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以上几点考察，可以清楚地看出，明嘉靖刊本《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底本基本上是元代成书的，其年代当不晚于那些地名注所表明的年代，我们估计为元代的中后期，即14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而这部书的署名作者罗贯中，也正是生活在这个时代里。
罗贯中生存的时代，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里，推断为元末明初，约为公元1330—1400年。半个世纪以来，研究论著中大都采用此说。若照此说，与我们所推断的小说成书年代就不大吻合了，小说怎么会写成于作者初生未生之际呢？但从现存的有关资料看，罗贯中的时代还应当提前二三十年。明天一阁抄本《录鬼簿续编》里对罗贯中的介绍是：
罗贯中，太原人，号湖海散人。与人寡合。乐府、隐语，极为清新。与余为忘年交。遭时多故，天各一方。至正甲辰复会，别来又六十馀年，竟不知其所终。
既云“忘年交”，显然表明《录鬼簿续编》的作者同罗贯中两人，年纪相差较大。至正甲辰，为至正二十四年（1364）。说“别来又六十馀年”，可见《录鬼簿续编》的作者是这一对“忘年交”中的年纪小的一方，至少也该八十馀岁了。由此推断，《录鬼簿续编》的作者约生于元至正初（1341）。若照大家所公认的罗贯中约生于公元1330年计算，他仅比《录鬼簿续编》的作者长十来岁，年纪相差的幅度不大，似乎还谈不上“忘年交”。所以，罗贯中的年代应当提前。其次，再参照其他有关资料看，如罗贯中的杂剧《龙虎风云会》，现存五种明代刊本，就有四种在作者署名前冠以“元”字，《阳春奏》卷首的“凡例”中，更明确地将罗贯中列在“元时善曲藻者”之间，等等。可知罗贯中当为元人，而不是元明间人，即使他活到明代建国之后，恐怕也为时不到几年的光景。所以，我们不妨将罗贯中的时代，由公元1330—1400年，提到公元1300—1370年。
关于罗贯中的时代问题，过去曾有过讨论，今后还可以继续探讨。这里虽然还有不可确定的因素，但这并不妨碍我们要说明这样的问题，即成书于元代的《三国志通俗演义》，与罗贯中生活的年代大体上是一致的，至少已清楚地表明并不晚于罗贯中的年代。既然这部小说是成书于元代的中后期，而罗贯中也是生活在这个时期的人，那么就常理而论，这部署名罗贯中的小说，就应是罗贯中的原作，不可能设想在罗贯中还活着的时候，在他的这部小说刚刚传抄于世的时候，就曾经历了一次较大的改写。小说在流传过程中被后人改写的事情是有的，但那往往是或由于流传时间较长，社会已发生某些变化，或为适应某种社会需要，将刊行一种新的本子的时候发生的。流传时间不长，社会尚未发生重大变化，而且还从未刊行过，所以，改写罗贯中原作的事是不可能发生的。
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卷首有弘治甲寅庸愚子（金华蒋大器）的一篇序。序中说：
前代尝以野史作为评话，令瞽者演说，其间言词鄙谬，又失之于野，士君子多厌之。若东原罗贯中，以平阳陈寿史传，参诸国史，自汉灵帝中平元年，终于晋太康元年之事，留心损益，目之曰《三国志通俗演义》。文不甚深，言不甚俗，事记其实，亦庶几乎史。盖欲读诵者，人人得而知之，若诗所谓里巷歌谣之义也。书成，士君子之好事者，争相誊录，以便观览，则三国之盛衰治乱，人物之出处臧否，一开卷千百载之事，豁然于心胸矣。
这里面值得我们注意的有两点：一是罗贯中是在元代（序的作者自然称“前代”）平话（亦称评话）盛行时，依照《三国志》所记史实来写这部小说的。这可以作为我们上面将成书年代断为元代的佐证。二是这部小说成书之后，人们“争相誊录”，在社会流传甚广。他没有说曾经有人作过修改，也没有说他自己作过修改。这恐怕是实情，并非要以罗贯中的真本相标榜。因为，参照其他文献资料看，这部小说到嘉靖以后，才见有书目著录，最早的是高儒的《百川书志》，可见这个嘉靖刊本是第一次刻本。联系前面的考察来看，书中留有元人写作的迹象、烙印，甚至连那些只有在元代才适用、才有意义的注子，都原封未动地保留了下来，怎么能够凭空设想这部小说在明代传抄中和这次刊印时会有很大的改动呢？要改动的首先是那些在明代已失去意义的注子嘛！既然我们看不出有多少改动的痕迹，那就有理由把这部书看作罗贯中的原作，不必再把罗贯中原作视为不可得见了。
这并非一个枝节问题，而是关系颇大。如果上述看法是符合实际的，那么有关这部小说的若干问题，就得重新考虑了。譬如，现在的几部中国文学史、小说史，都将“罗贯中《三国演义》”一章放在“明代文学”编里，显然不合适；详论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却总以毛氏修改过的本子为对象，并且又要罗贯中来承担“宣扬封建正统思想”、“歪曲和丑化曹操”的罪责，也显然不科学。因此，不敢自为是，写出来就教于研究有素的专家和对这部小说有兴趣的同志们。
（原载《东岳论丛》198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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