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聊斋志异》中，《田七郎》算不上脍炙人口的名篇，已经出版的几个选本大都没有选它。这一方面是由于它叙写的是现实人生的故事，不如那些瑰丽绵密的狐鬼花妖故事奇妙有趣，作者虽然也习惯性地添加了点虚幻之笔，如主人公田七郎有柄“购诸异国”的宝刀，见恶人则“自腾出匣数寸许，铮铮作响，光闪灼如电”，但却不够新颖，艺术功效甚小，没有给这篇小说增添多少异彩和魅力。
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方面，它叙写的是一个受恩报恩的故事：贫穷猎户田七郎秉性正直、廉洁，不轻受别人的钱财，受到了别人的恩惠，必定要偿还报答的。富家公子武承休羡慕其人品，千方百计地要与之结交。田七郎表现得非常冷漠，屡屡拒绝接受武承休的各种馈赠，不占其分文的便宜。一次，田七郎与人为猎物发生争执，失手打死对方，被关进牢狱。武承休出重金买通官府和苦主（被打死者的家属）将他解救出来，对他是有恩的。后来，武承休家为叛逃的恶仆与有权势的官宦人家发生仇隙，县官徇情枉法，公堂上重杖打死武承休的年老叔父。田七郎先是杀死了叛主的恶仆，随后杀死了武承休的仇家和徇情枉法的县官，自己也自刭而死。这类受恩报恩的故事在中国古代并不少见，并且都视为一种美德，舍命报恩更是一种可歌可泣的崇高行为。所以过去时代的评论家对田七郎都是大加赞赏的。冯镇峦说：“一介不取，大圣贤；一饭不忘，大豪杰。若在俗人，与之唯恐不多；既受，视若应得。若七郎者，真令人可爱可敬。”但明伦说：“彼七郎者，问其业，则猎者耳；睹其貌，则
目蜂腰耳，观其服则腻袷衣、皂犊鼻耳。知名士见之，必且鄙夷不屑与言矣。迨观其取与不苟，内外如一，其事亲也如此（指孝顺母亲），其交友也又如此，一片赤心，满腔热血，此皆博古通今、摛华染翰、弋取闻誉者所不敢为，不能为，不肯为者，然后叹天下知名士何太多，如七郎者又何太少也！”这是赞赏小说主人公品行之崇高可贵，也就是阐扬了小说的劝世意义。然而，在现代人的观念中，“一介不取”固然不失为高尚，依然是一种美德，而“一饭不忘”，以至于舍身报恩，则未必值得称道了。所以评论者对此篇多持保留的态度，认为其中含有庸俗的报恩思想，或曰封建意识，有其历史的局限性。
无论是古代评点家的肯定，还是现代评论者的局限论，都是执着于田七郎的舍身报恩的行为，而忽略了这篇小说中的另一个人物——田七郎的母亲。这位老妇人的形象，着墨不多，却至关重要，可以说是全篇的命脉、精髓之所在，参透了这个形象的存在意义，才能够参透小说文本的真正题旨。
这位老妇人对儿子约束甚严，从一开始便不愿意让田七郎与富有的武承休结交，不让接受武承休的一切财物，甚至把武承休殷勤来访当面斥责为“大不怀好意”。武承休极愿结交田七郎，是看中了田七郎的人品，可共患难；想给予田七郎一些资助，是看到田七郎家境贫寒，在当时不会料到后来会发生什么大祸，以图报于田七郎，更说不上有什么恶意。这位老妇人何以如此严峻地拒之门外？其中的缘故就表露在她教导儿子的话语中：“受人知者分人忧，受人恩者急人难。富人报人以财，贫人报人以义。无故而得重赂，不祥。”这里面有两层意思。前两句是说在社会交往中，接受了人家的财物是要偿还的，受了人家的恩惠便承担了分人忧、急人难的道德义务，否则便是忘恩负义了。武承休搭救田七郎出狱之时，并没有存心图报于将来自己危难之际，但当时武承休遭到了危难无计可施之时，未见田七郎来慰问，便很自然而然地萌生了几分怨意：“自念待七郎不薄，何遽如行路人！”田七郎母亲后面的几句是说社会上存在着贵贱、贫富的差别，富人可以凭着财物尽朋友之义，酬答知己之恩，而贫人家徒四壁，可凭借的只有个人的身躯，必要时要付出性命的。当田七郎被官府捉进牢狱时，武承休重金赂邑宰，又以百金赂仇主，便将田七郎解救出来。当武承休遭到仇家、县官的迫害无计可施之时，田七郎除了挺身而出，豁上性命报武承休救助之恩，还能有什么办法？现实就是如此的严酷。严拒儿子与富人发生交往，拒绝武承休的一切馈赠、资助，也就是避免承担分人忧、急人难的道德义务。也正由于此，当田七郎被武承休搭救出狱时，儿子免遭刑罚，母子又得团聚安然地生活下去，应当说是幸事，她却立刻意识到了其中蕴蓄的不幸：儿子的命运，自然也连带着她的命运，从此拴在了别人的命运的纽带上。她不只是喜，其中还有忧，只能无奈地祝愿恩主一生平安，从而自家平安。她对儿子说：“子发肤受之武公子，非老身所得而爱惜者矣。但祝公子百年无灾患，即儿福。”然而，她所担心的不幸，还是不幸地发生了，也就只好让儿子去舍身报恩了。贤哉，母也；悲哉，母也！
有了这样一位贤母的形象，这篇小说的主题虽然是田七郎受人恩、急人难、舍身报人恩的故事，而且写得颇壮烈，但却不再是单纯地讴歌舍身报恩的德行，在整个事件的进程中几乎处处显示着舍身报恩实属无奈的悲剧性。这位猎人的母亲不让儿子与富有的武承休结交，接受人家财物，原是不让儿子负有分人忧、急人难的道德义务，避免发生要为人家效力卖命的事情。他们是自食其力的贫穷之家，不具有与富有的人家相对等的交往条件，也不愿意白白地受人家的恩惠，丧失人格，受到忘恩负义之毁。她竭力使儿子避免与富人结交，却没有能避免掉；竭力使儿子免蹈为报人恩而舍身之不幸，终于没有逃脱掉，原因就在于贫穷，抗拒不了现实加予他们的命运，不得不承受不愿意承受的东西，不得不去做不愿做的事情。譬如说，如果田七郎不与人争猎物失手打死人，或者虽然遭牢狱之祸，但有条件能够自救自赎，那就用不着靠武承休搭救，被动地接受其恩惠了；不承受武承休的救助脱狱之恩，也就不负酬报的义务，即便需要尽朋友之义，也不必舍身以赴了。这么，小说便显示出了受人恩惠的另一种内涵：田七郎为报武承休之恩而舍身以赴，既是自愿道德行为，这在他被武承休搭救出之日就已做了这样的思想准备，这就是田七郎之母所说“小恩可谢，大恩不可谢”的实际含义；又是势不得已而尽其道德义务的无奈之举，既然受到过人家的救命之恩，便只能舍身以报之了，骨子里是非常可悲的。这篇小说展示的就是这样一幕意蕴深沉、发人深省的社会悲剧。
清人何守奇评点此篇说：“如读刺客传。”他所说“刺客传”，指的是司马迁《史记》中的《刺客列传》，其中叙写的是春秋战国时代几位受人（有地位者）知遇、为之舍身刺杀其仇敌的壮士。他们行事的背景、意义并不完全相同，有的关乎国家利害，有的只是个人恩怨，结果也不一样，有成有败。司马迁为他们立传，表彰的是他们感知遇、重然诺、不惜舍身的人格精神，如其论赞所说：“自曹沫至荆轲五人，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立意皎然（正大光明），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古代读书人大都读过《史记》，读这篇《田七郎》而联想到书中记载的几位刺客的故事，生出“如读刺客传”这种感觉，是非常自然的事情。何况小说作者在篇末“异史氏曰”里就为称赞田七郎自刭后僵卧的尸体犹能崛起杀死恶官，而惋惜荆轲刺秦始皇未成功：“七郎者，恨未尽雪，死犹伸之，抑何其神！使荆卿能尔，千载无遗恨矣。”
与这篇田七郎的故事颇为相似的是聂政的事迹。聂政为避仇隐身齐国，以屠为业。严仲子与韩相侠累结仇，恐遭杀害，想先刺杀侠累。听说聂政是位勇士，不远千里与之结交，奉上近百金为其母祝寿。聂政以有老母在，不敢许身，坚持不受，严仲子不勉强，尽宾主之礼而去。聂政的母亲寿终，聂政念仲子知遇之恩，仗剑至韩国刺死了侠累；怕人认出，又自毁其面，剖腹而死。有研究者提出两者的相似有：主人公的身份，一为猎户，一为屠户，都是贫困中人；授恩者都是有资财的人，主动来结交，以财物相资助；中间都有一位老母，形成一定的阻碍和波折；最后都是主人公刺杀恩主仇敌而后自杀，还被暴尸多日。故事情节上相似，表明两者有内在的关联性。
蒲松龄读过《史记·刺客列传》，这篇故事结末“异史氏曰”提到了荆轲，正文中田七郎说其宝刀“杀人未尝濡缕”，是化用《荆轲传》中叙燕太子丹赠予荆轲的匕首“以试人，血濡缕，人无不立死者”之语。蒲松龄结撰小说故事颇多袭用古小说的故事模式或采用部分情节，乃至引起鲁迅的误解，说他是“殆抚古而又讳之”。依据这样一些情况，可以认为蒲松龄作这篇小说是沿用了聂政故事受恩与报恩的情节模式。不过还得补充一点，就是这种袭用是基于他意识到了社会交往中赐恩与报恩的实际利害关系，要对《刺客列传》所称颂的、并为后世人崇尚的“士为知己者死”的恩报观念提出质疑，所以也就只能采用这种恩报模式。
《田七郎》用了与《刺客列传》相似的故事模式，其中所叙人事内容、意旨却甚为不同。施恩者武承休并非政治中人，求田七郎不抱有以相知之情和助以财物换取为自己效力卖命的功利目的；田七郎是位安分守己的贫穷劳动者，没有急待获得知遇而能有所作为的心思，受恩是被动的、无奈的。这就将恩报问题移到了一般的社会交往关系中，更具有普遍性。田家曾经不肯与富家公子结交，拒绝武承休的多种方式的资助，是意识到受人知，受人恩，正如世间借钱还要还债一样，便成了负债的一方，终究是要偿还的，而且附加上情义的因素，偿报就会超越财物的价值，乃至要付出性命。后面田七郎被动地受到了武承休搭救出狱之恩，成为道义上的负债者，也就只好无奈地舍身报武承休之恩了。虽然这里面也有着些许抗恶锄奸的意思，却是附属的成分，小说着重表现的还是田七郎被动的受恩，报恩有着受道义强迫的无奈性，情节便自然地显示出这样道义背面所隐含的意思：“受人知者分人忧，受人恩者急人难”，本身就意味着使受恩的一方带上了一副道德的枷锁；在存在着富贵、贫贱差别的现实社会中，施恩者多富贵中人，受恩者多贫贱人，而用以为报的也有所不同：“富人报人以财，贫人报人以义”，“义”指的是行为，而且特别重在舍身以赴，这就更成为不平等的交换了。这就是这篇小说传达的发人深省的社会哲理。
在中国古代史籍、小说中，恩报故事层出不穷，虽然具体情况有多种多样，施恩者并非都怀有图报之心，受恩者报恩的方式、后果也不一样，不可以等量齐观，但大都是以“一饭之恩必酬”作为首先准则，舍身报恩更成为讴歌的对象。蒲松龄结撰的这篇山野小民的恩报故事却迥然不同，不是单纯地颂扬舍身报恩，它着重表现的是主人公的受恩报恩是十分无奈的：受人恩是由冷拒到既成事实，舍身报恩是迫于道义不得已而付出性命，也就具有了悲剧的性质。其中最为关键的是，故事伴随着主人公之母的说明，提示出了“受人知者分人忧，受人恩者急人难”这条千百年来所崇尚的道德准则深层的意义：不论是自愿接受还是被动承受，受恩的一方都负有了不可摆脱的酬报义务，在本来就存在的富贵和贫贱差别的现实中，“富人报人以财，贫人报人以义”，对贫困中的人来说，受人知遇之恩就成为堪忧可怕的事情了。这无疑是位卑家贫而博学能文的蒲松龄从社会阅历和古今恩报故事中感悟出来的非常实际的问题，虽然并非对传统的恩报观念的颠覆，恩报之事永远不会绝迹，忘恩负义更是一种恶德，但意识到社会人际关系中恩报问题的实质，传统的恩报观念和道德信条实际的利害关系，便足以清醒地对待社会交往中发生的事情，以维护自己的独立人格，避免卷入恩报的不幸后果中去。从社会伦理学角度说，这是一次认识的进步和思想的超越。
（原载《蒲松龄研究》2008年第2期）
评论 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