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中叶，袁枚、赵翼、蒋士铨主盟诗坛，号“江右三大家”，后人亦称“乾嘉三大家”。“三大家”之说，实始于袁枚、赵翼生前之自相标榜。袁枚为赵翼之《瓯北诗钞》作序，开头便云：“昔温峤耻居第二流，而耘崧观察独自居于第三人，意谓探花辛巳，而于诗则推伏余与心馀二人故也。”此语亦记入《随园诗话》中。后来，袁枚逝世，赵翼挽诗又有“三家旗鼓各相当”、“他年传世究谁长”之句。尽管他们生前身后都有人颇不以为然，但也毕竟为不少人所接受，在相当的范围内流为口碑。道光初年，便有南昌之尚镕作了一本《三家诗话》，“总论”云：“近日论诗，竞推袁、蒋、赵三家”，“三家生国家全盛之时，而才情学力，俱可以挫笼古今，自成一家，遂各拔帜而起，震耀天下，此实气运使然也”[1]。此论虽然称扬过甚了一点，但袁枚、赵翼、蒋士铨三家各有其独到的文学成就，在清中叶文坛上享有盛名，却是不容抹杀的事实。袁枚极富才情，驰骋诗坛，声名远扬，自不必说；蒋士铨于诗一道，虽然浑朴平实，醇正有馀，而才情不足，但《红雪楼十二种曲》之作，却得到了极大的补偿。本文要评述的赵翼，更有多方面的成就，他既在史学方面卓有建树，又在诗创作方面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有近于袁枚之处，又与袁枚有显著的不同，而且还著有一部论断精到、具有开创性的《瓯北诗话》，都是不可以漠然视之的。遗憾的是，后世研究者每每囿于传统的观念，罕有人分出些精神，对他的著述潜心地做些研究，现在已经出版的几种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论著索引，竟找不到几个篇目。换一个角度说，即使赵翼的诗和诗话成就不高，价值不大，也总该做一些考察吧！

赵翼，字耘松，一作云崧，江苏阳湖（今常州）人。清雍正五年（1727），出生于一个清贫的读书人家。父亲赵惟宽，终生困于场屋，以做乡村塾师维持家庭生计。赵翼为赵惟宽长子，自幼从父读书，据说“三岁能识字，年十二，为文一日成七篇”（《清史稿·本传》）。乾隆六年（1741），赵惟宽病死，年仅十五岁的赵翼便接替父亲做童蒙师，肩起生活的重担。他于乾隆十年（1745）成诸生，十二年（1747）初次赴江宁参加乡试，未得中举，又隔了一年，便只身离家，到京城里寻找出路去了。他晚年所作《七十自述》其三云：“童年回忆旧艰辛，天下无如我最贫。孤露更谁舟赠麦，饥寒长自甑生尘。噎瓜亭是伤心地，踏菜园悲薄命身。最是饥驱北行日，离怀痛绝倚闾人。”这就是他少年时期生活的真实写照。

赵翼以一个贫苦秀才入京，初入工部尚书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刘统勋府为幕宾，参与修官史。次年，即乾隆十五年（1750），冒顾氏姓应顺天乡试中举，为主考官刑部尚书兼军机大臣汪由敦所赏识，聘入府中课其二子，兼代笔札。乾隆十九年（1754），他考补内阁中书，入值军机处，前后凡六年。这期间，他草拟诏命奏札，援笔立就，无不中窍，深为军机大臣傅恒、汪由敦所器重。他曾两次扈从乾隆皇帝出古北口至木兰围校猎。做内阁中书，虽然地位低微，并且数应会试不第，但是，这段生活在他头脑里却留下了美好的回忆。《七十自述》其五云：

东华初步软尘红，移直枢曹地望崇。

五夜趋朝鸡唱月，九秋出塞马嘶风。

沉沉锁院听铃索，漠漠周阹挽角弓。

六载微劳差自慰，西师及见告成功。（补中书，入直军机，前后凡六年。时方用兵西陲。）

其六云：

历历巢痕记忆真，一时风气一时人。

曾因儤直深严地，及事当年老大臣。

门馆无私心似水，衣冠有庆物皆春。

只今回首平津阁，惭愧曾充座上宾。

乾隆二十六年（1761），赵翼复应会试，中一甲第三名进士。《清史稿》本传记：“殿试拟一甲第二，王杰第三。高宗谓陕西自国朝以来未有以一甲一名及第者，遂拔杰而移翼第三，授编修。”状元虽未夺得，而探花也够荣耀的了。所以他过后追忆此事，仍感到非常荣幸。《七十自述》其八云：

一桂枝高手已攀，胪传声里另排班。

虽非五色蓬莱顶，犹占三茅句曲山。

千步御街中道出，一条软绣九衢还。

人生此福难消受，老去追思转汗颜。

赵翼以江南少年入京，以能文受知于权要大臣，又先后结识了翁方纲、王鸣盛、蒋士铨等许多有才学的文化人，逐渐占名词场。他又以一甲第三名及第，入翰林院充方略馆纂修官，虽属清班，品俸不高，却也堪称为书生之“荣遇”。他在翰林院六年，曾三次充任顺天乡试考官，一次为武乡试主考官，识人更夥。于是声名益爆，“丐诗文者，户屦恒满”（蒋士铨《瓯北集序》）。他于纂修官之本职，也极尽力，在京察中曾受到“记名”的奖励。以其文笔和才干，以及颇受权臣傅恒、汪由敦赏识的境况，他在仕途上很有可能由词臣扶摇直上。令他遗憾的是，大约与最赏识他的汪由敦的下世，以及乾隆三十年（1765）“京察”、“记名”被引见时，乾隆皇帝对他印象不佳，说他“文自佳而殊无福相”（《散馆恭记》诗小注），次年翰林院散馆后，他没能留下，却被派往远离朝廷的广西镇安去做知府了。他离京时非常感慨地说：“平生无一事堪豪，每到垂成易所遭。半世为文怜未就，一行作吏更何操！”诗后自注：“余为教习三年，可得邑令，而考授中书；为中书六年，可迁部曹，而成进士；官编修今六年，可得坊局，而又出守。每垂成辄易地，殊不解也。”（《奉命出守镇安，岁杪出都，便道归省，途次纪恩感遇之作》其四）他自然还是希望“或凭政最更登朝”（前诗其三），但是，这也只是主观愿望而已，他此次一出都，便再也没有能够回来做朝官。

镇安地处南方边陲，当时还是荒僻之地，风土与内地颇不一样。赵翼来为镇安知府，虽不如意，却也喜民风淳厚，为政多暇，吟诗云：“镇安虽僻自堪豪，最喜萧闲似马曹。片檄下时诸部肃，万山深处一官高。”（《贵县途次奉旨调守广州，寄别镇安士民》其二）“城中屋少惟官廨，墙上山多逼郡斋。俗有鬼神蚕放蛊，夜无盗贼虎巡街。所欣民意安吾拙，相爱浑如鸟入怀。”（《镇安土俗》）

赵翼初为地方官，以循良自期，也确实做了几件惠民的事情。譬如，镇安旧例，百姓交纳谷物时，不脱穗，不能用斗量而用秤称。这样，收租吏便总是在秤上做手脚，坑害百姓。“可怜穷黎不敢言，张目熟视讵真瞎。”赵翼发现此情况，便下令改变交租称秤的办法：一是在秤杆的六十斤的秤星上固定秤砣，不得移动；二是允许交租百姓自己称量。这样一来，便杜绝了过去的流弊：“平准听民自权度，奸吏在旁空眼黠。从此铢黍分低昂，一秤贤于百番札。”（《秤谷叹》）所以，赵翼在镇安时间不长，但却受到了百姓的爱戴，“每出行，争肩舆过其村”（《清史稿·本传》）。

赵翼在镇安虽然任期三年，但大部分时间却是在外地度过的。他到镇安任所还不足一年，乾隆三十三年（1768）五月，便奉命赴云南参加中缅边界的战事，先在副将军阿里衮麾下，次年春傅恒至云南，以故吏关系置之幕中。赵翼在云南军中赞画军务，草拟军令，前后一年多的时间，还未及战事结束，就又奉命返回广西任所了。此一行虽未建功，却也亲身经历了一段军旅生活，领略了西·南边陲山川之奇险风光，也颇值得回忆，如他在返程途中所说：“挑灯手录征途稿，聊记吾曾入瘴烟。”（《土富州驿舍》）

赵翼回到镇安只几个月，便调为广州知府；在广州还是不到一年，又升为贵州贵西兵备道。他出京数年来，调动频繁，几乎一年易一地。更为使他沮丧的是，他到贵州威宁任所又是仅仅一年多，乾隆三十七年（1772）冬，因广州谳狱之旧事而受到弹劾，虽未被免官，却也受到了降一级调用的处分。上年升贵西兵备道时，他就已萌发了辞官归田之意，并以“黔路遥远，老亲不能偕行”为由，乞总督李侍尧代奏，只是未被允准。现在受到了降级调用的处分，他就“顺水乘归棹”，决意请假归田养亲，准备后半生专心于文事。其《壬辰冬仲以广州谳狱旧事吏议左迁，特蒙恩旨送部引见，圣恩高厚，盖犹不忍废弃，而衰亲年已七十有五，书来望子甚殷，谕令早归，一慰倚闾望，因呈乞开府图公给假旋里，拟即为终养计。途中无事，感恩述怀，得诗十首》其四云：

官罢君恩忍遂忘，尚馀秃管写枯肠。

好编颍上《归田录》，敢效忠州集万方！

旧学还期传党塾，新诗闲与咏羲皇。

生平报国堪凭处，终觉文章技稍长。

可见他确有弃政从文之意。

从乾隆三十八年（1773）归里，到嘉庆十八年（1814）夏初辞世，凡四十馀年，赵翼基本上是在阳湖家中度过的。自然，他也曾数次外出。这里有必要讲到的是：（一）乾隆四十五年（1780），他丧母服阕，在亲友们的劝说下，曾赴京补官，但是行至台儿庄忽然两臂中风。本来他内心就有矛盾，这样一来也就心安理得地回舟归里了。（二）乾隆五十二年（1787），因台湾天地会首领林爽文起事，海上用兵，他曾应浙闽总督李侍尧之邀，入闽佐幕一年。（三）入闽佐幕之前、之后，他曾应聘主扬州安定书院讲席，前后凡数年。

赵翼自少年离家，做了二十馀年的官，逐渐有了些积累，归里后家庭较前富裕。《七十自述》其十九云：

买得湖干筑草堂，疏篱曲槛水中央。

夸张有绢千头橘，防备无衣百本桑。

寒士齑盐原易足，少年糠核已粗偿。

无端失计移城市，贪慕东坡住顾塘。（坡公旧寓顾塘桥，遗址尚存。余居与之邻近。）

既然温饱无虞，他也就专心于文事了。他一方面性耽吟咏，几至于“每日吟诗到日西”（《无诗》），“枕上得诗愁健忘，披衣起写残灯光。山妻窃笑老何苦？儿辈读书无此忙”（《枕上》）。另一方面，他又勤于考订史籍，如《一灯》诗所咏：“出身早脱子衿青，堪笑丹铅尚不停，头白一灯孤馆里，廿三部史十三经。”《七十自述》其二十亦特别咏及：“里居何物可消闲？依旧书生静掩关”；“订罢史编翻自笑，干卿甚事苦增删！”

赵翼先后著成《陔馀丛考》、《廿二史札记》二书，奠定了他在史学上的地位。《廿二史札记》成就最高，与同时代的钱大昕之《廿二史考异》、王鸣盛之《十七史商榷》齐名。《廿二史札记》有考据，有议论，如其自作《小引》所说：“此编多就正史纪传表志中参互勘校，其有抵牾处自见，辄摘出，以俟博雅君子订正焉；至古今风会之递变，政事之屡更，有关于治乱兴衰之故者，亦随所见附著之。”由于征引广博，不限于正史，采及裨乘脞说之书，且议论公允，多有独到之见，极为当时和后世学者所推崇。钱大昕《廿二史札记序》云：“先生上下数千年安危治忽之几，烛照数计，而持论斟酌时势，不蹈袭前人，亦不有心于立异，于诸史审订曲直，不掩其失，而亦乐道其长，视郑渔仲、胡明仲专以诟骂炫世者，心地且远过之。又谓‘稗乘脞说间与正史互歧者’，本史官弃而不采，今或据以驳正史，恐为有识所讥，此论古特识，颜师古以后，未有能见及此者矣。”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学术史》中也曾给予肯定性的评论。

嘉庆十一年（1806），赵翼年登八十，有《八十自寿》诗八首。他回顾自己的一生，一方面慨叹“才短愧无济世用”（其二），“未有军前汗马功”，“可怜八十年心力，不在凌烟图画中”（其三）；一方面在文事上却颇有些自信，其八云：“束发耽书诵夜阑，得登馆阁附鹓鸾。当时拟藉文章进，临事方知干济难。官去仅馀风两袖，老来聊卧日三竿。遍翻史传无寻处，或有人从艺苑看。”此老可谓有自知之明。

赵翼自谓“结习耽吟老未忘”（《论诗》），一生所作篇什甚夥。嘉庆湛贻堂刊《瓯北诗集》凡五十三卷，收诗五千馀首。征得赵翼同意由张舟删汰过的《瓯北诗钞》二十卷，仅存原作的十之五六。

近世学者多以赵翼与袁枚为同调，谓二人之诗论和诗作非常接近。这自然有一定道理，如二人论诗均主张创新，反对拟古和拾人牙后；主张兴会所至，自然而出，反对刻意雕琢；赵翼的部分诗篇，也确实近于袁枚之作，佳处在于直抒性情，别有情趣，疵处在于时而流于浮滑率易。然而，二人又毕竟有着显著的差异，并不完全接近。赵翼固然敬重袁枚，盛赞其才华，谓之“诗文一代才人笔”（《随园吊袁子才》），并预言“才可必传”（《西湖晤袁子才喜赠》），但袁枚对赵翼却不十分称赏，评其诗云：“耘崧之于诗，目之所寓即书矣，心之所之即录矣，笔舌之所到即奋矣。……李卫尉之营阵，随处可置也；熊宜僚之丸，信手可弄也。而忽正忽奇，忽庄忽俳，忽沉鸷，忽纵逸，忽叩虚而逞臆，忽数典而斗靡，读者游心骇目，碌碌然不可见町畦，或且规唐摹宋，千力万气以与之角，卒之骐骥追日，未暮而日已在其前。”（《瓯北诗序》）袁枚这段话是作为赵翼诗之“短处”而说的，表明他对赵翼之诗并不完全满意，嫌其未能贯彻独抒性灵、兴会超脱之旨，特别是后面“或且规唐摹宋”数语，直是谓赵翼还没有完全摆脱追摹前人之痼习。但是，袁枚所说还是符合赵翼诗作的实际的，只是我们并不完全看作赵翼诗作之短处。

赵翼一生之经历有所变化，诗亦随之而有所不同，如钱大昕所说：“耘崧所涉之境凡三变，而每涉一境，即有一境之诗以副之。”（《瓯北诗集序》）王鸣盛说得更为具体：“在廊庙台阁，则有应奉经进、颂祷密勿之诗；在军旅封圻，则有赠酬告谕、纪述扬厉之诗；在山林田野，则有言情咏物、闲适光景之诗。”（《瓯北诗集序》）再加上诗有诸体，格调亦不完全一样，以及赵翼本人多年吟咏所形成的创作习惯、路数，其一生所作篇什极多之诗，自然是不仅前后期不尽同，各体之格调亦不一致。大体说来，绝句多率意之作，被人斥为“俚俗鄙恶”者，多出其间；而七律则多沉郁典赡之作，被人称为“语无不典”、“对无不工”者，多出其间；五、七言古诗以议论精辟见长，而亦以“趁韵凑句，殊欠雅健”为人所短。

本文不想全面评述赵翼诗的内容和艺术表现，只就其最突出的特征作些简要的评论。

赵翼诗的最突出的特征，是具有特重的理性因素，不仅咏史、评诗、论世之作特多，即使是抒情言怀之作，也往往直书其感想；咏物诗也多是写出由物之存在所感悟的道理，并不着意追求诗之本体所要求的意象、韵味。

赵翼有经世之才能，又是工考据、擅议论的历史学家，在思维方式上偏重于从具体到抽象的逻辑思维。尽管他于诗一道也重才情、兴会，并自谓“生平得意处，却自自然来”（《佳句》），自然也有意在言外、情见乎景象的诗作，如《暮夜醉归，入寝门似闻亡儿病中气息，知其魂尚为我候门也》其二：

帘钩风动月西斜，仿佛幽魂尚在家。

呼到夜深仍不应，一灯如豆落寒花。

但是，在诗的创作上往往摆脱不掉由其性情和积学所形成的思维方式，总是好以议论为诗，或者是以诗表由事物感知之理。

譬如说，自然景物、风景胜地，在赵翼眼中并不是赏心悦目的对象，在他诗中大都不是显示其自然之美和诗人所获得的美感，而是表达他由之所感悟到的理念、理趣。请看《花木》一诗：

谁言草木竟无知，消息能参造化奇。

不待司天颁朔到，自然开落不愆期。

诗题就是抽象的类的概念，诗中也没有对花木的形态、颜色、气味的描写，所表现的只是作者从普遍的自然现象领悟到的这样一种理趣，只是作者对抽象的自然规律作出了人格化的表现。再看《西湖杂诗》：全诗六首，全都没有描绘西湖的自然风光，既没有苏轼《饮湖上初晴后雨》中“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的那种直观感受，也没有“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的形象比喻，却几乎首首由古迹而联想及古人，从中引发出一个个意念。如其三：

一抔总为断肠留，芳草年年碧似油。

苏小坟连岳王墓，英雄儿女各千秋。

很明显，诗旨就在于最后一句所直接说出的思想。如果说这一首还有两座坟墓、一片芳草这样一种景象，而另一首：

名士常凭胜地传，如何胜地转攀缘。

欧公宦迹何曾到？勺水偏标六一泉。

就纯粹是因西湖有泉名六一而从史学考据的角度发表议论了。

诗中有咏史一类，由来已久。身兼史家的诗人赵翼作有许多咏史诗，更是很自然的事情。咏史之诗自然也不拘一格，有的是借古人抒写怀抱，有的则是论古以抒己见。身兼史家的赵翼也自然是走的后一条路子，并且也正由他治史上有功力，多有真知灼见，其咏史诗也以议论精辟见长，其见识多有历史的深度，足以长人才思，启人聪明；不是尽作翻案语，以一吐为快。袁枚评赵翼咏史之作：“立论精确，自是不磨。”（《瓯北诗钞·读史二十一首》评语）此八字并非过谀之词，赵翼之诗是完全承担得起的。

例如《读史二十一首》其二：

秦皇筑长城，万里恢边墙。

西起临洮郡，东至辽海旁。

隋帝发兵夫，开渠自汴梁。

通淮达扬子，由江达余杭。

当其兴大役，天下皆痍疮。

以之召祸乱，不旋踵灭亡。

岂知易代后，功及万世长。

周防巩区夏，利涉通舟航。

作者虽大愚，贻休实无疆。

如何千载下，徒知詈骄荒！

这是并论中国历史上的两大工程：秦始皇筑长城和隋炀帝开运河。由来已久的传统观念，是把它们作为秦始皇、隋炀帝的暴虐荒淫之罪恶而大加谴责、诅咒。赵翼冲破了传统观念，一方面指出秦始皇和隋炀帝发动此两大工程是非常愚蠢的，既给百姓造成苦难，又导致了自己的王朝的灭亡，另一方面又破天荒地指出了这两大工程实际的并且惠及后世的重大效用。不是吗？大运河至今还在通航，万里长城虽然已失去了实用的价值，但却作为中国的伟大象征，起着激发中国人民的民族自豪感的作用。赵翼的这种看法，不单是纠正了旧观念之偏颇，而且个中体现了这样一种深刻的观点：人们的作为往往是利与弊并存，并且在以后的历史发展中会发生相互转化的。

其他，如论李斯起意焚书坑儒，“其志则已雄，其计良亦痴”，说明对有影响的学派及其著作，采取禁毁的办法，是不会达到目的的（《读史二十一首》其三）；论王安石变法本是“欲创富强治”，结果却是“群小遂竞进，流毒不可制”，从而说明“始知功名心，亦足祸人世”（同上诗其十九）；论杨贵妃是冤枉的，她的被缢死曾经引起了历代诗人的同情，然而失宠的梅妃又何尝不值得同情，“谁知几点胭脂泪，别有生离江采！”（《莪洲以陕中游草见示，和其六首》其六《马嵬坡》）；总论历史之成败、兴衰，时运是个重要的因素，“历历古今成局在，兴衰不尽在人谋”（《读史》）等等，都识见较深，发人深省。

赵翼一生不废吟咏，晚年又曾经着实地对唐以来的诸诗家诗作作过一番研讨，所以，正像他禁不住地好以诗论史一样，也禁不住地好以诗论诗，或抒写关于诗创作的识见、体会，或评论古今诗人。

前者，最脍炙人口的是他的多首《论诗》绝句，如：

满眼生机转化钧，天工人巧日争新。

预支五百年新意，到了千年又觉陈。

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

词客争新角短长，迭开风气递登场。

自身已有初中晚，安得千秋尚汉唐？

这几首全是直说式，立论精辟，无可驳辩，而且笔锋爽利，如赵翼本人评苏轼诗所说，“读之似不甚用力，而力已透十分”（《瓯北诗话》卷五）。这种见解，在当时沈德潜大倡格调说，强调谨遵温柔敦厚之诗教和“三唐之格”，并且以其名位甚高而影响甚巨的情况下，更有着特别积极的意义。另外，赵翼在长时期的创作实践中，对诗创作的独特性，也有较为深切的体察。他的《观化》、《静观》诸诗，都是讲大千世界千形万状，有无穷的奥秘，其表述的语言是：“聚散不常云出岫，早迟有信树开花”；“铁鞋踏破春难觅，葭管吹来物自华”。在诗人眼前，无一不是“新意”。问题在于诗人要去“潜参迹象”，洞悉“幽遐”，遗憾的是“从来风月属诗家，惜未潜参迹象赊”。基于这样的认识，他很重视诗人的生活阅历，一方面说“物色难穷意想间，始知阅历老犹悭”（《看山》），深感自己阅历太少；一方面又曾为自己宦迹较广而自幸，在《六十自述》诗里说：“生平游迹遍天涯，塞北交南万里赊。人羡见闻增宦辙，天如成就作诗家。”更有趣的是，他曾谓友人洪亮吉得罪遣戍伊犁是好事，“竟似为君拓诗料”，反而嫌洪亮吉百日被赦还朝，历时太短，令人遗憾：“忆君惟恐君归迟，爱君转恨君归早！”（《题稚存〈万里荷戈集〉》）另一方面，赵翼又意识到诗创作与做其他事情不同，只有生活阅历并不一定能作诗，他说：“西蜀多海棠，艳色天下奇。堪笑浣花老，亦弗留一诗。乃知卓荦人，胸次故不羁。吟咏出兴会，万物供驱使。”（《读书所见》其四）所谓“兴会”，就是今天所说的灵感，也就是在诗人心灵中由现实戛然激发的一种感受、感知。这种感受、感知，发乎自然，不是勉强可得的。其《连日笔墨应酬，书此一笑》诗，就专门讲到这个问题，诗云：

诗非苦心做不成，佳处又非苦心造。

纵穷魍魉搜元珠，不过寒郊瘦贾岛。

粉蝶双飞桃李春，雄鸡一唱天地晓。

偶于无意为诗处，得一两句自然好。

乃知兹事有化工，琢玉镂金漫施巧。

如何一管秋兔毫，立课分程日起草？

言情篇什贵隽永，岂此宿逋可催讨！

假啼那得有急泪，强笑安能便绝倒！

君不见，情人搔背不着痒，枉费麻姑好指爪！

尽管赵翼之体察仅止于此，还只能将天工人巧并提，强调贵乎自然，但毕竟接触到了诗创作之本质特性。

赵翼评论诗人之诗篇，也有其独到之见，非常精辟，如《题吴梅村集》、《题元遗山集》两诗便是。由于本文下一节评述《瓯北诗话》时必然要讲，这里便不作评述了。

赵翼一生所作诗，前人多认为其出守粤西、从军滇南之作，益奇益工。这一点是非常对的。《瓯北诗集》里确有相当多的篇什歌咏西南边疆山川之壮丽奇险，以及当地兄弟民族风土民情之奇风异彩，也不乏佳作，如《高黎贡山歌》、《澜沧江》、《土风》等。这些篇什，自然要作白描、形容，显现其风貌。然而，就连这一类的诗篇，他仍然更关注其历史背景、与历史传说有关的内容，其兴会之发生并不是单单来自视觉所及的自然景物，而往往是还夹带着历史的记忆，如《袁州城外石桥最丽，相传为严世蕃所作》、《永昌吊徐武功、杨升庵》、《古州诸葛营》、《关索插枪岩歌》等。而且，他在描摹、铺叙中也往往禁不住地发表些感想、议论，如《关索插枪岩歌》最后一段：

我来跋马苍山根，阴风飒飒寒荆榛。

欲求故迹已罕有，偏觉英采垂千春。

年深世远不清蚀，此岂得谓无其人？

呜呼！书生论古勿泥古，未必传闻皆伪史策真！

尤甚者，《柳州》一诗竟全是为关于柳宗元的一种说法而发论，结末云：

后来文苑为立传，竟因斯语特著篇。

此正文人狡狯处，被我说破不值钱。

由此亦可见，在赵翼的诗创作中，理性思维总是在发生作用，相积成习，他是不容易自我突破的。

赵翼评苏轼云：“以文为诗，自昌黎始，至东坡益大放厥词，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瓯北诗话》卷五）实际上，他作诗也是这条路子，而且走得更远，更加散文化，更加趋俗，甚至连“被我说破不值钱”（《柳州》），“一个西瓜分八片”（《儿童敲背》）之类的市井口语都入其诗了。

钱仲联先生在《三百年来江苏的古典诗歌》一文中说：“赵氏自为诗，于古人取法杨万里，长于说理，锋芒锐利，机调流快，是他的特点，缺点在于浮滑率易，与袁枚的弊病相同。”[2]这个评论兼及赵翼诗之长短，都非常中肯。

《瓯北诗话》为赵翼晚年所著。初名《十家诗话》，逐次评论唐李白、杜甫以降至当代之查慎行十位著名诗人，后增散论若干，厘为十二卷，始改题《瓯北诗话》。嘉庆六年（1801）自作小引云：

少日阅唐、宋以来诸家诗，不终卷，而己之才思涌出，遂不能息心凝虑，究极本领，不过如世之选家，略得大概而已。晚年无事，取诸家全集，再三展玩，始知其真才分、真境地，觉向之所见，犹仅十之二三也。因窃自愧悔，使数十年前，早从此寻绎，得识各家独至之处，与之相上下，其才高者，可以扩吾之才；其功深者，可以进吾之功，必能挫笼参会，自成一家。惜乎老至髦及，精力已衰，不复能与古人争胜；然幸老而从事于此，虽不能力追，而尚能见到，差胜于终身不窥堂奥者。

同年所作《稚存见题拙著〈瓯北诗话〉次韵奉答》中云：

但消白首无聊日，岂附青云不朽名。

老始识途输早见，贫堪凿壁借馀明。

和诗与小引讲的是一个意思：他自谓晚年潜心研讨诸诗家，识见较深，可以说是已窥其堂奥。

《瓯北诗话》基本上是一部诗人考论性质的诗话。其中，零星谈论诗体、诗病者，仅见于后增入的最后两卷中，而且条数很少。它里面评论诗人，除了论人、论诗外，还对诗人的经历、交往以及有关的历史事件，作了一些考证。这种有议论、有考据的体制，近乎其史学著作《廿二史札记》，是从旧的杂货铺式的诗话向近代诗人论发展中的一种过渡形态。

《瓯北诗话》最突出的成就，是对所评诗人作出了不少公允、中肯的历史评价。身兼历史学家的赵翼，在诗评这个领域里，也表现出了他的特长：一方面注重依据诗人所处的历史环境和诗人自身的经历，来解释、评论其为人、为诗；另一方面又注意到了诗歌的历史联系，从诗的流变中来揭示诸诗家的特点及其独创性。所以，他所作出的论断，多数符合实际，恰如其分。尚镕《三家诗话》中说：“耘崧《十家诗话》，最为具知人之识，持千古之平。”[3]这话说得并不过分。

例如，元好问由金入元，又有崔立功德碑和耶律楚材致书两端嫌疑事，颇为世所非议。赵翼却不执着于其一时一事，而是观其一生，特别对其金亡不仕，搜集编纂金源一代历史文献，作了肯定性的评价。他在《题元遗山集》诗中云：“无官未害餐周粟，有史深愁失楚弓。”确实是“颇道着遗山心事”。对元好问诗，他说：“盖生长云、朔，其天廪本多豪健英杰之气；又值金源亡国，以宗社丘墟之感，发为慷慨悲歌，有不求而自工者。此固地为之也，时为之也。”（《瓯北诗话》卷七）他这种识见，恐怕是不可移易的。

再如对吴伟业的评价。吴伟业于明亡之后，曾一度被荐入仕清廷，入贰臣之列，又是本朝事，情况比元好问更不妙。而赵翼也设身处地地为之作解释：“梅村当国亡时，已退闲林下，其仕于我朝也，因荐而起，既不同于降表佥名，而自恨濡忍不死，跼天蹐地之意，没身不忘，则心与迹尚皆可谅。”为证明吴伟业“顾身惜名，自惭自悔，究是本心不昧”，还引入了其《过淮阴有感》诗和临终前所作《贺新郎·病中有感》词中“为当年沉吟不断，草间偷活”，“竟不值一钱何须说”数句。最后又引用了自己的《题吴梅村集》其二，表明态度：“国亡时已养亲还，同是全生迹较闲。幸未登名降表内，已甘身老著书间。访才林下程文海，作赋江南庾子山。剩有‘沉吟’‘偷活’句，令人想见泪痕潸。”（《瓯北诗话》卷九）这里面既有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又有爱惜、尊重吴伟业的诗歌成就的因素。在中国当时明清易代的特殊情况下，对于吴伟业这样的天性软弱、并无恶德劣迹、在诗创作上确实作出了卓越贡献的天才诗人，难道不应该既看到其出处之可议，给予公允的评论，又承认其诗作成就，给予应有的历史地位吗？

三如对陆游的评论。一方面，联系其一生经历，指出其“诗凡三变”：早年“宗派本出于杜”，从戎巴蜀之际趋于“宏肆”，“及乎晚年，则又造平淡”，勾勒出陆游的创作道路；另一方面，又就他与苏轼处境之不同，分析两人彼此不同的心态及其对各自的诗创作之决定性的影响：

东坡当新法病民时，口快笔锐，略少含蓄，出语即涉谤讪。“乌台诗案”之后，不复敢论天下事。及元祐登朝，身世俱泰，既无所用其无聊之感；绍圣远窜，禁锢方严，又不敢出其不平之鸣。故其诗止于此，徒令读者见其诗外尚有事在而已。放翁则转以诗外之事，尽入诗中。时当南渡之后，和议以成，庙堂之上，方苟幸无事，讳言用兵，而士大夫新亭之泣，固未已也。于是以一筹莫展之身，存一饭不忘之谊，举凡边关风景、敌国传闻，悉入于诗。虽神州陆沉之感，已非时事所急，而人终莫敢议其非。因得肆其才力，或大声疾呼，或长言永叹。命意既有关系，出语自觉沉雄。

——《瓯北诗话》卷六

用不着做些解释，过目便可以看出这里的分析非常透辟，作者果是具知人知诗之识。

前一节里已经讲过，赵翼认为“诗人随世运，无日不趋新”，特别强调“争新”、“独创”。在《瓯北诗话》里，也特别注重诗之演变，并从中揭示出诸诗人的特点及其独创性。譬如，他借李白的五十九首《古风》之第一首，表彰其“直欲于千载后上接《风》、《雅》”，“以起八代之衰”（卷一）之创造精神。他谓“自初唐沈、宋诸人创为律体，于是五字七字中争为雄丽之语，及盛唐而益出”。杜甫律诗之气魄，则为“从前未有”（卷二），韩愈又在诗格上“斩新开辟”（卷三）。他评论苏轼，首先从最基本处着眼，谓“以文为诗，自昌黎始，至东坡益大放厥词，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卷五）。至于具体到所谓“创体”、“创格”、“创字句”的地方，他讲的就更多了。这样，中国诗歌发展的一些脉络，也就部分地显示出来了。

《瓯北诗话》评及的，连同后来增入的两卷中评及的，总共才十馀位诗人。但是，他们确实都是成就很高、影响很大的大家，特别是前十卷所评的几个人。只是清初的吴伟业及稍后的查慎行，一个是出处可议，一个是年代较近，均尚未为世所公认。然而，这也正见其胆识。推举吴伟业为领一代风骚之大家，与李、杜、苏、陆并列，有可能受到非议，甚至朝廷的干预。大约正因为这样，他才反复讲吴伟业“心与迹尚皆可谅”，在评查慎行时特别作了说明：“梅村后，欲举一家列唐宋诸公之后者，实难其人。惟初白才气开展，工力纯熟，鄙意欲以继前贤之后，而闻者已掩口胡卢。不知诗有真本领，未可以荣古虐今之见，轻为訾议也。”（《瓯北诗话》卷十）敢于举出，就表明有胆量，而之所以敢，又是由于有特别的识见，甘冒世之所不是。这里就又显示出，他不仅窥诗之堂奥，而且在他头脑里已形成了朦胧的诗之史的观念。所以，他是按照历史的顺序编次诗话，先是唐之李、杜、韩、白，宋之苏、陆，而后是元明之元好问、高启，最后为本朝之吴、查，搭起了半部中国诗史的框架。

可以这样说：《瓯北诗话》是一部具有诗史性质的诗话。

（原载《中国历代文学家评传续编》（三），山东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

[1] 《清诗话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920页。

[2] 《梦苕庵清代文学论集》，齐鲁书社1983年版，第10页。

[3] 《清诗话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9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