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志异》里的《林四娘》，要算是书中最受研究者关注的篇目之一。这是由于故事的背景是青州故明衡王府的毁灭，故事的主要配角是实有其人的做青州观察的陈宝钥，比纯粹子虚乌有的鬼怪故事更能引起研究者的兴趣。

近世有多位研究者做《林四娘》本事考，尤以美国白亚仁（Allan）教授最为用心，相继揭出清康熙年间人记述林四娘事的文字已有七八篇，它们是：林云铭《吴山音》中的《林四娘记》（张潮选入《虞初新志》）、王士禛《池北偶谈》中的《林四娘》、陈维崧《妇人集》及冒褒注引王太史《林四娘歌序》、李澄中《艮斋笔记》中的《林四娘》、安致远《青社遗闻》中的《林四娘》、陈奕禧《虞州集》中的《林四娘小传》（参看白亚仁《〈林四娘〉故事源流补考》，《福州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近日又见到了陈玉璂《学文堂诗集》中的《青州行有引》。今后还可能有所发现。这更加表明林四娘的故事在当时曾经引起众多名士的关注，流传颇广，蒲松龄也是依据当时的传说作成其《林四娘》篇的。

记述过林四娘事的这七八家，大都是年岁相近的同一代人：生于明末，长于清初，主要活动在康熙年间，而且大都相识，有不同程度的交往，他们各自不同的记述也透露出一些相关的信息。他们中间，有的便与故事中人陈宝钥相识。这便为进一步研讨林四娘故事的生成、流传情况，提供了较为充实的凭据。

李澄中，青州诸城人，康熙十八年（1679）举博学鸿词科，授翰林院检讨，官至侍讲转侍读，有《卧象山房文集》等。他自云为诸生时，曾以诗赋先后受知于做青州观察的陈宝钥、周亮工。他的《艮斋笔记》中，记有听陈宝钥讲述其大伯一次“漂洋”遇到飓风，祈祷水神方才得救的故事，内容颇涉荒诞。他自然对陈宝钥有所了解。他写的《林四娘》文，载于其晚年编写的《艮斋笔记》中，时间较晚，却反映了林四娘故事最初发生的情况。

李澄中记述林四娘事，于陈宝钥的情况最符合实际。譬如文章开头说：“青州观察陈公大莱，名宝钥，闽人也。下车数月，即奉檄开故衡王宫。”便非泛泛而言。陈宝钥是顺治十八年（1661）来任青州观察的，有文献记载，那时朝廷下令拆变故衡王府城垣、宫中器物，挖掘其中埋藏的银子。文章最后记出现于观察署中自称林四娘的女子，“居半年，去之蜀中，后观察以内艰归”，与陈宝钥实际离任时间，即康熙元年（1662），及离任的原因，完全相符。那么，文中记陈宝钥奉朝命开故衡王府，在尚未毁坏的寝殿壁上发现了已故宫女抒写国破身亡之悲情的诗，并完整地记录下来，其一云：“静锁深宫十八年，谁将故国问青天？闲看殿宇封乔木，泣望君王化杜鹃。”二云：“海国波涛斜夕照，汉家箫鼓靖烽烟。红颜力弱难为厉，蕙质心悲只学禅。”三云：“日诵菩提千百句，闲看贝叶两三篇。高唱梨园歌代哭，请君独听亦潸然。”随之观察署中出现了冤魂夜泣，自称林四娘的女子到了陈宝钥之弟的住房等怪异之事，虽然肯定不尽属实，特别是那些怪异事更纯属附会，却也应当是李澄中当初听到的传说，那托喻宫女的悲情诗肯定已经流传开来。

李澄中的记述，或者说当初传说，反映出了一种事实：先出现故衡王府鬼女的悲情诗，随后才附会出林四娘出现于陈宝钥署中的怪异事。诗意幽微，凄婉动人，不具有一定诗歌素养的人是编造不出来的。在明清易代之后的一个时期里，许多地方的旅舍、寺观、故宅频频出现题壁诗，其中不少是女子伤乱离、诉身世苦情的，陈维崧《妇人集》里多有记载。有的是能诗的女子自作抒怀，也有男士托女子之口抒写落拓不遇的情绪的，这类题壁诗还往往附有一段“本事”。明青州衡王府是东鲁地区拥有最多财富、最大势力的皇族，府第最宏丽。末代衡王朱由棷在明清易代之际，曾举棋不定，一度与民军联络，进行抵抗，无奈势单力薄，难成气候，大势所趋，只好归顺。清顺治二年（1645）衡王府被抄没，朱由棷及其眷属解送北京，次年以谋反罪被杀。嗣后，衡王府也就成为青州地方触目生兴亡之感的凭吊对象，有诗者不乏如顾炎武、施闰章等大家，青州一带地方的文人更多赋诗为文系感慨者。青州出现托喻衡王府宫人的悲情诗，毫不奇怪，诗当是一位能诗者作出的，或许真的就是陈宝钥发现传出的，甚至是如白亚仁所推断，极有可能是陈宝钥自己作出的。陈宝钥，福建人，是南明抗清的永历小朝廷的举人，曾参加郑成功的抗清斗争，后来归顺清朝，许以监司用，分发到青州做海防道台。他原是南明臣子，又能诗，目睹衡王府的荒废毁坏，动铜驼黍离之思，不能直抒胸臆，便采用幻设之法，假托一位随衡王府毁灭而死的宫女口吻以出之，确实是有这种可能性的。不论这鬼女诗出自哪位能诗者之手，可以肯定诗是在陈宝钥任青州海防道期间出现的，并且与之有某种关系，当时传说是他从衡王府寝殿壁上发现的，并非完全是空穴来风。

李澄中记述陈宝钥发现了鬼女诗之后，其观察署里便出现了怪异之事：先是陈宝钥夜闻女子哭泣声，以为是“冤魂”，而现出的形状却是“横屋上，其长竟屋，微茫不可名”，说不出像个什么东西；再是有个女子，自称林四娘，到了陈宝钥之弟的住房，没有说发生了什么事情；最后是元旦早晨一位少妇从署中走出，去到马神庙喷了口水，回到署中堂上，告诫府吏们：“汝等善事官人，做好事，勿为恶。”小吏们看到她的手“若枯树皮”，猜测是个老树精。这几件事都显得颇为突兀，非常怪诞，缺乏内在情理，更与前面引录的衡王府壁上的宫女诗毫不相干，只是出现了个林四娘之名。如果说这都是那位题诗诉悲情的宫女冤魂的多种变身，为厉为害（故事最后还说，与之发生关系的陈宝钥之弟不久便死了），却与前面的宫人诗的悲情完全相悖，只有怪诞而无任何意蕴了。在诸家的记述中，李澄中记述林四娘事要算是最粗俗、拙劣，最没有意思，或者说不知有什么意思。

这种情况显然不能归咎于李澄中文笔不佳，因为他是在做“笔记”，记录所闻知的事情。他当初闻知的林四娘事就是如此怪诞不经，几件怪异事相继出现，却没有内在的联系，只是作为随着衡王府鬼诗的出现而出现的鬼怪事，两者没有内容、意义上的关联。而这应当被认为是林四娘故事初生的形态。

记述林四娘事的七八家，大都与大诗人王士禛有交往。王士禛记述过林四娘，陈维崧、陈玉璂都是从王士禛那里听到林四娘的故事，才为文赋诗的。

陈维崧是王士禛在扬州做推官期间交往甚厚的文友，后来王士禛内迁京官，再由部曹转词臣，陈维崧也在康熙十八年（1679）举博学鸿词，授翰林院检讨，关系一直友好。陈维崧的《妇人集》里记云：“王十一为余述林四娘事，幽窈屑瑟，盖《搜神》、《酉阳》之亚也。四娘自言故衡邸宫人。”王十一即为王士禛，是就其同祖兄弟行第称之。惜乎止此数语，下面没有复述王士禛讲述的故事。不复述的缘故，由“盖《搜神》、《酉阳》之亚也”一语，可知是以林四娘事属虚幻，其《妇人集》只载当世闺阁逸事，体例不相合，所以于“四娘自言故衡邸宫人”句后，便戛然而止。这也可以作为王士禛有兴趣讲述林四娘故事之一例。

陈玉璂，江苏常州人，能诗，有《学文堂集》。他与王士禛相识在顺治十五年（1658），王士禛就殿试，进士及第，陈玉璂上公车，未中，二人在京“饮酒赋诗，匪朝伊夕”（陈玉璂《甲辰诗跋》），意趣颇相投合。康熙三年（1664），陈玉璂下第过扬州，参与了王士禛、陈维崧诸名流的红桥宴集，并有《和王阮亭冶春诗》二十四首，一云：“诗人作官诗更富，长篇短句皆吾师。昨日红桥修禊事，复尔新成绝妙词。”他有一首《青州行有引》，小引凡二百字叙林四娘事，末云：“昔王祠部向予曾道其事，今王庶常复于酒酣时详述之，因作歌。”祠部即为礼部。王士禛康熙四年（1665）内迁礼部主事，离开扬州，后晋仪制司员外郎，为礼部曹七年。此王祠部当即王士禛，可见陈玉璂也是最先从王士禛口中听到林四娘的故事的。

由此还可以进一步推知更多的有关情况。按，林四娘的故事发生在陈宝钥任青州海防道期间，应该是康熙元年（1662）。王士禛内迁礼部主事之初，于康熙五年（1666）返新城家中居留数月，曾到青州会晤继陈宝钥任青州海防道的著名文人周亮工，住在其署中为之作题画诗九首。他应当是这时候听到故衡王府宫女诗的事情。王士禛也染有文人题诗旅壁之习，在上公车途中旅舍壁上题诗，传为美谈，也对旅途店中的题壁诗颇感兴趣。陈维崧《妇人集》里载有王士禛长兄王士禄提供的许多则“笔述”，“长沙女子王素音”一则中说到：

乙未岁，阿贻（王士禛字贻上）偕同邑傅侍御（名扆）北上至白沟河，顿此邸中，见壁间有和素音诗者，觅原题不得，以问，居停指墙边积木堆五六尺许，云在此中堵壁上。时方隆冬，阿贻与侍御亟欲读素音诗，乃同从奴共运木，及半而诗尽出。侍御执炬，阿贻呵冻蘸笔，录诗竟，共读。读已，复各为和章书之壁。书竟，乃命酒剧饮，始觉手腕欲僵，各大笑，相顾谓痴绝也。

就王士禛此前的诗作意兴、格调来看，故衡王府林四娘诗，虽事涉虚幻，却要比长沙女子王素音的题壁诗更能引起他的关注，打动他的心弦，定会更有兴致地抄存于书箧中，记下了由诗附会出的传说。

康熙六年（1667），陈玉璂再上公车，进士及第，授官内阁中书。次年，陈维崧到北京，盘桓数月。二人在北京都与王士禛过从较多，参加王士禛与京中名士的宴集。他们都是诗人，性情相投，晤谈中少不了谈诗。王士禛向陈玉璂、陈维崧讲述青州林四娘诗事，当是在这个期间。陈玉璂对王士禛由此前之称字号改称王祠部，便说明了这一点。由此，也可以进而考知，其《青州行》诗前小引中的王庶常，极有可能是与王士禛同年中进士的山东茌平人王曰高。王曰高名列二甲前茅，授翰林院庶吉士，后改给事，与王士禛以同宗关系，交往甚密。康熙二年（1663）为江南乡试主考官，曾结识冒褒。康熙七年（1668）南游，访晤江南名流，陈玉璂、周亮工等曾为其诗文集作序，陈玉璂所说“今王庶常复于酒酣时详述之，因作歌”，当在这期间。

与王士禛应当有关系的，还有《妇人集》冒褒注中引录的王太史《林四娘歌》歌首小序。陈维崧记“王十一为余言林四娘事”条，没有记述王士禛讲述的林四娘故事，冒褒作注引录了王太史《林四娘歌》歌首小序，序凡近六百字，叙林四娘事较王士禛的《林四娘》、陈玉璂的《青州行》小引为详。近世辑录《聊斋志异》故事本事者，都作为《妇人集》本文，对王太史未作探究。近年有研究者注意到这个问题，认为王太史可能就是王士禛。

推断王太史极有可能是王士禛，虽然可以举出一些理由，但毕竟还缺乏实证材料。王太史的《林四娘歌》不存，冒褒所引录的其歌首小序，与王士禛的《林四娘》，虽然故事框架、意趣基本一致，但叙述简繁不一，文字差异较大，结末引录的林四娘诗更不一样，王太史引录的是一首没有具体历史内涵的绝句：“玉阶小立羞蛾蹙，黄昏月映苍烟绿。金床玉几不归来，空唱人间可哀曲。”王士禛《林四娘》中引录的基本上是李澄中、蒲松龄《林四娘》中引录的林四娘悲情诗，只是删掉了“谁将故国问青天”等四句。两文存在着这样的差异，怎么可能是出自同一位作者的手笔？就作品的内容看，陈玉璂的《青州行》小引，倒是与王太史的《林四娘歌》之小序最相一致，譬如开头，《林四娘歌》小序云：

晋江陈宝钥，分臬青州，入署之夜，堂上忽闻乐作，空中隐隐呵殿声，如贵人驺从至，至则耀燎辉煌，杯馔罗列，宾客杂沓于堂上，俳优厮养奔走于堂下。

陈玉璂《青州行》小引云：

晋昌陈绿崖，视臬青州，夜阑时，忽听鼓乐从空中来，俄见驺从拥一女郎至，至美而艳，高髻宫衣……须臾盛设杯酒，歌舞于氍毹之上者，皆十六七岁童子，不异人间世。

结末，《林四娘歌》小序云：

一夕，别陈君欲去，且以青儿为托，把酒赋诗，临歧怅别，耸身碧霄，踪影顿绝。青儿后一二来，久亦不至矣。

《青州行》小引云：

一日复治酒，与绿崖言别，云将携青儿访道山中，遂联袂耸入云端。后青儿亦偶一来，寻亦不至矣。

两文最相一致，表明作《林四娘歌序》的王太史，与陈玉璂是有交往的，或者他就是陈玉璂诗小引最后说到的那位“酒酣时详述”林四娘故事的王庶常——王曰高。因为翰林院，为清贵之职，庶吉士改为六部主事，可带原资，可称之翰林。冒褒尊称为太史，并无不妥。遗憾的是《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所收王曰高《槐轩集》并非全本，其中没有冒褒所说的《林四娘歌》。

更有意义的是王士禛、王太史、陈玉璂三家的记述，虽然文体不一，繁简有别，而内容、意蕴是一致的：林四娘是故衡王府宫嫔，不幸早逝，不久国破，魂魄眷恋故苑，由于宫殿废毁荒芜，不能与旧侣话旧，现身于陈宝钥的观察署中，招待宾客，与主人饮宴赋诗，缅述宫中旧事，歌哭情深，或隐或显地寓有历史兴亡之悲。这表明林四娘故事，经过王士禛等人的传播，已摆脱了李澄中所记的那种粗俗、怪诞的形态，演绎成一个行事悉如常人的美丽鬼女诉苦情的故事。王士禛的《林四娘》引录了林四娘的悲情诗，删去流传文本中“谁将故国问青天”、“泣望君王化杜鹃”几句，是有意淡化其中蕴含的历史内涵。陈玉璂的《青州行》小引没有引录林四娘诗，而诗则将林四娘的悲情着重归结到国破君亡上：

青州夙昔驻藩王，后宫行乐信无方。馆娃妙选亦难数，第一金陵林四娘。……谁知中道成弃捐，故宫回首泪如泉。吁嗟世事真翻覆，妾死君王亦可怜。……人生一死成何用，留得芳名青史重。谁将白骨殉王家，魂兮归来泣暮鸦。……不知此女为谁来，对客陈词亦可哀。君不见杜鹃枝上三更血，傍汝飞鸣到夜台。

沉郁悲怆，情浓意深，无所隐讳地抉出林四娘故事的铜驼黍离之悲。

当时记林四娘事的七八家中，林云铭的《林四娘记》作成可能最早，但内容、意趣却与李澄中、王士禛、陈玉璂的记述迥然不同。后出的陈奕禧的《林四娘传》是受其所记故事的影响作成的。

林作《林四娘记》中，林四娘不是故衡王府宫嫔，死后尚眷恋故苑，现身于青州观察署中，与陈宝钥发生一段世外交，她是前朝江宁库官的女儿，库官因亏空库银下狱，她与表兄设法营救，同卧止数月。父亲出狱后，疑其与表兄有私情，她自缢而死，以示清白。她以与做青州观察的陈宝钥为福建同乡，有“桑梓之谊”，现身观察署中，帮助陈宝钥审理公案，试士衡文，最称奇的是为陈宝钥推掉了一项二千两银子的“京债”。她在这里待了十八个月，别后令陈宝钥思念不已。

林云铭在文中声明，林四娘事是康熙六年（1667）陈宝钥任江南驿传道期间向他讲述并“嘱记之”的。后来不少读者便以此认为林云铭记林四娘事真实可信。嘉庆年间淳安人方舒岩读《聊斋志异》，见到了林云铭这篇《林四娘记》，便说：“《聊斋》岂传之非真耶！且陈为林面述，嘱记其事，似较可信。”其实林四娘故事是由托名鬼女的诗而生发的传说，林四娘何曾实有其人？其鬼魂现身陈宝钥署中之事何曾实有其事？即便果如林云铭文中所说，故事是事主陈宝钥向他面述的，那也改变不了其虚幻附会的性质，其中不存在真实与否、可信不可信的问题。

就文论文，林云铭记述的林四娘不是衡王府已死的宫嫔，她何以要到青州来，现身于陈宝钥的观察署中？仅只是因为与陈宝钥有“桑梓之谊”远不足以说明其来由。自然，鬼怪故事往往是事出突兀，也不必追询其所以然。然而，人死为鬼，鬼是人的观念中延长了生命的人，在鬼怪故事里，除了只有非人的一面的阴森可怖的鬼，大都带着其生前不幸的印记和由之形成的某种目的而现身人世间的，诉苦、复仇、弥补生前的缺陷，其中便表现出—定的现实人生的内容和社会意义。这是区别写鬼的故事的作品有无意义的一个标尺。林云铭记林四娘现身陈宝钥观察署中，没有带着她受冤诬而死的悲哀，开始是扰乱，随之现出狰狞鬼面吓人，神巫奈何不得，后来陈宝钥与之妥协，方才现出丽人之相，与之交好。这已与文中所谓“与君有桑梓之谊而来”，不甚相合。她在陈宝钥署中，协助他做的许多事情，特别是以鬼之灵通吓走讨债的京商，与她生前的身世亦不甚相合，即使是施法教训那位对她动“淫心”的轻薄人，也不能证明她的清白——与表兄没有私情。这篇《林四娘记》除去记述了陈宝钥署中出现过一位有非凡才干和非人的能量的女鬼，令人称异，再没有别的意思了。林四娘不是衡王府宫嫔，也就没有了王士禛、陈玉璂等记述的林四娘事的那种令人迷惘的韵致及其历史底蕴了。

林云铭也称能文之士。他和王士禛是顺治十五年（1658）同科进士。王士禛授扬州推官，林云铭授徽州推官，又曾一起奉调充顺治十七年（1660）江南乡试同考官。后来林云铭休官，居杭州卖文编书，有《挹奎楼选稿》、《庄子因》、《古文析义》等。若干年后，他曾为编书向王士禛致书征文，信中说到：“共事南国，庚子闱中，握手论文，夜分戏述鬼神事，咄咄相恐怖。”（《挹奎楼选稿》卷九《上王阮亭内翰》）他原喜戏谈鬼神事，戏谈就含寻开心妄言之的意思，作此《林四娘记》自然不奇怪。然而，他却在此文中表示很严肃认真，说明林四娘事是陈宝钥亲自向他讲述并授意他记述的，尔后又补充说明“陈公绿崖，正士也，非能造言语者”，“正士”就是正派人、正经君子，正经人是不随意妄言，编造无稽之谈的。这就意味着这不是一般的虚应故事地说明所记事情的真实性，其中还含有另外的隐情。林云铭与事主陈宝钥是福建同乡，当时同在江南地区做官，此前陈宝钥曾让他为《陈绿崖诗集》作序，陈宝钥向他讲述四娘事并嘱其记之，也应当是实情。陈宝钥何以要林云铭传述他在青州见鬼女林四娘之鬼怪事，林云铭何以加重说明他是“正士”，其言不虚呢？

林四娘故事发生于青州，当与青州地方有关。李澄中记述林四娘事，先是做青州观察的陈宝钥在故衡王府发现了题壁诗，随之其观察署发生了自称林四娘的鬼怪事，即或不尽属实，但也不会与陈宝钥无关，从而他就成了故事的当事人。从他口述并授意林云铭写的这篇《林四娘记》看，他承认鬼女出现在其署中并与之相处了一段时间的鬼怪事，默许了那种传说。这在一般“正士”，或者说有了一定的社会地位的人，是不大肯这样做的。古代的稗史笔记、志怪小说中，固然多有社会名流的怪异事，那是别人、后人记述的，纯属附会传说。陈宝钥让人记述自己与鬼女相处之事，可见青州出现的衡王府宫女的悲情诗，确实与他有关联，甚或就是他托喻幻设之作。他向林云铭口述并嘱其作此《林四娘记》，改林四娘为江宁库官含冤而死的女儿，抛开了已流传开来的已故衡王府宫女的寓有兴亡之感的悲情诗，其中就不无要抛开诗与他的关系的意思。他原是南明的臣子，参加过抵抗活动，归顺之后，做了清朝的官，心情却是复杂微妙的。白亚仁就是依据这种情况——他来青州，目睹衡王府已遭毁坏，心有所悲，但又不能像顾炎武那样直抒胸臆，只能拐弯抹角地表达——推断林四娘诗极有可能是他作出的。即便不尽如此，林四娘诗事在社会传说中，已与他结下了不解之缘，并且传出青州。他出于身为贰臣的微妙心理和防嫌意识，便想改造出另一种文本，抵消不利己的影响。林云铭应该心领神会，所以文后特别申明：“陈公绿崖，正士也，非能造言语者。”天真的读者可能会信以为实，却改变不了他们二人联手“造言语”的事实。

在当时诸家的记述中，林云铭的《林四娘记》，与故事的原生点——林四娘的悲情诗，没有了丝毫关系，则不能不说是全变了调。

蒲松龄的家乡淄川与青州紧相邻，从淄川到青州郡城不过百里之遥。林四娘故事发生时，蒲松龄已经热衷于记述奇闻异事，他听到林四娘故事并作成他的《林四娘》篇，时间应当比较早，就其在《聊斋志异》的篇目位次看，属于早期作品。

蒲松龄的《林四娘》与王士禛的《林四娘》、陈玉璂的《青州行有引》，以及那篇署名的王太史的《林四娘歌序》，同属一类型，林四娘为故衡王府宫人，情调一致。不同的是没有写林四娘携有婢女，没有写她大张盛筵招待宾客的活动，更没有怪异的举动；而是像《聊斋志异》里多数鬼女一样，悉如平常女子又不无神秘意味地孤身现身于陈宝钥身边，而且与之发生了男女私情，中心情节不外是枕边私语，阖户雅饮，曼声而歌，演绎成一段幽婉的人鬼之恋。这就超越了略述闻见梗概的笔记体，写燕婉之情，叙述细微，摹绘如生，文体属传奇小说了。

更见蒲松龄别具匠心的是，在这一段幽婉的人鬼之恋中，没有男女相合的欢愉，陈宝钥与林四娘的私语、雅饮、度曲，表现的只是林四娘的幽深的悲情，约略透露出她的身世之不幸：

公（陈宝钥）请一领雅奏，女曰：“久已不托于音，节奏强半遗忘，恐为知者笑耳。”再强之，乃俯首击节，唱伊凉之调，其声哀婉，歌已，泣下。公亦为酸恻，抱而慰之曰：“卿勿为亡国之音，使人悒悒。”女曰：“声以宣意，哀者不能使乐，亦犹乐者不能使哀。”……既久，家人窃听之，闻其歌者，无不流涕。

陈宝钥夫人疑其“非鬼必狐”，劝“绝之”：

公不能听，但固诘之。女愀然曰：“妾，衡府宫人也，遭难而死，十七年矣。”……乃问宫中事，女缅述，津津可听，谈及式微之际，则哽咽不能成语。女不甚睡，每夜辄起诵准提、金刚诸经咒。

最后，林四娘与陈宝钥诀别，陈宝钥“置酒相与痛饮”：

女慷慨而歌，为哀曼之音，一字百转，每至悲处，辄便哽咽，数停数起，而后终曲，饮不能畅。

随后赋诗一章，抒国破身亡之悲情，掩袂出门，湮然而没。结末是陈宝钥珍藏起来的林四娘留下的自诉悲情的诗。

由之可以看出，蒲松龄别出心裁地改变了陈宝钥与鬼女林四娘的关系，使他与之有了亲密接触的机缘，也就顺理成章地依托这段人鬼之恋，连续地展示林四娘心怀悲情的声容，让她吐露身世的不幸和无法消失的悲哀，男女的恋情遭到挤压，变成了只起烘托、辅助作用的流动托盘，本身没有实际意义，有意义的是依附、连缀其上的林四娘为声容、话语所蕴含的历史内涵。

篇末是林四娘临离去时留给陈宝钥的诗，与李澄中文所记衡王府的题壁诗近于完全相同，只有个别字词的异文，这应当是当时流传的文本。在李澄中文中，诗与林四娘现形于陈宝钥署中的事没有内容的关联。在蒲松龄的这篇《林四娘》里，前面叙述部分与诗里表述的意思非常一致，许多话语的意思完全相同：

叙事

妾，衡府宫人也，遭难而死，十七年矣。

女不甚睡，每夜辄起诵准提、金刚诸经咒。

女慷慨而歌，为哀曼之音，一字百转，每至悲处，辄便呜咽。

诗

静锁深宫十七年，谁将故国问青天。

日诵菩提千百句，闲看贝叶两三篇。

高唱梨园歌代哭，请君独听亦潸然。

显然，蒲松龄是依照社会上流传的衡王府宫人的悲情诗，演绎出他的林四娘的情节，将诗中表述的悲情转化为一个有生命的人物形象，并由其声容、谈吐表现出来，也就在诸家记述林四娘故事的文章中，成为最切合其生成之历史底蕴、最富有文学性的一篇。

（原载《古典文学知识》2010年第5、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