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本《三国志演义》里完全属于毛氏自己的是评，包括卷首的《读三国志法》（简称《读法》）、每回前面的总评和全书叙述文字间随处可见的夹评。这里面反映着毛氏的历史观、政治观、小说观，也表现出对《三国志演义》这部小说的总体看法，对全部人物、情节的阐释，以及对情节结构、写作技法的分析，其得失、成就和局限，自然就展现于其中。
毛氏很重视小说的历史真实性。虽然《三国志演义》所叙并非完全是历史的真实，至多如前人所云是“七实三虚”，但毛氏还是把小说当作史实来评论的，并且重在从政治伦理的角度评析之。如卷首的《读法》共二十五则，是毛评的纲领，前几则纯系评史，中间几则表面上是评文，但称扬《三国志演义》“乃文章之最妙者”，列举了几条，还是归结为“天然有此等波澜，天然有此等层折，以成绝世妙文”，还是称扬小说题材即历史事件的优越，足以成其妙文。所以说，毛评主要是政治历史的文学评论，而不是纯文学的评论，确切地说是政治历史的文学评论。
但是，《三国志演义》是一部政治历史小说，而且是中国古代最卓越的政治历史小说。它通过描写三国时代的政治舞台的角逐过程，比较全面而深刻地反映了封建社会政治的基本特征，展示出中国古代的政治思想、政治伦理、政治智慧的特色及其内在矛盾，具有丰富的认识价值。它的成功固然得力于作者罗贯中之艺术匠心，没有抛弃在他之前的许多知名的和无名的人对三国时代的历史事件、人物所做出的文学性的改制、阐释，再加上他本人的文学性的叙述本领，使之成为一部生动耐读的历史小说，但也不应当忽视，它还得力于罗贯中的“据史演义”的创作思想，尽量向陈寿所记述的、从历史现象的角度说是最接近书写的历史真实靠拢，而没有照某种理想、观念去随意虚构小说情节，从而也就最大限度地让《三国志演义》发挥了以历史启迪后世的潜力。从这个角度说，毛氏的以政治历史评论为基调的小说评论正适合《三国志演义》这部政治历史小说。
自然，毛评在总体上表现出浓厚的以封建伦理为核心的政治历史观。《读法》第一则纵论中国历史自汉至宋各朝有“正统、闰运、僭国”之别，便是遵从朱熹《通鉴纲目》的政治历史观，尊蜀汉为正统，斥孙吴、曹魏为僭国，理由是“盖以蜀为帝胄，所在当予”。在后面的评论中，便处处曲意美化蜀汉方面的人物，对刘备、诸葛亮、关羽尽力称扬，处处苛刻地贬抑孙吴、曹魏，对曹操尤甚。这种封建的正统观念，尽管在明、清易代之时有所加强是有着现实的政治原因，生活在那个历史环境中的毛氏父子也不能不是这样，但毕竟是陈旧保守的思想观念。毛评无疑是带有浓厚的封建主义色彩。
然而，一如标榜据史演义的罗贯中，传统的保守的政治历史观念并没有完全掩盖住历史事件的真实内涵，以及由得自历代政治活动的经验所积累起来的理性认识，毛评对《三国志演义》的许多历史事件、人物的作为进行解释、评论的时候，也往往倒向了客观，尊重活生生的现实，不得不放弃了单纯的道德的褒贬，即便是对他最心爱的或最厌恶的人物也不能不是这样。这样就超越了旧的观念而走向了更高的历史真实。
《三国志演义》的基本政治倾向是尊刘抑曹。这种政治倾向的内涵是比较复杂的，不同的评论者曾做过不同的阐释，从而表现出不同的态度，究其实质可以归结为封建的正统观念和仁政思想的不无矛盾的混合物。然而，这部小说叙写出来的人物、事件的真实内涵，要比这种政治观念丰富、复杂得多，这才使它具有着丰富、深刻的认识价值，堪称一部封建政治的百科全书。毛评是顺从、加强了尊刘抑曹的倾向，但在许多具体的评论中，却又揭示了同是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家的本质性格的共同性，指出刘备也是弄权术、实行伪善的，曹操之所谓“奸”，亦是如此。如第十一回总评对刘备始辞终受陶谦之让徐州的诠释：
刘备之辞徐州，为真辞耶？为假辞耶？若以为为真辞，则刘璋之益州且夺之，而陶谦之徐州反让之，何也？或曰：辞之愈力，则受之愈稳。大英雄人往往有此算计，人自不知耳！
这是联系刘备后来以武力夺取刘璋之益州，说明他徐州之让实际上是为了受得更稳当，让成了受的手段，自然带有策略性。第四十一回刘备在曹兵追击下携民渡江之时，听两岸哭声不绝，大恸曰：“为吾一人而使百姓遭此大难，吾何生哉！”欲投江而死。毛评曰：“或曰：玄德之欲投江与曹操之买民心一样，都是假处。然曹操之假，百姓知之；玄德之假，百姓偏不以为假。虽同一假也，而玄德胜曹操多矣！”这虽然也是称扬，但却无疑道出了刘备的仁义爱民的实质：收买民心。他之所以胜过曹操，能蒙混过人的眼睛，就在于他一贯如此，不像曹操那样时而恶相毕露。这才更符合正在与人角逐天下的封建统治者的本质性格。
《三国志演义》写刘备与诸葛亮的关系，如鱼水相得，成了封建政治的君臣关系的理想蓝图，但事实也绝非是“心神无二”。第八十五回刘备将死，托孤于诸葛亮，泣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邦定国，终成大事。若嗣子可辅，则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为成都之主。”毛评曰：
或问，先主令孔明自取之为真话乎？为假话乎？曰：以为真则是真，以为假则亦假也。欲使孔明为曹丕之所为，则其义之所必不敢出、必不忍出者也。知其必不敢、必不忍，而故令之闻此言，则其辅太子之心，愈不得不切矣；且使太子闻此言，则其听孔明、敬孔明之意，愈不得不肃矣。
不简单地辨别刘备的话是真是假，而是揭明其用心：刘备既知刘禅之庸，又知诸葛亮之为人。他最担心的是自己死后诸葛亮效曹丕之篡夺。他既知其“必不肯”、“必不敢”，而又偏偏明白地讲出这番话，正是要感动和激励诸葛亮再公开做出保证。事情就正是这样，诸葛亮听毕，“汗流遍体，手足失措，泣拜于地曰：‘臣安敢不竭肱股之力，尽忠贞之节，继之以死乎！’”这岂不是再给诸葛亮加上了一道精神的约束力！这也是君臣之间的一场心理战。毛评的这些阐释、评论，实际上是背离了小说作者欲显刘备之忠厚的初衷，表现出了超凡的理性，对读者理解《三国志演义》，认识封建时代风云人物和封建政治，是有启发意义的。
更为精彩的是毛评对曹操性格的分析。《读法》中称曹操为“古今来第一奇人”，奇就奇在他能够审时度势，有时“似乎忠”、“似乎顺”、“似乎宽”、“似乎义”、“智足以揽人才而欺天下”，无人可比。这是称赏其政治才智，厌恶其奸诈。后面的回评、夹评，也都贯串这样一基本态度。所以，尽管毛氏从正统观念出发，视“挟天子而令诸侯”的曹操为“国贼”，尽力显示其“奸”，但毕竟摆脱了传统的单纯从封建伦理的角度一味骂倒的态度。譬如第七十二回总评谓曹操杀杨修事出有因：“使修非植党以欺曹操，则操可以不怒，而修可以不死。彼谓修以才见忌者，殆未为笃论矣。”第七十八回总评认为：“曹操之杀华佗，以佗之将杀操也。臂可刮，未闻头可断；如凿其头而可活，必如左慈之幻术则可；若以言医，则无是理也。”这并非为曹操开脱罪责，而是从政治生活的实际情形来说明曹操的行为，他不纯是“忌才”、“多疑”而杀人，他倒是很善于审察形势，又精于权谋，从而能够采取不同的方式、手段，制服内外敌对者，保存和发展自己。如第三十二回总评曹操在与袁绍决战的官渡战役中跣足而迎许攸、焚毁许昌的一些官员私通袁绍的书信二事：
高帝踞床跣足而迎英布，是过为傲慢以挫其气；曹操披衣跣足而迎许攸，是过为殷勤以悦其心，一则善驾驭，一则善结纳，其术不同，而其能用人则同也。光武焚书以安反侧，而恕之于人心既定之后；曹操焚书以靖众疑，是忍之于人心未定之时。一则有度量，一则有权谋，其事同，而其所以用心不同也。帝王有帝王气象，奸雄有奸雄心事，真是好看。
尽管这里面也有偏见，对同样的事情强作区分，但是“驾驭”与“结纳”、“度量”与“权谋”，并没有根本的差异，而这种比较倒是显示出曹操在政治斗争中的智能，足与汉代始祖和中兴之帝比肩。
更为深刻的是毛评对赤壁之战曹操溃败后哭郭嘉一事的阐释：
曹操前哭典韦，而后哭郭嘉。哭虽同，而所以哭则异。哭典韦之哭，所以感众将士也；哭郭嘉之哭，所以愧众谋士也。前之哭胜似赏，后之哭胜似打。不谓奸雄眼泪，既可做钱帛用，又可做梃杖用。奸雄之奸，真是奸得可爱！
这是说曹操连感情的表达也政治功利化，成为政治手段。这虽然说的是曹操，含贬抑、讥讽之意味，但却深刻地揭示出封建政治生活中的一种普遍现象。将道德感情作为政治手段，仅就《三国志演义》而言，何止是曹操一人？刘备“摔孩子”、“赖荆州”，诸葛亮柴桑吊丧哭周瑜，就都是有着政治目的的“哭”。这是以伦理纲常为基本支柱的封建政治的特性所造成的一种带有常规性的伪善行为。毛评虽然为尊刘抑曹的观念所囿，只看到曹操行为中的这种人的感情表现的政治功利化的现象，但却也为人们打开了一个窗口。
可以这样说，毛评尽管带着先天的缺陷，但它对这部历史小说中刘备、曹操等主要人物一些行为的阐释、评论，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他们信奉的封建伦理观念的束缚，直率地从政治功利的角度进行审视，这就更贴近了历史真实，有助于理解《三国志演义》的认识历史的价值。这样，它也进入了文学批评和小说人物的性格分析，成为它的一个显著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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