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世姻缘传》是继《金瓶梅》之后问世的又一部长篇小说。

《醒世姻缘传》也是用具有山东方言特征的语言，叙写极世俗的人情世态，以家庭生活为中心辐射到市井、官场，城乡小民，人物的话语径直模拟自然形态的口语，其中有不少通俗成语和歇后语，有的《金瓶梅》里曾用过，如“曹州兵备——管的事宽”，“老婆当军——充数罢了”，更有意思的是第三回里小珍哥指名道姓地引用《金瓶梅》里人物的话，她说：“这可是西门庆家潘金莲说的：三条腿的蟾希罕，两条腿的骚屁女人要千取万。”这部小说的一些人物的名字也用了寓意的谐音字，如前世姻缘的男主角晁源，晁源“肇始”之“肇”，源即为“原因”之“原”；塾师中的败类汪为露，谐“枉为儒”三字。《醒世姻缘传》受《金瓶梅》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

《醒世姻缘传》与《金瓶梅》又有不同处。一是不再借用旧有的故事作小说整体情节的框架，也不过多地采摘别人的作品或整篇或片段地纳入本小说中，而是基本上取材于现实社会，作者凭借其丰富的生活经验，构造出一个全新的小说世界。就这一点来说，《醒世姻缘传》较之前出之《金瓶梅》，更加是作家个人独创的长篇世情小说。二是它不只是叙写一个家庭的故事，而是作为因果关系，先后叙写了两个家庭的故事，着意表现的是两种极不和谐的夫妻关系。整部小说立意鲜明，有一个十分明显的主题，小说的情节结构便是由之设计出来的。再就这一点来说，《醒世姻缘传》较之前出之《金瓶梅》，小说创作的主体意识更强，作者不满足于只摹写社会人生，还试图诠释社会人生的基本问题。虽然他给自己设置了力所不及的难题，所做出的解释是神秘的、荒诞的，但也毕竟表现出一种新的创作趋势。

这部小说本名《恶姻缘》，现在的书名是初次刊印它的书坊改易的。这个问题，小说卷首东岭学道人的“识语”中曾经说明。“恶姻缘”意即恶劣的夫妻关系，也可以说是极不幸的婚姻。全书凡一百回就是先后叙写了两种类型的夫妻不和的婚姻，并且是作为有因果报应关系的两世婚姻叙写的。前二十二回叙写的是前世的恶姻缘：山东武城晁家，浮浪子晁源纵妾虐妻，小妾珍哥诬陷嫡妻计氏，计氏不堪忍受丈夫的绝情和无可辩白的羞辱，投缳自尽。小说的开头还写了晁源携带珍哥打猎，射杀一只狐精。这都成了冤业相报的前因。第二十三回以后主要叙写今世的恶姻缘：山东绣江县明水镇的狄家，由晁源转生的狄希陈，先娶了狐精托生的薛素姐，后娶了计氏转生的童寄姐，他受尽了两人的折磨、虐待。童寄姐的婢女珍珠是珍哥转生的，也被女主子虐待自缢。小说的全部生活内容就是依附在这样一个果报观念的大框架里展现出来的。

作者用佛家的果报轮回观念诠释社会婚姻的不幸，自然是荒诞无稽。为此，小说中还发表了一些荒唐的议论，造出了一些荒诞的情节。如第一回预置了晁源射杀狐精一节，是有意以“杀生”作为今世狄希陈遭恶报的前因；第八十回丫头珍珠被逼自缢的血泪，却消解于“童寄姐报冤前世，小珍珠偿命今生”的神秘说教中；最末一回以狄希陈梦入神界，虔诵佛经，便“一切冤愆，尽行消释”结束全书，更落入了俗不可耐的宗教劝诫的窠臼。这就使全书披上了一层较为浓厚的荒诞迷信的罩衣，遮住了其真实的生活内容和颇堪称赏的叙事之艺术。这恐怕就是它在很长的时期里没有受到社会的注目和小说评论者的称扬的一个原因。

《醒世姻缘传》中，在作者建构的因果报应的大框架里，确实装入了颇为丰实的社会生活内容，即便被安置在因果链条上的狄希陈、薛素姐等，也都有着血肉之躯，过着像常人一样的生活，虽然性情有些乖戾，也不完全悖乎常情常理，其固有的缘故并没有被作者的神秘性的解释完全掩盖住，于是发生了悖乱现象。尽管《醒世姻缘传》里情状各异的两种不同的恶姻缘、两种家庭之悲欢，被串联起来，榫卯相合地指明前世和今世人物的对应关系，但这两个家庭、两种恶姻缘各自的情状，仍然是具体的、实在的，各自说明着所发生的事情的真实原委及其底蕴。

先看所谓“前世”的晁家。晁家发生的事情主要是浮浪子晁源宠爱小妾珍哥，嫌弃正妻，导致计氏自杀，造成了一场官司。这是允许多妻制的社会里多有发生的事情。在小说中写来，计氏原来并非不幸，当初计家比较富裕，她嫁到贫寒的晁家时，除了丰厚的妆奁，还带来了一顷脂粉地。那时候，公婆欢喜，丈夫对她有几分惧怕、迁就，她曾经过了几年受宠爱的舒心日子。她曾回忆起那个时候，一次晁源顶撞婆婆，她气急了，打了丈夫两个嘴巴，公公也没有不以为然。（第三回）只是后来公公夤缘钻营，做了知县，晁家“富贵”了，晁源越发浮浪，娶了个戏子为妾，情况发生了逆转。晁源原先把计氏当作一朵花，此后便嫌计氏“这等一个贫相，怎当起这等大家”。以“大家”自居，也便嫌弃原先周济过他家的计家“村贫”了，“说道不便向高宅大院来往”。（第二回）晁源喜新厌旧，计氏便跌入了等于被遗弃的境地，粗茶淡饭，年节里“连个馍馍皮扁食边梦也梦不到”。（第三回）她孤独寂寞，让尼姑钻了空子，经常来她房里走动，被珍哥有意诬陷为“养道士和尚”。晁源更是一心要“休了她，好离门离户”。她曾想和晁源、珍哥“对了性命”，但“女人杀了男人，也不是好事”，况且“这养道士和尚的污名，怎生消受”。她万般无奈，便选择了那个时代普通女人常选择的去路——自缢。在这里一切都是世间寻常的事情，自身不得自主的女人自缢也时有发生，并且写得颇为真切，合乎生活逻辑，可以说叙写出了一个寻常女人在一个新贵的家庭中由“恃宠作娇”到被嫌弃而终于走向绝路的过程，个中原因也自在其中。不难看出，当作者的笔触指向人生实际的时候，头脑是清醒的，叙写是朴实、细微的。

如果说在这部小说中，前世的晁家作为因果链条上的前因，所以写得非常朴实，那么今世的狄家是作为孽果，必然要与前世相照应，以荒谬的“转世”之说强行联系起来，显示出报应之不爽，荒诞迷信的内容也就添加了进来。譬如第三十回竟叙写了死后的计氏两次托梦给晁源的母亲，先是求晁母为她念经超度，后是说明已得到超度，她行将托生为北京童家的女儿，并与由狐精托生的女人一起去做晁源转世之人的妻子，“下手报仇”，全是一派鬼话。对主要人物薛素姐，除了说她是狐精托生之人，还又节外生枝，写她在出嫁的前夕，梦见神人给她换了一颗“恶心”，题作“梦换心方成恶妇”。（第四十四回）写薛素姐视丈夫狄希陈如仇家，动辄扭打、棒击、针刺、“监禁”，无所不施，尚不失为现实中人的变态心理和虐待狂的表征，而写她最后终于射狄希陈一箭，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作为报复前世一箭之仇，便超乎常情常理，纯粹是为了体现一啄一报之不可移的佛家宿命之论。（第一百回）但是，如果摒除了这类荒诞无稽的成分，还是可以从薛素姐的生活史中看出真实的社会内容，可以看出造成薛素姐性情乖戾、对男人凶悍的现实根源。

薛素姐早在出嫁前，已经耳闻狄希陈性情浮浪，对其没有好感。出嫁前夕，父亲薛教授对她教训了一番，说是“女婿叫是夫主，就合凡人仰仗天的一般，是做女人的依靠”。又说：“往往有那弃妻宠妾的，也都是那做女人们的量窄心偏激出来的。”他还以薛夫人娘家兄弟夫妻为实例，说丈夫即便是偷丫头、嫖妓女，做妻子的也应当容忍，不能发作，否则闹将起来，只能是自己被嫌弃，怨不得别人。（第四十四回）薛教授的这一番教训，这一番要女人牺牲自己的权利、绝对服从男人的大道理，岂不更使薛素姐有种行将受屈辱的感觉，对那个行将主宰自己的轻薄男人先有了一种反感、敌意！

婚后，薛素姐遇到的正是她所担心的事情。她发现了丈夫别有所恋的情物——妓女孙姬兰送给狄希陈的汗巾子和红睡鞋，出于女性本能的妒情，对狄希陈质问、扭打，并非无理取闹，却果然招致了婆婆的干涉、责难。狄婆子说：“嫖来！是养汉老婆的鞋！汉子嫖老婆，犯什么法？”“没帐，咱还有几顷地，我卖两顷你（指狄希陈）嫖，问不出这针跢（眼）的罪来！”又是以男人可以纳妾、嫖妓而女人却应当谨守“不妒之德”的男权主义的道理压女人。薛素姐不能容忍丈夫的移情、纵欲、堕落，虽然说不上有自觉的女权意识，但也是一种自发的本能的反抗，并且也事涉家庭的背景。她反驳婆婆说：“你能有几顷地？能卖几个两顷？只怕没得卖了，这两把老骨拾（殖）还叫他（指狄希陈）撒了哩！”虽然出语不逊，有犯上之嫌，但却合乎情理。（第五十二回）还有狄希陈上京坐监，又背着家里偷娶一个京婆。薛素姐听到了一些风声，赶往北京兴师问罪，却遭到了捉弄，白白逛了一趟京城。狄希陈设了个圈套，带着新妻子童寄姐去四川做官了。薛素姐处在了被遗弃的地位上，岂不气恼！她第一次追赶未成，第二次终于到了狄希陈的成都官衙，虽然发了一阵之威风，最后却被童寄姐制服了，只得不分大小地与童寄姐和平共处，悍性虽未尽改，实际上却成了失败者。（第七十七至七十八回，第八十六回，第九十四至九十六回）在这部小说的轴心线上，展现的就是这样一些家务纠纷，这在家道稍称富裕的人家往往会发生。尽管在作者笔下，薛素姐发作起来，对狄希陈非常凶狠，打得出血见伤，但也确如诗人徐志摩在六十多年前为这部小说写的序中所说：“素姐的发威几乎没有一次没有充分理由的。”[1]

此外，小说里还多次叙写薛素姐不耐烦被封闭在家庭的小天地里，不顾家人的反对和世人的讥笑，逛庙赶会，朝山游湖，去泰山烧香让狄希陈为她牵着驴子（第七十三回），在北京尽兴游览了多处名胜（第七十七至七十八回）。在作者自然是作为她不守“妇道”的行径，然而，她不甘忍受男人加予女人的清规戒律，要享有男人享有的活动自由，实际上正蕴涵着女性对男女不平等的社会道德习俗的抗争意识。她一次背着家人逛了庙会，十分快意地说：“你们不许我去，我怎么也自己去了！”（第五十六回）个中便带有挑战的意味。

《醒世姻缘传》开头一段作为“缘起”的文字，说明作者是深深有感于世间家庭“阴阳倒置，刚柔失调”，也就是丈夫受妻妾辖制、欺辱的现象，而作此小说的。全书的基调是嘲笑惧内的“半截汉子”，痛恶欺负丈夫的“悍妇”，对作为“悍妇”之最的薛素姐尤为深恶痛绝。但是，小说中展示出的使作者深感不安的生活图画，却又显露出了“悍妇”发威撒泼的缘由。她们是处在两性不平等的婚姻结构和生活规范之中，前世之晁家和今世之狄家并无差别，晁源和狄希陈一样的恶劣，都不是尊重妻子、情爱专一的好丈夫，狄希陈嫖妓、停妻再娶，并不比宠妾休妻的晁源善良。珍哥对晁源的挟持，童寄姐对狄希陈的控制，以及她们对同性的排挤，都是为了维护应得的情爱和与之紧密联系着的切身利益。薛素姐应当说是更具有女性抗争的意识，敢于对轻薄丈夫进行惩罚、报复。只不过是作者摆脱不了夫权观念，对那种蔑视夫权的态度和报复行为做了歧视性的夸张、歪曲罢了。

更有意思的是，《醒世姻缘传》以前世丈夫宠妾虐妻作为今世丈夫受妻子凌辱之前因的构思，由于中间充塞了社会生活的实际内容，其神秘荒诞的因果逻辑也就发生了悖乱，显露出了现实的因果内核：无论是夫虐妻，还是妻虐夫，两种恶姻缘都是发生于夫权制的社会土壤中，直接根源于男性对女性的主宰（即所谓“男为天”）和由之形成的公开的和隐蔽的多妻制。女性对男性的欺辱实则是男性对女性主宰、欺辱的派生现象，一种社会补偿，由于不合礼法之常规，所以作者要做口诛笔伐了。作者虽然仍然守护着男权的阵地，说的是一番男性话语，值得称赏的是，他有感于世上家庭多“阴阳倒置”，探讨其原因，却归咎于男性自身的放纵、堕落，用荒诞的话语说出了一个社会哲理。自然，最后他也只能让晁源遭到恶报，让狄希陈诵经忏悔，冤业离身，劝世人夫妻“相敬如宾”，表示出一个空洞的美好愿望而已。

《醒世姻缘传》虽然有一个明白的主题，以夫妻不和谐的情节为轴心，但向外辐射的社会面却颇为广阔，插入了许多与主题并没有多大关系的情节，写出了城乡诸多方面的社会情况，并且特别关注吏治腐败、世风浇薄的种种情形，多半写得颇为精彩。晁思孝以岁贡身份受到人情照顾，考选了江南大县的肥缺，期满后又通过戏子行贿太监，二千两银子买得京畿冲要之地的知州，两任地方长官，获私赃十数万银子，每次离任时还要“绅民”搞所谓“脱靴遗爱”，可谓不要脸皮的要脸皮。（第五十七回）晁源、珍哥诬逼计氏自缢，买通县官，一场人命官司只判了免罪罚银便了结了。（第十回）嗣后经过巡道复审，珍哥成了死囚，晁家使银子上下打点，她在狱中依然如在家，生活得很惬意，还可以摆生日宴。（第十四回）官衙竟如此之黑暗。如果说这类情节还与小说主题有关，写的是主要人物之事，而另有一些情节便不是必定应有的。如塾师败类汪为露，无文无行，索取束脩像官衙追比钱粮一般，曾乘机敲诈晁家，自然不妨写到，而用了相当多的文字写其生活肮脏之事，便成赘笔。（第三十九回）他如，乡村无赖晁思才，意为嗜财，专门处心积虑地谋占同族中孤儿寡母的家产（第二十一至二十二回、第五十五至五十七回）；恶医艾前川，大概意为爱钱串，为人医疮先用毒药加重疮痛，借以敲诈病家（第六十七回）；京中太监陈公公出银子让银匠童七开乌银铺，使铜掺假，又反转来将童七捉拿到东厂，追回本利（第七十至七十二回），如此等等，则是节外生枝了。不过，这也正构成《醒世姻缘传》的一个特点：近乎全景式地写出了那个时代的城乡中下层的面貌，写入了晚明政治、经济、民俗等多方面的情况，其中有许多细节是有历史的真实性的。譬如：捐纳监生“不过三百两银子”，贿赂到一个大州知州的缺定价五千两银子，官府判案有一种“罚大纸”的名目，北京有专门向新选的官员“放京债”的，又有借报喜讹钱的泼皮，所谓“官买草豆”实则变为强征，凡此种种，都是可以从公私史籍中得到印证的活史料。单从小说批评的角度说，这部小说显得内容冗杂，情节不够集中、紧凑，但也不能不认为它提供出了较为丰富的历史社会方面的知识，较之其他的几部长篇小说有着更具体鲜明的时代印记。

《醒世姻缘传》写的是城乡中下层社会，不容否认其中有些内容比较平庸、粗俗，但从整体上看，作者阅历甚丰，堪称洞悉世情，对所写到的多种人物的情态揣摩得颇深切，往往加以夸张之笔，写得惟妙惟肖，入木三分。譬如第八十回写兵痞刘振白借小珍珠吊死、狄希陈想私自埋葬了事之机，进行敲诈，抓住狄希陈怕经官的心理，步步进逼，威胁的话语说得非常老到，逼人不得不就范，让读者能领略到那种人的心机，增长几分阅历。第三十二回写晁思才在晁夫人出谷贱粜赈灾时候，想用三袋秕子换三袋好谷，管事人不给换，便到晁夫人面前说奉承话，说自己“一日两顿饭，没端碗先打着问心，替嫂子念一千声佛”。又说：“嫂子的好处在人心里。嫂子！你说：‘晁思才，你变个狗填换（方言，意思是报答）我！’我要难一难，不变个狗，这狗还是人养的哩？”这绝顶的自损，自画出一副癞皮狗的嘴脸。再如第十回写受了晁家贿赂的武城县令审断计氏人命一案，有与证人高四嫂的一段问答。县令问道：“小珍哥是什么人？”

高氏道：“是晁大官人娶的唱的。”

大尹道：“是那里的唱的？”

高氏道：“老爷，你又来了！你就没合他吃过酒？就没看他唱的戏？”

当高四嫂讲了计氏吊死前在街上吵骂的情况后：

大尹道：“这样说起来，那计氏在大门上嚷骂，晁源闪在门后不敢做声，珍哥也躲得不见踪影，这也尽怕他了，还有什么不出的气，又自吊死了？”

高氏道：“你看这糊涂爷！比方有人屈枉你怎么要钱，怎么酷，你着极（急）不着极（急）？没的你已是着极（急），那屈枉你的人还敢照看（犹照面）哩？”

接下来，高四嫂讲到由于有尼姑来计氏房中，小珍哥诬为养道士和尚，晁源要休了计氏：

大尹道：“只怕是道士和尚装着姑子，这也是有的。”

高氏道：“老爹！你就没的家说！那个连毛姑子原是刘游击家的丫头，名叫小青梅。那景州来的姑子，这城里大家小户，谁家没到？他就没到咱家走走？”

写得妙极了。公堂上这种讯答自然是经过了夸饰，却不悖乎情理。胡县令是已经受了晁家的贿赂，所以说出意在为晁源、珍哥开脱的话头，诱导高四嫂偏离事实真相。高四嫂是位市井憨厚女人，快人快语，说话没遮拦，据实情实理答对，又总是像平常说话一样，习惯性地把问题推回对方，其中每每又总是埋伏着钉子，如“你就没合他吃过酒”，“比方有人屈枉你怎么要钱”，直使胡县令无计可施，也无可奈何。高四嫂如此答对，最后竟忘掉了场合，“老爷”变作“老爹”，不说“你家”而说成“咱家”，正是市井小民通常用的修辞法，而在公堂上对着县太爷如此说话，就大不合时宜，显得滑稽可笑，这也正构成了对公堂和县太爷的嘲弄。

《醒世姻缘传》的叙述话语是很有特色的。通篇由一位颇有性格的叙述人叙出，每回开头往往有一段关于世情的议论，有时也夹在故事进行之中，并且伴随着人物的活动，不时地加上一点嘲谑性的形容，显示出一种老经世故、居高临下的玩世心态。叙述用山东中部的通俗语言，人物对话夹有方言俗语，粗俗人往往带有些秽语脏话。叙述人，应该说也就是作者，深谙民间口语的优长处，能将寻常的俗情俗事，叙述得鲜活、生动，确如徐志摩说的：“他的行文太妙了，一种轻灵的幽默渗透他的字里行间。”[2]

细读《醒世姻缘传》，可以察知其叙事的幽默诙谐之趣，大致是由以下几种行文方式造成的。

一是别出心裁地描摹人物的情状。如第八十八回，晁家的仆人吕祥调唆薛素姐追赶去四川做官的狄希陈，中途拐了骡子逃走了，当他要卖掉骡子的时候，不料被淮安差人识破。这里写道：

怎禁那贼人胆虚，一双眼先不肯与他做主，眊眊稍稍，七大八小起来；其次那脸上颜色又不合他一心，一会红，一会白，一会焦黄将去；再其次那舌头又不与他一溜，搅粘住了，分辨不出一句爽利话来。

做贼心虚，本是极自然的事情，一句话便可交代过去。这里却将人的器官、肤色人格化，敷衍出一段奇特文字，便有了谐谑之趣。

二是对人物情状借比喻做极度夸张的形容。如第八回里写仆妇晁柱家的多嘴多舌，将晁夫人私下里说珍哥出身不正的话，背着珍哥送给计氏钱物的事，一一讲了出来，惹得珍哥哭闹起来。这里写道：

那晁柱家的原是个啄木马（鸟）脱生的，舌头伸将出来，比那身子还长一半。

再如第五十六回里，写薛素姐正在为公公宠信新纳的小妾，将家中的钥匙交给了她，还背薛素姐商议为巧姐置办嫁妆的事，而气急败坏之际，狄希陈走进了房门：

这素姐起的身，一个搜风巴掌打在狄希陈脸上，外边的人都道是天上打了个霹雳，都仰着脸看天。

说好传话、调拨是非的女人是长舌妇，啄木鸟生的；形容声响极大如霹雳，原是通常使用的比喻，这里加以形象化的夸张，说“舌头伸将出来，比那身子还长一半”，屋外边的人“都仰着脸看天”，就都富有了幽默感和嘲谑味道。

三是叙述中庄语俗用，形成谐谑之趣。如写狄宗羽在北京买了个厨娘，当时未敢收进房里，说是“狄员外不曾奉过内旨，怎敢矫诏胡行”。（第五十五回）写狄希陈坐监期间回家，为了讨好妻子，尽把在北京买来的衣裳、首饰，“摆在素姐跟前进贡，素姐着尽收了，也并不曾有个温旨”。（第五十六回）写薛素姐听人说狄希陈让人从南京买来过顾绣衣裳，误以为真，猜想必定是送给别的女人了，非常恼怒，“房中寻下一切刑具，专候一个受苦受难的陈哥到家，便要三推六问”。（第六十三回）“内旨”、“矫诏”、“进贡”、“温旨”、“刑具”、“三推六问”，都是朝廷、官衙中常用的庄重、严肃的字眼，这里用于叙述家庭中琐屑庸俗之事，犹如生活中说俏皮话，是利用其间性质的不同，突出了所叙人物之间关系的异常，夫妻犹如君臣，妻子对于丈夫犹如执法的官员对待犯人一般，也就造成了一种谐谑之趣。

四是历史上的文人雅事反其意而用之，形成讽刺。如第三十九回写那位生活肮脏的塾师汪为露因性病而死，说是阎王差牛头马面“拿着花栏印的柬帖，请他到阴司里去，央他作《白玉楼记》”。被天帝召去作《白玉楼记》是李贺的故事。又如第五十二回写狄希陈被薛素姐打了个仰面朝天，说是来了个“东床坦腹”。“东床坦腹”是王羲之的故事。这里将诗有奇致、得天独眷的诗人之佳话，用在了无文无行的卑劣文人身上；将历史上盛传的佳婿之美谈，用在了性情恶劣却极怕老婆的“半截汉子”身上，两者极端的反差，便构成了一种悖谬式的滑稽，一种绝好的讽刺，让人不禁捧腹。

五是引用通俗小说中的人物故事，增强叙述的趣味性。这可以称作用俗典。如第六十二回里说狄希陈非常玩皮刁钻，“若不是这个老婆（指薛素姐）的金箍儿拘系，只怕比孙行者还要成精”。第八十七回写童寄姐在去四川的船上撒泼，声称要跳河，狄希陈万般无奈，差人划小船去请前面船上郭总兵夫人来劝解，其时郭总兵的两位夫人也正在发威，弄得那位武官也无可奈何。这里写道：“不知这一日是什么日子，合该是牛魔王的夫人翠微公主、九子魔母，合地煞星顾大嫂、孙二娘这般女将当值。”此外，叙述者还让其小说人物用俗典，本文开头说到的小珍哥曾明白地引用过《金瓶梅》里西门庆家里人说的话，就是一例。其他人物也用过，如狄希陈从白姑子口里知道了买顾绣衣裳之事原是张茂实娘子为报复他编造出来的，说道：“原来吃的这里亏！若不是老白透露消息，就是纯阳老祖（吕洞宾）也参不透这个玄机。”（第六十九回）引用通俗小说里的人物故事，在正统文人的诗文中是一种大忌，不慎言之者要受人嘲笑的，即便在通俗小说中也是很少见的，用的如此之多更是绝无仅有。这情况表明这部小说的作者读过许多小说，明代刊行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杨家府演义》、《八仙出处东游记》等书，应当都是读过的，而且这些小说的人物故事进入了他的知识库中，成为他作小说的叙事行文的一种佐料，使他的这部小说带有了一种别开生面的趣味性。

诗人徐志摩非常欣赏《醒世姻缘传》，正是由于这部小说的内容和写法，特别是其诙谐幽默的叙事风格，确有可欣赏、可称道的地方。

（1998年7月）

[1] 徐志摩：《醒世姻缘序》，原载《新月》杂志第4卷第1号（1932年1月）。

[2] 徐志摩：《醒世姻缘序》，原载《新月》杂志第4卷第1号（1932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