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文学评论中讲“情”在文学中的重要性的文章比较多，诸如“创作需要感情”、“文艺作品要以情动人”、“艺术就是感情”等论点，都讲到了。
其实，关于情与文的问题，前人早已作过反复的论述。两千年前，人们就用“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的话来说明诗歌创作。“万趣会文，不离辞情。”古代大文学理论家刘勰所作的这种论断，直到现在看来，也还是对的。没有较为强烈的生活感受和情感，文学创作是难以想象的；不直接或间接借助于形象表现一定的情感的文学作品，是不会感动读者，产生强烈的效果的。现在，谁也不会否认或轻视情感在文学创作中的地位和作用。
无可讳言，近年来评论者又重新提出这个问题，是有原因的。那就是在“四人帮”横行时期，他们把文学的政治性绝对化，要一切的文艺绝对服从于他们的政治路线，不准文艺表现爱情、亲情、友情，诗歌变成了政治口号，小说、戏剧、电影成了他们所虚构的“路线斗争”的图解，情节公式化，人物概念化，缺乏人情味。人们厌弃那种歪曲现实、阉割生活、不通人情的文学作品，要反其道而行之，强调文学“要有人情味”，“要以情动人”，要表现人的包括爱情在内的感情世界，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也是无可非议的。
然而，仅只讲“情”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性，而忽视“理”，即对现实生活的认识，忽视文学作品的思想价值和意义，也是不对的，至少是不全面、不周延的。所以，我想补充谈谈在文学创作中的“情”与“理”的关系，着重说明一下“理”的重要性；中心意思是，在文学中，“情”固然重要，但也不可忽视“理”，注意到“情”和“理”这两个方面，才能让我们的文学在促进社会精神文明方面起着更积极的作用。
“情”与“理”，也就是情感与思想，在人们的实际心理活动中，虽然不完全是一码子事，有时会发生矛盾，但又是不能断然分割开来的。情感影响着认识，在此基础上形成一定的看法、思想；而思想认识的变化，也影响到情感。这两个方面是彼此制约、相互渗透、密不可分的。所谓“情”与“理”的矛盾，也正是在彼此制约、相互影响中发生的。
文学创作是一种精神活动，既有情感活动，也有思维活动，两者也是错综地交织在一起的。不错，文学创作也有其自身的历史，情况是多样的。最初的口头创作，只是倾吐者倾吐的心声，表达他们的感受和情感，如古人所谓“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这种创作便已是有意识的，而不单单是一种情感活动，而且有的也径直地表现了创作者的思想愿望，如《诗经》中的《硕鼠》、《伐檀》等篇便是。后来，文学成为一种事业，乃至成为一种职业，不管是着重表现作者自己的情感和思想，还是为了达到某种社会目的，在社会上发生某种效果，或者是为某种社会需要，达到一定的功利目的，文学创作都更加是有意识、带着功利目的精神活动，绝非只是一种情感活动和情感的自发表现。
自然，人类精神生活是多方面的，伴随着人类精神生活的多方面的需要，产生了多种文学样式和文学体裁。在不同的文体中，“情”与“理”的地位和表现方式虽有不同，或轻或重，或直接或间接，但都不是只表现“情”，而不表现“理”。诗歌，特别是抒情诗，自然是“缘情而发”，重在抒写作者的某种生活感受和情感活动，“情”的地位更重要。但是，诗歌中所抒发的“情”，是由现实中的矛盾激发出来的，有着具体的内容，而且又是发生于生活在具体社会环境中、有着个人的人生观的作者的头脑中，所以也往往“情”中见“志”，“情”中有“理”。在诗歌中，“情”是重要的，但并不是只表现“情”，而不表现“志”和“理”。所以，我国古代文论中就常常“情”、“志”并提，如刘勰曾说过：“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文心雕龙·明诗》）；“志思蓄愤，吟咏情性”（《文心雕龙·情采》）。至于那些以重在“体物”、“叙事”的文学作品，包括古代的赋、散文和小说，自然也以在“体物”、“叙事”中带有情感为好，事实上也不能不渗透着、表现着作者的褒贬、爱恶之情，但“志”、“理”的思想意义，也更明显、更突出了。所以，尽管在文学中情感是重要的，但却不能把文学看成是只表现人们的情感。文学表现人们的情感，也表现人们的思想，即对现实世界的认识和意见，只是并非在抽象地表达，而是通过富有感性的生动形象来表现罢了。
文学创作离不开思想，也还可以从文学的发展总是受到社会中人们的思想观念的变化的制约中看得出来。文学创作固然始终脱离不开现实生活的土壤，但现实社会中人们的思想观念，对文学创作的影响也是非常显著的。例如，《西厢记》脱胎于唐代的《会真记》，都是写爱情的，但思想性却有很大的差别。在《会真记》里，男主角对女主角是忍情就礼，始乱而终弃，表明作者发现了爱情生活的幸福、情趣，但却屈服于当时流行的门阀观念和道德观念，所以对男主角的始乱终弃的行为，非常欣赏。而到了金代的《西厢记诸宫调》和元代的《西厢记》杂剧，就把男女主角的爱情看作无可非议的正当行为，作了肯定和颂扬，发出了“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呼吁。但是，在进行肯定的描写中，又加进了一个偶然事件——孙飞虎围寺和白马将军解围，使男女主角的爱情有了“恩义”和誓言的支柱。到了明代，汤显祖写《牡丹亭》，就进而根本不要什么外加的理由，径直地控诉、嘲笑束缚青年男女的封建礼教，表现女主角青春受压抑的痛苦和对爱情的强烈追求。到了清代的《红楼梦》，更不仅肯定在生活中背着家长、不顾礼教发生的爱情，而肯定了爱情的基础和条件是双方思想情趣一致，容貌倒成为次要的了。同样是写爱情，为什么如此不同？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时代不同，产生它们的社会情况不同，作者的身份、经历、文化教养不同，然而，这多种因素不都是集中通过作者的头脑反映出来的吗？不是直接与作者思想、作者对现实生活的认识、思索有关吗？
文学是有其特殊的性质的，要通过具体的感性形象表现情感和思想，所以诗歌中要寓情于景，体物写志，在叙事文学中要让思想倾向从情节中自然流露出来，总之，要始终保持着感性形式。但是，无论是表现自己的情感和思想，还是描绘现实生活图画，也都离不开对现实世界的认识，而且不可能只停留在感性认识的阶段，只认识到事物的外观、表象，不进入理性认识的阶段。就以最简单的抒情诗来说吧。固然，抒情诗只表现某种感受和情感，但要付之于形象，诗人往往寓情于景，借物言情，采用比、兴手段。而要写景状物，借物起兴，或明比暗喻，就得生活知识比较丰富，熟悉景物的外观、内在特性，以及它们在某个方面与人的某种情感的近似或一致性。只有对客观事物有所观察、体验，理解、熟悉了它们，才能物为我用，达到情景交融、情物吻合的艺术境界，产生良好的美感效果。即使这种看来简单轻巧的文学创作，也要经过对客观事物的观察、体验，运用抽象和具象、类比和联想一系列的思维活动，单凭情感和直观能力是办不到的。所以，并不是个有感情的人都能写出好诗来的。至于以再现社会生活为特征的小说、戏剧、叙事诗的创作，就更加依赖于理性意识。作家所描写的，总是认识了的、理解了某种意义的生活现象。因为，作家要再现这种生活现象的目的，就是要把他对这种生活现象的认识和他的态度，传达给读者。否则，他也就不会去再现这种现象了。不错，有的作者所反映的生活现象，他还未深刻地理解它的全部意义，倒是被后来的评论家才揭示出来。这种现象在文学史上是屡见不鲜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作者对他所再现的生活现象只有感性认识，没有理性认识；因为，作品中就或显或隐地反映着作者的看法、态度和思想，只是表明作者还理解不深，看得不透，认识上还有局限罢了。这种现象也正好说明作家对现实生活的理解、认识的重要：认识得深，才会反映得深；理解得透，才会显示其中所包含的意义。例如，蒲松龄对于科举制度，主要是揭露考试官员不能识别文章的优劣，屈杀真才，《聊斋志异》运用幻想方法来作形象的比喻，非常辛辣。半个多世纪以后，吴敬梓对于科举制进行了全面的揭露，《儒林外史》通过众多的知识分子的形象，显示了这种制度的腐朽恶劣，显然比蒲松龄的揭露就更为深刻，可以说是触及了本质。联系这两位作家的生平、思想，蒲松龄始终对科举抱有幻想，吴敬梓中年便看破了，断然不再走这条路，便不难看出他们笔下的艺术形象和思想倾向的差异，正是由于他们的思想和对科举制度的认识有所不同。这也正表明，只有作家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才把它作为表现的对象，在笔下化为生动而有意义的形象。
浏览一下文学史，在纷繁多样、不断因时而异的现象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文学发展的轨迹以及一些带有规律性的现象。其中一条就是，文学总是与人类的认识水平相适应的，随着人类对客观世界、对自身认识水平的发展、提高，文学反映现实的方法也不断发生变化，文学作为一种独特的认识手段，其能力也随之而增强，文学的认识意义也愈来愈大。就中国文学的情况看，从上古神话、魏晋六朝的志怪小说、唐代的传奇、元明的英雄传奇小说，到明清的世情的小说，就清楚地显示着这样一个问题。自然情况是错综复杂的，发展并不是沿着一条直线进行的，早期的文学形式、表现方法、艺术素质，并不完全消失，经历过很长的历史时期还会被继承下来，经过改造，注入新的因素，在后世重新出现；由于文学受到其他社会因素的影响，它在发展中也会时时横生枝节，出现各种各样的现象。但是，从总的情况看，文学中幻想性质、超现实的传奇因素，愈来愈减弱；人物形象从非人的神魔、具有超人禀赋的英雄、大勇大智的杰出人物，转变为社会上平凡的人；故事情节也从幻想世界里发生的斗争、人与神妖间发生的奇闻异事、帝王将相的兴王图霸、英雄豪杰的行侠仗义，到一般的社会生活事件，乃至家庭生活琐事。总之，愈来愈贴近社会生活，如实地反映社会生活，而且愈来愈深入细致地触及社会的各个方面，直到剖析人们的精神世界。这个问题，用不着多举例子，只要比较一下《水浒传》、《红楼梦》和我们当代的小说，就非常明显了。《红楼梦》在反映生活方面，显然就比《水浒传》既更为真实，又更为深细，其中的人物就不再具有超人的禀赋和传奇色彩。它们都写了权势者压迫弱小者的事情，《红楼梦》就不只是显示了这种事情的不合理，而且显示了发生的原因就在于权势者占有财富和权势，不再只是归咎于权势者的个人品质。这就不仅写出了人物在做什么，而且显示了他们为什么这样做。《水浒传》写人物心理活动比较粗，人物的心理情感也比较单纯；《红楼梦》就较为深细，展示了几个主要人物的心理状态和精神活动。虽然《红楼梦》缺少《水浒传》所具有的那种令人鼓舞、快意的浪漫主义素质，但对现实生活的认识、理解，毕竟是更深刻了。我们当代的小说，虽然还不能说哪个作品可以和《红楼梦》相媲美，但从总的情况看，许多优秀的中短篇，在反映现实生活的深细度方面，无疑是有了显著的进步，迈进了新的境界。
文学固然始终保持其感性的表现形式，但它本质上是人们的理性活动，是人类精神文明的花朵。通过历史上各个时期的文学作品，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它们所反映出来的各个时期的人们的生活和斗争，而且可以看到各个历史时期的人们的精神世界、人与自然的精神联系、人们对自身所处的社会的认识、人们对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关系的理解、各种阶级和集团的人的精神状态和理想追求，以及由这各方面综合体现出来的人类精神文明的程度。至于文学影响人的感情和思想，也如同文学创作中的“情”与“理”的关系一样，这两个方面是相互联系、相互渗透、密不可分的。这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应当说前者是表，后者是里，文学的“感化”作用，应当是建筑在让人们更清醒、更正确、更深刻地认识和理解现实生活，认识和理解社会上的各种现象、人与人的各种关系，以及自己的使命和任务，应当扬弃什么、追求什么的基础上。这是人类文学的发展所显示出来的倾向，也是人类精神文明的发展所提示出来的要求。尽管当今世界上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文学流派，使人眼花缭乱，但是，作为主导的仍然是随着人类精神文明的发展和人对现实世界认识的深化而不断发展的现实主义文学。
（原载《文史哲》198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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