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圣叹受到近世评论者的非议，更为根本的一点是他在《贯华堂水浒传》的序中表示的思想观点，以及由那种思想观点生发出的卢俊义之恶梦。他认为对揭竿斩木的作乱之徒应当比而诛之，施耐庵作《水浒传》本意是使人知道梁山一百八人，“即得逃于及身之诛僇，而不必得逃于身后之放逐”一句话，警告世人不得学梁山好汉之犯上作乱，而明本《水浒传》添加上梁山好汉受招安、征辽、征方腊的内容，则是许之为忠义了，最后写他们终为朝臣所害，整部小说便“无恶不归朝廷，无美不归绿林”，其效果会是“已为盗者读之而自豪，未为盗者读之而为盗也”（序二）。应当说，金圣叹对没有受招安、征辽、征方腊诸部分的《水浒传》的意义的阐释，非常牵强，即使是经他修改过的《贯华堂水浒传》，除了最末“梁山泊英雄惊恶梦”一小节，读者也难以得出他所说的那种认识，否则，人们也就不会喜欢这部小说了。但是，他对有了受招安以后诸部分的《水浒传》的意义的理解，倒是敏锐的，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小说潜在的客观意义，只是其立场、态度与近世读者不同。金圣叹从维护封建统治的立场出发，对揭竿斩木、犯上作乱的绿林好汉是敌视的，也就理所当然地受到近世评论者的批判。
金圣叹痛恶反抗封建朝廷的绿林好汉，必欲比而诛之，认为《水浒传》所叙“其事不出劫杀，失教丧心，诚不可训”，却又十分赞赏《水浒传》的叙写艺术，称“天下之文章无有出《水浒》右者”，将它与《论语》、《庄子》、《史记》并论，谓其之所以欲禁之而不得，就在于其文章“精严”，“读之即得读一切书之法”（序三）。所以，他采用托古改制和牵强曲解的手法，推出这样一部《贯华堂水浒传》来，用他自己的话说，这叫“去忠义而仍《水浒》”。
事物总是比人们对它的说明复杂，人们所做的事情，其效果往往会超越其意志，甚至会发生逆向的效应。金圣叹改制、曲解、评析《水浒传》，也是这样的。
就《水浒传》的百回本说，叙写的是梁山好汉的结集、力量的壮大和最后失败、毁灭的全过程。全书虽然有着内在的联系，但前后各部分不仅存在着艺术上的不平衡，而且思想倾向和意蕴上也存在着差异。它的全部情节先后表现出三种不同的格调，形成了这样三部曲：先是英雄的颂歌，再是变了调的颂歌，最后是困惑的挽歌。
《水浒传》的正传，从王进避害私走延安府开始，到第四十回“梁山泊好汉劫法场，白龙庙英雄小聚义”，梁山起义军初成规模。这四十回书主要是由鲁智深、林冲、武松、宋江等人各自被迫上梁山的生活历程组合而成：有的是为救助受欺凌的弱小，触犯刑律，为官府所不容；有的是自身受到权势者的凌辱、压迫而进行反叛、报复，为官府所不容；还有的是愤于社会不公平，主动劫掠贪官的不义之财，为官府所不容。这一幅幅充满血泪的压迫与反压迫的社会斗争的图画，构成了一个共同的“官逼民反”的母题。特别是林冲、宋江，原本是封建统治机构中人，无饥寒之虞，更无意反叛，受到压迫、威胁，也还是一再忍让、妥协，如果不是到了除非做强人就得引颈受戮的地步，他们是不会上梁山落草的。这就集中地显示出对压迫者进行报复、对黑暗官府进行反抗的合理性、正义性。特别是“智取生辰纲”一节，以颂扬的笔调叙写了晁盖、阮氏兄弟自发地联合起来，主动对剥夺者进行反剥夺的劫掠行为，更是对传统观念的一种猛烈冲击。在这一部分书里，以有声有色的语言和带有夸张性的手法，叙写英雄们扶困济危，向罪恶的权势者进行报复，乃至原始性的复仇行为，以及大规模的破府毁州的行动，洋溢着英雄主义的战斗精神，有理由称之为英雄的颂歌。
《水浒传》从第四十二回宋江遇九天玄女，受三卷天书，到第七十一回梁山泊英雄大排座次，同前四十回书的内容、格调便貌合而神渐离了。从小说的情节层面看，梁山好汉集体行动增多，气势更轰轰烈烈，“三打祝家庄”最为精彩；单个好汉上梁山的苦难历程减少，仅有石秀和杨雄、解珍和解宝等人，大都是穿插在大的战役中连带而出。更多人的上梁山入伙，不是被恶势力和官府逼迫而来，而是由于梁山的需要，甚至是为凑足一百八个数额，被请、被赚、被降服而来的。这样，原先的反抗压迫的抗恶精神、复仇精神，就被九天玄女所昭示的“替天行道，辅国安民”的旨意所冲淡而减弱，原先只在阮氏兄弟的歌中偶见的“酷吏赃官都杀尽，忠心报答赵官家”的思想，便上升为梁山首领的行动纲领，英雄的颂歌便混入了不和谐的音调，情节上的轰轰烈烈，缺乏了思想上的冲击力和艺术表现上的惊心动魄的效果。
《水浒传》自第七十一回梁山英雄排座次之后，情节更直接地在梁山好汉争取接受朝廷招安的线索上发展，不仅宋江派人去京城寻找途径，连与朝廷派来的征剿大军对阵，也成了谄媚手段，以胜利增添受招安的砝码，也就失去了对抗的意义，最后终于受了招安，成了为朝廷征讨的官军。自然，这一部分并没有完全变成鼓吹受招安之书，中间也写了几位好汉反对和破坏受招安的活动，增添了些许亮色；也清醒地展示出梁山首领受招安后受制于他人的苦恼和忧虑，宋江“陈桥驿挥泪斩小卒”的情节更耐人寻味、深思；小说也没有给受招安的梁山好汉制造美好的结局，经过征方腊，一部分战死，一部分伤残，一部分畏遭不幸而隐退，有的竟自杀，力主受招安的宋江、卢俊义等人也被朝廷谋害了，这也就显示出了梁山好汉受招安的悲剧性。但是，这些是其中部分情节潜在的意义，由于作者的思想观念无法超越“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雷池，他最理想的英雄还是宋江一类的好汉，对抗恶义无反顾的李逵、武松、阮氏兄弟只是感到可爱而已，所以，他对宋江争取受招安的主张、行动是肯定的，对梁山整个队伍的毁灭和宋江的悲剧也只是痛惜，做不出理性的认识。再加上征辽之事在人们观念上的肯定性，顺从着传统观念来看待方腊起义，从而形成对征方腊的肯定性，《水浒传》这一部分所谱写的也就成了半是清醒半是昏昏、意向游移不定的挽歌。后世评论者对此感到困惑，难以做出中肯的阐释、评论，原因正在于此。
一部《水浒传》，它的前后各部分呈现出思想倾向上的差异和艺术格调上的不平衡，无疑是由于它的成书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其中综合了不同时代不同身份的作者的创造，基本成型后也还有人增益、改制。金圣叹截去明刊本《水浒传》的最后一部分，止于梁山泊一百八位首领之合成，显然是内容比较单纯了，艺术格调比较统一了，所保留的又是富有社会生活内容、艺术表现上生动而富有小说的审美特性的部分，保存了《水浒传》原本的英雄传奇的特色。尽管金圣叹改制《水浒传》的本意是去其“无恶不在朝廷，无美不在绿林”的意蕴和倾向性，但经过他改制的《水浒传》里的社会斗争的生活图画，并没有发生根本性质的变化，反抗封建权势者和官府的抗恶精神依然是主导的，“官逼民反”的母题依然是鲜明的，虽然也混有不和谐之音，而绝大多数的读者并没有被他在序文中所做的那种牵强解释牵着鼻子走。这是他的《贯华堂水浒传》能够压倒一切明本而风行数百年的原因，也难怪有的研究者竟认为他的所谓“去忠义”云云，以及添加上那个恶狠狠的卢俊义之梦，是有意制造一种“保护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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