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英》的主人公名叫黄英。英，《说文》：“荣而不实者。”指未结果实的花。屈原《离骚》：“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陶渊明《桃花源记》：“芳草鲜美，落英缤纷。”两文的“落英”都是指落花。《礼记·月令》：“季秋之月……鞠（郑玄注‘本作菊’）有黄华（花）。”后来，黄花便成了菊花的代称，诗人们往往用之，如杜甫《九日》：“羞见黄花无数新。”明徐渭《画菊》：“东篱蝴蝶闲来往，看写黄花过一秋。”黄英即黄花，黄花即菊花，这篇小说主人公的命名，便隐而不晦地提示她是菊花精，非常雅致。如果叫她黄花或菊花，便太直露，显得俗气了。
菊花成为历代众多诗人吟咏对象，在众多的花卉中频率极高，与晋代大诗人陶渊明大有关系。陶渊明的诗文里多次写到菊花，最有名的是其《饮酒》诗第五首中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两句，显示出他归田园居忘怀俗务、潇洒自适的风神。《饮酒》第七首又云：“秋菊有佳色，浥露缀其英。泛此忘忧物，远我遗世情。”菊花成了他遗世隐居、绝去尘念的精神寄托和表征。由此，菊花就寓有了人文内涵，如竹象征孤直，梅花象征坚贞，它象征是清高的情志，并有了“陶菊”之名。后世诗人咏赞陶渊明往往要写到菊，咏菊之诗也往往要说到陶渊明。这篇故事中主人公菊花精黄英自称姓陶，还说她的出现是“为我家彭泽解嘲”。这表明故事演绎的是与陶渊明有关的事情。解嘲，意为对受到的嘲讽进行辩解。黄英要为陶渊明“解”的是什么“嘲”？
黄英的故事是从一位特别喜爱菊花的士人马子才写起的。马子才是顺天人，“世好菊，至才尤甚。闻有佳种，必购之，千里不惮”。他听说金陵有佳种，为北方所无，便前往求购，在友人的帮助下，得到了上好品种的两枚种芽，如获至宝，欢喜而归。
在归途中，马子才遇到了与之同向而行的黄英姊弟二人。黄英坐在油壁车里，陶三郎随车步行。同路人难免发生交谈，彼此询问来自何处，去向何方。马子才无须掩饰自己外出的目的，告以觅寻上佳菊种的事；陶三郎随即谈论起“艺菊之法”，投合了爱菊的马子才的心意。双方一拍即合，这便成为了黄英姊弟随同马子才归其家客居的契机。
按照一般的情况，爱菊人马子才和菊花精黄英的遇合，关系应当是十分和谐、美满。这篇故事自然也没有违反这个情理，马子才和黄英结为夫妻，黄英成了马家的主妇，而且靠着种菊卖菊，使马家成为宅第宏大“享用过于世家”的富家。然而，黄英与马子才的性情并不相合，婚前和婚后的生活并不怎么和谐美满，各有各的主张，不断地发生争执，甚至闹得难以和平共处，一度分房分住。
黄英姊弟初到马子才家，住到其宅第南面一处荒园的茅屋里，陶三郎每天到马家院子里为之培植菊花。他果然是种菊的能手，枯死的菊枝经他培植又都活了起来。日子一长，黄英姊弟不愿靠马家的“升斗馈恤”度日，提出要种菊卖菊，自谋生计。马子才一听大不以为然，“甚鄙之”，对陶三郎说：“仆以君风流高士，当能安贫；今作是论，则以东篱为市井，有辱黄花矣。”意思是高尚的人应当安于贫穷不能孜孜以求利，拿菊花去卖钱，岂不把它当俗物了。陶三郎没有动气，却理直气壮地回答：“自食其力不为贪，贩花为业不为俗，人固不可苟求富，然亦不必务求贫也。”意思是人固然不能以不正当的手段致富，但也不必安于贫穷，种花卖花既不为贪，也不为俗，有何不可？他不顾马子才的反对，自行其是，种菊卖菊，生活就不靠马家的馈赠了。待到菊花行将盛开的季节，“市人买花者，车载肩负”，接连不断，“门庭喧嚣如市”。马子才“心厌其贪”，想与之绝交。又怀疑陶家私藏菊花的佳种，隐瞒着自己，便前去质问，却没有发现可指责的把柄，说不出什么，反而受到黄英姊弟十分友好的款待，“尽欢而散”，也就不了了之了。后来，黄英在家“课仆种菊”，陶三郎在京城开设了花店，往来贩卖，生意红火，赚了许多钱，购置了沃田，盖起颇壮观的宅第，俨然成了一豪富之家。这婚前的分歧就以自以为高尚的马子才的无可奈何而结束。
马子才的妻子病死，他“意属黄英”，黄英应允了，可是，两人性情的差异并没有消失，夫妻间还是不断发生分歧。结婚之时，黄英以马家旧房简陋，要马子才住到自己新建的宅第里，马子才不同意，黄英便命人在两宅间隔的墙壁开通了一个小门，便于“日过课其仆”劳作。马子才又“耻以妻富”，不愿沾黄英家的便宜，嘱咐黄英将南北两舍的器物分别登记，以免混淆，而黄英要用什么，总是取自南宅，不久家里就都是陶家的东西了。马子才立即让人一一送回南宅。这么几次反复，马子才也不胜其烦。黄英嘲讽他说：“陈仲子（《孟子》里说到的齐国的一位廉洁之士，他以其兄之禄为不义之禄而不食）毋乃劳乎？”马子才感到颇尴尬，不再做那种无聊的事了。接着黄英大兴土木，南北两宅合而为一，没有了疆界。马子才更感到不安，对黄英说：“仆三十年清德，为卿所累。今视息人间，徒依裙带而食，真无一毫丈夫气矣。人皆祝富，我但祝贫耳！”他不愿靠妻子过富裕生活，固然不失为有一点丈夫气；但愿贫穷，就有点呆气。黄英回答说：“君不愿富，妾亦不能贫”，那就分开好了，“清者自清，浊者自浊”，两无妨害。于是，让马子才住到了宅外园子里的两间茅屋里。马子才却感到寂寞难耐，隔日便回到黄英身边。黄英笑了，说：“东食西宿，廉者当不如是。”嘲笑马子才做不到真正的清高，说得马子才颇难为情，也就不再自命清高，和富裕的妻子一起生活了。
这个菊花精的故事，自然是纯属虚构，人世间哪会有这样的事情，但却叙写得颇有生活情趣，在黄英和马子才婚前婚后发生的看似寻常琐细的龃龉、争执中，又蕴蓄着耐人寻味的意思。
这篇菊花精的故事，与《聊斋志异》里的多数狐鬼花妖的故事不同，菊花精悄然幻形入世，不是给落寞的书生消解孤独寂寞，帮助不幸的书生摆脱困苦或危难，更几乎不涉及男女之情。黄英和马子才之间发生的分歧、争执，从各自表述的话语可以看出，是关乎人的或者更确地说是士人即文人的立身行事的价值取向问题。黄英姊弟做的事情是种菊卖菊，种菊不是供自己观赏，更没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情致，而是出卖供别人观赏，以获得财富。她和陶三郎从士人马子才家的一片荒废的园地里开始培植、出售，继而运销外地，在京城开了一爿花店，生意越来越大，财源滚滚，广置沃田，盖起了气派的“甲第”。这虽然是浮光掠影式的描述，并非故事的主体情节，却是这篇小说的根本，黄英和马子才之间接连不断的争执，都是由之发生出来，每一次的争执，总是反对派马子才受到嘲讽，无奈地妥协，也就由之而平息。小说的命意也正寓其中。
马子才是士人。在传统观念中，士居所谓“四民”、“四业”（即士、农、工、商）之首，门第清高，以经商贩卖营“蝇头之利”，为俗业、贱业；即便穷困，也要安贫乐道，守住“清誉”、“清德”。马子才就是持这种传统理念，鄙视、反对黄英姊弟种菊卖菊——商品生产贸易的经济活动，认为赢利为贪，市井买卖为俗。在故事中，马子才是这种观念的化身，但却不是表现这种观念的正当合理，而是显示它的迂阔、虚弱，在陶三郎的“自食其力不为贪，贩花为业不为俗，人固不可苟求富，然亦不必务求贫也”的驳论下，便理不直，气不壮，无以为辞，听任黄英姊弟自行其是，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扩大经营，财富日增，置沃田，起“甲第”，连自己也无法拒绝受用，败下阵来。显然，这篇虚拟的家庭生活纠纷的故事，演绎的是两种社会观念的冲突：以生产商品、行商坐贾靠劳作经营的正当职业，纠正以“工商为末”，以市井买卖为俗贱的传统观念，特别是读书人头脑中的“清高”意识。
这篇几乎完全人化的菊花精的故事，既折射出蒲松龄生活的那个时代商品经济的发达，也反映着传统的以工商为末和抑商观念受到了冲击，思想家如黄宗羲在其《明夷待访录·财计三》里就发表了“工商皆本”之论。在“三言”、“二拍”等几部白话短篇小说集里，更有一些叙写自产自销的匠人、店铺主人、长途贩运的商人发家致富的故事，往往让他们自述经商不是贱业，着意表现他们善良、诚信、买卖公平，俨然成了社会的宠儿，甚至赢得了女神的爱慕，为他们提供商业信息。这样的幻想情节，《聊斋志异》的故事中也有一些，只是没有作为小说的主题。这篇菊花精的故事与“三言”、“二拍”中的那些故事比较，不是重在显示商业经营者的优良人品为成功之原因，为其经营的事业张目，而是从人要生存发展，如小说中所说“人固不可苟求富，然亦不必务求贫”的角度，显示黄英姊弟生气勃勃的经营之成功，破除文人头脑中鄙视商贾的观念，显得更理直气壮，还有着文学幻想的美妙而深沉的意趣。
借菊花精的故事破除文人鄙视商贾的观念，这种构思的生成无疑与陶渊明在文人头脑中的深远影响有关。陶渊明爱菊，菊成为他淡泊名利、忘怀世情的情志的表征，更成为后世文人的精神偶像，往往借以表示自己远离朝市、淡泊名利的高尚情志，或作为穷困不遇的情况下的精神安慰。蒲松龄便就此曲意地用在他要借小说表现的主题上，做其翻案文章，将菊花移出“东篱”，投向“市井”。黄英在经营成功“享用过于世家”后说：“妾非贪鄙，但不少致丰盈，遂今千载下人，谓渊明贫贱骨，百世不能发迹，故聊为我家彭泽解嘲耳。”这种调侃式的理路、并不很顺当的声明，字面上是黄英自报家门，自述入世经营致富的缘故，是为使陶家摆脱“贫贱骨”之嘲，其实是蒲松龄假之以自道其结撰这篇故事原是借陶渊明所爱之菊说事，认为景仰陶渊明者也不必以拒绝市井为清高，以自甘贫穷为“清德”。
黄英发家致富自报家门，作为小说主人公的她，任务已经完成，故事也可结束了，但后面还有一大段写陶三郎的文字：陶三郎嗜酒，能豪饮，一次与酒量甚大的曾生对饮，喝得烂醉如泥，倒在菊畦里，化作了高大如人的菊花。黄英闻知，急忙赶来将其拔出，以衣物遮掩，摒去众人，戒勿视，次日黎明，复化为人。曾生好奇，又有意将陶三郎灌醉，陶三郎化为菊，他自己拔出，在旁静观其变。待黄英到来时，枝叶已憔悴，不能复化为人了。
虽然，蒲松龄在这篇故事的结尾添加这样一段情节，像他叙写的其他花妖狐鬼的故事一样，“偶见突鹘，知复非人”，点明黄英姊弟乃“菊精也”。这是蒲松龄作《聊斋志异》显示其小说特征的应有之义。这篇菊花精的故事的主体部分，十分现实生活化，宛如人世间的事情，不露一点奇异性。譬如故事开头爱菊人马子才与菊精黄英路遇一节，读者读后可以悟出黄英姊弟与马子才携带的从金陵购致的两枚上好品种的菊芽之间的关系；双方一拍即合，一起回到马家，实际是黄英导演出来的，但叙述中完全没有点出其间的隐情，完全像是十分合情合理的偶然事情。至于陶三郎能使干枯的菊棵复活，残枝劣种成为良种，也并非能工巧匠全然不能做到的。这里面就有行文叙事的艺术，若不最后点明，何以见其匠心！
这段结尾，文字较多，写得很认真，还另有一番意趣。清代评点家冯镇峦评此篇：“写作收场好：菊人自宜善饮，东篱处士家法也。”是的，陶渊明爱菊，也好饮酒，有《饮酒》诗二十首（“采菊东篱下”之句就在其中），在后世文人心目中，饮酒忘怀世情，也是其一大特征。白居易有《效陶潜体诗十六首》，其中一首说陶渊明“爱酒不爱名，忧醒不忧贫”，“归来五柳下，还以酒养真”，“篇篇劝我饮，此外无所云”。这里加上这样一段情节作结，取“以酒见真”，或者如俗语所说“酒后见真情”的意思，写得很有人菊互化之趣，最后又写到黄英将那棵菊花之梗，埋入盆中，日灌溉之，九月开花，“嗅之有酒香”，馀韵袅袅，令读者感到怡怡然。蒲松龄作《聊斋志异》在艺术上也是有所追求的。
（原载《蒲松龄研究》200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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