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先抛开兴化、大丰的材料，就《水浒传》本身来考察一下其祖本成书的时代和地区，探索一下其作者的年代和里籍。
《水浒传》不是一位作者一时写成的书，它的成书有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作为一部情节连贯、人物性格统一的艺术整体，又应该是有一个基本定型的主要完成者。现存《水浒传》的最早版本，大都是并署施耐庵、罗贯中二名，或题“施耐庵集撰，罗贯中纂修”，或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罗贯中是实有之人，有文献可征，其年代、事迹是可以约略窥知的。其《三国志通俗演义》明署“晋平阳侯陈寿史传，后学罗本贯中编次”，与《水浒传》的署题格式相类。所以，我们没有理由怀疑《水浒传》的署题，是后人随意为之。如果说是明人的伪托，只造出一个施耐庵之名也就够了，又何必连带上一个实有其人的罗贯中呢？岂不是节外生枝！
明人的记述，多称施耐庵为元代钱塘人。郎瑛《七修类稿》卷二十三：“《三国》、《宋江》，乃杭人罗本贯中所编。予意必有旧本，故曰编。《宋江》又曰钱塘施耐庵的本。”高儒《百川书志》卷六：“《忠义水浒传》一百卷。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四十一：“元人武林施某所编《水浒传》，特为盛行。”清初周亮工《因树屋书影》卷四也说：“《水浒传》相传为洪武初越人罗贯中作，又传为元人施耐庵作。”
就《水浒传》来看，明清人的这种说法是符合实际的。
首先从时代上看，《水浒传》刻板行世的时间虽晚，也不否认付梓前有所增改，但其祖本成书的时间，当不晚于元末明初。证据是：
《水浒传》中写到的地理名称，共有一百七八十个，大多数与宋代的行政区划名称相符，如开封府、代州雁门县、江州、无为军、中山府、恩州、陈州、凤翔府、祥符县等。部分为金、元两代改置的名称，如泰安州、高唐州、睢州、嵩州、滕州等。只有极少数是明初洪武年间改置的名称，如东昌府（第五十一回）、辉县（第九十一回）、兖州府（第一百十九回）等，而且多数是在七十一回以后出现的。
《水浒传》中的职官名称，也基本上与《宋史·职官志》相符，而且使用了许多宋代特置的职官名称，如龙图阁大学士、待制、参政、承局（殿前司下属将校）、孔目（馆司和州郡属吏）、团练使、皇城使、缉捕使臣、祗候（阁门办事人员）、保义郎（武秩散官）、巡检（掌训治甲兵、巡逻州邑、缉捕等事）、押司、贴书（均为府县文牍吏）等。《水浒传》没有像明后期的小说《金瓶梅》那样，混用宋、明两代的职官名称，让宋朝人西门庆，夤缘以进，靠贿赂蔡京，做了明朝的官职提刑千户。特别是，《水浒传》还使用了宋代职官的俗称，如称州郡缉捕使臣为观察，称缉捕快手为端公。这类称谓，后世便不流行，不为人所知了。
《水浒传》的语言，已有不少学者做过考察，认为采用的是宋元时的口语，可与宋元话本、元杂剧相互印证。这里就不再举例，可参阅陈中凡《试论〈水浒传〉的著作及其创作年代》等文。
《水浒传》中写的许多事物，带有宋代或元代社会的特点。如第一回说到“太平惠民和剂局”，这是南宋宁宗嘉定元年成立的官办药局，职责是刊定药方和出售药剂，见杨守敬《日本访书志补》引嘉定改元措置药局检校官陈师文《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序》。后世则无此名。又，第十二回杨志卖刀一节，写到牛二去香椒铺里讨了“二十文当三钱”。历代通行当十钱、当五钱。《宋史·食货志》载：“政和元年，改当十钱为当三。”可见这是宋代的币制。还有第二十六回“偷骨殖何九叔送丧”一节，写西门庆和潘金莲毒死武大郎，贿赂团头何九叔在殓尸时掩盖真相，何九叔在火化场偷着拣了两块骨头，留作证见，这正切合宋代盛行火葬，南宋时明令禁止，但遗风尚存的情况。特别是第八十二回“宋公明全伙受招安”，有段赞文描写宋徽宗赐御宴的场面，与宋人所作《梦粱录》卷三“宰执亲王南班百官入内上寿赐宴”、《武林旧事》卷二“圣节”诸条所记实际情况，非常相似。其中写到搬演杂剧的五个角色：
头一个装外的，黑漆幞头，有如明镜，描花罗襕，俨若生成；第二个戏色的，系离水犀角腰带，裹红花绿叶罗巾，黄衣襕长衬短靿靴，衫袖襟密排山水样；第三个末色的，裹结络球头帽子，着
役迭胜罗衫，最先来提掇甚分明，念几段杂文真罕有；第四个色净的，语言动众，颜色繁过，依院本填腔调曲，按格范打诨发科；第五个贴净的，忙中九伯，眼目张狂，队额角涂一道明戗，劈面门抹两色蛤粉，裹一顶油油腻腻旧头巾，穿一领邋邋遢遢泼戏袄……
与现代出土的宋杂剧雕砖、金代董氏墓戏佣和元墓演剧石刻，基本一致。这五个角色的穿着，也可以从《梦粱录》卷三“宰执亲王南班百官入内上寿赐宴”、卷二十“妓乐”诸条得到印证。
总之，《水浒传》写宋代的故事，在地名、职官名、人事称谓等许多方面，大都符合宋代社会的实际，杂用元代事语的情况并不多，明代的事语就更是个别的了。要知道，古人写话本小说，是不懂什么历史主义的，不会像现代作家写历史小说那样，懂得要力求符合历史实际，要查阅大量的历史资料。所以，《水浒传》的这种情况，与其说是表明作者历史知识丰富，而又力求在写作中忠实于历史，倒不如说是表明作者生活的时代去“故宋”尚不甚久远，他一方面借助旧的话本，如《大宋宣和遗事》，一方面通过故老传闻，对宋代的名物制度、社会习尚比较熟悉，从而写来极少误差，避免出现《金瓶梅》中那种宋朝人做明朝官的错乱。再加上《水浒传》的基本语言，如现代的一些学者所论证的，和元人杂剧的语言非常近似，那么，谓其祖本成书的年代，也就是其作者生活的年代，当为元代，至迟不晚于元末明初，是符合实际的。明中叶以后的人，不论是武定侯郭勋，还是其门下士，是不可能如此深谙宋代的事语的，即使具备了足够的历史知识，他们也不会有严格的历史态度去查阅宋代的文献。
再从地区上看，现代的一些学者也曾就《水浒传》中的方言俗语，论证其作者为浙江人。《水浒传》自然是用通行的以北方语系为主体的官话写成的，与宋元话本、元人杂剧的宾白，是一致的。这是历史（如西晋士族的南渡和南宋的偏安）所造成的现象，所以不能据此而认为《水浒传》的作者为北方人。值得重视的是，《水浒传》中确实使用了一些江南的方言俗语。如第二十五回写郓哥讥讽老婆偷汉子的武大为“鸭”，鲁迅就曾据宋人庄绰的《鸡肋篇》补充解释说：“鸭必多雄始孕，盖当时浙中俗语，今已不知。然由此可知《水浒》确为有本，其作者则浙人。”（《华盖集续编·马上支日记》）他如《水浒传》中多以“鸟”字作骂人语，有“鸟人”、“鸟官”、“鸟乱”、“呆鸟”等，这也正是由于方言的原因造成的。浙中一带，“鸟”字与指男子生殖器的那个字同音；北方俚俗口语中也多用此不洁之词骂人，但由于发音不同，是不会以“鸟”字代之的。《水浒传》中还用“把”字作动词，相当于普通话的“拿”、“给”，如“也把些汁水与我呷一呷”（第二十四回）；“等甚么鸟主人！先把两尾鱼来与我”（第三十八回）；“两个各书了字，宋江的把与李逵收了，李逵的把与宋江收了”（第七十三回）等，这也是江浙一带方言的特别用法，至今依然。
还有可以作证明的，是《水浒传》中有许多市井间的词语，如“过卖”（饭店送菜的伙计）、“博士”（茶酒店的师傅）、“闲汉”（无正当职业，专门在酒肆中为富家子弟奔走效劳的人）、“正库”（州郡官办的主要酒店）、“破落户”（不务正业，“巧于通衢窃取人物”者）、“赶座子”（在酒肆中逐座卖唱）、“板刀面”（刀切面食）等等，大都可以在专门记载南宋都城临安街巷店铺、风土名胜、社会情况的《梦粱录》、《武林旧事》等书中，得到印证或解释。这更可以说，《水浒传》之成书和作者之所在，确与杭州有关，明清人记作“钱塘施耐庵”，或曰“武林施某”，并非随意云云，更不是随便捏造出来的。郭勋是明开国勋臣郭兴之后，正德初袭爵，曾出镇两广，后来很受嘉靖的宠幸，掌团营，兼领后府，进翊国公，加太师。他一生在朝，没有久居钱塘，是不会熟知钱塘的市井词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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