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中国白话小说由整理加工旧话本进入了个人创作的阶段，不少文人纷纷创作新小说。由于当时小说尚未登大雅之堂，多数作者还不肯显露其真实姓名，署名便取一个室名别号，这就使得近世治小说史者用力稽考，也往往得不出个准确的答案来。由于文献不足征，有的小说的作者恐怕永远也考证不出来了。
《醒世姻缘传》虽然比不上它之前的《金瓶梅》，更比不上它之后的《红楼梦》，但在明清小说中也要算是一部颇足称道的长篇小说，就它不再因袭旧小说的情节框架，完全取材于现实生活，描摹世态人情，开谴责小说之先河的角度而言，在中国小说史上应当有其一席之地。
《醒世姻缘传》署名西周生。此西周生究竟是何许人？清人曾以揣度的口吻谓为《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本世纪以来，胡适之大做中国章回小说考证，细心求证，更坐实了这一说法。然而，胡适之的考证并没有真凭实据，从蒲松龄的著述和其他有关文献中找不出他作此书的迹象，此书的旨趣和风格与蒲松龄的作品，包括用文言写成的《聊斋志异》和用方言土语写就的“聊斋俚曲”，也颇不相类。所以，也就理所当然地受到一些研究者的质疑和反对。后来，又有人提此书作者为诸城丁野鹤之说，有的考证也颇为用心，但也没有提出真凭实据，所做的论证还是带有很大的或然性，坐实不了丁野鹤曾作此书之结论。丁野鹤著作极多，有《续金瓶梅》小说和《化人游》等四种传奇，虽然未尽署真实姓名，却是“犹抱琵琶半遮面”，不仅书的序跋中有迹可寻，在《续金瓶梅》中还有意地显示紫阳道人即丁野鹤之意。《续金瓶梅》曾使丁野鹤被逮入狱，几至杀身，《醒世姻缘传》并没有触犯清廷禁忌的内容，如果真是丁野鹤所作，他何必完全隐藏起来，连诗文中也没有留下一点痕迹？近年，徐朔方先生就此书中写山东绣江（即章丘县）明水镇乡土民俗，热情洋溢，如第二十六回说“这明水镇的地方，若依了数十年先，或者不敢比得唐虞，断亦不亚西周的风景”，认为“这是查有实据的作者署名西周生的缘起”，“由此可见，认定作者是山东省章丘县人应比其他任何假设更加合理”。[1]这确实是最为审慎而明智的一说，比以上二说更加合理，但又毕竟没有完全揭开谜底，探究出西周生究竟是何人氏，而且断为章丘人，也并非完全没有可质疑的地方。
近几年来，我的学友徐复岭对《醒世姻缘传》的作者问题发生了兴趣，潜心研讨，写出了一系列文章，推定西周生乃由明入清的以写木皮鼓词著称的贾凫西。尽管他的这个结论并没有引起我的兴奋，以为这个问题终究是水落石出，基本上可以定案了，但也引起了我的很大兴趣，觉得他的研讨确实对揭开西周生之谜，提供了一些富有参考价值的新线索，有颇为重要的发现。
使我最感兴趣的是：徐君的文章中引用了《颜氏家藏尺牍》里周在浚的一封信。信是为向颜光敏讨回所借《恶姻缘》小说而写的，《恶姻缘》是《醒世姻缘传》之本名，《醒世姻缘传》卷首“凡例”已有交代。信中有“闻台驾有真州及句曲之行”，见得其时颜光敏正在游江南，住于江宁或扬州，而颜光敏南游是在清康熙二十年（1681）。周在浚所以要派人立讨此书，信中说：“因吴门近已梓完，来借一对，欲寄往耳。”这是已往论者未曾发现的一条重要资料，据之可说明《醒世姻缘传》成书、传播、刊行的一些问题。
《醒世姻缘传》的成书年代，已往的论者主要是求诸内证，也就是根据书中写及的人事、气候等方面的情况进行推测，所见不一，也就有明末和清初两说。据各自的申述看，清初说更为合理，却没有外证，推测也就缺乏足够的说服力。周在浚致颜光敏的这封信，正补足了这一缺憾。第一，它说明此书初刊于吴中，时在康熙二十年。第二，此书刊行前，曾有抄本传至江南。“凡例”中所云“此书传自武林，取正白下”，殆非虚语：前句是说其底本得自武林某氏，后句可能就是指刊行时曾借寓居南京的周在浚藏本校对过。如此，则当时江南至少有两部抄本。第三，吴中书坊所以要借周家藏本校对，有可能是由于周在浚之父周亮工曾在康熙初年做过青州海防道，其抄本得自山东，讹误当较少。如此，此书卷首环碧主人“弁语”题署之“辛丑”，当为顺治十八年（1661）。即使不是这样，此书由作者作成、被抄出，到流传江南，也该经过数年乃至十数年之久。第四，综合以上数点，参照清初说论者所举出的内证，断此书作成于清初顺治年间，应该是可以得到认可了。
徐复岭君提出《醒世姻缘传》的作者为贾凫西，主要的论据有四项：一是贾凫西是由明入清的人，与《醒世姻缘传》的创作年代相合；二是贾凫西是曲阜人，后移家兖州，就《醒世姻缘传》看，作者十分熟悉曲阜、兖州一带的地理、民俗，而且小说虽然以武城、章丘为背景，却时而露出兖州一带的情况，如武城并没有鲁王府，明代的鲁王府在兖州城内等；三是《醒世姻缘传》使用的是兖州一带的方言口语；四是《醒世姻缘传》的思想观点，与贾凫西相同。这还只能说是对照性的推论，没有实在的证据来证实其结论。道理很简单，在时、地、思想等方面符合条件者，也未必就是贾凫西，更何况熟悉兖州一带的地理、民俗的人，不一定就是兖州人，方言的使用范围更是难以确切地限定，邻近地区的方言是有许多共同之处的。尽管如此，我认为徐复岭君的研究，还是很有意义的。他注意到了已往论者未曾注意的现象，譬如，《醒世姻缘传》中写兖州一带的情况非常符合实际，而且写及鲁王府、河道军门等，表明其作者不仅熟悉济南、章丘，而且熟悉兖州一带的情况。他得出的结论虽然尚待证实，甚至于说未必是，但他举出的这种情况却是实实在在的，要探求此书的作者，就不能不考虑这种情况，以此作为一个线索、一个必须相符的条件。
徐复岭君原来是从事语言学的教学和研究的，对《醒世姻缘传》的语言的研讨也比较具体细致，不只是粗浅地举出一些方言语词为例证，那样是十分靠不住的，而是从语词、语音和语法几个方面，都进行了分析，超过了已往研讨此书的语言问题的论著。就他所作的分析，虽然还不能认定《醒世姻缘传》的语言就是兖州一带的方言，但大体的地区范围可以说是明确了，可以认定为与《金瓶梅》相近的鲁中南方言，特别是就小说中的人物语言而言。其中令人感兴趣的是，他对《醒世姻缘传》排印本的注释、标点问题，进行了认真的研讨，指出了许多方面许多条目的失误。我是兖州人，长期生活在济南，所以深有同感，认为他所揭出的失误、所做的辨正，绝大部分是正确的。这并非是原注释、点校者的学力不足，而是由于对此书的方言不甚熟悉。因为，点校、注释古代的通俗文学作品，特别是主要用口语写成的作品，并不比点校、注释古文、古典诗词容易。有历代学者训诂的积累，后者是大都可以查出其原义和来历，而前者则较少凭借，非谙熟那种方言不可，是不可以掉以轻心的。徐复岭君将其论文结集成书，行将出版，邀我作序。因为我们两人相交已久，所以也就坦率地略述己见，以申祝愿。
（1993年8月10日）
[1] 徐朔方：《论〈醒世姻缘传〉及其和〈金瓶梅〉的关系》，载《论〈金瓶梅〉的成书及其他》，齐鲁书社1988年版，第176—1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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