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演义》自刊行问世起，便与罗贯中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录鬼簿续编》中简单地记述了罗贯中的行迹，鲁迅先生据之推定他为元末明初人。《三国志演义》的成书，自然可以肯定是在元末明初，只是由于明初的文化政策和印刷业的局限等多种原因，直到明嘉靖初年，这部堪称中国历史小说的开山之作，方才得以刻印，广泛传世，最初的名称是《三国志通俗演义》。
此后的一个多世纪里，《三国志通俗演义》先后出现过多种本子，除了加图、加批、添进周静轩之诗、改变卷数和回数之外，基本上没有改动嘉靖本的内容和文字。
到了明末清初，继金圣叹删改评点《水浒传》、冯梦龙增写《平妖传》之后，毛纶、毛宗岗父子修订、评点《三国志演义》刊行问世，便压倒了所有明代刊印的本子，风行至今，罗贯中的原本也就不为广大读者所知了。
尽管近些年来，毛本《三国志演义》受到一些评论者的贬抑，但它风行三百馀年，至今新出版的《三国演义》仍然是以它为底本，并且包括几部《中国文学史》在内的论著，还是都以它为依据评论这部杰出的历史小说的文学成就和价值。这一事实便说明它确有其不容轻视的优长处。
毛本《三国志演义》，通行的旧本题作“圣叹外书，茂苑毛宗岗序始氏评，声山别集，吴门杭永年资能氏定”。卷首有一篇序文，末署“顺治岁次甲申嘉平朔日金人瑞圣叹氏题”，显然有不合情理处。“顺治岁次甲申嘉平”，即清顺治元年（1644）腊月，其时清兵尚未渡江，江南还是南明弘光王朝，苏州吴县的金采尚未更名人瑞字圣叹，也不应署清朝的年号。毛氏父子修订、批点《三国志演义》，时在清康熙年间，其时金圣叹已因“哭庙案”被杀戮，何以得见毛氏批《三国志演义》稿，而为之作序？金圣叹认定的“才子书”为《庄子》、《离骚》、《史记》、杜诗、《水浒传》、《西厢记》，有案可查，他在《读第五才子书法》中明确表示对《三国志演义》并不太欣赏，何以又推许为“第一才子书”？足见所谓“圣叹外书”和金圣叹之序，实乃伪托。
现存康熙十八年李渔序刻本，题为“四大奇书第一种，声山别集，茂苑毛宗岗序始氏、吴门杭永年资能氏评定”。李渔序与所谓“圣叹外书”署名金圣叹之序，两者中间主体部分基本相同，只是开头和结尾部分差异较大。开头部分各自适应各自的书名，李渔序从王弇州“有宇宙四大奇书之目”，“冯犹龙亦有四大奇书之目”说起，与主体部分论“三国者乃千古争天下之一大奇局，而演三国者又古今为小说之一大奇手”完全吻合；而伪托之金圣叹序，从“余尝集才子书者六”说起，与后文赞三国事和《三国志演义》最奇，便不相吻合，露出张冠李戴之病。结尾部分说及作序者为毛本作序缘由，李渔序云：“《水浒》之奇，圣叹尝批之矣，而《三国》之评，独未之及。予尝欲探索其奇以正诸世，乃应酬日烦，又多出游少暇，年来欲践其志，会病未果。适予婿沈因伯归自金陵，出声山所评书示予，观其笔墨之快，心思之灵，堪与圣叹《水浒》相颉颃，极
心抉髓之谈，而更无靡漫沓拖之病，则又似过之，因称快者再。因伯索序。声山既已先我而评矣，而予又为之序，不亦赘乎？虽然，予历观三国之局，见天之始之终之，所以造其奇者如此；读《三国志演义》又能贯穿其事实，错综其始末，而已匠心独运，无之不奇如此，今声山又布其锦心，出其绣口，条分句析，揭造物之密藏，宣古人之义蕴，开卷井井，实获我心，且使读是书者知第一奇书之目，果在《三国》也。因以证予说之不谬，则又何可以无言。是为序。”末署“康熙岁次己未十有二月李渔笠翁氏题于吴山之层园”。文中所说沈因伯，就是李渔诗集中多次言及之“阿倩”——其长女昭淑之夫婿沈心友。李渔年及五十方生长男，沈心友赘于其家，代司家政，经办刻印著述诸事。李渔于康熙十六年（1677）正月自江宁移家杭州，买地吴山之麓，名曰层园，次年修屋数椽，自谓“从此身闲手更忙”，“不聊生处卖文章”（《笠翁诗集·次韵和张壶阳观察题层园十首》）。此序所叙缘由和题署之时、地，与李渔行迹完全吻合，自然不会是伪托。可见此康熙十八年（1679）李渔序刻本，当为毛评《三国志演义》之最初刊本。
毛氏父子的生平事迹，长时期不甚为人所知。近年经研究者陈翔华著文（《毛宗岗的生平与〈三国志演义〉》）稽考，方才有了些眉目，依稀可见其人。
毛纶字德音，号声山，长洲（今苏州市）人。褚人获《坚瓠补集》有“汪啸尹祝寿诗”一则，说毛纶“学富家贫，中年瞽废，同辈惜之”，后引汪啸尹（顼）祝其六十寿诞诗四绝句，其一云：“两字饥寒一腐儒，空将万卷付嗟吁。世人不识张司业，若个缠绵解赠珠？”可知他家境清贫，长期做塾师。另据毛宗岗撰《雉园公戊辰硃卷并遗嘱手迹合装册题跋》，毛纶从顺治八年（1651）设帐于同邑娄关蒋氏之家。他曾批点《琵琶记》，刊于康熙五年（1666），题为《第七才子书》，自为《总论》中云：“比年以来，病目自废，掩关枯坐，无以为娱，则仍取《琵琶记》，命儿辈诵之，而我听之以为娱。自娱之馀，又辄思出以公同好。由是乘兴粗为评次，我口说之，儿辈手录之。”据此，他双目失明是在康熙初年。褚人获说他“中年瞽废”，估计为四十五岁左右，则可推断他生于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前后。李渔为其所评《三国演义》作序时，他仍然健在，自然是已年逾花甲了。
毛宗岗字序始，号孑庵。近年，研究者从《娄关蒋氏本支录》稿本中，录出其《雉园公戊辰硃卷并遗嘱手迹合装册题跋》，首段云：“余于乐安，忝为师若友者，盖已四世云。忆自幼即闻雉园先生，为乡先达中有文章、有政绩、有志节之一人，顾第耳之而未目之也。辛卯岁，先生延馆先君子，俾冢孙云九世兄受业焉，于是予从先君子后，常得谒先生，言貌温古，如被春风，间亦略自道其为学与为政事，以训后进。予亦屡以拙艺请政，辄蒙嘉许。时予方弱冠耳，而今忽忽已老矣。”全文末，题“康熙己丑之春通家晚学生毛宗岗谨识”。此题跋提供出了一些情况：“辛卯”，毋庸置疑是指清顺治八年（1651）。那年他“方弱冠”，即二十岁上下，则其生年当为明崇祯五年（1632）左右。到他作此题跋之“康熙己丑”，即康熙四十八年（1709），已达近乎八十岁的高龄，所以有“而今忽忽已老矣”之语，恐怕不数年就去世了。题跋中说他于娄关蒋氏“忝为师若友者，盖已四世云”，后文又有“（雉园先生）贤曾孙树存氏称乐安佳士，从余游，以余为硕果也”之语，可见他继其父毛纶之后，也曾在蒋家坐馆。后文又说道：“独是予不肖，空读父书，迄于老而无成，大负（雉园）先生昔年嘉许之意。”他年及耄耋，仍作如是语，虽说是自谦，但也说明别无可称述的作为，一生一如乃父，只不过是一位在地方上稍有点文名的教书先生。
毛纶在《第七才子书琵琶记总论》中，讲到评点《三国志演义》的事情：“昔罗贯中先生作通俗《三国志》一百二十卷，其记事之妙，不让史迁，却被村学究改坏，予甚惜之。前岁得读其原本，因为校正，复不揣愚陋，为之条分节解，而于每卷之前，又各缀以总评数段，且许儿辈亦得参附末论，以赞其书。书既成，有白门快友见而称善，将取以付梓，不意忽遭背师之徒，欲窃冒此书为己有，遂致刻事中阁，殊为可恨。今特先以《琵琶》呈教，其《三国》一书，容当嗣出。”这表明毛氏父子评改《三国志演义》，一如评点《琵琶记》，主要是毛纶来做的，毛宗岗只是执笔代书，“参附末论”。李渔序中只称“声山所评书”，毛氏同邑友好褚人获在《坚瓠补集》的那则“汪啸尹祝寿诗”中，也将此书当作毛纶的著作。大约是由于毛氏评改的《三国志演义》虽完成的时间先于所评《琵琶记》，而刻印却晚了十馀年，这其间，在毛纶双目完全失明的情况下，毛宗岗又曾做过一番加工，所以这部书的初刊本便题作毛宗岗评，同时题上“声山别集”四字，后来的评论者也就把毛宗岗当作第一作者了。实际上还是应当并署父子二人的姓名，题作毛纶、毛宗岗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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