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诗歌的发展，源远流长，自《诗经》、《楚辞》以来，才人辈出，风雅相继，灿烂辉煌。唐宋两代更是中国诗歌的黄金时代，语言艺术造诣之高，几乎使后世难以为继。元明以后，戏曲、小说同时崛起，由于它们的形式、语言的通俗性，较之诗歌更富有群众性，也吸引了许多作者竞相创作，但是，由于诗歌的历史传统的惰力，诗歌亦然占据文学正宗的地位，再加上诗歌的功用颇广，一个文人如果不能作诗，便无从见其风雅，也无从进行广泛的交游，所以诗创作仍然非常兴盛。这情况，有清一代更为突出，诗人和篇什之多，数目相当可观。卢见曾于乾隆中期辑《国朝山左诗钞》，仅清兴一百馀年，就得人六百二十馀家，得诗五千九百有奇，又附见诗一百十九首，还自谓“缺佚尚多”（见该书《凡例》）。事实也确乎如此，之后不太长的时间，张鹏展又辑了《国朝山左诗续钞》。这还只是山东一省，文风更盛的江南，就不用说了，试看《两浙轩录》、《江苏诗征》等集卷帙之巨，就可以想见其盛了。

蒲松龄也像当时一般的读书人一样，自少年起便染指于诗创作。他曾同张笃庆、李尧臣诸同邑友好，结为郢中社，“以宴集之馀晷，作寄兴之生涯”（《郢中社序》）。此后，他虽然在教书、应试之馀，还热衷于写狐鬼小说，应接不迭地代人歌哭，写婚丧嫁娶、祝寿立碑之类的文字，但也还不废吟咏，历年不辍，直到临终。他最后的一首绝句题作《除夕》，距其“依窗危坐而卒”，仅二十二日。现存诗一千馀首，全是他三十岁以后的作品，前此所作可以说全部佚失，估计也总该有二三百首。他也是一生致力于诗创作的，比创作《聊斋志异》的时期还更长一些。

蒲松龄之诗作和他的小说创作，艺术风格迥异。《聊斋志异》写狐鬼花妖，志奇人异事，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古代志怪传奇小说的传统。他驰骋幻想，精心结撰了一个个瑰玮奇丽的故事，“事或奇于断发之乡”，“怪有过于飞头之国”（《聊斋自志》）。尽管他的幻想也是根植于现实生活的土壤中，虚幻的情节中也融合进去真实的生活细节，并且寄托着他对现实的认识、愤慨、期望，但是，他所嘲讽、抨击的人情世态，他所憧憬的美好理想，毕竟是带着诡秘奇异的色彩呈现于读者面前的。而他的诗作，尽管是不拘一体，格调也不全同，但基本上是缘实事实情而发，直抒其感受和体验，一切照实写来。对于这一点，嘉庆时做山东督学使的张鹏展说得颇为中肯，他说：

余初读淄川蒲柳泉先生《聊斋志异》，恢奇变幻，极众态之形容，托深心于豪素，迹其缠绵悱恻、俶诡环伟之情，皆抑郁无聊，所不能已于世道人心之故，而诗人之旨寓焉。壬申余征《续山左诗钞》，于其嗣孙庭橘获先生诗集五卷、诗馀一卷。细玩终日，因境写情，体裁不一，每于苍劲刻峭中，时见浑朴，与《志异》笔墨蹊径略殊。

自然，蒲松龄也有《为友人写梦八十韵》那样的驰骋幻笔、侈陈丽词之作，王士禛评之曰：“缠绵艳丽，如登临春、结绮，非复人间闺闼。”但毕竟是极少。

这两种创作蹊径的选择，既有其主观因素，更有客观因素，是客观因素决定着他做出这种智慧的选择。

中国志怪传奇小说渊源流长，虽然发展到晚明，文人的创作已如强弩之末，无甚可称述者，但民众讲述神仙鬼怪故事的兴趣，却由于明清易代之际的社会大动乱提供出来许许多多怪异传闻，而变得更浓厚，连自幼便读“子不语怪力乱神”的读书人，也不能不受其影响。从那种历史环境中长大成人的蒲松龄，自然亦不能免。可贵的是他觉察到了志怪传奇小说的文学性质及其潜力，不顾时俗之浅见，把作此种并不为文苑所重的作品看作足以传世的千秋大业，而且他也确实为自己找到了一个适宜发挥个人的文才的场所，并在创作实践中突破了志怪传奇小说容易流于一般地记述奇闻异事的局面，成为他观照和探索人生意蕴的凭借、手段，于是“诗人之旨寓焉”。《聊斋志异》之成功，就在于此。

在诗歌创作方面，蒲松龄几乎是被动地承受着传统的诗说和当时一般的风尚，用以言志抒情，乃至更实用地用以交际应酬，所以“因境写情，体裁不一”。他似乎没有在诗艺上有特别的领悟和追求，对赏识其文才并与之有文字交往的王士禛之“神韵说”及其空灵蕴藉的诗作，既未评论，也不依傍，只是在《宋七律诗选序》中表示了一点宋诗未可全废的意见。他确实是未想在诗创作方面自立门户，只是缘事而发，苦则苦，乐则乐，因境写情，直抒胸臆而已。他的诗作未为当时诗坛所重在于此，他的诗作亦还有颇足称道处也在于此。

蒲松龄在诗创作方面之所以执着于尚实，显然与其身世有关。他出身并非富贵之家，又困于场屋，终身未能进入仕途。他从能诗之年龄，生活日趋困苦，中年尤甚。他有一首《日中饭》诗，写麦收刚过，吵闹不堪，心里非常难过，更为忧愁的是旱情严重，秋收无望，瓮中储粮仅够交官税的，交了官税，一家将靠什么生活？这就是真实的自况。年逾不惑，他进入缙绅毕氏之家坐馆，宾主甚相得，个人生活无虞，所得束脩于家亦有小补；几个儿子先后成人自立，收入多了些。由于他能文，赢得了当地官吏和乡绅的敬重，逐渐成了当地的一位头面人物。但是，直到晚年，他的地位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家境也没有富裕起来，仅只是“粗衣幸不至悬鹑”（《老乐》）罢了。这样，他就始终没有离开贫困的农村，没有与灾难深重的农民拉开距离，割断联系。他自己年年要完粮纳税，免不了受到催租吏的恫吓，更亲自目睹过穷苦农民被迫卖儿鬻女的悲惨事件，自然对官府赋税压榨之苦体会较深切。淫雨害稼，蝗虫成灾，久旱无雨，禾苗枯焦，他为家庭的生计而忧心忡忡，自然也会推己及人，为比自己更贫困的农民而忧心如焚。他长时期为养家糊口而寄食于人，也就不能像陶渊明、王维那样一些诗家优游林泉，寄兴田园，更不能有那些在朝在野养尊处优的达官贵人们的闲情雅致，他心事重重，满腹牢骚，哪里还须作无病之呻吟！现实的处境决定了他能够正视现实，关注和同情民众的疾苦，推动着他在诗歌创作上紧贴着现实生活，真实地披露自己的苦乐辛酸，真实地反映农民之苦难，表现出一位诗人难能可贵的坦率、正直和勇敢。他的诗作，也正因为过实过直，无意讲求“别材别趣”，再加上他名位不高，未得诗坛名家品评、游扬，身后又为其不朽之作《聊斋志异》的艺术光辉所遮掩，所以就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几至湮没无闻，选山左诗者才稍加注目而已；直到现在，我们对蒲松龄的诗发生兴趣，主要的还是由于他是《聊斋志异》的作者，可借以了解其生平事迹、为人处世的表现、诸种思想观念，以及《聊斋志异》的创作情况，以便进而对这部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作出确切的理解和评论。

在封建社会里，农村是贫困、愚昧的天地。农民是勤劳的，但在封建的压迫、剥削下，又时时承受着天灾人祸的蹂躏，生活境况十分困苦凄惨。

蒲松龄一生基本上是生活在农村，尽管他大半生舌耕笔耘，同终年抱着锄头的农民不一样，但生活境况也没有甚大的差距，熟悉农村的情况自不必说，更重要的是他还曾经受农民所经受的困苦，与农民有息息相关处，所以，他的诗也比较多地记述了农村的灾难和农民的苦难。

当时，灾荒是频繁的。据《淄川县志》记载，在蒲松龄生活的康熙年间，旱灾、涝灾、虫灾、雹灾，近二十馀次。蒲松龄像一位老农，时而为久旱不雨而忧，时而为久旱逢雨而喜，天气的变化总是牵动着他的心弦。如《旱甚》：

百里童童野草枯，人饥牛马少青刍。

于今半绝秋田望，再旱十辰豆也无！

《听雨》：

夜夜常忧旱，此宵意发扬。

荷声繁到枕，露气冷侵床。

旧簟生寒润，新书发静香。

秋禾犹未晚，冀不隔年荒。

遇到蝗虫，他不仅忧心忡忡，写了《蝗来》诗：

蝗来蔽日影纵横，下上扰扰如雷轰。风骤雨急田中落，垂垂压禾禾欲倾。老夫顿足何嗟及，唇干舌燥瞠双睛。老妇解破襦，竿头悬结为旗旌。稚子无所计，破釜断作双鸣钲。手挥口叫惊始去，到头回看复已盈。禾头公然相牝牡，或言旬日遗虫生。薨薨飞来犹未尽，我观此状心悲悯。……

而且还为群众愚昧，视蝗蝻为神圣，“瞠目任蚕食，相戒勿敢撄”，又各自只顾自家的田禾，不协力捕杀，乃至“以此成牴牾”，“舍蝻而人斗”，甚为痛心，作《捕蝻歌》伤之。

特别是康熙四十三年（1704）前后持续三年的那次特大灾荒中，他陆续写了数十首诗，真实地记录了当时的惨状。

康熙四十二年（1703）四月，二麦因锈病而歉收。五月二十四日，“风雨竟日，自此淫霖不休”，达二十馀日，“草迷疆界，与稼争雄长”。六月十九日放晴，却自此无雨，“低田水浸胫”，高田尽生蜚，秋收又大歉，“一亩芟来无斗粒，奇荒何处吁青天！”（《蜚虫害稼》）蒲松龄忧心忡忡，有诗伤之：

当午青草燎洪妒，旱禾萎悴夜不苏。齐鲁千里百郡县，八十四邑莽为潴。高田苗瘠黄未死，酷阳收烬淫雨馀。赤夏三旬无滴雨，禾穗半秕豆茎枯。今方秋成谷腾贵，世上斗米如斗珠。……

——《淫雨之后继以大旱，七夕得家书作》

因为久旱无雨，“田深半尺无润土”，小麦也无法下种。到了秋冬之际，不少百姓便断粮绝食，“乞丐趾错于门，即糠秕亦不能嗟来之”，有的便开始逃荒。一冬无雪，过年后又一春无雨，百姓连榆树皮都吃光了，夏粮无收，于是出现了种种骇人听闻的凶年惨状。五月间，蒲松龄因事赴济南，往返之际，忧心如焚，毫无隐讳地全都写了出来。

《五月归自郡，见流民载道，问之，皆淄人也》：

大旱已经年，田无寸草青。大风折枯蓬，垅头黄埃生。五月行复尽，宁犹望西成？壮者尽逃亡，老者尚咿嘤。大村稀烟火，小村绝鸡鸣。流民满道路，荷簏或抱婴。腹枵菜色黯，风来吹欲倾。饥尸横道周，狼藉客骖惊。我行至旧村，邻半为逃氓。官慈盗日多，日落少人行。父老对欷歔，愁旱心煎烹。尤恐天降雨，晚田无人耕。

这里并没有诗的夸张。其《记灾前篇》记述得更惨重：

淄至是弥望无青草，而境之南、之西、之北，皆有麦，于是荷担襁子，流离道中，皆淄人也。有村廿馀家，仅馀四扉未阖，而盗日横，惧孤，亦他徙，一村遂空。是时十分淄，耗者死二而逃三，存者人三而贼二。五月底犹不雨，存者亦渐逃，惟贼不逃，如虱附物，物虽瘠未死尚可附也。道殣无人瘗，禽犬分葬之，人俭而畜丰矣。郡城为流人所聚，国若焦。郊关善士，为掘眢井，深数尺，纳尸焉；既满复掘，盖十馀井，犹未巳也。

济南距淄川仅二百馀里，自然是聚集了许多饥民，为了活命，沿门乞讨，甚至不得不卖女鬻女，如蒲松龄诗中所写：

男子携筐妻负雏，女儿卖别哭呜呜。

——《流民》

可怜翁媪无生计，又卖小男易斗糠！

——《饿人》

更惨不忍闻的是，街市上竟有卖人肉、人油者：

旅食何曾傍肆帘，满城白骨尽灾黔。

市中鼎炙真难问，人较犬羊十倍廉！

——《饭肆》

《记灾前篇》云：

货人肉者，凌晨驱驴，载送诸市肆，价十分羊之一。或炼人膏而渍之，以杖荷坛，击铜板市上，价视乌麻之槽磨者。

比起这种被吃的情况，那些饿死后“得入眢井”者，可真是“犹大葬也”，可谓得善终焉。

这年六月初九日，下了一犁深的雨，似乎有了转机，农民抢时间播种。不料禾苗刚及膝，便虸蚄（粘虫）、螟虫丛生；到八月初，虸蚄刚没，蝗虫就来了，庄稼全被毁掉。蒲松龄有《纪灾》诗云：

半载酷阳麦夭殒，薅之盈筐不受捆。六月初雨田始青，虸蚄蜿蜒大如蚓。禾垅聚作风雨声，上视丛丛下蠢蠢。妇子携箕相斗争，随声憧憧半倾陨。前方坑杀置沟渠，后已襁属缘禾本。勤者苦战禾半存，懈者少息穗苗尽。枯茎满地蝗犹飞，老农涕尽为一哂。剩有荍菽待秋成，生途益窄民情紧。叶萎花焦望雨零，片云吹散朔风狠。去年卖女今弃儿，罗尽鼠雀生计窘。千古苛灾一时遭，孽自人作天亦忍！

所以，直到康熙四十四年（1705）三月，蒲松龄带着几个儿子赴济南就道试时，途中所见依然是：

道上仍多殣，僵横尽瘦男。

回翔鸣鸷鸟，狼藉走惊骖。

这两年多的时间，灾情一直牵动着蒲松龄的心，凡所闻见，皆情动于衷，形诸于诗。他对官员们不恤民苦的表现，更是没有放过。如《告灾》诗嘲谑县官麻木不仁：

大旱三百五十日，垅上安能有麦禾？

报到公庭犹不信，为言庭树尚婆娑！

还有数首诗是讽刺山东巡抚匿灾不报、驱赶灾民的，如《历下》云：

有道天王自圣明，南漕百万济苍生。

大人已报当年富，五月横尸满郡城。

《邸报》云：

二麦全枯谷未耰，流金铄石旱无休。

年丰幸有中丞报，犹缓君王东顾忧！

史载，康熙四十三年夏山东大水，巡抚王国昌匿隐不实报，为御史顾素弹劾，玄烨命截留漕米五十万石赈灾，而王国昌和山东布政使刘皑，又从中侵蚀，以补亏空，并将朝廷拨来山东的赈银，俱收藩库，迟迟没有发放，以致受议处（蒋良骐《东华录》卷十九）。蒲松龄《记灾前篇》中云：“朝廷截漕五十万，遣旗百馀官分道赈济，独淄不成灾，未与赈。”大约是王国昌及派来的官员，在赈灾中又缩小灾情，谎报成绩，报称部分邑县已秋粮有收，淄川就在其列。王国昌于康熙四十三年正月被革职，继任巡抚赵世昌，仍然匿隐山东灾情之严重，所以蒲松龄非常气愤。济南城满是淄川的饥民、饿殍，却谎报“当年富”、年已丰，岂不是睁着眼说瞎话！哪里顾百姓的死活。所谓“犹缓君王东顾忧”，这是作者借为官员们代拟的谎言，来揭穿他们匿隐灾情，实际上是怕皇帝知道了真实情况，怪罪他们治理不善，严重失职，摘了乌纱帽。

更值得玩味的是《流民蒙君恩，载送东归》一首，诗云：

家中逃者方出门，旧年逃者返乡村。

归家尚得首丘死，尽荷君王覆载恩！

百姓因灾荒而逃亡，地方官府照例要秉承朝廷旨意，招令还乡，甚至采取强迫手段。这一是为防止流民闹事，二是以免有碍郡城、京师的观览。诗题“流民蒙君恩，载送东归”，见得也是非自愿的返里。百姓是由于灾荒断粮绝食，才逃离乡井的，遣返回去依然是无以为生。“首丘死”，语出《楚辞·九章·哀郢》：“鸟飞返故乡兮，狐死必首丘。”蒲松龄这里说：“归家尚得首丘死，尽荷君王覆载恩！”意思是感谢皇帝的恩典，可以死在家乡了。这岂不就是说回乡也是一死？哪里还是颂扬君恩？

蒲松龄在《流民》一诗里感慨地说：

郑公去后流民死，更有何人作画图？

郑公指宋代的郑侠。郑侠在做安上门监时，会天旱，见到流民羸瘠愁苦，乃绘图上给神宗，世称《流民图》。神宗览图嗟叹，下诏自责（《宋史》卷三百二十一）。蒲松龄是用郑侠的故事，慨叹当时的官僚没有人能像郑侠那样为民请命。这也正是从另一个角度，讥讽那些匿灾不报的官僚不体恤黎民的疾苦。其实，他自己的这数十首记灾诗，岂不正是一卷“康熙盛世”的“流民图”！

在当时，造成农民苦难的不只是灾荒，更为经常的是官府租税的压榨。农民终年辛勤劳动，即使薄有所收，也只是仅够完粮纳税的，“粜尽官税完，陶然捧枵腹”（《西成》），所以，即便是一般年成，甚至是丰年，农民也不见得能免于啼饥号寒。蒲松龄有题作《田家苦》的一首古诗，便写出了并非荒年的农家之苦：

稻粱易餐，征输最难。疮未全医，肉已尽剜。东家女儿卖吴越，邻妇夜夜哭霜月。我方踟蹰怀百忧，租吏登门如怒牛。县牒丹书照红眼，隳突叫号声响喽。小男酒浆罗堂上，归谋老妇相对愁。欲卖园中枣，田宅贱于草；欲贷豪家钱，债券无署保。千思万转仍不果，计卖黄犊尚差可。莫管来年耕不耕，免去眼前遭兵火！

这又是一幅农民苦难的图画：租税苛重，农民本来十分穷困，哪里能够完粮纳税？催租吏穷凶极恶，有黄犊可卖的固然可以狠狠心，不顾来年的耕种；没有黄犊、田宅可卖的，就只好卖儿鬻女，或者逃亡外乡了，同灾荒之年还不是一个样子！他在《田间口号》里，更直率地陈述了这样的意思：

日望饱雨足秋田，雨足谁知倍黯然。

完得官税新谷尽，来朝依旧是凶年！

干旱无雨，禾苗枯死，倒也死了心。雨水足了，辛辛苦苦收获的粮食都完了官税，自家一无所得，还得挨饿，岂不更令人伤心！这种深切的体会，恐怕只有像蒲松龄这样长期生活于农村、处境与农民相近、也深为官府的租税所苦的作家，才能体会得出来的。

和许许多多古代诗人一样，蒲松龄的诗作也以抒发个人怀抱，写行旅登眺，与友人唱酬赠答的篇什为多。由于他性情率真，为诗亦率真，苦则言苦，乐则言乐，不作无病呻吟，也不故作风雅、强作欢乐，所以他的诗如实地反映了他大半生各个阶段的苦乐和辛酸。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他中年家境之极端困苦，晚年薄有田产，家道小康，“梦醒无烦恼，歌呼任徜徉”（《自适》）的身境心态；也可以看到他是怎样顽强地在科举道路上挣扎着，他冀博一第的雄心是怎样在不断地失望中消磨净尽，尔后又是怎样勉励儿孙们重走自己的老路；还可以看到他在毕家设帐三十年，有书可读，有园林堪优游，与两代馆东相处得很融洽，自谓“疏狂剩有葵心在，肺腑曾无芥蒂存”，乃至向毕盛钜亲切表示：“他日移家冠盖里，拟将残息傍门人。”（《赠毕子韦仲》）总之，他的诗是他大半生的经历、交游、挫折、困苦、情趣、牢骚的真实记录，成为后世人们了解他的第一手的资料。

这里想通过他的诗着重展示一下他的孤介峭直的性情。

蒲松龄由于困于场屋，位卑家贫。他并非没有夤缘以进的机会，只是由于太重道义，讲究文行出处，不肯随人俯仰。蒲箬《柳泉公行述》中就说到：“迨夫三十年放怀诗歌，足迹不践公门，因而高情逸致，厌见长官。邑侯石年张公，仰慕文名，征召不出，至亲履斋庭，不得已迫而后见。厥后香岩时公，亦如之。至喻方伯见诗倾慕，饬周邑侯尽礼敦请，我父倦于奔波，高卧不起。毕刺史载绩先生父子劝驾，乃肯一往。”这几件事，均于诗中隐约可见。他还好仗义执言，遇有“情乖骨肉，势逼党里”之事，即使是平素交情如饴者，也往往“面折而廷争之”。与孙蕙的关系就是一例。当孙蕙邀他去宝应作幕，他是感激的，诗有“赖有孙阳怜瘦骨”（《十九日得家书感赋》，之句，后来孙蕙行取入京做了给事中后，放纵家人、族人横行乡里时，他累幅直陈，不顾及这位官僚友人的面子。他有《贻希梅》五古一首，首云：“青青蕙兰草，结根在岩穴。佳人怜幽芳，采之佩玉玦。玉玦尚可把，幽芳不可掇。”这显然是以蕙兰之幽芳，比喻人品之高洁，含自况之意。下面又说：“热受恶木荫，志士良不屑。”这虽然不敢肯定是就他与孙蕙的关系而发，但也表明他确实耻于阿附、托庇于恃财势作恶的权贵，至少是以此自励吧！他在诗中还屡次表示狂直招怨而不悔的意思，如《杂诗》（《聊斋偶存草》题作《聊斋作》）云：

脂韦福之阶，狂直祸所丛。疏懒嵇叔夜，佯狂阮嗣宗。臣性受父母，焉能强之同？西施颦眉黛，翩翩若惊鸿。宁不知其美？新态殊难工。

《秋斋》（《聊斋偶存草》题作《遣愁》）前二联云：

高斋独坐思依依，回首生平事事非。

狂态招尤清夜悔，强颜于世素心违。

可见他正直敢言，得罪了不少人，即使是这样，他也不肯改变自己的本性。

蒲松龄看不惯社会上发生的不平之事，也必然把笔锋指向黑暗的官府和徇私枉法的官吏。《廷尉门》一诗就是这样：

夕阳斜，鼓乱挝，廷尉门，报晚衙。清若何？无纤瑕。雀有角，鼠有牙。公庭下，鬼含沙。堂上怒，血如麻。谁理直？相公家。

“廷尉”，秦汉时掌刑狱的官，取“治狱贵平之意”（见《汉书·百官公卿表》颜师古注），这里用以指代县衙。全诗用童谣体，三字成句，简洁有力，又多用反语，有嘲有讽，虽然没有实写具体的案情，但却鞭辟入里地揭穿了官府颠倒曲直，袒护为非做歹的豪绅，助纣为虐，残害受欺凌的无辜小民的实质。“雀有角，鼠有牙”，语出《诗经·召南·行露》：“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谁谓鼠无牙？何以穿我墉？”据后世注家解释，这是一位受欺侮的女子对欺侮她的权势者发出的质问。这里说“雀有角”、“鼠有牙”，就是喻豪绅仗势欺人。“谁理直？相公家。”有权势便有理：恶鬼含沙射人受到保护，而无辜的被害者反而受刑法，在公堂上被打得皮开肉绽，血流如麻。这就是《廷尉门》所揭露的现实。

在蒲松龄揭露现实的诗篇中，《历下吟》一组诗也颇值得注意。他在科举中挣扎了大半辈子，终无成就，但从许多次应试的经历中，也逐渐觉察到了科举的弊端及其腐朽性质。如果说，他在《聊斋志异》中的揭露往往集中于考官的昏庸，不能衡文，屈煞真才，那么他六十九岁时写的《历下吟》，反映科场黑暗的实际就更充分了：科场的官吏、役卒对考生极其凶恶，“黑鞭鞭人背，跋扈何飞扬！轻者绝冠缨，重者身痍伤”；监考官“贵倨喜谩骂，俚媟甚俳倡”，不把考生当人看待；主司私通关节，翻云覆雨，最初“受特知”的佳文，忽而“反颜视若仇”，本来已淘汰的卷子，却又取出来放进录取之列。在这种情况下，应试士子含垢忍辱，狼狈不堪。蒲松龄还从中得出了更深刻的认识：

帖耳俱忍受，阶此要宠光。此中求伊周，亦复可恻怆！

应试士子所以忍垢受辱，就是为了要借科举为阶梯爬进官僚的行列，飞黄腾达。从这样一些为了赚取功名富贵而甘心受辱的没骨之辈中间，能够选拔出才德兼备的官吏吗？他们能够成为如伊尹、周公旦那样的贤臣吗？这就触及到了科举的实质，可以说是对它存在的合理性表示了怀疑。

蒲松龄对现实的揭露，还敢于指向高级官吏，并且随着年纪的增长，阅历的丰富，愈来愈勇敢、直率，无所顾忌。如果说他在南游作幕期间，就所亲自目睹的事实，作《大人行》诗，揭露一位钦差大臣擅作威福，纵使爪牙逞凶肆恶，骚扰驿站，敲诈勒索，毕竟未实写其人，有讽谕之意，尚无狂悖之嫌，那么在康熙四十年前后的那场大灾中作诗讥刺巡抚匿灾不报，乃至讽刺朝廷下令驱赶灾民还乡是不顾百姓的死活，就是实指实写，毫不隐晦了。这是需要十分勇敢的。

特别难能可贵的是一首《齐民叹》，全录如下：

圣明省春耕，水衙供珍膳。当路何所营？耗金百十万。金非雨自天，两税增民羡。羡金问几何？略抵税之半。愿竭我膏脂，共资尔巧宦。谷尽难取盈，涕泣零如霰。

这首诗作于康熙四十六年（1707）。诗一开头便明白地说出，事情是皇帝南巡引出来的。“省春耕”，皇帝出巡之称，语本《孟子·梁惠王下》“春省耕而补不足”。那年春，康熙帝是第六次南巡，路经山东。可见诗是缘时事而发，并且直陈其事，未作任何回避。诗中所讥之“当路”、“巧宦”，读者一眼便可看出那是指山东抚台大人，在当时不言而喻，今天也有史可查，此人是赵世显。诗的主旨是讥讽他在康熙帝南巡路经山东境时搞接待，耗金数十万，全以“羡金”之名，加在正额赋税之外，横征暴敛，压榨百姓。诗中措词尖锐，有嘲有讽，特别是最后四句“愿竭我膏脂，共资尔巧宦。谷尽难取盈，涕泣零如霰”，直如同对着那位巡抚的面咒骂、控诉。还有，讽刺的笔锋虽然是直接对着山东地方大员，但对皇帝也不无微词，至少也要算是一种“大不敬”，因为事情是由皇帝引起的，这数额巨大的民脂民膏是使在皇帝身上，“供珍膳”三字，字面上好听，但与后文“竭我膏脂”、“涕泣零如霰”句却构成了显明的反差，真是如《聊斋志异·促织》篇末所云：“天子一跬步，皆关民命。”且不说写这类尖锐的主题本身就涉“狂悖”之嫌，即使不包含对皇帝的不恭不敬，只是对山东巡抚加征羡馀表示不满，写得又如此尖锐，毫无讳饰，也要算是够勇敢的了。像这样的诗篇，在当时的诗歌中是非常罕见的，即使是稍后的选家也不敢收入。蒲松龄是一个山野小民，身上确实有着一定的浑朴憨直的野性，用今天的语言说，他堪称是一位敢于面对惨淡人生的作家。

上文引张鹏展《聊斋诗集序》有“因境写情，体裁不一”一句。说得很对，蒲松龄作诗确实是随兴会而发，不拘一体，也不拘一格。就其古诗说，他多是写所经受的苦难和目睹耳闻的不平、落后诸类社会现象，上窥汉魏乐府，下效白居易、张籍的新乐府诗，不务雕琢，不尚典丽，不求诡异，风格古朴自然，也不过于讲究含蓄，而长处是刻画较工，真切生动。像《日中饭》、《田家苦》、《大人行》、《蝗来》、《老翁行》等篇，都表现出他在《聊斋志异》的创作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善于叙述和描摹的工力。

就近体诗而言，他并没有特别标榜前人，或宗唐，或宗宋，只是随着自己的兴致任意为之，颇有点杜甫所谓“转益多师”的意味。他曾经选辑了《宋七律诗选》，自跋云：“宋人之什，率近于俚，而择其佳句，则秀丽中自饶天真，唐贤所不能道也。……吾于宋集中选唐人，则唐人逊我真也，敢云以门户自立哉！”可见他并不像明人那样一味尊唐抑宋，也未受从宋末严羽的“妙悟说”到清初王士禛的“神韵说”那种诗论的影响。这除了上面讲到过的其生活境遇的原因，也还有其主观原因，即他对诗之本体及其历史传统的看法、态度，与他所敬佩的王士禛不同，认为唐、宋两朝诗都有佳什，都有可师承之处。

蒲松龄的绝句，如《听青霞吟诗》：

曼声发娇吟，入耳沁心脾。

如听三月柳，斗酒听黄鹂。

《扬州夜下》：

梦醒帆樯一百里，月明江树密如排。

舟中对月拥窗坐，烟舍楼台尽入怀。

《怀宗玉侄》：

亦有吾家佳子弟，于君何独倍黯然？

尔方弱冠我年少，风雨联床二十年。

均颇有韵致。

蒲松龄的律诗，以七言为多，又多用于抒怀、赠答、哭吊，佳处在于因境写情，因事成句，无所依傍，切合实况，熨贴自然。如《寒食春雨，有怀刘孔集》云：“旅邸愁生春色里，天涯人坐雨声中。”时蒲松龄客居宝应，寒食又逢春雨，思乡怀人，其景其情，毕现于此一联十四字中。又如《偶感》云：“乘时未售喜亲健，隔宿无粮代弟愁。”此诗约作于康熙十三年（1674），作者三十五岁，“未售”，“亲健”，己贫，弟更贫，无一字为虚设，亦无一字不真切。再如《王八垓过访》云：“不合世撄流俗怒，无他肠恃故人知。”两句同写自己刚直招怨，而又分两层意思，上句是愤世，寓牢骚之意；下句则转为表白心迹，与王八垓之知己也不言而喻，落到了题旨上。复如《挽毕公权》其四云：“三月亡父犹未葬，七旬祖在复何堪！”据王士禛所撰《文学毕君子万、解元公权家传》，这全是实际情况，也是毕公权死时最令人痛心之处。蒲松龄据实拈出此一联，对句又是如此工整自如。特别是蒲松龄自写其境况、心事的诗，就更能真切地见人见事见情。如他已年近花甲，还要年年寄食于人，暮秋例假返家，有《九月晦日东归》，其一云：

年年此日到家中，投老情怀更不同。

相对只应愁岁俭，暂归未忍课儿功。

几回闻雁秋方尽，五次休装岁已终。

雪刺可怜生鬓发，犹随马迹转秋蓬！

又，《家居》其二前两联云：

去时槐阴绿拂门，归时霜树已盈村。

怜看人逐红尘老，尚喜穷随白发新。

其一后两联云：

久以鹤梅当妻子，直将家舍作邮亭。

中宵酒醒闻秋雁，枕上还疑客里听。

除“鹤梅当妻子”句外，全不用典故，用平常的语言，直写他久客暂还家的情景、感受，如同一段生活素描，字里行间又表达出无限的感慨，非常真切。

蒲松龄的七言律诗，前期有一些清新秀丽之作，如《山村》：

三秋槲叶半离披，低曲千枝与万枝。

草木有情花自放，春秋无历鸟先知。

青岚带雨笼茅舍，黄蝶随风上豆篱。

只有家家新酒醉，从来不解听黄鹂。

《河堤远眺》其四：

湖外含烟烟似水，湖中凝水水如烟。

滩平细浪移沙岸，日落孤村系客船。

渔艇暮灯犹泛泛，桃花春色自年年。

长河北去帆无数，低尽寒空绿接天。

这类诗就眼前实际景色，紧紧贴住其季节特点，作诗情画意地描写，又融情入景，借景抒情，工整而不失于板滞，藻饰而不失于生涩，读之可以自然地领略到诗人的心情。前者赞美优美、朴实的山村，“草木有情花自放，春秋无历鸟先知”一联，尤有韵致；末联谓山民“不解听黄鹂”，是言其极其浑朴，出语煞有风趣。后者写苏北河上景色，烟水朦胧，远处孤村，河上渔舟，点染如画，末联极其自然地由北去的船帆和长河尽处“绿接天”之景象，渗出一缕乡思。随着时间的推移，年岁的增长，落魄失意的感伤情绪更加浓重，生活上的诸般困扰日益增多，诗也就写得更加平实了。

总的看来，蒲松龄的诗写得比较质朴、平实，也确有些佳什。由于他也不能完全摆脱当时诗歌的一般风尚，有不少应酬性的诗，再加上他更着意于《聊斋志异》的创作，于诗未能专攻，所以伴随着朴实自然，有些篇什流于平直、浅露。即使如此，其诗之实也远远胜于其诗之名，其诗名之不显，还是在于位卑家贫，长期困居于穷乡僻壤，阅历不广，又未进入诗坛名流的圈子里。

蒲松龄词作篇什不多。今词稿残存四十二页，词八十六阕，最末《沁园春·留别钟圣舆》已残。另《聊斋诗集》六卷抄本，末卷为“诗馀”，有七阕可补词稿所无。又北京图书馆藏《聊斋文集》抄本，内词集二卷，复溢出二十六阕。合之共得词一百十九阕，仅为存诗的十分之一。

前人仅言及蒲松龄有诗六卷，末卷当为词作。细按词稿，首阕《贺新郎·王子巽续弦即事戏赠》，可推定约作于康熙初年；第六阕《大江东去·寄王如水》，可推定约作于康熙十一年，理由参见本书《蒲松龄与丰泉乡王氏》一章。第二十题《沁园春·岁暮唐太史留饮》，可推定约作于康熙十四年前后，理由参见本书《蒲松龄与唐梦赉》一章。第三十题《念奴娇·新秋月夜病中感赋，呈袁宣四孝廉》以下同袁宣四唱和之作十数题，可推定作于康熙二十四年，理由参见本书《蒲松龄与袁藩》一章。又，《聊斋诗集》末卷“诗馀”所溢出之七阕，作期更晚，《醉太平·庚午秋闱二场再黜》，必作于康熙二十九年，当可见于词稿已佚之部分。据此可断，词稿是依写作时序逐次誊录的，且时距不等，并非历年皆有所作。再就现存一百馀阕看，多为与友人袁藩、李尧臣、张永跻等唱和之作，还有些是属于偶寄闲情、近于游戏的作品。可以看得出来，蒲松龄并没有特别重视这种诗歌体裁，只是因为某种机遇，他才纵笔写上一些。康熙二十四年一下子写了数十阕，那是因为工于词的袁藩也应邀住进了毕家石隐园中，他所以也要在词上一显身手。

同邑前辈唐梦赉曾为其词稿作了一篇简短的序，序云：

词家有二病：一则粉黛病，柔腻殆若无骨，李清照为之则是，秦淮海为之则非矣。此当世所谓上乘，我亦见怜，然为之则不愿也。一则关西大汉病，黄齿蝟须，喑哑叱咤，四平弋阳之板，遏云裂石者也。此当时所共非之。然须眉如戟有丈夫气者，于此殆不能免。免是二病，其惟峭与雅乎！峭如雪后晴山，岞崿皆出，一草一石，皆带灵气；雅如商彝汉尊，斑痕陆离，设之几案间，令人神游三代以上。聊斋词都无二病，可谓峭矣。

唐梦赉这里所说词家之二病，实乃出自人所共知的词有婉约、豪放两派之论，但其评论也确实道出了一个事实：蒲松龄的词作，与传统的所谓婉约、豪放两派均不同，而是别具一格。蒲松龄词不像婉约派的词家那样，多写儿女生离死别的纤细之情，情切切，意绵绵，而是多个人的失意的愤懑、愁苦，时而激烈，时而自我开脱。他虽然也有一些“闺情”词，但不是自言，而是代言；不是抒情，而是刻意摹拟女子相思、约会的情态；不是求得感人，而是表现一种情趣。蒲松龄词与词中的豪放派也不同，虽然多有愤激之词，如《大江东去·寄王如水》、《水调歌头·饮李希梅斋中》，但气象并不雄浑豪壮，其间还往往带有程度不同的揶揄、戏谑、调侃的因素。唐梦赉称蒲松龄词“可谓峭矣”，“峭如雪后晴山，岞崿皆出”，指的就是直抒肺腑，垒块毕现；所谓“一草一石，皆带灵气”，指的就是诙谐有奇趣。

蒲松龄不专力于词，所作也不全为佳什，譬如与袁藩同在毕家时的唱和之作，抒写愁与病，意多重复，强依原调原韵，更不免失于拼凑。对此，我们也不必为贤者讳。但也确有一些别具一格的作品。如《金菊对芙蓉·甲寅辞灶作》：

到手金钱，如燎火毛，烘然一焠完之。值祠神时节，莫备肴胾。瓦炉仅有香烟绕，酹灶前浊酒三卮。料应神圣，不因口腹，捏是成非。　　况复盎碗相依，念区区非吝，神所周知。倘上方见帝，幸代陈词：仓箱讨得千钟粟，从空堕万铤朱提。尔年此日，牺牲丰洁，两有光辉。

此词借民间祭灶的习俗和传说，通过对灶王的揶揄，发泄生活穷困的牢骚，构思奇特，出语诙谐，初读之感到饶有风趣，读后掩卷思之，又会从其诙谐中领会到作者的凄怆之感。《沁园春·戏作》与此相类：

鬓发已摧，头颅如故，怅怅何之？想溷边花朵，今生误落；尘中福业，前世或亏。龌龊庸奴，跳梁伧父，举足能教天随意。思量遍，欲仿他行径，魂梦先违。　　常期勉改前非。须索把、小人一伪为。要啁啾善语，怜人似燕；笑号作祸，迕世如鸱。赚得苍苍，抛来富贵，鬼面方除另易衣。旋回首，向天公实告，前乃相欺。

上面先写自己正直却落魄，而一些品行不端的人却诸事如意。下片就此生发，写自己也打算做一番小人，像他们那样阿谀逢迎，惹事生非，“赚得苍苍，抛来富贵”，那时再恢复故我的面貌，“向天公实告，前乃相欺”。题作“戏作”，内容也可谓戏谑之言，使人有幽默滑稽之感，但是，这种同“天公”开玩笑，岂不正显示“天公”颠倒是非！骨子里还是一种愤激情绪，对现实表示不满。这类作品，自然在词苑里是极罕见的，既不能列入婉约派，也不能列入豪放派，从风格上讲，倒是颇近乎明清间的散曲。

自然，蒲松龄之词并非全都这样，其中还有一些抒写科场失败的愤激情绪的作品，如《大江东去·寄王如水》、《大圣乐·闱中越幅被黜，蒙毕八兄关情慰藉，感而有作》、《醉太平·庚午秋闱二场再黜》、《大江东去·与张式九同饮孙蕴玉斋中，蒙出新词相示，因和五调》、《又寄〈露华〉一调》等。这些词，或作于考试败北之后，或由友人同病相怜的诱发，所表现的情绪特别激烈，调子也特别沉痛，如《大江东去·寄王如水》上片：

天孙老矣，颠倒了天下几多杰士？蕊宫榜放，直教那抱玉卞和哭死！病鲤暴腮，飞鸿铩羽，同吊寒江水。见时相对，将从何处说起。

《大圣乐·闱中越幅被黜，蒙毕八兄关情慰藉，感而有作》下片：

嗒然垂首归去，何以见江东父老乎？问前身何孽，人已彻骨，天尚含糊。闷里倾樽，愁中对月，欲击碎王家玉唾壶。无聊处，感关情良友，为我欷歔。

《又寄〈露华〉一调》下片：

同人怜我殷切，念肮脏生平，应遭磨折。深悔风檐雪几，髭断神竭。不觉五岳填胸，一片雄襟豪发。把浊酒一樽，同君酹月。

这些词痛快淋漓地直抒孤愤，也顾不得假借戏谑之言了。不过，出语依然是比较率直、朴实，直如口述，又不用僻典，风格还是一致的。

最后想探索一个令人感兴趣的问题，即：蒲松龄的诗、词对研究其《聊斋志异》和俚曲有什么裨益？

一般地说，蒲松龄的诗、词是了解其生平和思想的最好的材料，而了解蒲松龄的一生行迹和思想对了解其《聊斋志异》和俚曲的创作情况，理解其底蕴，是十分有益的。譬如说，蒲松龄困于场屋，一生怀才不遇，其诗、词中有许多篇什是抒写其科场败北的愤懑，以及志博一第，始终未得如愿，从而也无法改变位卑家贫的境况的忧伤，各个不同时期的心态表现得具体而细微。读过这许多篇什，我们可以理解到《聊斋志异》里何以有那么多的旨在揭示科举弊端，讥刺考官“糊眼冬烘”，不能公正衡文，黜贤才而进庸劣的篇章，取意和出语又往往是那么尖刻。诸如《司文郎》、《于去恶》、《褚生》、《贾奉雉》等篇，其实是他假鬼狐故事以出其郁结于心头的不平之气。有些篇章中所倾吐的心声，在其诗、词里也曾倾吐过。如《叶生》篇末“异史氏曰”中云：

嗟乎！遇期难合，遭逢不偶。行踪落落，对影长愁；傲骨嶙嶙，搔头自爱。叹面目之酸涩，来鬼物之揶揄。频居康了之中，则须发之条条可丑；一落孙山之外，则文章之处处皆疵。古今痛哭之人，卞和云尔；颠倒逸群之物，伯乐伊谁？抱刺于怀，三年灭字；侧身以望，四海无家。人生世上，只须合眼放步，以听造物之低昂而已。天下之昂藏沦落如叶生其人者，亦复不少，顾安得令威复来，而生死从之也哉？噫！

这段借叶生故事而发的痛心之言，在作者的词中就可以找到，而且出典、用语是一样的。如上引《大江东去·寄王如水》上片，就有“直教那抱玉卞和哭死”一句，另一词《水调歌头·饮李希梅斋中》下片：

昨日袖，今日舞，已郎当。便能长醉，谁到三万六千场？漫说文章价定，请看功名富贵，有甚大低昂？只合行将去，闭眼任苍苍！

这正是《叶生》篇“异史氏曰”所表述的思想情绪，中间数句基本上一样。自然，如果没有这两阕词，也不妨碍我们理解、评论《叶生》篇，读者能够意识到这段“异史氏曰”是作者痛心之言，但是，有了这两阕词，便使我们更确定无疑地相信《叶生》篇是作者自写其心迹，更加理解此段“异史氏曰”是凝聚着作者自身的悲哀，读来更感到亲切。自然，这是明显的例子，其他方面表现得不十分明显的还有一些，譬如，《聊斋志异》中的《王者》，写一位不明其来历的王者警告一个“赇赂贪婪，不可悉数”的巡抚，没收了他的六十万金的故事。此篇之作，虽然未必与《齐民叹》、《喜开府有迁报》（诗写闻横征暴敛的巡抚迁调离鲁之讯而喜）、《邸报》（讥山东巡抚匿灾不报）诸诗有直接的联系，却也可以从这些诗篇看出作者对当时的几位不恤民苦、征敛特重的山东抚台大人确有所不满，《王者》之作并非全然漫不经心，只是以事奇记之而已，如此等等，为篇幅计，就不再多举了。

我还曾留意蒲松龄诗、词中所吟咏之事，是否有衍为《聊斋志异》和俚曲之情节者，然所得甚少，仅有数例。

一、蒲松龄晚年所作《老翁行》诗，同其俚曲《墙头记》所写情节基本一致。诗写得较简单：

老翁行年八十馀，耳聋目暗牙齿无。朝夕冷暖须奉养，一孙一子皆匹夫！知养妻孥不养老，分养犹争月尽小。翁媪蹒跚来此家，此家不纳仍喧哗。及到彼家复如此，嗷嗷饿眼生空花。破帽无檐垂败絮，袜履皆穿足趾露。严冬犹服夏时衣，如丐何往趁食去。三作三憩到儿门，儿家残汁无馀温。……

这当是发生于作者身边之实事。而俚曲则改作两个混蛋儿子，并衍出他们彼此推诿，竟将老父推上墙头，以及王银匠用计赚得两个家伙争着赡养老父，最后落得一场空等一系列颇富戏剧性的情节。这显然是在近实的诗作的基础上，进行了较多的艺术虚构。

二、《侠女行》诗，与《聊斋志异》里的《侠女》篇，题目相同，所叙也同是一位可称为“侠”的女子手刃仇人的故事。不过，其间的差异，较之《老翁行》与《墙头记》更大。诗中的颜山侠女事迹类乎唐代严武幼时所为，手刃的是排挤生母的父妾，然后自经，而《聊斋志异》里的侠女则是为报家仇，刺杀仇家，性质变了，而且所着重写的是她处心积虑地等待时机期间与顾生的一段婚事，突显了其深谋远虑、重情义而又处事决断的性情。所以说，即便《侠女》篇是由《侠女行》诗所咏之事生发而出，但也已作了很大的改造，意义全然不同了。

三、上面引录过的《廷尉门》诗，同《聊斋志异》里的《红玉》篇，恐怕不无关系，只是表面上看不出有什么联系。《廷尉门》写得比较隐晦，讥讽官府袒护权贵，受欺凌者反受严刑。那是一件什么样的案件？诗中只说是“雀有角，鼠有牙”。此二句出自《诗经·召南·行露》篇，诗云：

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谁谓女无家？何以速我狱？虽速我狱，室家不足。

谁谓鼠无牙？何以穿我墉？谁谓女无家？何以速我讼？虽速我讼，亦不女从。

历代注家多谓此词是一位女子严词拒绝一个有权势者欲强娶她的话，所谓“雀”有“角”“穿我屋”，“鼠”有“牙”“穿我墉”，是比喻权势者仗势行凶。蒲松龄此诗中用之，当亦取此义。《红玉》篇中主要的情节，是致仕居家的宋御史欺凌穷书生冯相如，夺其妻，伤其父，邑宰贪赃枉法，致毁其家，狐女红玉是作为扶困济危者来到冯相如身边的。这与《廷尉门》诗所隐约显示的，何其相似乃尔！《廷尉门》和《红玉》的作期，虽然不能考定为何年，但均为康熙二十七年（1688）以前的作品则是可以肯定的，即使是前后差上几年，也不妨认为《红玉》是由《廷尉门》所咏之事件酝酿而成篇，以发其不平之气。

这方面的事例之所以极少，原因在于在作者的观念里，诗和小说体裁、功用均不同，取材、作法也不一样，诗多缘实事而发，虽不必尽实，也可以用比喻、象征之法，将真事隐去，但毕竟还有所依据，而小说，特别是志怪传奇小说，则更可以远离现实中的实人实事，任意剪裁、虚构，重新编织情节，乃至全为子虚乌有之言。这样，生活与作品的关系便较之诗歌中更曲折、隐晦，不可捉摸，于近乎实的诗作中也难于发现了。

不过，蒲松龄的诗作却在另一方面使我们得到一些补偿，那就是不少诗篇反映着他在《聊斋志异》创作中的苦恼和欣慰。他在康熙九年（1670）秋南游途中所吟“途中寂寞姑言鬼，舟上招摇意欲仙”（《途中》）两句，以及次年春正月在宝应所吟“新闻总入狐鬼史，斗酒难消磊块愁”（《十九日得家书感赋，即呈刘孔集、孙树百》）两句，表明他那时已对谈鬼说狐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应当认为他已经开始了《聊斋志异》的创作，并写出了一定数量的篇章。此后，他却屡有为此而苦恼之言。康熙十七年（1678），大约是应乡试未中，有《同安丘李文贻泛大明湖》诗，其二云：

百年义气满蓬蒿，此日登临首重搔。

秋恨欲随湖水涨，壮心常凭鹊山高。

鬼狐事业属他辈，屈宋文章自我曹。

知己相逢新最乐，芒鞋踪迹遍林皋。

“鬼狐事业属他辈”，显然是说自己不该作这种谈鬼说狐的小说，有点自悔之意，至少他口头上是这样。康熙二十七年（1687）写的《寄怀张历友》诗，又有“憎命文章真是孽，耽情词赋亦成魔”之句。“憎命文章”语出杜甫《天末怀李白》诗：“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他所说“憎命文章”，联系张笃庆前此劝他“聊斋且莫竞谈空”（《昆仑山房集·寄留仙、希梅诸子》）之语，自然是指《聊斋志异》。全句的意思是说：自己作这等文章，虽妨碍了前程，但却不能自拔呵！这是向友人表无可奈何之意。同年，他又有《偶感》诗，抒写他受到大文豪王士禛的称赞时宛如绝路逢生之兴奋、感激，后两联云：

一字褒疑华衮赐，千秋业付后人猜。

平生所恨无知己，纵不成名未足哀！

惊喜、兴奋，也未能完全排除郁结于心中的苦恼。这里所谓“千秋业”，“恨无知己”，也显然是指创作《聊斋志异》而言。可以想见，他长时期是带着不为人所理解的苦恼坚持《聊斋志异》的创作的。

令人特别感兴趣的是其《钞书成，适家送故袍至，作此寄诸儿》诗：

满院风霜日影寒，朝来薄饮意阑珊。

衣烦爱惜身为用，书到集成梦始安。

生苦文章为障孽，老于橘柚识甘酸。

儿童应念贫中福，坐对蓬窗受亦难。

此诗作期不可确考。“书到集成梦始安”句，表明是在一部书定稿后，久久萦绕于作者心中的那些活生生的形象，他对许多现实人生问题所作的思考，都借助文字表现出来了，伴随着创作而发生的激情、困惑，也一起消释了，他精神上呈现了一种暂时的宁静、释然、欣慰之感。“生苦文章为障孽”句，虽然仍有自伤费时费力而不为人所理解之意，但在这里本意已不在此，而是要借此以引出下面“老于橘柚识甘酸”一句，委婉地表明自己经过长时期的创作，苦尽甘来，真正懂得了创作的甘苦、得失，真正懂得了文章之优劣，字里行间透露着欣慰、自豪之感。没有进行过像他那种艰苦创作的人，是讲不出这样一番话来的。而这部书十之八九可能是《聊斋志异》。

依据这些诗，结合《聊斋志异》里一些篇章所显示的创作时序，再参考蒲松龄的交游情况，便可以大体窥知《聊斋志异》的创作历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