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松龄作《聊斋志异》始于康熙初年[1]，其时年仅及冠，至康熙四十年年逾花甲，方才逐渐辍笔[2]，前后历四十馀年。

早在他陆续写作之日，即有抄本传出。有文献可稽者：康熙十八年初步定名结集前后，本邑缙绅唐梦赉曾两次得其抄本[3]；康熙四十年前后，济南朱缃陆续借得其稿本过录了近乎全部篇章[4]，同时，蒲氏应大诗人王渔洋之请，据其“点志”之目抄成二卷，供其存阅[5]。

蒲氏逝世近五十年之后，《聊斋志异》方由赵起杲、鲍廷博在杭州刊行，即为青柯亭本[6]，同年，在山东长山做县令的王金范刊出了《聊斋志异摘抄》，即所谓十八卷本[7]。在此五十年间，传抄愈盛，流传愈广。有文献可稽者：雍正元年朱缃子又假其家西宾张元借蒲氏原稿抄录了全书，即后来所称朱氏抄本[8]；不久，甘陵（今河北清河）贾氏据朱氏抄本转抄了一部[9]；乾隆初年在山东做过多任知府的闽人郑方坤从淄川蒲家抄出了一部，青柯亭本就是主要依据此抄本刻印[10]；此外还有济南曾氏抄本，王金范十八卷本即据之选刻[11]，等等，不可知者恐怕还有不少。由此可见，蒲氏《聊斋志异》果是“未刻之前，已贵洛阳纸价矣”[12]。

本文要考察的是近数十年陆续发现出来的系青柯亭本刊行前的抄本，凡五种：1.山东省博物馆残抄本，可断为康熙间抄，简称康熙抄本；2.易名“异史”的抄本，简称“异史”本；3.近世影印已定名的铸雪斋抄本；4.山东省出版总社藏抄本，无可命名之，称二十四卷抄本；5.四川大学藏抄本，抄主是闽人黄炎熙，称黄炎熙选抄本。笔者另有一抄本，钤有诗人赵执信之章，仅存一册，篇目与铸雪斋抄本卷七相当，不做重点考察，必要时或说及，以资参照。

所以要对《聊斋志异》的这几种早期抄本做考察，是出于以下的情况。

青柯亭本问世后，《聊斋志异》随之风行天下，嗣后二百年间刊印的各种本子，包括评点本、注释本，均依从其规模。然青柯亭本并非全本，卷首《例言》已称“卷中有单章只句、意味平浅者删之，计四十八条”。后来有人见到过早期抄本，便将其中为青柯亭本所未载的篇章辑出，以“遗稿”或“拾遗”之名刊印出来，篇目却不尽相同。本世纪里，蒲松龄手稿被发现，青柯亭本删改原稿中有碍时忌的文字的现象也暴露出来，使人更意识到所删去之篇章也并不全是“单章只句、意味平浅者”[13]。蒲氏手稿如果全存，早期的抄本似无足珍视，惜乎手稿只存半部，其全貌仍无从获悉。要探明手稿究竟有多少篇目，原来的编次是怎样的，所佚半部经青柯亭本编刻者删改了哪些文字，就用得上现存的早期抄本了。

六十年代初，张友鹤先生汇集包括手稿本在内的十馀种本子，整理出一部会校会注会评本，简称“三会本”。这个本子集已见各种版本之大成，篇目齐备，半部依现存之手稿改正了青柯亭本删改的文字，再加上汇集了清代有影响的几家注文、评语，在《聊斋志异》版本史上堪称是里程碑。然而，由于张友鹤先生未采用康熙抄本，更不及见后来被发掘出来公之于世的“异史”本、二十四卷抄本，嗣后看来就不能不说留有缺憾。而且，张友鹤先生所定的校勘原则，还为后来的研究者所依从，新出版的注释本、评赏本，在正文方面未能尽脱“三会本”之瑕疵。这也是对现存早期抄本失之深察之故。

笔者前曾对上列抄本中的三种本子做过单独的考察[14]，重点在于弄清各自的情况，本文则是在其基础上做综合的考察，从中探明蒲氏手稿之总貌，确定其全目，明白其编次情况，为重新整理出一部更接近手稿的全本《聊斋志异》确立编排、校勘之准则。

现有诸抄本中，山东博物馆藏残抄本无疑最早。此本在四十年代，刘阶平先生曾于路大荒先生处目视过，称其中“丘”、“禛”字不讳，路氏断为出自康熙间抄本[15]。刘先生不自断，而谓“路氏断”，并加“出自”二字，意见似有所保留。其实，直题王士禛，不缺笔，不改作“士正”、“士祯”，即可断为康熙抄本。再则，此本只有“张笃庆、王士禛”两家题辞，无他本均有的朱缃题辞。张氏题辞依其《昆仑山房诗集》作于康熙二十一年[16]，王氏题辞依其《蚕尾集》作于康熙二十八年，朱氏题辞作于康熙四十六年。此本与他本不同，不以名位计，是依时而先后，绝非颠倒，所依底本当如此。如此，所缺朱氏题辞则亦非抄主漏抄，而是所依底本尚无，或者可以说当时蒲氏手稿中尚未录入。

此康熙抄本存四大册又二小册。最足珍视的是在现存诸抄本中，唯此本是直接据蒲氏手稿本过录的。此本抄写格式、行款基本一致，文中若干字体一一照手稿抄写，如“奔”写作“犇”，“妇”写作“媍”，“骇”写作“駴”，“肉”写作“”，“幽”写作“”等。一些王渔洋的批语，手稿本在何处，此抄本亦录于何处。过录难免有笔下误，此抄本中亦有误、脱、衍、倒的情况，而许多处又随即或抄后涂改，与手稿本便一致了。

此康熙抄本有两大册为与手稿本所共存。卷首标明“一卷”的一册，篇目仅少手稿本有的《海大鱼》一篇。以《酒虫》为首篇的一册，篇目与手稿本以《鸦头》为首篇的一册相当，只缺少《鸦头》、《孝子》、《阎罗》三篇。缺少《海大鱼》是由于此篇在手稿本中有拟删的符号；少《鸦头》一篇是由于手稿本此篇已破损，不得顺读，而且不抄入手稿本做为首篇的残文，卷首便无其他册卷首均有的“聊斋志异”四字题名。这同样可说此抄本是据手稿本过录的。

有案可稽者，蒲松龄作此书的最后数年间，即康熙四十年前后，济南朱缃曾先后借得手稿十五册抄录[17]，各册规模当非全如现存之四册手稿本，那样全书就会近千篇。此抄本过录时间与朱缃借抄相合，各册规模又不一致，篇目多少不一，笔者颇疑有可能即为朱缃抄本之残本。

“异史”本之题名是抄主擅自改易的。卷首高珩、唐梦赉二序及卷末高凤翰跋文，与其他本子相校，有极少量异文，便是欲盖弥彰之笔。高序首句手稿本为“志而曰异”，此本作“史而曰异”，高跋首句铸雪斋抄本为“余读《聊斋志异》竟”，此本作“余读《异史》终”，都显系与改易题名相适应而改动的。查《南阜山人诗集类稿》有《题蒲柳泉聊斋志异》[18]，可见高凤翰所读到的《聊斋志异》并非题名“异史”者。唐序中“向得其一卷，辄为同人取去，今再得其一卷”云云，此本将后面的“一卷”二字改作“全集”，则有悖实情。唐序作于康熙二十一年，在蒲松龄写其书的初期，何以会有“全集”？待蒲辍笔之年，唐氏则已经作古，何曾得见“全集”？抄主擅改无疑。

“异史”本卷末附有王士禛、张笃庆、朱缃三家题辞，最后是高凤翰跋文。高氏在雍正元年到济南应试，其时朱氏兄弟正效其父朱缃再抄《聊斋志异》。由于与在朱家坐馆的张元有故交，高氏得读蒲氏的书稿，也许是朱家抄本，题诗和跋文都是这年秋天写的。此本中王士禛题辞署名“禛”字缺末笔，正文中有“玄”字亦缺末笔，是避康熙、雍正二帝讳，此本当抄于雍正元年之后。于乾隆讳，前几卷“弘”、“历”二字未避，最后一卷《五通》二则，“弘”字凡四见，都经涂改过，前一笔加粗，最末一点被掩盖住，缺了末笔。不论是抄手随即涂抹，还是后来人涂抹，断此本为雍正年间抄，或者抄成时乾隆已嗣位，是可以成立的[19]。

此“异史”本是现存诸抄本中最早分卷者，且篇目最多。手稿本以《鸦头》为首篇的一册，康熙抄本所少《鸦头》、《孝子》、《阎罗》三篇，此本都有，只是前两篇题为《狐妖》、《周顺亭》，后一篇与另一题为《阎罗》者合并。是则此本不是抄自现存的康熙抄本。此本未录入出自朱氏兄弟本的铸雪斋抄本所附殿春亭主人（朱氏兄弟化名）跋文[20]，而且《心头小人》（铸雪斋抄本及其他本子作《张贡士》）无“高西园晤杞园先生”以下文字。是则此本亦非据朱氏抄本抄录。

铸雪斋抄本是唯一可知其抄主的本子。抄主张希杰，别号练堂，铸雪斋为其斋名，今存其《铸雪斋集》二十三卷。他家居济南，乾隆十五年前后与朱氏兄弟过从甚密，可能一度为朱家西宾[21]。其抄本卷末有殿春亭主人跋、高凤翰跋，还有署名“练堂老人”的自作识语，后题“乾隆辛未秋九月中浣”，辛未即为乾隆十六年。故铸雪斋：抄本的抄写年代、所据底本，都是确定无疑的。

铸雪斋抄本凡十二卷。殿春亭主人跋语谓：顺治十八年假手张仲明（名作哲，张元子）从淄川借来蒲氏稿本，雇抄手十阅月抄成，中间亲自“雠校编次”。《聊斋》之分卷殆始于朱氏本。铸雪斋抄本系据朱氏本抄录，当是依朱氏本分作十二卷的，其卷首总目次也当为朱氏本的总目次。

铸雪斋抄本各卷实际篇目，与其卷首总目次并不一致。一是其中有十四篇有目而无文，它们是：《鹰虎神》、《放蝶》、《男生子》、《黄将军》、《医术》、《藏虱》、《夜明》、《夏雪》、《周克昌》、《某乙》、《钱卜巫》、《姚安》、《采薇翁》、《公孙夏》；二是各卷有些篇章前后错位，有的卷几乎等于重新编排，卷首目次也就失了目次的作用。此抄本存在着破损、拼补的痕迹，补抄的字迹一致，可见此抄本曾经受火而未焚毁，抄主又补抄了部分篇章，拼合起来。这大概是总目与实际篇次不一致的主要原因。

二十四卷抄本是六十年代在山东周村发现的。此抄本卷末，除附有王士禛、张笃庆、朱缃三家题辞，还有钱塘包燻、金坛王乔两家题辞。后两家题辞亦载王金范刻十八卷本。王金范是江苏金坛人，乾隆二十七年任长山（治所在周村）县丞[22]，十八卷本即刻于长山。包燻从乾隆十三年起任长山县典史[23]，与王金范同衙数年。王乔当为王金范同邑族人。王金范刻十八卷本自序云：“辛巳春，余给事历亭，同姓约轩，假得曾氏家藏抄本，公退之馀，爰择其可观者……手抄而点窜之，几阅寒暑，始得成帙。”所说曾氏，当是张元“在济南坐馆”时所授弟子曾尚增。曾尚增乾隆二年进士及第，官至彬州知府，康熙二十五年卒于官[24]。曾尚增自然有条件抄录《聊斋志异》，死后其抄本流出也是很自然的事情。此二十四卷抄本避康熙、雍正讳，王渔洋题辞署名用官定字，作“士正”，亦避乾隆讳，以“宏”代“弘”，无疑是乾隆间抄本。以其附有王金范在长山周边人物包燻及其族人王乔二人的题辞，正文与题辞笔迹一致，则又可断二十四卷抄本是乾隆辛巳（二十六年）后数年间据王金范假得的曾氏抄本抄成。

二十四卷抄本分卷最多，正为铸雪斋抄本的二倍。对照两本的目次，此本虽不是将铸雪斋抄本一卷简单地析为两卷，也就是说此本的双数卷（末卷除外）的结束并不就是铸雪斋抄本各卷（末卷除外）的结束，但此本的总目次与铸雪斋抄本卷首总目次基本一致。这表明两本的关系最近，此本所据之曾氏抄本不必是据铸雪斋抄本所据之朱氏本抄成，因为此本中不见有朱氏兄弟加入的文字，如殿春亭主人跋文等，却可肯定是据朱氏兄弟假张元父子之手从蒲家借来的稿本过录的。此抄本抄写字体工整，有的抄错了字又做了贴改，足见抄者认真。唯有些篇名与包括手稿本在内的其他本子不同，如《喷水》作《喷水鬼》、《某公》作《陕右某公》等。是抄者所改，还是曾氏本已改，不得而知。

黄炎熙选抄本十二卷，缺卷之一、十二，存十卷。卷之一内封题“榕城黄氏选尤”，各卷目录页题“古闽黄炎熙斯辉氏订”。最早介绍此本者林名均先生在《成都刘氏所写本〈聊斋志异〉记》中说：“全书既然在乾隆之末始有刻本，则此书必为尚未刊本之前抄写，因为全部抄录不易，故仅择其尤者。成都龚向农先生，博学耆旧也，尝鉴定本书所用之纸，确为雍正时物，是此书或当为雍正年间之所抄写。”[25]然书中“弘”字皆缺末笔，“曆”写作“歷”，是则乾隆间抄本。由于缺末一卷，不知抄主有无题识，难于做进一步考察。

将此选抄本与现存手稿本四册对照，可以看出：此本卷之一所选前半部分是手稿本第一册的篇目，卷之六所选前半部分是手稿本《刘海石》为首篇的一册的篇目，卷之九所选全是《云萝公主》为首篇的一册前半部分的篇目，卷之十所选全是《鸦头》为首篇的前半部分的篇目。这种对应关系表明，此抄本不必是据手稿本选抄，因未见有关佐证材料，但至少该是据一部照手稿过录的本子选抄的。

此选抄本选入青柯亭本未载入的十八篇。引人注意的是卷之六中的《猪嘴道人》、《张牧》、《波斯人》三篇，其他本子皆未收。

《聊斋志异》手稿本现存237篇，其中《猪婆龙》一篇重出。全稿应该是多少篇？

五种抄本收文篇数不一致。康熙抄本已残，现存260篇。黄炎熙选抄本既是选本，又缺两卷，存263篇。二十四卷抄本收文474篇。铸雪斋抄本总目为488篇，有目无文者14篇，实存数与二十四卷抄本相等，两者有13篇互为有无。“异史”本总目485篇，其中《跳神》有目无文，然铸雪斋抄本和二十四卷抄本所缺者都收入了，其中有5篇是将重题者《阎罗》、《义犬》、《白莲教》和《青蛙神》、《五通》之“又”均合二为一，实则是489篇。综合五种抄本，去其重复，共计497篇。

五种抄本统计所得497篇，手稿本所有的237篇（《木雕美人》可据抄本补入），康熙抄本260篇中多出手稿本而又见于其他抄本的131篇，两者相加计有368篇，无疑都是蒲松龄所作。尚馀之129篇，“异史”本有或见于铸雪斋抄本，或见于二十四卷抄本，且刻入青柯亭本者，也当列入蒲氏作品中。仅见于一种抄本的只有二十四卷抄本中的《丐仙》、《人妖》两篇，黄炎熙选抄本中的《猪嘴道人》、《张牧》、《波斯人》三篇。《丐仙》、《人妖》刻入青柯亭本，赵起杲、鲍廷博当有所依据，亦可暂视为蒲氏作品。而黄炎熙选抄本中的三篇，青柯亭本未收，《波斯人》已经马泰来先生查明，原为元末宋濂所作，载于《宋学士全集》[26]；《猪嘴道人》、《张牧》两篇，也经薛洪先生从冯梦龙《情史》中找出相近的记述，断为“不是蒲松龄所作”[27]。如此，《聊斋志异》全部是494篇，其中包括手稿本已残损的《牛同人》和做了拟删符号的《海大鱼》。

这个篇数虽然与张友鹤先生未获见康熙抄本、二十四卷抄本、“异史”本，仅综合手稿本、青柯亭本及《遗稿》所得正好相等，但却提供了更多的版本根据，而且还解决了三篇附则的问题。段瑮辑《聊斋志异拾遗》收青柯亭本未刊54篇，中有《晋人》、《阿宝后附》、《梦狼后附》三文。张友鹤先生不敢断定“是原作还是后人伪托”，出于慎重，“只作为附录”，置于“三会本”卷末。康熙抄本《董公子》为首的一册和“异史”本卷之五中，《晋人》是《黄将军》后附。康熙抄本《某公》为首篇的一册和“异史”本卷之二的《阿宝》篇，确有“集痴类十”之后附。康熙抄本《董公子》为首篇的一册，《梦狼》为最后一篇，结末残缺，不知是否有“后附二”，而“异史”本卷之五《梦狼》确有“后附二”。准另两篇后附之例，康熙抄本《梦狼》篇如果不缺页，也有“后附二”。是则此三篇后附是蒲氏原作。

“三会本”对《张贡士》附文的处理则失察。铸雪斋抄本《张贡士》篇末有“高西园云”一大段文字，谓此篇叙张卯君事。青柯亭本无附文，另有“高西园晤杞园先生”等二十二字，又以此篇叙张贞（卯君父）事。“三会本”一并录入，并以青柯亭本二十二字为正文，就自相矛盾了。“异史”本、二十四卷抄本有《张贡士》篇，都没有说法不一的两段文字。按，蒲松龄比高凤翰年长四十多岁，高凤翰未成年时随父到淄川见过蒲松龄，此后就再没有见过面，待雍正元年高凤翰西游，参加省试，蒲松龄已下世，怎么会补写上这样两种所指非一的文字[28]？雍正元年高凤翰到济南，正值朱氏兄弟抄录《聊斋志异》，铸雪斋抄本的附文可能是朱氏本添加的。二十四卷抄本《张贡士》篇后有：“阮亭云：岂杞园耶？大奇。”青柯亭本的二十二字，大概是由王渔洋此批语附会以传闻而写出的。两者均非蒲氏原文。

联系现存手稿本，通过此五种抄本还可以探知蒲氏手稿全部的编次及其变化的情况。

手稿本第一册正文首页题“聊斋志异一卷”，前有高珩、唐梦赉两家序，及《聊斋自志》。这是康熙十八年蒲氏撰《自志》后初次结集的一册。康熙抄本这一册与手稿本完全一样，照样是“一卷”而非“卷一”。这表明历时二十馀年之后依然保持其原样。“异史”本卷之一的前62篇（未录入《海大鱼》），都保持了手稿本的目次，只是由于为了分卷不同，截断处不同而已。这又可见此本后来一直是固定的。

手稿本现存另外三册，两册首页首行题名“聊斋志异”，未题次第；以《云萝公主》为首篇的一册，缺失首页，如不缺首页，当亦如是。此册约当半册的地方是《阿纤》，题下有“卷之”二字，笔迹一致，非他人所加。康熙抄本四大册规模与手稿本一致，除第二册外，以《王者》为首的一册，只存《某公》第六篇的一小册，首页首行亦题“聊斋志异”四字，未题次第。手稿本现存四册，康熙抄本四大册中有两册为手稿本不存者，两者相加已得六册，凡368篇，其馀一百二十馀篇正好约当两册之数。蒲松龄逝世后，其子蒲箬作《祭父文》、《柳泉公行述》，雍正三年张元撰《柳泉蒲先生墓表》，均称《聊斋志异》八卷，都缘于此，所谓“八卷”实八册之意。

应当说这是蒲松龄临逝世前的《聊斋志异》手稿本的情况，以前并不是如此规模一致的八册。前曾说到康熙四十年前后，朱缃曾借抄蒲氏原稿，第一次借抄七册，还要再借“尚有”之“八册”[29]。如果不是朱缃“尚有八册”之说出于误听或误断，那么当时蒲氏手稿就有十五册之多了。如其然则规模当非一致，各册收文多少不一。康熙抄本除四大册外，尚有两小册，可能就反映了那种情况。

康熙抄本还有一个特殊情况：《王者》为首篇的一册，首页题“聊斋志异卷二”，册末附有张笃庆、王士禛两家题辞。标明卷数在手稿本、康熙抄本中比较罕见，除去第一册也可以说是个例外。所收篇章既有经王士禛评点过的《巧娘》、《口技》等前期作品[30]，这些篇章在铸雪斋抄本和二十四卷抄本的前几卷；又有可知为晚期之作《姬生》、《公孙夏》等[31]，这些作品收在铸雪斋抄本和二十四卷抄本最后几卷。这种情况表明，在蒲松龄创作期间，《聊斋志异》曾先后以一卷本、两卷本传出，一卷本即为标明“一卷”一册，两卷本就是一卷本即手稿本第一册再加上此标明“卷二”的一册。这一册可能是特为送给王士禛存阅，并邀其作序而选录的，而手稿本并不一定是如此。这大概是此本收入前、后期的作品，从而与后出之铸雪斋抄本等在一些篇章的编次上存在着错位的原因。

手稿本虽然最后形成了八册，但多数没有标明次第，而且《云萝公主》为首篇的一册中还留下再分卷的痕迹。康熙抄本除上述情况特殊的“卷二”外，也多数没有标明次第。这情况表明蒲松龄生前没有对其手稿本做最后的编订，厘定卷次，甚而个别册还没有排定篇次。这是可以理解的，他由于家境贫寒，无赀刊行这部堪称巨帙的书稿，没有为付梓做准备。这应当是无可置疑的事实。如果他生前已将手稿厘定了卷次，八册俨然有序，后来的多家抄主也就不会各自为政，自行分卷，搞出六卷本、十二卷本、二十四卷本等多种本子。而且这多种分卷法也并不是总篇目完全一致，只是分割点不同而已，而是除了相当于手稿本第一册的篇章，各本篇次一致，其馀的位置就有或前或后之不同了。这固然有抄主自行其事的原因，而与其所据底本的情况，也不能说没有关系。

但是，将手稿本和五种抄本从编次上做些对照，八册的基本情况还是可以获知的。

手稿本《考城隍》——《猪婆龙》一册：康熙抄本篇目基本相同，次第一致。铸雪斋抄本为卷一全目、卷二前21篇起，篇次一致。“异史”本为卷之一前63篇，篇次一致。二十四卷抄本前四卷，大体一致，少数篇次不同。

手稿本《刘海石》——《秦生》一册：康熙抄本缺。铸雪斋抄本为卷三第31篇起，至卷五第6篇，篇次一致。二十四卷抄本相应部分在卷七、八、九，篇目次第稍有不同。“异史”本相应篇章与其他部分交错。

手稿本《鸦头》——《阎罗》一册：康熙抄本缺三篇，篇次则一致。铸雪斋抄本为卷五第7篇起，至卷六第32篇，篇次一致。二十四卷抄本相应部分在卷九、十一，篇目次第不太一致。“异史”本相应篇章与其他部分交错。

手稿本《云萝公主》——《白秋练》一册：康熙抄本缺。铸雪斋抄本为卷九第40篇起，至卷十第8篇，篇次一致。二十四卷抄本相应篇章在卷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篇目次第基本一致。“异史”本相应篇章与其他部分交错。

康熙抄本《董公子》——《梦狼》一册：手稿本缺。铸雪斋抄本为卷六第33篇，至卷八第11篇，篇次一致。二十四卷抄本相应篇目在卷十二、十三、十四、十五，篇目次第大体一致。“异史”本相应篇章与其他部分交错。

一部书的卷次可依首尾相接的原则确定。参照铸雪斋抄本和二十四卷抄本的总目次，以上五册可定为手稿八册的一、三、四、七、五册。由此亦可推定其馀三册：

第二册应为铸雪斋抄本卷二第22篇《某公》起，至卷三第30篇《鸲鹆》。二十四卷抄本这些篇目在卷四、五、六，次第基本一致。康熙抄本一小册只有《某公》——《阿宝》六篇，首题“聊斋志异卷之”，可见确曾有这样一册。依铸雪斋抄本的篇目，康熙抄本另一小册的《李伯言》——《夜叉国》9篇，以及由于特殊情况收入标明“卷二”的一册中的《九山王》——《苏仙》21篇，《九山王》正接《阿宝》，《李伯言》正接《苏仙》，一篇不少，都应为这一册里的篇目。康熙抄本所缺者，只有《小髻》——《鸲鹆》12篇。而这些篇章又正是次第井然地被编在“异史”本卷之二里，《鸲鹆》正好是手稿本《刘海石》一册的首篇。

最麻烦的是依铸雪斋抄本总目次可定为第六、第八的两册。依铸雪斋抄本，第六册篇目应为其卷八第12篇《夜明》到卷九第42篇《沅俗》，第八册篇目应为其卷十一第9篇《王者》到卷十二最末一篇《一官员》。康熙抄本标明“卷二”的特殊册，首篇是《王者》，其后除去应属第二册的《九山王》等21篇，馀下的大都在铸雪斋抄本最后两卷中，虽篇次大体一致，只是少了若干篇，这可以解释为删去了，但这些篇章却被应属于第二册的21篇截断，属于铸雪斋抄本卷十一的《王者》等篇在前，属于卷十二的《二班》等篇在后。令人注意的是，在“异史”本里这些篇章也是两截子，《王者》为首的一截（篇次稍变化）载于卷之三，与依铸雪斋抄本应属第六册篇目前后相接；《二班》为首的一截，载于卷之六，也与依铸雪斋抄本应属第六册的篇目前后相接。据此，笔者推测这两册可能是未定型成册，所以会有不同的组合编排。手稿本、康熙抄本均缺佚此两册，大概也在于零散。

手稿本毕竟没有一一标明册次。以上只是依铸雪斋抄本卷首总目次，暂定了册次。铸雪斋抄本的底本朱氏抄本编排得是否合适，也还是个问题。章培恒先生早在“三会本”的《新序》里提出了这个问题，并就一些篇章的写作时序对手稿八册的次第做了新的推断，可以参考。这里就不做讨论了。

如果要对这五种抄本与手稿本做全部比勘，那是相当繁巨的事情。限于篇幅，这里只就笔者已做过的粗略考察，做些简要的说明。

首先，这五种抄本与手稿本文字差异最多的是铸雪斋抄本，与手稿本的异文，多于二十四卷抄本，个别篇尤甚，如《水灾》，第一则全文仅百馀字，异文多达十馀处；《雨钱》全文三百馀字，异文几近二十处。有些地方不只是个别语词的不同，或者一二字之脱、衍，而是竟少掉数字、数句，如《考城隍》首句手稿本和各本均为“予姊丈之祖宋公讳焘”，独此本只有“宋公讳焘”四字；《凤阳士人》叙士人妻梦中又见其弟三郎，三郎“返身欲去”以下，少掉“女牵衣曰：‘汝不携我去，将何之？’三郎挥姊扑地，脱体而去”，凡二十二字。这显然不是抄写的笔误，而是擅自删改[32]，有少数地方一经删改，就语句不通顺了[33]。近间任笃行先生有《也谈聊斋志异铸雪斋抄本的文字》一文，对此做了更周详的考察。前文提及钤有赵执信之章的抄本一册，篇目全同于铸雪斋抄本卷七，当亦出自朱氏抄本。任文将两者进行对照，发现铸雪斋抄本中与手稿本的异文，有的亦见于彼本，可见并非铸雪斋抄本所独误，但大多数还是铸雪斋抄本抄错或删改的。然后对现存手稿本236篇与铸雪斋抄本一一比勘，发现后者对词、词组、句子和句组的删改，共计多达1500处[34]。铸雪斋抄本可以说是最不忠实原著的一部抄本。

康熙抄本、“异史”本、二十四卷抄本与手稿本比勘的情况，笔者只做过抽样方式的考察，即从手稿本和康熙抄本共存的两卷中，共取出“异史”本、二十四卷抄本亦有的17篇相校，结果是：康熙抄本与手稿本相异的文字有22处，二十四卷抄本有33处，“异史”本有47处[35]。虽然17篇仅为四种本子所共有的篇章的十分之一，不足以代表全部，但校出的异文的比数，却是合乎情理的。康熙抄本是直接依据手稿本过录的，若干笔误又随即涂改，异文少是可以理解的。其中的异文，多数可断为笔误，如《山魈》“窃谓寺僧失扃”，“谓”字误作“诗”，原因当是后面接一“寺”字所致；《僧孽》“宛冥司倒悬状”，脱一“悬”字，亦属不慎。有的异文还是改正手稿之笔误，如《长清僧》手稿本“其千里而散者性定故耳”，显然不通，加一“不”字，全句为“其千里而不散者性定故耳”，便通了。二十四卷抄本、“异史”本都不是直接据手稿本过录的，有些异文在康熙抄本里就有了，如《长清僧》“长清僧某道行高洁”，康熙抄本“某”作“其”，二本亦作“其”；“其千里而散者性定故耳”，康照抄本据文理加了“不”字，二本亦有“不”字；《上仙》“又阎罗亦更代否”，康熙抄本作“又问阎罗亦更代否”，二本亦然，由于经过二三道抄手的转抄，文字的歧异增多自然是必不可免的。异文之多寡与抄写者的态度也有关系。“异史”本之改易书名，并随之于书前书后的序跋中做了手脚，将诸本均题名《张贡士》者改题为《心头小人》，亦有可能是抄主参照王士禛《池北偶谈》转录此篇所定名做的[36]。如此等等，表明“异史”本抄主也不十分尊重原文。这大概就是“异史”本之异文多于二十四卷抄本的原因。

以前，笔者以黄炎熙选抄本既是选本又缺失两卷，没有特别留意其文字。近间检出复印件，就上述17篇中其所选入者10篇，与诸本对照，出乎意料的是其与手稿本的文字歧异极少，手稿本第一册的《劳山道士》、《山魈》、《宅妖》、《长清僧》四篇，异文仅3处；《鸦头》为首篇的一册的《酒虫》、《封三娘》、《章阿端》、《花姑子》、《骂鸭》、《上仙》六篇，竟无一处异文。这部选抄本还是应当重视的[37]。

就以上考察，重新整理《聊斋志异》的校勘原则，应当是：手稿本半部所有篇目应依从之，少数笔误可参校改正。手稿本已佚之篇目，应以康熙抄本为底本，参校黄炎熙选抄本、二十四卷抄本、“异史”本；手稿本、康熙抄本并佚之篇目，应以二十四卷抄本为底本，校以黄炎熙抄本、“异史”本、青柯亭刻本。

[1] 蒲氏挚友张笃庆《昆仑山房诗集》（清抄本）载康熙三年诗《和留仙韵》，寓讽劝蒲氏勿写志怪书意。

[2] 《聊斋志异》最晚的作品《化男》、《夏雪》均写康熙丁亥年事，丁亥为康熙四十六年。

[3] 《聊斋志异》卷首唐梦赉序。

[4] 参见拙作《蒲松龄与朱缃》。

[5] 参见拙作《蒲松龄与王士禛交往始末》。

[6] 《刻聊斋志异纪事》，《聊斋志异》十六卷刊本卷首均载。

[7] 《聊斋志异摘抄》（十八卷本）卷首王金范序。

[8] 《铸雪斋抄本聊斋志异》卷末殿春亭主人跋。

[9] 段瑮《聊斋志异遗稿序》，《聊斋志异遗稿》卷首。

[10] 《聊斋志异》青柯亭本卷首赵起杲《弁言》。

[11] 《聊斋志异摘抄》（十八卷本）卷首王金范序。

[12] 段瑮《刻聊斋志异遗稿例言》。

[13] 《刻聊斋志异例言》，十六卷刻本卷首均载。

[14] 《〈聊斋志异〉康熙抄本补说》、《铸雪斋和〈铸雪斋抄本聊斋志异〉》、《〈异史〉：〈聊斋志异〉的易名抄本》，见本书。

[15] 《蒲留仙著作考略》，《东方杂志》第四十四卷第10号。

[16] 《昆仑山房诗集》七律卷，题为《题聊斋志异》，系于“壬戌”年下，壬戌为康熙二十一年。

[17] 《〈聊斋志异〉康熙抄本补说》、《铸雪斋和〈铸雪斋抄本聊斋志异〉》。《〈异史〉：〈聊斋志异〉的易名抄本》，见本书。

[18] 诗载《南阜山人诗集·湖海集》卷一。

[19] 参见拙作《铸雪斋和〈铸雪斋抄本聊斋志异〉》。

[20] 参见拙作《铸雪斋和〈铸雪斋抄本聊斋志异〉》。

[21] 参见拙作《铸雪斋和〈铸雪斋抄本聊斋志异〉》。

[22] 《长山县志》卷五“秩官表”。

[23] 《长山县志》卷五“秩官表”。

[24] 《历城县志》卷三十八“列传四”。

[25] 《人间世》1935年第22期。

[26] 《〈波斯人〉作者非蒲松龄》，《中华文史论丛》1980年第1期。

[27] 《〈聊斋志异〉的〈猪嘴道人〉等篇不是蒲松龄所作》，《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2期。

[28] 参见拙作《铸雪斋和〈铸雪斋抄本聊斋志异〉》。

[29] 中山大学藏《聊斋诗文集》旧抄本附录“寄聊斋”，其中四札为朱缃作。“尚有八册”一语出四札中第一札。

[30] 据考王士禛评点《聊斋志异》时在康熙二十七年前后。参见拙作《蒲松龄与王士禛交往始末》。

[31] 《姬生》后附“吴木欣云”一段。吴木欣名长荣，朱缃姊丈，蒲松龄与之交往在康照四十年前后。《公孙夏》“异史氏曰”讲郭华野（琇）“总制荆楚”。据《清史稿》卷二百七十。郭琇康熙三十八年任湖广总督。

[32] 《铸雪斋和〈铸雪斋抄本聊斋志异〉》，见本书。

[33] 《聊斋志异全校会注集评本序》，《蒲松龄研究》1994年第1期。

[34] 《蒲松龄研究》1995年第1期。

[35] 《〈异史〉：〈聊斋志异〉的易名抄本》，见本书。

[36] 《池北偶谈》卷二十六转载《聊斋志异》五篇，《张贡士》改题《心头小人》。

[37] 马泰来先生有论黄炎熙选抄本的文章，惜未见，不知见解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