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平郭云策先生热心本县文化资源之开发，历时多年，多方汇集现存清暨民国所修州县志七种，筹资印行，征序于余。感佩其志，嘉其难而能成，余虽于此不学寡识，亦不能不勉以为之。
地志最古，论者每追源于《禹贡》及《周礼》“职方氏”，其用在于周知天下之利害，施政设教，划疆域，定贡赋，利民牧畜、耕稼，趋利避害。是以古之地志大都是记一地之方域、建置、山川、丁赋、物产、民俗，随历史之推移、社会经济、文化之发展，而有所增益、加详，成为一地政治、地理、经济、文化、风俗之历史档案，俾上下职官施政有所依据，举措得宜，有裨于厚生裕民，防灾害于未然；知乡先贤之功德、文业，民众有所仰慕，增强安土爱乡之情，其用甚伟。所以，元明以来，全国州县大都有志，许多较发达之州县每数十年后复重修、续修之。
东平之地得名甚早，曾先后为国为郡为州为县，历史最为悠久。然地志之纂修较晚。明嘉靖朝州学正凌云始创之，未成书刻印；万历初知州丘如嵩参考其稿本，纂修成书，刻印数部，存于署中，是为首部《东平州志》，现亦无存本。清康熙朝，诏天下修方志，知州张承赐参考前朝之丘《志》重修，亦如凌云发轫而未终其事，继任知州的张聪因其稿而纂成之，是为现存最早之《东平州志》。四十年后，知州李继唐假手本州老成秀才陈鸣岗、郑斐然，分类记载近数十年人事，成《东平州续志》，附张聪《志》以行。此后，乾隆间的知州沈维基、道光间的知州周云凤、光绪初年的知州左宜似及继任者恩奎，均聘请有一定学养的文人重修州志，是以有乾隆、道光、光绪三种《东平州志》，门类增多，规模增大，内容趋于冗杂。辛亥革命之前四年，暂理东平州事的王鸿瑞，任命当地秀才，因旧《志》节要，辑录当地物产名称与商贸品种及其数额，作成一本至为简率的光绪《东平州乡土志》，为石印本。辛亥革命后，东平改州为县。民国二十二年奉省令续修州县志，县长张志熙主持，聘请刘靖宇为总编纂，作成《东平县志》，铅印行世。因时移世改，经济文化有较显著发展，故此《志》体制上多所革新，取消了前《志》带有封建迷信色彩的门类，增入了“交通”、“实业”等现代化的门类，图表亦用新法绘制。
东平旧《志》，明清暨民国四百年间凡十数修，存本仅七种。州县志之屡次续修、重修，盖缘于历史不断推演，前《志》修成后一个时期发生之人事须要续记，前《志》所载有失记、失误者要补充、订正。所以，东平此七种旧《志》，虽然有些门类、事项是递相沿袭，前后重复，但亦有新的门类不断增入，旧门类所载亦有所变更，增详或简化。此七种旧《志》之历史跨度相继延伸，又各有其不同的特点，汇集起来方可以周知东平的全部的历史状况。
州县志书之纂修，主修者例署州守、县令，然《志》之水平不等，与所聘总编纂人之才学大有关系。清代几部《东平州志》的主要编纂人，大都进士及第入仕的学者型人物。乾隆沈《志》之胡彦昇曾官刑部主事，有著作传世；道光周《志》之唐鉴，修《志》前做过翰林院检讨，后来官至太常寺卿，《清史稿·儒林》有传；卢崟来修《志》前亦曾官翰林，官至云南学政。所以，所修之《志》有新设的门类，征引古文献繁富，并于前《志》所载事项有所辨正。道光周《志》订正前《志》之讹误多达百数十馀处，并最后设置《旧志略》、《释例略》两卷加以说明，具有相当的学术价值。乾隆沈《志》增加前《志》无载之门类，采录文献甚丰，虽失于粗率，讹误较多，然亦可使嗣后重修者有所凭藉。例如，沈《志》新增一门“漕渠志”，记东平境内漕运河道之变迁，《艺文志》中载入了沈维基自己所作筹办防水患事宜之六篇呈文，《重建东平州城记》、《五城门增建拦水闸记》等文，都是东平河道、水利、城建的原始文献，道光周《志》便采录其中，后世仍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东平州县旧志记录着东平数千年的历史状况，较为齐全地保存着东平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名人、风俗诸方面的历史文献资料，可供多方面的研究者和从事实际工作者查询、参考。云策先生汇印出版，诚为一件大好事。
是为序。
（2008年12月7日于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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