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风流》清刻本扉页镌“隺市主人新编”，卷首序署“隺市道人题”，正文首页题“隺市道人编次”。“寉市主人”、“隺市道人”，当为一人。序中云：“余少时得忠孝节义文数篇，喜而读之，凡三易书，秘之笥箧，爱如珠玉，因其文而重其人。越二十载，而时移事变，其人行与文违，殆不可说。余乃出其文，尽行涂抹，唾而骂之，灭于丙火。”玩味其意，所谓“时移事变”，当指明清鼎革之巨变，其人必为由明入清者。后文说此书之创作，云：“壬子夏，与二三同志，啸傲北窗，追古论今，淑慝贞奸，宛在目前。……于是摘所详忆一事，迅笔直书，以为前鉴。”此壬子应为康熙十一年（1672），《醒风流》当是这年作成的。
此书扉页题名下，还镌有“二集嗣出”四字。日本宝历甲戌《舶载书目》载《凤箫媒》，署“寉市散人编次”，可能就是此书所预告嗣出之“二集”，惜原书已佚。
“寉市道人”为谁？
“寉”俗用作“鹤”，“寉市”即为“鹤市”。《吴越春秋》载吴王阖闾小女自杀，阖闾以舞白鹤诱吴民入羡门，“发机掩之，杀生以送死”。后以“鹤市”为苏州之别称。是则《醒风流》作者为苏州人。
王晫《文苑异称》：“鹤市石农，长洲褚人获也。”褚人获，字学稼，号石农，生于明崇祯八年（1635），十岁而明亡，入清未仕，勤于著述，最著名的是《坚觚集》、《隋唐演义》。《隋唐演义》署“长洲后进没世农夫汇编”，“吴鹤市散人鹤樵子参订”，是一人而署两三名。长洲为苏州府治，实为一地。《醒风流》、《隋唐演义》及那部已佚的《凤箫媒》之作者署名，虽有“主人”、“道人”、“散人”之别，但同里籍、同时代，断为一人，即褚人获，应当是没有问题的。
《醒风流》叙写的故事与当时的才子佳人小说相类似：宦家公子梅干与父执的女儿冯闺英，历经由家庭祸患所造成的波折，最后奉旨成婚。而意旨、格调却迥然不同：一是背景涉及朝廷政事，褒扬忠节、贬斥奸邪的成分较重；二是男女主人公并非私自才色相慕，争取成为理想的配偶，冯闺英不仅严守闺范，还很讲究伦理名分，当与已做了官的梅干结为夫妇时，发现新郎官就是在其家化名为木荣的僮仆，认为有主奴名分之别和瓜田李下之嫌，不肯屈就这有碍名教的婚事。作者在第一回里开宗明义，便声称“风流中大有关系于伦理”，序中申述作此小说之旨意是：
盖以天下臣不思忠，子不思孝，贪货赂而忘仁，慕冶容而用计，种种越分妄求者，授以一服清凉散也。而于色为尤甚。……世之逞风流者，观此必惕然警醒，归于老成。
孙楷第评此小说：
核其所述，大体略仿《好逑传》，惟不脱才子佳人圈套，其谓才子为不二色之义士，佳人有儒士之风流，尤为酸腐焉。
——《戏曲小说书录题解》卷三
批语可称中肯，唯“略仿《好逑传》”一语，尚需斟酌，因为《好逑传》的作期还没有定论，未必果为先出。
更值得玩味的是此小说的序文。本则开头所引数句，是作者对一位文名甚高的大人物，昔日侈谈忠孝节义，“时移事变”，“其人行与文违”，极表痛恶之意。前面再引之数句，谓作此小说之旨意，重在给“慕冶容而用计”之“逞风流者”，“授以一服清凉散”，小说题名“醒风流”，即取此意。玩味这般话语，联系其时其地，可以悟出个中是实有所指的：那位使作者少年时崇敬的前辈名流，后来却“行与文违”，又有风流韵事为当世传扬的，不就是做了两朝臣子、与吴江名妓柳如是结为夫妇的文豪钱谦益吗！褚人获与钱谦益同是吴中人，为同乡后学，幼年有条件读过钱谦益的文章。明清鼎革，原来心目中的偶像变成了为世人讥议的对象，他会较之一般人心理上的反差更大，更强烈。《醒风流》之作，用当时时兴的才子佳人小说的故事模式，叙写一种有忠孝节义的姻缘，表明“风流中大有关系于伦理”，只是慕才慕色并不可取，可能就是针对世上传为韵事的钱谦益与柳如是的事情而发的。不过，就小说而论，这种所谓“旁喻曲说”，是事与愿违，徒见其思想之陈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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