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熊英二的这本巨作，是探究日本全共斗运动与「一九六八」的代表性着作之一。据作者所言，这是一本试图以「社会科学式的检证」掌握「那个时代」的全貌，以期从其反叛与失败中习得教训，并引发后续讨论之「开端」的书籍。虽然距离原文出版的二○○九年已过了十五年之久，该书出版之后，在日本也持续有进一步深化相关主题的出版物问世，但在对于战后日本社会的研究仍有待发展的华文圈中，本书的中译仍是首部鉅细靡遗地剖析日本全共斗运动与「一九六八」的专书。

作者在本书中提出的观点，以及本书在日本战后史研究中的定位固然重要，但如其篇幅所示，本书更是一部庞大的「资料集」（全书註释超过五千七百个），是不识日文的读者也得以藉此接触到大量原文资料的绝佳读本。因此，私以为作者在本书中更像是一名整理者，其观点在此更像是一条导览路线，读者如何从自身经验和问题意识出发，跟着但未必顺着作者的导览，进入「那个时代」，与巨量的歷史文献资料产生关系，与其中人们的心境、动机、矛盾与困境相互投射、形成对话、共感甚至批判，我认为更是阅读本书的重要途径，这也是我在翻译本书时不断想像的模样。

在本书出版之前，自然不是没有关于全共斗运动与日本「一九六八」的书写。除了众多运动当事人的回忆录与过去的访谈资料之外，也有如评论家絓秀实在二○○三年出版《革命性的、过于革命性的——「一九六八年的革命」史论》（『革命的な、あまりに革命的な——「一九六八年の革命」史论』）（作品社，二○○三），以及在二○○五年编着的《一九六八》（作品社，二○○五）等从思想层面切入讨论的着作。而关于「一九六八」，从文化层面展开的讨论也算是常见的主流。

然而，本书作者刻意採取与上述类型不同的书写方式，试图从俯视的观测角度掌握「那个时代」的全面性图像。首先，作者拒绝以当事者的回忆作为主要论述的凭据。具体上，作者在认为「回忆录这类文本混杂着错误记忆、误解事实、自我辩护的成分，故亦有欠缺可信度的部分」[1]的前提下，以同时比对或併陈多部回忆录综合检视其正确性的方式，在与回忆录保持一定距离的位置上，从中找出得以接近「事实」的路径。不同于一般关于当代史的研究，虽然大多数的当事者仍然健在，但作者在整部巨作中并未进行任何对当事者的第一手访谈。对此，作者做出了明确的解释：第一，作者认为「记忆是动态的」，「人类的记忆是会变形的」[2]；第二，要对上百人进行访谈并整理这些资料，作者认为就本书的条件在务实面上并不可行，「会陷入无法收束的状态」[3]。因此，作者选择採用自己一贯而来的文献调查法。作者认为，文献资料「在某些时候仍能起到拆穿现代人为迎合自身而擅自捏造的记忆，或具备打破一般观念的功能」，「文献资料在当时犹如把思维与心态『冷冻保存』下来，因此可剥除现今创造出来的『记忆掩盖』或既定观念，面对隐藏的伤口，也暗含将其撬开的力量。」[4]

接着，如在第一章的主张，作者认为「一九六八」作为「政治与文化革命」的说法本身即是一个「神话」。由于「『一九六八年的文化革命』日后遭神话的部分太多」、「所谓六○年代前卫文化的创造者，并非年轻人」、「六○年代青年们反叛而成为运动者的人们，不必然与使文化变貌的人们重叠」[5]这三个原因，作者于书中只在必要的最低限度上触碰文化的层面。另外，由于本书将主轴放在以社会科学式方法对于「那个时代」的歷史现实展开检证，因此并未对于思想甚至思想史的讨论多作着墨。关于小熊对于战后日本思想的论述，更多可见于其前着《「民主」与「爱国」》中。虽然该书聚焦的年代更早一些，但或可说《1968》是在《「民主」与「爱国」》（尤其是第三部）的思想讨论上延伸出来的具体实证作业，特别是在后者第十四章「『公』的解体」中对于吉本隆明思想与大众消费社会亲近性的批判，以及第十六章「死者的越境」中关于鹤见俊辅与小田实思想的共感。

总括而言，本书是站在观测者立场上，不依凭当事者的动态记忆，而是「冷冻保存」的静态文献资料，对于「一九六八」运动歷史现实经纬的社会科学式检证，内容并不涉及「那个时代」的文化与艺术表现，以及思想内容与思想史脉络的讨论。这个选择的动机，在于作者拒绝将「『那个时代』的反叛当成怀旧的英雄事迹描绘」[6]。

当事者们众说纷纭的回忆当年勇，或者事后非当事的人们崇拜式的「英雄事迹」回溯方法，往往使歷史现实限缩成一种特定的、无法被复制、再体验＝难以进入的限定经验。这似乎使得歷史现实成——为具有特权的封闭「神话」，无助于拆解歷史现实、无助于使之还原回到作为人的轨迹。小熊的这本书，尝试藉由避开这样的封闭性解释，让「那个时代」成为得以被放回歷史轴线与社会条件的背景中理解的事件群。

这种论述方法，首先如同作者所期待的，对于未能参与其中的后续世代或不同地域的人们，提供了得以进入的途径，并将歷史现实作为用以处理当前面对之问题的反思资源。同时，对于作为个体参与其中的个别当事者，也提供了一种个人在限定的时空条件中难以周全的俯视性观点。然而，却也似乎难以避免地招致不少当事者批判指出，自己参与的部分并未充分的描写、甚至跟实际情况（或当事者个人记忆中的实际情况）有所出入。

对此，作者试着不以自己单独的主观论述做出对于「那个时代」的主张与推论，而是藉由让巨量的资料本身说话，铺垫出得以拆解「那个时代」的诸多「神话」的厚实证据。之所以选择如此厚重的论述方法，或许是因为「那个时代」在事后形塑出了同等甚至更为厚实的诸多「神话」、「英雄事迹」或当事者的「自我陶醉」。本书的论点其实相当简明扼要——在因为急速的高度经济成长带来的社会剧变中，人们所面对的困境从「战争、饥饿、贫困等发展中国家型的『近代的不幸』」，过渡到「自我认同的不安、现实感的稀薄化、活着的实感的丧失这种先进国家型的『现代的不幸』」[7]。那个时代「英雄」们的行动＝「神话」，不是「世界革命」或「文化革命」，而不过只是当时无法适应时代变化的年轻人们，在这个「集体摩擦」的过程中，为了解决自我认同危机而「直觉」地做出的「未能言语化」的「寻找自我」的行为而已。但是，为了提出这个简明的论点，还是必须整理出如此巨量的资料，作为得以驳斥这些「神话」的论述基础。然而，换个角度说，关于「那个时代」的「神话」、「英——雄事迹」乃至当事者的「自我陶醉」之庞大，以及小熊为了支撑自身论点——以推翻、说服当事者或事后人们产生的「神话」——所选择的堆叠巨量资料的书写方法，或许也反过来证明了「那个时代」对于曾全心投身其中的当事者而言，有着多么深刻与复杂的厚重，如此纠结的厚重在表面上浮现成巨量噪杂的「神话」，但却也同时在水面下凝结成无法抽离地面对、无法言说的沉默。这或许是「那个时代」的运动参与者无法如以「社会科学式检证」立场进行观测的小熊一样，写作出这种以俯视观点，相对抽离地收束歷史现实的着作的原因。

或许就这一点来说，当事者的失语状态（这也包含喋喋不休地诉说着自己的故事与细节，却在整体层次的反思上顿时沉默无语的状态）与小熊本书刻意拒斥「英雄事迹」的俯视观测立场——这两者的总和，才得以完整构成「那个时代」在思想史上的意义。

因此，本书与其说是对于「一九六八」的完整论述，似乎更近于一部过于完整的不完整视角——如鹰眼般俯视观测的静态垂直视角。与之成对，得以相互补完的是，当事者如野兔般启动自关乎生存的切身动机，在有限的水平视力范围中寻找任何可能的逃逸路径的动态视角。单单以后者为凭依之论述的封闭性不再重述。而孤立地依凭前者，拒斥任何第一手访谈与当事者的动态记忆，试图单单藉由静态文献资料的并陈来探寻当时反叛年轻人们的「集体心态」的论述，其问题或许如身为当事者的评论家长崎浩所言，在其将各个当事者本应具有歷史纵深的回忆，以横向切片的样态搜集并列的方法中，存有某种暴力性。长崎进一步反问道：「然而，所谓的歷史是过去人们的平均值吗？」[8]长崎的批判，呈现出本书作者与「那个时代」当事者之间，因为视角与观测位置不同所形成的紧张关系。就此，或许可以说，唯有将本书放在与诸多当事者和其他论者对其的回应与批判[9]所共同形成的文脉——中，本书才得以具有作为关键性「开端」的意义。

若从文脉的对话可能性来说，本书作者使用资料并陈方式，试图推导出一个全面性的通盘性解释。这在提供大结构标题以及解构神话性、传说性上确实有效，然而，却也抹平了被内包于其中的诸多异质犄角，乃至由各个犄角发展延伸出来的超时代可能性。换言之，也就是「思想」与「文化」的超时代性＝越境可能性。

作者虽然在一开始就说明了不讨论文化面的理由，也在将「那个时代」的行动视为「试图表现、突破无法言喻的不安与闭塞感的行为」[10]并非政治革命、将这些缺乏出色表达能力的年轻人们的论述内容视为不过只是因为找不到话语，所以只好似懂非懂地挪用了马克思主义用语的产物，或者是出自主体的不安而写成的「如诗般断简残篇」[11]时，间接否定了其中存有系统性「思想」的可能性。然而，这些作者所谓的「试图表现、突破无法言喻的不安与闭塞感的行为」与「如诗般断简残篇」，反而或可说正是以某种广义的文化形式（而非狭义的，如作者上述所言之用以创造出作品的「文化」）来表现其内蕴之不定形思想的行动，并且，就其试图积极介入现实这点来说，此种表现不定形思想的文化行动可以说就是政治性的。或许正是因为对于文化与政治的狭义定义，致使作者捨去了对于该时代文化与思想的讨论 ，使得本书的主张变成了一种「偏差很大的平均值」[12]。

本书选择的「社会科学式检证」的方法，尽管得以提供非同一时空的人们进入的路径，但也在捨——去了文化与思想的有效性这一点上，失去了从「那个时代」进一步延伸想像与论述的可能。换言之，或许正是因为「那个时代」的反叛，是各个当事者在面对「自我认同的不安、现实感的稀薄化、活着的实感的丧失这种先进国家型的『现代的不幸』」时，试图从主体启动的表现与摸索——而非狭义的政治行动，所以在对于运动的歷史事件经纬的检证之外，「那个时代」行动动机的思想意义、在文化与艺术表现的美学与创作逻辑中，被运动引动的、与运动共振的内容，才是确实背负着时代作用力而挤压出来的地层。

固然，思想性的讨论，时常无助于梳理原本就复杂多层的歷史现实，反而让歷史现实再次被束缚进入复杂的思想言语论述里。然而，关于思想的讨论还是具有让论点更为深化与越境的可能。在此，如果从思想史的角度检视「一九六八」，本书选择的分析范围——从一九六五年庆大反对调涨学费斗争开始，到一九七二年联合赤军事件为结束——对于非同一时空的，特别是本书的读者来说，还是有必要附言补充[13]。如前述，本书是在《「民主」与「爱国」》的思想讨论上，延伸出来的具体实证作业。因此，虽然对作者或知晓日本战后社会与思想情况的读者来说，一九六五年之前的脉络已有大致的架构，但对于并非如此的读者来说，若要完整理解「那个时代」的思想史意义，似乎还是需要（至少）从战后日本思想脉络的认识开始，例如从战后初期「进步知识人」的代表性学者，后来被视为「战后民主主义」的象徵性存在的丸山真男[14]、安保时期以降成为所谓新左翼思想主干的谷川雁[15]、黑田喜夫、埴谷雄高、吉本隆明等人，以及更为年轻一代的鹤见俊辅、小田实等的思想内容一步步理解下来，并在这样的思想脉络中——而不只是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重新定位「一九六八」期间的年轻人们为何如此思考，且又是在何种思想延续线上试着生长出接续的思想。

这些日本的战后思想是相互扣连的。具体来说，以笔者博论研究的谷川雁为例，「一九七○年典范转移」之后对于少数群体的重视，其实可以往前连结到谷川雁提出于一九五○年代，注视边缘少数群体——以谷川的话来说，朝向「异端之民」所在之暗黑「原点」——的思想； 而本书中提及的，「一九七○年典范转移」前后的重要思想着作——津村乔《我们内在的歧视》（『われらの内なる差别』，三一新书，一九七○），则可在关于歧视的思想上，跟谷川雁于一九六三年提出的〈无（plasma）的造型——我的歧视「原论」〉（「无（プラズマ）の造型——私の差别「言论」」，初出：《思想の科学》一九六三年十月号）产生对话。以上是从本书分析范围向前延伸讨论的例子。

而向后延伸的例子，则如本书并未展开的「东亚反日武装战线」[16]。其中最早出现的「狼」部队，在一九七四年的刊物《腹腹时计》序言中指称[17]：

1 日帝以长达三十六年的侵略和殖民支配朝鲜为代表，也侵略且支配了台湾、中国大陆、东南亚等地，并将阿伊奴．茅斯利、沖绳作为「国内」殖民地同化与吸收。我们是这些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子孙，是容许及默认了败战后开始的日帝新殖民地主义的侵略与支配，并使旧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官僚与资本家们再次甦生的帝国主义本国人。……

2 日帝将其「繁荣与成长」的主要来源，建立在殖民地人民的鲜血与累累尸骸之上，并且迫使他们遭受更多的掠夺与牺牲。正因如此，帝国主义本国人的我们，才得以安稳地过着「和平、安全且富饶的小市民生活」。日帝本国劳动者的「斗争」，例如要求提高薪资、改善待遇等，实际上是要求对殖民地人民做更多的剥削和牺牲，是强化和补足日帝的反革命劳工运动。〔……〕——日帝本国的劳动者、市民，是与殖民地人民日常性地持续敌对的帝国主义者和侵略者。

〔……〕

4 唯一从根本上与日帝本国斗争着的，是流民＝日雇劳动者。他们完全被强制当成抛弃式的消耗品。他们被强制作为廉价的、可以被抛弃式使用的、随时都可以被牺牲的劳动者，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被迫遭受彻底的剥削。正因如此，看穿了这一点的「流民＝日雇劳动者」的斗争，如同在釜崎、山谷、寿町所见，是日常不间断的、毫不妥协的斗争，是朝向小市民劳动者的正面对决。

〔……〕

6 我们被赋予的任务是发起打倒日帝的斗争。不是进行法律上或公民社会中所允许的「斗争」，而是外溢出法律和公民社会的斗争＝非法斗争，并将其实体化为武装斗争。我们不应为自己留下逃脱出口＝安全阀，而是要「拼上性命来偿清自己的反革命责任」。攻击性地开展反日帝的武装斗争，正是日帝本国人民唯一的紧急任务。

〔……〕

我们是，为了唿应阿伊奴人民、沖绳人民、朝鲜人民、台湾人民的反日帝斗争，并与他们的斗争合流而坚持着反日帝武装斗争的「狼」。[18]

如上所示，他们以自己同时作为「加害者与被害者」的双重性与殖民歷史反省出发，将对于作为一般日本人市民的自我否定推导至极限，选择放弃组织一般市民大众与劳动者，甚至将这些在过往社——会运动中被认为是应该串连及对话的对象视为加害体制的共犯，进而将位于最底层的、「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被迫遭受彻底剥削」的流民＝日雇劳动者作为革命主体[19]。在将市民日常生活视为「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剥削」的不间断常态，且推崇日雇劳动者相应于此的「日常不间断的、毫不妥协的斗争」的同时，也主张以毫无保留的姿态，进行得以打破日常惯态的，「外溢出法律和公民社会」的非法武装斗争，并「拼上性命来偿清自己〔作为日帝本国小市民〕的反革命责任」。他们综合了自我否定、殖民歷史反省、重视被压迫少数群体、不限缩于本国的国际主义视角、创造打破日常惯态的非日常路径、拒绝任何妥协的严格主义、非法武装斗争路线等等的主张与行动方法，或许可说是「一九六八」后期内涵的动机与方法相互结合后形成的，最具代表性的产物之一。[20]

作者选择以一九七二年的联合赤军事件作为切点，固然有理论与实务上的考量。但若得以将其实深受作者所言的「一九七○年典范转移」启发，从一九七一年开始陆续展开行动，并在一九七四、一九七五年间正式因连续炸弹攻击日帝殖民相关企业而浮出水面，还曾一度计画暗杀天皇的「东亚反日武装战线」也纳入讨论，或许可以让整体的论述在思想史上更为完整，甚至对于「那个时代」后续引发的行动得出不同的结论也说不定。

以上都是从「那个时代」向前或向后可能延伸出来的思想触角。关于「一九六八」思想性的探讨，还可参考前述絓秀实的《革命性的、过于革命性的——「一九六八年的革命」史论》与《一九六八》。而若要快速了解六○到七○年代的「革命」与「暴力行动」，并且初探这样的行动如何成为文学艺术的创作动机的话，则有栗原康编修的小书《日本的恐怖行动：炸弹的时代60s-70s》（『日本のテロ：爆弾の时代60s-70s』，河出书房新社，二○一七）[21]。

关于文化也是如此，如果可以将视野放在整个六○年代，或许可以看到「『一九六八』作为前卫文化革命」这种说法的错误并不在于那不过只是「神话」，其实文化革命实际上并没有发生，而是在于那股革命性的潮流并不能只限定在「一九六八」，也不只限定发生在本书所讨论的「全共斗学生」里头。文化与艺术相关延伸研究的参考，其中之一是在本书隔年出版的黑达赖儿（黒ダライ児）《肉体的安那其：一九六○年代日本美术中行为艺术的地下水脉》（『肉体のアナーキズム：一九六○年代．日本美术におけるパフォーマンスの地下水脉』，grambooks，二○一○）。[22]

以下，我想提出几个自己阅读本书时浮现出的问题，或许有助于展开关于本书的后续讨论。

首先，如本书採取的方法，在描写运动以「寻找自我」、「主体解放」为代表的主体层面，而非其具体诉求、现实上要求实现的改变的政治层面时，观测者所能指出的自然更多会是运动者的不安与盲点，而非后者的社会分析、诉求与策略选择上的谬误。然而，这种对于运动者主体之苍白的批判，或许对于全共斗运动适用，但在以「寻找自我」及「主体解放」驱动、延伸出来的女性解放运动上，是否一样适用呢？或说，同样的批判与发问，对于两者来说，是否具有相同的性质？

女性解放运动中诉求主体的行为，恐怕与本书包含全共斗运动在内的其他对象并非同质。女性解放面对的「不幸」，或可说并非作者所指的「现代（才出现）的不幸」，而是「（自过去延续至今，终于在）现代（受到关注，并出现变革可能）的不幸」。女性解放运动持续至今，尤其在近年metoo运——动烽火遍野之际，其中一个核心的困境是，相对于「男性逻辑」的「女性逻辑」和「女性话语」，依然被视作无法作为主要枝干的附属填充物，缺乏「理性」、过多感性以致「歇斯底里」、条理不清、（在男性逻辑视角下）论点前后矛盾……。小熊在本书第十七章中，对于女性解放运动，特别是其重要运动者田中美津的论述，似乎也还是在次元上与女性解放运动的论述核心视角有着一定的错位[23]。另外，田中美津本人也在本书出版后，直接在amazon商品评论栏上留下了认为小熊蓄意误读其说法，甚至书中多处的记述让她感受到厌女情结的一星评价。这里似乎呈现出双方在论述次元上的乖离。如前述，本书关于全共斗运动的书写、对于运动当事者之苍白的批判，引发了不少运动当事者的反弹。在女性解放运动的当事人身上，这种被书写、被批判的当事者的不满固然也存在，然而，相较于全共斗运动的参与者，从女性解放运动参与者身上反弹回来的，或许不仅只是「被批判」、「被简写」的不满，而是总是「被误读」、依然「被视为缺乏逻辑」的持续性困顿。意即，女性解放运动参与者的主体，本身就是其议题层面上的被压迫者。若要依循作者的分析路径，那么如何在试图指出运动者主体之苍白时，不至于沦为等同于指出被压迫者之苍白？就这一点而言，或许还有不少商榷的余地。

接着，从「革命解决一切」、「工人本队论」等大写的总体性论述转往着重「少数群体」的小写「我」的「七○年典范转移」，小熊认为这种作为「寻找自我」结果的运动典范，在本书出版的现今（二○○九年）已然失效，无法引发多数群体的共鸣。这是否意味着小熊主张重回大写的总体性论述？意即，回到应对「近代的不幸」，一如本书结论提及的赤木智弘等人所强调的，不被左派重视的「贫困劳动层」、被左派抛弃的不安定雇用的日本多数群体的问题上？

「七○年典范转移」的基础，建立在对于经济成长的果实仅由多数群体的日本人享用，少数群体——并未受惠，反而遭受多数群体压迫的社会背景上。然而，在贫富差距扩大、不稳定就业情况的普遍化之下，多数群体中的贫困者，反过来高唿他们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少数群体享有他们没有的特殊待遇与「特权」。在台湾，类似的情况也不罕见。例如，本土劳工反对引入外籍劳工，认为外籍劳工夺走本劳工作机会、压低本劳薪资，主张本外劳基本薪资应该脱勾；亦或者是，享有最多教育资源的台大学生，以「火冒4.05丈」讽刺原住民加分制度，认为该制度在升学竞争与获得受教育机会层面上，造成对于非原住民学生的「不公平」等等。确实，如同小熊对于日本「七○年典范转移」有效性的反思，一味聚焦于少数群体受压迫状态的主张，存在着简化多数群体内部所蕴含的复杂性，并在左派的政治正确主张中无视其困境的盲点。然而，这个困境的出口绝非是短路式的回到以多数群体优先、排除少数他者的排他性保守右翼立场上。正如小熊所言，在旧有的言说已然失去说服力的此时，我们需要产生「另一种不同的对抗性论述」[24]。

以上的提问并非是对本书的批判，而是列举了几个透过本书可以找出来的问题线索。这些，都是若无本书艰辛的劳作积累就无法进一步形成的提问。如同本书日文原版出版时得到的许多赞叹好评所言，本书不沦为当事者的「自我陶醉」、「神话」与「英雄事迹」，而是藉由压倒性的文献资料整理与简洁明瞭的解释，为非处于该时空的读者开拓出了一条得以有效进入的途径，这无疑确立了本书在「一九六八」研究领域里的代表性意义。

而在对于战后日本社会的研究仍有待发展的华文圈中，特别是在因为混杂了与日本之间的殖民歷史情结、战后迁台国民政府与人们对于日本的军事敌对立场，以及冷战以降由于反共意识形态而缩限了对于日本发生的反叛运动与思想之理解的台湾，本书的出版无疑对于重新理解日本战后来说，具有甚至超越本书篇幅的厚重意义。本书提出了从「一九六八」到「二○○九」日本「现代的不幸」的连续性。那么，在「二○二四」年的台湾，藉由本书华文版的出版能带给我们的，可以说是从「一九六八」的日本到「一九六八」的台湾以及「二○二四」台湾的越境性，从而使战后东亚歷史的构图得以更为立体。

不只是作者对于「那个时代」的分析观点，本书亦在作为资料库的层面上具有深切的价值。藉由本书的引介，读者们或将可以觅得来自「那个时代」日本的诸多参照点。例如从党派的失败经验借镜，思考如何不收敛成为具有教条式排他性的、封闭的集团或共同体；如「七．七告发」所示，在举着「大义名分」大旗的运动底下，少数群体的问题往往容易遭到暴力性的刻意无视。对于「进步」大义下运动者加害性的反省，或可成为应该正视运动有时也存在着复制既有权力谬误的盲点、「为了大义扼杀『私我』」的运动者或将成为另一种暴力构造的危险性的提醒；同时作为「受害者与加害者」的双重性，或将可能成为对于过于简化的自我认同，与其所置身的权力关系的再检视……等等。这些参照点，在译本出版的土地上，可以说与本书的观点同等重要。作为译者，期待本书的译本不只成为引发关于「那个时代」的相关讨论的开端，同时也得以成为，开启战后日本社会、思想与文化研究并使其成为新的参照点的开端。

最后，我想以在翻译本书的过程中最令我感动的一段话作结，这段话真挚地传达了作者对于「那——个时代」的深切情感。

然而，他们尝试过了。不管多么稚拙，至少他们试着挣扎过了。那些没有准备好想出更明智的方法的人，没有嘲笑他们的资格。相反地，我们应该从他们的失败中学习。首先应该学到的是，在还未充分了解过去的思想与经验之前就急着埋葬它，是徒劳无益的。[25]

1.本书第一册，页二八。↺

2.本书第一册，页二四。↺

3.本书第一册，页二五。↺

4.本书第一册，页二五。↺

5.本书第一册，页九○、九五、一○○。↺

6.本书第四册，页四三五。↺

7.本书第四册，页四三四。↺

8.长崎浩，〈歴史の平均值——小熊英二『1968』を読む〉（初出：《情况》二○○九年十二月号）收录于《叛乱の六○年代——安保闘争と全共闘运动》（论创社、二○一○年），页一九四。↺

9.日文原版的出版社——新曜社的网站上有整理多篇关于本书的书评：https://www.shin-yo-sha.co.jp/book/b455836.html。而本书受到的批判，有许多来自当时参与运动的当事者，例如第十七章主要的分析对象田中美津，于二○○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周刊金曜日》上登载了对于本书的驳斥〈小熊英二『1968』を嗤う〉。其他当时的运动当事者的评论，包含如长崎浩的〈歴史の平均值——小熊英二『1968』を読む〉等。另外，也有数篇来自学术圈的不同意见。如新仓贵仁的〈何もない私たち——小熊英二『1968』をめぐって〉（《书评ソシオロゴス》NO.6，二○一○），以及五十岚惠邦的〈「あの时代」の叛乱は我々に何を教えるのか——小熊英二着『1968』上・下を読む〉（《文化／批评》，二○一○）等。↺

10.本书第四册，页四三四。↺

11.本书第一册，页二○。↺

12.同前长崎浩，页一九四。↺

13.或许执着于将书写范围限定在「一九六八」，而非再进一步向前及向后延伸，是造成本书无法看到文化与思想层面可能性的原因。但从本书已经相当惊人的篇幅可见，这种书写范围的限定，恐怕以本书的方法论来说是个不得不做出的决断。↺

14.关于丸山真男思想的中文资料，可参见由蓝弘岳翻译的其经典着作《日本的思想》（远足文化，二○一九）。↺

15.关于谷川雁思想的概述，可参见笔者拙作〈迈向反知识的原诗：诗人工作者谷川雁的声响认识论〉（《文化研究》二十八期，二○一九年十二月）。↺

16.小熊于《「民主」与「爱国」》描写一九六○年代与全共斗运动的第十三章末，有简单提及此组织，并将之作为强调日本人加害性的极限案例，然而并未进一步开展论述。↺

17.由于篇幅有限，在此仅藉由引用关键刊物的内容来呈现其核心主张。关于东亚反日武装战线更进一步的介绍，可参见笔者（二○二四）刊于焦点事件上的〈关于桐岛聪、东亚反日武装战线与「1968」的末路〉（http://www.eventsinfocus.org/news/7147593），以及安井伸介〈日本新左派思潮与东亚反日武装战线〉（《政治与社会哲学评论》第七十一号，二○一九），页一○三─一○五。关于日文资料，可参考非虚构作家松下竜一的《狼烟を见よ》（初出：《文艺》一九八六年冬号）（河出书房新社，二○一七）。↺

18.东アジア反日武装戦线「狼」《腹腹时计─士兵读本 vol.1》一九七四年三月一日，页二─四。↺

19.关于日雇劳动者运动与相关思想，请参见船本洲治等当时运动者所留下的着作，如船本洲治《［新版］黙って野たれ死ぬな》（共和国，二○一八）等。另关于从日雇劳动者运动、部落解放运动、阿伊奴问题再到东亚反日武装战线的思想性连结，可参考友常勉《梦と爆弾——サバルタンの表现と闘争》（航思社，二○一九）↺

20.关于东亚反日武装战线的介绍，可参见笔者（二○二四）刊于焦点事件上的〈关于桐岛聪、东亚反日武装战线与「1968」的末路〉（http://www.eventsinfocus.org/news/7147593），以及安井伸介〈日本新左派思潮与东亚反日武装战线〉（《政治与社会哲学评论》第七十一号，二○一九），页一○三─一○五。↺

21.这本仅有一百出头页的小书最后还附上了相关主题的建议书单，以及当时代关键人物的简介，十分适合入门。↺

22.另外，关于全共斗的比较文学研究，可参见张政杰〈东亚「风雷」如何残响？台湾「保钓文学」与日本「全共斗文学」的比较研究〉（《中外文学》四十八卷二期，二○一九年六月）。↺

23.这无关对错，而是两者并不在同一层面上切入问题，从而招致无法对话的状态。然而，在此我必须指出我对于作者于序章所说的「女性解放运动的歷史原本就应当由当事者的女性研究者来书写」（本书第一册，页二三）感到强烈的违和感。↺

24.本书第四册，页四一一。↺

25.本书第四册，页四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