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雪芹是一位自觉的艺术革新家。他从创作一开始，就“立意打破历来小说的窠臼”[2]，在《红楼梦》第一回里，他就勇敢地提出了他的创作原则。他写道：
空空道人遂向石头说道：“石兄，你这一段故事，据你自己说，有些趣味，故编写在此，意欲问世传奇。据我看来，第一件，无朝代年纪可考，第二件，并无大贤大忠理朝廷、治风俗的善政，其中只不过几个异样的女子，或情或痴，或小才微善，亦无班姑、蔡女之德能，我纵抄去，恐世人不爱看呢？”
石头笑答道：“我师何太痴耶！若云无朝代可考，今我师竟假借汉唐等年纪添缀，又有何难。但我想历来野史，皆蹈一辙，莫如我这不借此套者反倒新奇别致，不过只取其事体情理罢了，又何必拘拘于朝代年纪哉！再者市井俗人，喜看理治之书者甚少，爱适趣闲文者特多。历来野史，或讪谤君相，或贬人妻女，奸淫凶恶，不可胜数。更有一种风月笔墨，其淫秽污臭，涂毒笔墨，坏人子弟，又不可胜数。至若才子佳人等书，则又千部共出一套，且其中终不能不涉于淫滥，以致满纸潘安、子建、西子、文君，不过作者要写出自己的那两首情诗艳赋来，故假拟出男女二人名姓，又必旁出一小人，其间拨乱，亦如剧中之小丑然。且鬟婢开口即‘者也之乎’，非文即理，故逐一看去，悉皆自相矛盾、大不近情理之话，竟不如我半世亲睹亲闻的这几个女子，虽不敢说强似前代书中所有之人，但事迹原委，亦可以消愁破闷；也有几句歪诗熟话，可以喷饭供酒，至若离合悲欢，兴衰际遇，则又追踪蹑迹，不敢稍加穿凿，徒为供人之目，而反失其真传者。”……[3]
在今天，曹雪芹所表达的这种思想，固然已完全不足为奇了，但在中国文学史上，在曹雪芹的那个时代里，却是崭新的，在其不十分成熟、精确的见解里，已经孕育了十分正确的现实主义的创作论，并且有着现实的战斗意义。我之所以要援引这一大段别人已经援引过许多次的话，就是由于以前我们对这一段话的意义并未予以充分的阐释和估价。
要充分了解它的意义，就必须了解中国文学发展的传统和曹雪芹那个时代的文学状况，至少是小说创作的一般倾向。
在中国文学史上，小说的产生虽然并不太晚，六朝时期的志怪与志人的简短故事，已初具小说的性质，到了唐人写传奇，则是有意识地作小说了，并且叙述宛转，注意描摹人物的动态，“这在小说史上可算是一大进步”[4]；可是，在唐以前，小说却远不像诗歌、散文那样繁荣，成就也远不如它们大。宋以后，随着话本小说的发展，小说方才慢慢地进入了它的旺季。《三国志演义》、《水浒传》的出现，使中国文学的面貌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诗歌、散文已经失去了它们过去那种雄据文坛的优势，而不得不让位于后来居上的小说。
《水浒传》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高峰。它在极广阔的幅度上，真实、深刻而合乎规律地反映了农民起义的全部历史过程，塑造了一群各具特色的英雄形象，其中还有不少的真实生动、描写深细的生活画面。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小说艺术已经发展得相当成熟，标志着中国文学中的现实主义的传统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然而，在《水浒传》之后不短的一个时期内，虽然作品甚多，其中也不乏个别优秀之作，如《西游记》、《三言》中的若干篇章等，但是，《水浒传》所已经达到的艺术高度，它所发展的现实主义的传统，并未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明后期和清前期所产生的许多小说，除个别优秀作品外，多数都有着性质不同、程度不同的缺陷，表现了几种不良的创作倾向。大多数作品都程度不同地带有封建说教的意味，在叙述故事、褒贬人物上，表现了浓淡不同的封建道德观念，有的甚而旨在褒忠褒孝，倡导忠孝节义。有不少讲史性的演义小说，既缺乏深刻的思想意义，又无较高的艺术成就，鲁迅先生对它们的评语是：“拘牵史实，袭用陈言”，“既拙于措辞，又颇惮于叙事”[5]。才子佳人悲欢离合的故事，也泛滥一时。尽管作者挖空心思地臆造，然而结果仍然是“千部共出一套”。它们既不会有新的内容，也不会在艺术上有新的创造。鲁迅先生曾这样讲到它们：“所谓才子者，大抵能作些诗，才子和佳人之遇合，就每每以题诗为媒介，这似乎是很有悖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对于旧习惯是有些反对的意思的，但到团圆的时节，又常是奉旨完婚，……那些书的文章也没有一部好。”[6]还有，由《金瓶梅》所开始的人们习惯称之为自然主义的创作倾向，也程度不同地表现在长篇或短篇的小说中。那些作品，为了迎合社会上各色人物的庸俗趣味，一味地描写社会生活中的最龌龊、最庸俗无聊的现象，减弱了甚至丧失了文学应有的艺术品质。不冲破文学创作中的这种种虚伪、平庸、庸俗的倾向，不打破由它们所形成的那种种不健康的局面，小说艺术便不能发展，中国文学的优秀传统便不能发展。
自然，在曹雪芹之前或同时，几个优秀的小说作家，如陈忱、西周生、吴敬梓等人，都以严肃创作态度，创作出了有意义、有价值的优秀作品，与那些封建教诲主义、公式化、自然主义的作品，迥然不同，他们的艺术成就是不容忽视、贬低的，然而，他们似乎缺少一种自觉地大胆否定笼罩着那一时期的小说创作的种种虚伪、平庸、庸俗的创作倾向的战斗精神，他们在艺术创作实践中也缺少勇于打破旧的传统的思想和写法的艺术革新精神，因而，他们的作品还程度不同地带着因袭旧形式、旧材料、旧写法的地方。
曹雪芹在上面那一段话中，大胆地否定了充斥于当时社会中的种种虚伪、低劣、庸俗的作品，和它们所体现的封建教诲主义、公式化、自然主义等不良的创作倾向。这表明，曹雪芹不仅要以自己的作品满足现实生活的要求，向同时代的人，乃至后代的读者，传播他从现实生活中所体验到的生活的真理，而且也要用自己的创作，改变当时的文学创作倾向，打破小说艺术创作的平庸、拙劣、停滞的局面，促进文学的发展。
曹雪芹自己提出来的创作原则是什么呢？上面那一段话，虽然并不很完善充分，但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它所包含的思想是多么正确！他认为他所写的“半生亲睹亲闻”、亲身经历、体验的生活，强似假借汉唐年纪的野史，也强似写“大贤大忠理朝廷、治风俗的善政”，更强似那“千部共出一套”的才子佳人的悲欢离合的故事，这实际上就是把现实生活看成创作的源泉，主张作家要从现实生活中撷取题材，而反对脱离现实的虚伪说教和因袭旧套，只有如此，作品才能“新奇别致”。他主张写实，并不是自然主义地记录式的写实，而是“只取其事体情理罢了”。他认为，文学再现现实生活，不能“失其真”，不能“不近情理”，人物的“悲欢离合，兴衰际遇”，必须“追踪蹑迹”，不能“稍加穿凿”，这也就是反对创作上的主观臆造，主张尊重现实生活本身的内在规律。这些意见，虽然简单，但无疑是现实主义的创作论。《红楼梦》的创作，就是建筑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的。
曹雪芹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早的一位自觉地以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为己任的小说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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