并没有受文字狱威慑的阴影。可见，清朝的文字狱与蒲松龄创作《聊斋志异》中间并不存在一种必然的因果关系。蒲松龄雅爱搜神，喜叙狐鬼，是由文学的历史传统、当时的社会风尚和他本人的性格志趣等多种因素造成的，仅仅归因于文字狱的威慑，不仅不能说明问题，反而将真实的情况遮盖起来了。还是鲁迅先生说得对：“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要不然，是很容易似乎说梦的。”[1]
要使文学评论不至于“似乎说梦”，不仅要“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举凡一切有关事情，都应当力求搞清楚。正是因为这样，我认为王枝忠同志《三会本〈聊斋志异〉会校中的一个错误》一文所提出的问题，也值得注意。在现存蒲松龄的半部手稿中，《促织》篇里没有写明那只善斗的蟋蟀是成名儿子的魂灵所化，通行本中“后岁馀，成子精神复回，自言身化促织，轻捷善斗，今始苏耳”几句，是青柯亭本的编校人加上的。三会本径直当作正文，显然不合适。大约是由于青柯亭本最为流行，影响很大，使许多研究者、《聊斋志异》的选注者，都忽略了手稿本与青柯亭本的这种差异，均依从青柯亭本。应当说，是王枝忠同志最先郑重地提了这个问题，并且认为应当尊重原著。这虽然只是几句文字的有无，但却涉及对作品的艺术风格的评论。蒲松龄作《聊斋志异》是有其艺术追求的，其中不乏含蓄蕴藉、扑朔迷离之笔，给读者留下一定的想象的空间。《促织》中的那只善斗的蟋蟀是否成名之子的魂灵所化，让读者去想象好了，不必明白说出。像青柯亭本那样让成名子现身说法，自作交代，固然也可能受到这样的赞语：文笔周密，事事有交代，一滴不漏；可是，那岂不太直露、太笨拙了？如果像王枝忠同志《关于〈促织〉的新思考引起的思考》一文中所举出的那样评论，不顾蒲松龄原著如何，依据青柯亭本所写，人异化为虫，从而同卡夫卡的《变形记》作比较，认为《促织》所写悲剧的深刻性在于显示了人自我否定的悲哀，岂不是离开原著更远了吗？材料可靠，事实准确，立论才能符合实际，有说服力，避免“似乎说梦”的空论。
这里只是就我感兴趣的问题讲的，并不意味着王枝忠同志其他文章不值得注意。不是这样。例如，作为本集代序的《志怪·传奇·志异》中，对唐人传奇从《古镜记》，经《白猿传》，到《游仙窟》的发展轨迹的分析，就具体中肯，非常精彩。自然，也毋庸讳言，本集中所收的少数篇文章，也有些不足的地方。例如，关于蒲松龄远祖的民族问题，由于年代久远，文献不足征，事情极为复杂，单凭仅见的一些现象、材料，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再如论《聊斋志异》的有神论思想的文章，大约是针对有的研究者提出的相反的论点而发的，所以文章的内容也就限于摆出许多事例，证明蒲松龄是有神论者。但是，在有神论和无神论之间有一个广阔的天地，存在着许多复杂而有趣的现象，如果不只是证明蒲松龄是有神论者，《聊斋志异》表现的是有神论思想，而再进一步地分析论述其具体的观点，特别是文学创作中的种种表现，那就更有意义了。序文不好写得太长，这两个方面都不再啰唆了。
希望王枝忠同志一如既往，执着地在蒲松龄研究上，做出更多的成果。
（1986年7月16日）
[1] 《题未定草七》，载《鲁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3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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