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陆实行改革开放，学术上的许多禁忌消失，学术研究活跃起来，文学研究自不例外。在这种形势下，对古代小说研究尤为有幸的，是中国古代小说得以大量重新印行，不仅一些长时期流行的经典名著反复再版，许多尘封已久的古本小说、流传海外的孤本小说，乃至少数未曾刊行过的抄本、稿本，除了部分涉嫌“淫秽”者，大都陆续新印出来。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古本小说集成》，虽然尚不足以称中国古代小说之总汇，但距存留至今的古小说之总数也只差十之一二了。过去只有少数几位专治古小说的学者才获一见的孤本秘籍，现在便可以轻而易举地拿来，从容地阅读、研究了。这便为研究者扩大视野提供了方便，由于某种缘机，大量原来并非研究古小说者也投入了古小说研究的行列中来，古代小说的研究也便史无前例地活跃起来。
古小说的倾筐式的新印，激活了古代小说的研究，从而大量的被历史遗忘的、不为研究者注目的小说也经受了详略、深浅不同的诠释、评论，浏览一下与《明末清初小说丛刊》并出的《明清小说论丛》、甚为难得的坚持长期刊行的《明清小说研究》的目录，如果再加上如林辰的《明末清初小说述录》等叙录式的书，可知中国古代白话通俗小说大都受过了解说、评论。随着对这许多小说文本的研究，与之有关的人事现象，如才子佳人小说的代表作家的真实姓名（张匀、徐震）及其大体行迹，刊行后随即因有违忌的内容不得流传的《型世言》的编刊者陆云龙兄弟的身世和编刊多种小说的情况，清初许多正统文人如黄周星、查继佐、杜濬等染指、参与编刊通俗小说的现象，最为幸运的是文化名流李渔的小说受到了高度的评价等等，都详略不同地显现出来。对大量小说广为解说、评论和有关小说的人事现象的考察，这两个方面都大大地丰富和深化了对中国古代小说的历史面貌的认识。应该说，这是这一时期古代小说研究的一大业绩。
近四十年来的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一方面是一些年辈较长的研究者据守已往研究的阵地，沿用传统的重文献、重考证的治学方法，做小说名著、亚名著的文献的开发、整理，考证作者行迹、成书年代、版本状况、故事源流等方面的问题，成绩斐然。譬如，黄永年发现元刻《红白蜘蛛》话本残页，证明元代确有小说家话本，对弄清有争议的“话本”的意思是什么的问题也有裨益；徐复岭从《曲阜颜氏家藏尺牍》里揭出周在浚致颜光敏一札，证实《醒世姻缘传》在清康熙二十年已传至江南，苏州正在刻印，书前“弁语”所署“辛丑”当即顺治十八年，争议已久的作期问题便可大体定案了。《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的成书年代问题，虽然还存在着争议，但不同主张的研究者却也提出了一些新材料、新视角，研讨得更深入，有助于不久做出符合实际的认识。小说文献资料的整理，多位学者先后着力搜集，朱一玄、刘毓忱编辑的《三国演义资料汇编》、《水浒传研究资料汇编》、《金瓶梅资料汇编》、《聊斋志异资料汇编》等书，汇综前人所见，益以编者新见，最为齐全，为今后的研究者提供了检阅的方便。
近四十年的古代小说研究，呈现出趋新求变的态势，诠释、评论取多种视角，这便冲开了已往的诠释小说的主题思想、品评人物形象、称述艺术成就的格局。大体上说，有这样几种研究。一是取大文化的视角，揭示小说与宗教、社会伦理观念、社会生活状况、民间习俗的关系。对小说研究而言，最有意思的是揭示出许多小说（特别是神魔小说）中神魔形象、神怪情节的宗教渊源，及其在小说创作中的变异，对理解这些小说的生成机制、构成因素及其内蕴，有直接的效益。二是接受了西方的接受理论，研究者逐渐关注中国古代小说的传播接受的问题，将原先只是作为小说名著研究附缀的“影响”问题，扩展开来，成为古代小说研究的一个大课题。成果有王平主编的《明清小说传播研究》。三是叙事学的研究。小说的基本属性是叙事，过去的小说研究却忽略了这个中国古人如史学方面的刘知几、小说批评方面的金圣叹曾经有所论述的问题。现在由于西方文学批评叙事理论的输入，唤起了研究者的注意，有理论的研讨，如杨义的《中国叙事学》；有对中国古代小说叙事的考察，如王平的《中国古代小说叙事研究》；批评实践方面，王昕的《话本小说的历史与叙事》，从小说叙事的角度，分别析出宋元话本、“三言”、“二拍”到李渔小说的创作特征，清楚地揭示出了话本小说深层的演变轨迹，开辟了真正文学批评的话本小说研究的新境界。
伴随着古代小说研究的进展，小说史著也蜂拥而出，而且品目多样，甚是齐全，其中有中国小说通史，断代史（历代都有）、文体史（如《话本小说史》、《章回小说史》、《文言小说史》）、类型史（如《历史小说史》、《世情小说史》、《神怪小说史》）、理论批评史、小说研究史（如《红学小史》），有的一种史还不止一部，有的虽然没有标出“史”字，其实也可以算作史类，如程毅中的《宋元小说研究》，便可以归入断代小说史。这些新编著的小说史，共同的一个特点就是入史评述的小说大为增多，明清小说史增入评述的作品尤多，有关小说作者的介绍和引入的小说文献，都大为增多增详了，内容自然是大为丰富了。这许多部小说史，大都还是采用了上世纪50年代形成的文学史的模式，以朝代分期，再以文体、类型分类，同期同体同类下依年代的先后罗列式评述小说作品，间或有些综合性的描述。但是，其中也有别辟蹊径、有所开拓创新的。譬如齐裕焜的《中国古代小说演变史》，变纵切为横切，就志怪传奇小说、白话短篇小说、长篇的历史小说、英雄传奇小说、神魔小说等类，评述作品或专书，重在显示演变，其中最有开拓意义的是对章回小说中的“列国志系统”、“隋唐系统”、“杨家将系统”等几个系列性的小说的繁殖演化的情况，考察得具体细致，为已往的小说史研究未曾认真考察、论述过的内容。杨义的《中国古典小说史论》，取小说史上经典性的名著，摆脱一般文学史的思想内容、人物形象、艺术成就“三分法”，就小说文本的文体、题材、思想内涵、叙事结构、叙事话语诸方面，抽取出突出的特征加以深层次的阐释，小说史的历史知识的内容便富有超越小说文本和小说创作的具体现象的文化意蕴。还有陈大康的《明代小说史》，认为小说史中的“小说”，其实指的是“小说创作”，因此，这部断代小说史放松了对小说作品的评论，重点考察的是小说创作在纵的（先前的小说创作）、横的（时代环境，包括政治、经济、作家生存状况、乃至印刷、行销）错综复杂的因素的影响和约束下的编创情况、小说内容与环境的相互关系凸出显现出来，可以说是独具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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