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中大理事会对日、夜间部二自治会公告明年度起计画将学费调涨四十七％[109]。中大的校长兼理事长桝本喜兵卫，向大学捐赠了前旗本大宅遗址的约五千坪土地作为大学用地，这号人物抱有强烈的一人治理「我的大学」的意识[110]。桝本事前并未与教授们商量学费调涨，此决定也让教授们感到惊讶，但桝本却表示「大家都说这是大幅调涨，但其实已经是很客气的金额了，不管出现什么样的反对，都要实施调涨。这是我的信念。」[111]

掌控中大自治会并在学馆斗争中获得成果的中大社学同，旋即展开反对运动。十二月四日，在由教授们组成的校长谘询机构的教学审议会上，提出了学费调涨问题[112]，但因学生运动者的介入导致流会。翌日五日，中大片面播放桝本校长的「全校广播」，指出中大为了「确保将来大展宏图的基础」，必须调涨学费。

十二月十八日，日间部自治会认可罢课权。二十三日，运动者闯入在丸之内饭店举行的教学审议会，校方承诺在寒假期间不会就调涨学费做出最后决定，而且桝本校长会在一月中旬接见学生，但仍有四名学生遭到逮捕。

以社学同为核心的全校学费斗争联络会议行动委员会代表吉川晃，面对杂志採访时如此表示[113]：「我们在当今的大学中只是一个商品，被当作劳动力来大量生产，接着送入资本主义社会，为了该社会的存续而遭利用。这样的现实状况能够被忽视吗？这次的学费调涨，便是在促成大学进行帝国主义式的重整，因此我们的反对斗争与反战斗争、阶级斗争、反政府斗争相互连结。在完全撤销调涨之前，我们一步也不会退让。」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早大斗争中出现过的「产学合作」、「教育工厂」等词汇，已经渗透至大学斗争中；反对学费调涨是抵抗大学「帝国主义式重整」的政治斗争，因此形式上等同于「反战斗争、阶级斗争、反政府斗争」，从这些主张中可看出与新左翼党派理论整合的样貌。

虽然如此，罢课开始时中大的运动者们并没有太多自信。除了同样由社学同领导却输得一败涂地的明大斗争仍记忆犹新外，某运动者吐露「如果校方使用当时早稻田那种提报告抵期末考与让公权力介入的手段，我们还是没有多大胜算。」[114]

而且在这个阶段，普通学生们的反应大致都很冷淡。根据当时学生的回忆，社学同的运动者们「即便把所有的现象都归结为『帝国主义的重整』、『协助越战』等等，大多数的学生仍不为所动。」最初「普通学生都不认为身为法律专家的校长会在行政程序上犯错，并认定即便发生这样的状况，有一半的责任也都出在运动者们的行动上。〔社学同的运动者们〕跑去举行审议会的饭店破门而入砸场时，许多学生都觉得『不用搞到这种程度应该也能解决吧……』。」[115]

扭转当时这种气氛的，是一九六八年一月九日的校长会见。因十二月二十三日曾与学生约定，桝本校长要在这天与大约二千五百名学生见面。全学斗以理事会的说明不够具体而要求公开会计内容，理事会一方则加以拒绝[116]。

在这样的争吵中，一位学生手持隔天最早印制出的早报版本，指出报上已然刊登修订学费的广告。之前明明与学生约定，不在寒假期间对学费调涨做出最终决定，但又刊登这则广告，校方的这种态度让学生们群情激愤。当时的学生如此记下现场状况[117]：

瞬间礼堂充满指责与怒吼的声浪。此前大纲上写着先经过与学生对话之后才做决定，这种全然不把学生放在眼里的态度才是理事会的真面目，这使普通学生也感到非常愤怒。

「愚弄别人也要有个底线。我也是有缴学费的。我们的社团一定抗战到底。」

说出这段话的是一位隶属于爱好弹奏乐器的社团的男性。……这个时期，大部分的社团都已转为支持在街垒斗争。

理事会大概原本是准备好大纲，再仪式性地请校长亲临接见。但理事会却太小看了学生。与庆大、早大相同，这种公布调涨的手法，背离受民主教育的学生们的观感，所以引发强烈的愤怒。之后，全校的班级讨论热烈，在全校约二百六十个班级中有一百三十个班级决议反对学费调涨[118]。在此情况下，一月十三日大部分学部展开罢课，剩下的理工学部也在二十二日加入，发展到全校罢课的状态。[119]

与早大、明大不同的是体育联盟的态度。许多私立大学的体育会因在预算等方面获得大学的优惠，许多案例中都会破坏街垒，成为大学当局行使暴力的打手。然而一月二十五日，中大体育联盟却推出「反对片面调涨学费，拒绝一切校内暴力」的大看板[120]。

实际上，中大的体育联盟不同于其他私大的体育会，并不直接从校方取得预算，而是由学生社团联合的学友会分配预算。因此与早大、明大相比，与校方的关系并不紧密。况且一九六六年的中大学馆斗争中，体育联盟因採取旁观立场，结果当学生争取到自主管理学馆后，体育联盟是否能分配到社团办公室一直处于不明朗的状况。因此体育联盟委员长发言表示，「不管其他大学的运动部状况如何，中央大学的体联如果不站在学生的立场思考、行动，结果就是掐住自己的脖子。」[121]

此外，教授们也对校长一人总管一切的态度感到不满。前文提及学费调涨一事并未通知教授，在校长接见学生的前一天，也就是一月八日，由教授组成的教学审议会提议学费调涨降至三十七％[122]，但意见并未获得採纳。某位教师接受採访时如此表示[123]：

「理事会中虽有教学理事，但在经营管理上犹如公司的重要董事与普通员工间的关系，即便展示了一堆数字，我们也改变不了什么。也就是说，在会议时只有提出包含大量数据的会计内容文件，会议结束后就立刻被束之高阁。在这种状态下，根本不可能有好的教学或研究。」

校长的「谘询机构」教学审议会，也甫于一九六七年启动，而且由校长担任委员长。与庆大等大学相同，大学经营并未随时代进化，而且该教学审议会汇整出意见时，已经是全校进入罢课的一月下旬，因此只招来学生们「支持调涨的帮凶」、「校方不理会教学方的意向片面决定调涨」等批评与愤怒[124]。

在会计现代化方面，与庆大等其他大学相同，亦追不上巨型化的大学发展。某中大教授给出如此评价[125]：「每年三十多亿的庞大金额在流动，经营却停留在中小企业老爷爷般的煳涂帐程度。」

普通学生对此学费调涨的反弹，超乎社学同运动者的预期。其中一位运动者在当时的採访中表示[126]：

「学生大会聚集了四千人到五千人，这样的集结力道远超乎掌控日间部自治会执行部的我们的预期。实际上，对于有这么多学生不满每天的学生生活，感到震惊。」「一部分也是对我们大学品质低劣的量产型教育现状表达反弹，感觉像是一口气全部爆发。在大一、大二的通识课程中，除去语言课程，悉数皆为三百人左右，使用麦克风的授课，所有的课程都变成工厂的流水线作业。我们把这种状况称为『知识与技术的生产场所』。亦即，大学变成一所工厂，当国家需要哪种知识的技术人员，或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中需要哪种生产者，大学就为其产出他们的看门狗。」「中大以法学部为核心，因此除了走上菁英路径的人以外，其他人都承受着庞大的疏离感。能够通过司法考试的最终只有一百四、五十人，仅仅占了全体学生的几个百分比。」

通过司法考试的学生众多，这是中大的卖点。然而，中大超越东大成为司法考试合格学生数最多的大学，起于二战之后，当时的中大接收了因战败而无处可去的旧陆军士官学校与旧海军士兵学校的大量毕业生，他们在日本战败后的混乱中以司法考试合格为目标，为中大带来了大量的及格人数。之后中大校内成立「真法会」、「正法会」、「绿法会」等犹如「大学校内的司法考试补习班」团体，支撑着司法考试合格人数最多的这块招牌[127]。

但在中大约四万名学生中，能够获得这种恩泽的司法考试合格者，也只有约一百五十人。实际上，中大一个教师分配到的学生数量是私大平均的两倍多，是国立大学平均的六倍弱，在所谓的「巨型私大」中也属于最糟的那一类[128]。

上述社学同运动者还如此表示[129]：「学生大会上集结的数千名普通学生中，大一与大四生特别多。大一生对大学的幻灭感正值鲜明且强烈的时期，大四生则是为了与自己的大学生活做一个了断，因此无法置之不顾。」这种现象也可见于一九六六年的早大斗争。

普通学生热烈参与后，他们的行动超越了新左翼党派的主张。掌控自治会的社学同受到吉本隆明的「国家＝共同幻想」论的影响，主张「所谓的国家是共同幻想（宗教），我们身处的大学受制于国家以及法律的幻想，被迫进行知识的雇佣劳动」，学费调涨便是大学在帝国主义下重整的展现，最终必须透过革命以改造资本主义体制与议会民主主义。[130]

但这样的理论附会，招致了普通学生的反对。一九六七年十二月某小班研讨课发表如下声明[131]：

自治会诸君对权力组织的见解，不必然与我们一致。虽然平日感到现在的议会民主制存在矛盾，但没必要将其与学费调涨问题搅在一起，如此有可能模煳斗争焦点。我们希望在私立大学教育的范畴内设定问题。一直以来，我们屡次向理事会要求公开会计内容，这是身为授课费缴纳者的当然权利，但总是遭校方践踏。类似中世纪的教皇统治之世，学生人格遭忽视这点就如中世纪的农奴。这种属于神话次元的系统，理所当然必须改正为现代性的系统。……我们的学费斗争，就是完全撤销在那样的场所中决定的事项，这是一场改善落后系统的斗争。

这样的定位，类似早大斗争中革马派不屑一顾的高唱《都之西北》的普通学生，同理，着眼于对国家与资本主义体制进行根本性变革的社学同，大概也觉得普通学生不够积极且革命意识低下吧。社学同的运动者们屡屡将学费调涨连结到「阻止大学帝国主义重整」的口号，并经常进行鼓动演说，但「根本无法传达给普通学生，更有可能被认为是『瞎扯』。」[132]

社学同在中大的掌控相当稳固，而且原本就擅长高层交涉的中大社学同看不起团交这种形式，不希望与校方公开交涉。

中大社学同摆出拒绝与校方交涉的态度，另一个原因来自社学同的上层组织，亦即共产同的学生对策部（学对），其方针对社学同也有一定影响。根据三上治二○○○年出版的回忆录，据说共产同学对给中大斗争下达「以败北为前提，作为革命败北主义而战斗」的指令[133]。

据三上称，此方针是基于前一年明大斗争中明大社学同的高层交涉遭到批评，从那次经验中提炼出此次方针。也就是说，站在共产同高层的角度，判断「阻止学费调涨，很明显从一开始就会败北」，但即便失败也要展现澈底战斗的态度，打算藉此增加同盟成员，故採取此种「革命败北主义」。

但一九六八年初的中大反对学费调涨斗争中，社学同并无法掌握主导权。当时中大文学部的一位普通学生如此说明情况[134]：

〔社学同〕自身的意见浮现后，便要求与校方〔透过高层交涉〕对话，以执行部草案的形式通过方针。……这种作法，在本次学费调涨问题上首次遭遇学生群众的重大抵抗。学生什么的单纯就是民主主义者，轻易就能瓦解，说难听点就是很容易欺骗，但学生们决定不让他们得逞。

社学同虽然推出封锁校本部、拒绝团交、武力阻止入学考试等方针，但在学生大会上遭到否决。过往的学生大会，情况大多是一开始聚集许多学生，台上各新左翼党派进行讨论，最后开始互殴，到这种时刻学生大都觉得厌烦，心想算了，之后就全部交给指挥部去办吧，大家就解散了。但是，这次却非如此，因为大家已累积长时间的班级讨论或社团讨论而来，所以不在乎台上的煽动，充满耐性地努力参与集会。而且普通学生虽然心怀反共产同想法，但既不是共产同指挥部的敌人，也不是右翼分子。学生对指挥部表示，如果照方针行动会造成大家的麻烦，要求贯彻团交路线，这让共产同诸君感到相当困扰。

那么，学生为何会出现这种充满耐力的能量？那是因为他们都是带来各自班级讨论结果的斗争委员，因此在学生大会上不能仅仅旁观或逃避。他们具有一种责任意识，即自己是全班讨论结果的代表。学馆内大量社团的成员也都参加斗争委员，他们又与班级组织合流，由下而上追究批评执行部拒绝团交的方针。

这种社学同与普通学生的对立，也出现在战术面向上。第八章后述的一九六七年十月第一次羽田斗争中，三派全学联公然採用持角材戴头盔与机动队冲突的战术，故社学同运动者要求普通学生也以角材与头盔进行武装。但许多普通学生表示反弹。

某社学同运动者当时接受採访时如此回答[135]：

「筑起街垒是否合适，以角材与钢盔武装是对是错，学生之间有过讨论，但我们只要求通过学生的手占据大学，死守街垒而已。决定罢课之前，许多学生之间对于街垒问题还是充满能量的，但总之他们认为暴力不可行。要说服他们非常困难。他们说，知道机动队的暴力是错的，但你们的暴力也是恶的。结果，许多学生面对机动队的暴力之墙、以街垒、头盔、角材进行暴力对峙的场合，逐渐变得不再参与。」

最终，为了抵抗大学强制举行毕业考，学生方于一九六八年二月十日筑起街垒。但对于头盔与角材，许多学生直到最后仍持非暴力的论调。

如前所述，社学同的指挥部与一意孤行的明大斗争等有所不同，在中大斗争时，班级自下层积累热烈讨论，如此一来便跳脱新左翼党派掌握的自治会框架，组成了「学术联盟」、「文化联盟」、「白门联盟」等社团联合，以及志同道合的学生们组成法学部斗争委员会、各学部的班级联合委员会等等。

其中起到重要作用的是四年级生联络会议（四联会）。大四生是否罢考毕业考，成为持续罢课的焦点，在庆大与早大的事例中已清晰可见。四年级生联络会议为了澈底执行罢考毕业考，打出将大四生学生证全部收集到本部的方针。当时的学生如此写道[136]：

要求每一个人反对大学，靠着半吊子的意识是不可行的。每个人都会考量到自身的安全。光是要让等于是自己分身的学生证离开身边就令人担心，也感到是否会被运动者利用的不安。而缓和此种不安的方法，便是由班级负责人保管这些学生证，并附加如果不赞成四联会方针，随时可以取回的条件。……完全就是，除了以诚恳态度应对之外，别无他法。某位班级的负责人叹口气说：「不知道能收到几张呢。」。

大四生班上针对集中管理学生证涌现热烈议论，据说「屡屡彻夜开会讨论」。某大四生提出「担心其他人突然跳槽到赞成接受考试一方，如此一来我也难以维持一个人独自抗争的想法」，对此某班级负责人如此回答[137]：

「我也是已经确定就业，所以同样不愿意见到大家都参加毕业考，只有我一个人落单。无论如何，大家的心情都差不多。所以现在需要的，不是考虑其他人如何，而是你自己的决心。学校最关注的，就是四联会的行动。交出学生证就是你决定的证明，能够引来更多人下定决心。因为每个人状况各异，我也不会强求，不过，我们的决心，不是正在创造歷史吗？」

「希望你自己下决心」、「我们的决心，不是正在创造歷史吗」等说法，在怀抱认同焦虑，追求确认「主体性」的学生间引起共鸣。这种说服起到了功效，提交学生证的数量开始逐渐上升。

一开始，校方对收集学生证一事抱持乐观态度，甚至洩漏出「校方的说法是，『用收集学生证这种强人所难的方法，最多也只能收到两百张』」的情报。不过，毕业考前一天的二月九日，学生证收集数量已达八百张[138]。

但当时的报导指出，中大四年级学生的整体意识并没有那么高，评论写道，「普通的四年级学生可能也在内心盘算，要不就是顺利参加毕业考，要不就是改为缴交报告取得成绩。」[139]虽然如此，罢考毕业考仍获得超乎校方预期的响应，这仍是不争的事实。

中大四年级学生展现出令人意外的强大凝聚力，有些人认为是因为他们具有「自己的运动者」。当时接受採访的中大生如此形容中大四年级的无党派运动者[140]：

「他们过往曾经歷数次学馆斗争，以前又是共产同、革马成员，又是班级委员，简单来说就是前学生运动的中坚运动者。他们具有大四生的自尊，与大一、大二生有区别，有股不受党派〔新左翼党派〕领导，要自行做点事情让人看看的自豪感，这些大四生集结了八、九百人。如此一来，以班级斗争委员、社团成员、四年级生运动者为核心，当时存在着一千至二千名运动者，如此深厚的运动者，是在其他大学未曾见过的。」

二月十日毕业考前夕的九日晚间，学生在校舍出入口筑起街垒夜宿校园。因为预期校方会请来机动队，所以参加此次夜宿，需要相当的决心。当时的学生如此记录道[141]：

预定举行法学部考试的后乐园校舍，二月九日晚间，有超过六百名学生筑起街垒，运动者之中也有人说「今晚的夜宿恕不奉陪」，就此返家。留下来的人之中，大四生约百名，大三以下的法斗委一行约二百人。观察大四生成员，给人一股意外的感受。比起充满杀气的运动者，他们表现出斗争中难得一见的平稳表情，十分显目。一位已经确定在一流银行就业的男性也身在列中，对他说「别勉强啊。如果发生什么万一会影响到就业的，回家比较好，趁现在还有电车。」［他回答，］「别开玩笑了。我是决议罢考的四十人班级的代表，所以留下来。我也想在出社会之前，给自己立一块『我是依照自己意识採取行动的人』的墓碑。」

隔天，校方宣布终止考试。一千五百人的法学部中约一千人自动到校聚集，举行庆祝胜利的游行。据称「因为没有破坏彼此间的信赖，每个人的脸庞都充满活力。」[142]同时，还有主张「解除街垒」、「让我们接受毕业考」、「停止罢课」的自称「学生协议会」的学生集团，但人数不过四十人左右[143]。

因为理事会方宣布学费调涨的方式过于蛮横，舆论多支持中大斗争。夜宿街垒时，仅棉被租借费一天就需要四万日圆至十万日圆，斗争需要的费用总额超过二百万日圆，不过透过许多市民的捐款得以筹得款项。在大学毕业第一份薪水平均不到三万日圆的当时，也有向募款箱投入一万日圆钞票的绅士。对于这些捐款与署名的市民，斗争之后由斗争委员会寄送感谢与报告结果的信件，因为斗争委员会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礼貌」[144]。

学生这样的「礼貌」，不仅市民，也获得新闻记者们的好评。当时《每日新闻》记者的内藤国夫撰写了如下的轶事[145]：

深夜，我前去採访同情派的学生，带了关东煮与酒当作礼物，对方只收下关东煮，让我把酒带回去。他们说：「我们是认真在进行斗争的，酒之类的，不是在这种场合〔街垒〕喝的东西。」我在感到一阵羞赧的同时，心中也浮起微妙的愉悦。我一边喝着带回来的酒，一边私自推想，「这次学生们应该会获胜吧。」

由此可见，街垒内除了是学生的解放区，同时也被视为守护「真正学问」的神圣场所。

此外，此处也可见到教授的无能。二月六日早报上刊登了〈给中央大学学生诸君〉的广告，内容是教授们唿吁「对话」。但教授们实际上想表达的是「应把反学费调涨与毕业考切割思考，我们教授有让大家考试的义务」，全都是说服学生参加毕业考的论调[146]。

学生方则对教授们回应[147]：「老师们说为了让大四生能够毕业，得赶紧让他们考试，但他们出社会后，面对的又是什么样的社会？老师们完全妥协于现实社会。」「老师对我们真的抱有师生之情吗？我们之所以群聚于此，就是因为不信任老师。如果有师生之情，那就在更早之前找机会与我们对话。」「不谈学费调涨的本质，不反省自己授课内容的贫瘠，却一直喊着考试考试，这不奇怪吗？」

毕业考当天，校门前也出现教授与学生围成一圈对答[148]。某位教授问学生，「你们不满理事会片面做法的心情，我能理解。但你们觉得这样的干法能解决事情吗？」据说学生们如此回答：「我是大三学生。如字面上的意义就是个普通学生，对目前为止的上课与设备一直感到不满。而这次的状况是无视学生的意见，单方面调涨学费对吧。在如今的状况下说要调涨学费，称要据此提升教育条件，我们如何能相信？」「怎么说呢，我们也不喜欢街垒啊。可是呢，我们也没有权力，我们感到无力，所以就只剩下武力对抗的方法了，不是吗？」

二月十二日，成功罢考之后，街垒内重新请来有意愿的教授们对话，此时代表学生发言的大四生如此陈述[149]：

与教授这种高洁的职业不同，我们之中的许多人，都将在现实世界中从事藏污纳垢的工作。四年间所学，究竟多大程度能应用到现实社会上，令人质疑。然而，到毕业的最后一秒为止，我们仍愿意相信学问的有效性。这场斗争，是我们每一个人基于在大学中习得的认知而产生。藉由这个或许是仅此一次的机会，取得遵循正道的成果，我们不愿相信竟会受到教授们的阻挠。如果我们在老师们眼里，是不听话的孩子，那我们感到非常悲伤。不断重复这个问题虽然显得固执，但在此想请教一下教授们如何看待学费调涨，我们想听听每个老师的意见。

普通学生们意识到这是场将非民主的大学机构进行现代化的斗争。在这样的认知基础上，学生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教授们会认同学生提出的论述。虽然在此斗争中教授敌视论开始萌芽，但当时的大多数学生仍旧对讲述「学问真理」的教授们心存信赖。

但其中一位教授辩解道，「我个人不赞成学费调涨……应该直白说我反对调涨。但学术研究就是我的生命，希望能在更好条件的状态下进行。」他的回答简直就是在表达：学费调涨的话，自己的薪水也会随之调升。其他还有教授表示，中大的实际状况就是教授对此事并无权限，因此「请拿到理事会与他们对谈。」[150]

听到这样的回应，一位学生在斗争后的手札上写道，「见到以自保为第一要务的教授们，许多学生都很失望。大家不禁说『教授，连你也这样』，教授的身价在我们心中大为跌落。」某个学生吐露心声道，「平常教导我们要怀抱展望并从根源下判断的教授，一旦遇到状况却汲汲营营地寻求自保。这种挥舞正义大旗的骗子，完全不值得期待。」[151]

对于二月六日的「对谈」，有传单上写着此乃「对『校园秩序—大学自治』一直迷迷煳煳的教授们头上浇上一盆冷水。」[152]这种对教授的不信任，于往后东大斗争中更加全面扩散。

当时，许多中大的教授认为学费调涨是不得不为之事。理由之一是，理事会方面对他们说明，不只是调升薪资，在改善量产教育及增加研究费上，同样必须调涨学费。

然而，教授们对学生不断质疑自身的态度与学术良心感到愕然。学生们讨论后的二月十三日，由助教以上教师组成的教职员工会向理事会提议，除了撤销学费调涨外，没有其他方法可以解决事态[153]。如此一来，二月十六日举行了与约五千名学生的团交。最初社学同反对此次团交，但学生们压抑社学同的反对，实现这次团交。某中大学生接受採访时如此表示[154]：

「共产同认为团交这种形式，等于处于敌方的攻击范围内。如果学生不接受团交的条件，校方背地里就会准备招来机动队或投入右翼分子。为了保护学生不受这种暴力侵害，〔社学同〕主张必须备妥武装好的五百人示威队。」「五千人的学生群众如果因各新左翼党派争领导权而遭分化，大概就会诱发警察权力的介入。但学生并没有给警方这样的空隙。过去在早稻田斗争也发生过各新左翼党派争夺主导权，结果出现与大学进行部分高层交易的状况，如果中大发生这种情形，那么街垒大概就会被机动队摧毁吧。」

中大在这种情况下举行团交，结果校方公开宣布全面撤销学费调涨，而桝本理事长兼校长也一併辞职。实际上学生一方获得了全面胜利。当时的学生如此记下当时的情况[155]：

校长在台上记者的包围下宣布「理事会应诸君要求，将调整学费的决定完全撤销」，四千名挤满礼堂楼上与后方的学生欢声雷动，甚至让礼堂震动。纸片齐飞，数十支团体旗帜狂摇，掌声持续不断。有互相拥抱的人，有雀跃高喊万岁的人，有彼此握手的人，有把脸埋在对方肩膀噙泪的女学生。

与此相对，占据最前排的［新左翼党派］头盔部队，脸上几无兴奋之色。为了做总结，头盔部队爬到台上，总数约二百人，其中还包含预期机动队介入而来支援的［其他大学］校外部队。占据讲台右侧的革马派、ML派主张既然已获胜，应撤去街垒，展望今后透过群众运动连结到飞跃式的政治斗争上。占据左侧的主流派社学同［共产同］则主张声讨校方过去发布的「非法占据」事项，开始进行冗长的总结。突然间，二楼席位的普通学生开始齐声喊「共产同滚回去」。十一点，伴随着「拆掉街垒」的唿声就解散了，各派赶往天寒地冻的神田大街上游行，普通学生则开始拆毁街垒。

从新左翼党派方来看，一间大学撤销学费调涨，只属于校内改良主义。他们的目的在于以学费调涨斗争为契机，藉此扩充自家运动者的人数，或者打铁趁热与反政府活动、社会主义革命连结。而且运动者们对今年虽撤销调涨，但明年之后状况如何却未有承诺感到不满。基于这种不满，运动者中有人企图引起动乱，但遭普通学生阻止[156]。

关于街垒也是如此，某社学同运动者回答「以在校内打造学生的左翼公社为目标」[157]。但普通学生却不赞成新左翼党派的这种态度。

如前所述，这场一九六八年的中大斗争中，班级讨论等非常兴盛，因此普通学生的参与意识也颇高。当时的报导指出，「早大罢课时〔校长会见〕来了六千名学生，但参加游行的只有八百人。但中大聚集了三千名学生，所有人都参加了游行。由此可看出学生群众无声的压力与团结力量。特别是学生内部也高声批评暴走的运动者。」[158]

虽说如此，新左翼党派在斗争中也并非一无是处。即便他们内心有自己的算盘，但在各种宣传活动、游行指挥、与理事会的交涉会场设置等等，他们的努力与运动经验都派上了用场，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当时的学生表示[159]：「运动者在这场斗争中的作用，大概是一种触媒般的形式吧。所谓的触媒，就是即便自身有毒，也不参与化学变化，但能加速其他物质的化学反应。筹组群众运动，把群众的目标最大限度达成后，于最终阶段与群众切离，这就是属于他们的先锋式宿命吧。」

但根据当时共产同运动者三上治的回忆，中大的社学同之所以在团交场合採取强硬的态度，似乎是因为来自高层的命令。三上在二○○○年的着作中如此回忆[160]：

这场斗争大戏起于大学撤销学费调涨。总结去年的明大斗争，即不可能撤销学费调涨，所以共产同中央提出须以革命的败北主义来战斗的方针，结果只是一场空。……共产同中央突然讲了奇怪的话。

日后成为赤军派议长的盐见孝也提出，即便成功阻止学费调涨也不该拆除街垒的方针。他的意思是转换成政治性街垒的方针，将街垒持续到阻止佐藤〔首相为修订七○年安保〕访美。……这是个不知道是校园斗争还是什么斗争的方针。即便如此，如果真心要贯彻这个方针，那倒也还好。明明知道这个方针并无法贯彻，还摆出那种左翼式的姿态。

我与中大共产同的伙伴不得不说感到目瞪口呆，竟动员政治局等让自治会委员长说出那样的方针。那时的我，决心即便退出共产同也要打破这个方针，这种程度，我有自信一个人也做得到。刚过中午，因为明大召开大会我便出门去参加，结果被明大的学生告知：他们说要监禁三上先生啊，请不要离开此处。

我寻思着后辈的运动者着实可怜，一边回到了中大礼堂。一如预期，提出愚蠢方针的共产同遭学生们嘘声以对，嚷嚷着共产同滚回去。这是必然的事情。这种时候，跟着大家一起欢庆成功阻止学费调涨不就好了。

其实，当时中大社学同的全员不必然都表现出「感到目瞪口呆」的态度。日间部自治会委员长田村元行日后这么说道[161]：

「中大里共产同其中一派的学对接受当局要求，前一晚答应解除街垒的，就是该支派。我心想也是理当如此，就此睡下，次日到来，当天早上掌控共产同执行部的关西共产同一行人前来，他们主张不该解除街垒，应该断然继续斗争。听到关西共产同〔盐见孝也等人〕的话，我也觉得该继续保持街垒。而在团交中提出应该持续到七○年时，却被学生群众骂得狗血淋头。」

三上与田村的回忆有若干出入。若田村回忆无误，那么就是中大社学同透过高层交涉已经让理事会取消调涨学费的方针，在此基础上他们「答应当局的要求」打算解除街垒，但到了校长会见会当日早上，盐见等关西共产同表达应维持街垒的方针后，他们又觉得是该维持下去。

不过，根据中大社学同运动者神津阳的回忆，中大「在学费斗争上为了不重蹈明大失败的覆辙，拒绝一切团交、高层交涉或个人调停，从当局传来撤销学费调涨的情报后，中大社学同会议上便决议取消街垒的方针」，但隔天早上又传来维持街垒的命令[162]。如果此言属实，那么中大社学同仅由大学当局取得情报，并未进行高层交涉。虽然真相如何并不明朗，但无论如何最终结果就是学生大骂社学同的强硬方针。

对中大斗争获胜感到困扰的，不只有社学同。二月二十日，日本私立大学联盟召开理事会，会上频频传出「轻率的决定」、「让学生运动者取得胜利感」、「身为管理者太不负责」等声浪。私立大学联盟的事务局长表示，「本次中大纷争的解决方式，是令人难堪的屈服」，「私大的授课费连一日圆也无法再做调整。影响甚大。真希望校方能更慎重一些啊。」[163]

但中大斗争并未让新左翼党派「获得胜利感」，此已如前所述。更有甚者，某无党派学生如此记述[164]：「学生一方表现出取得全面胜利的模样，好似革命且创造了划时代的成果般，实际上只是前现代系统的修正运动罢了。」「理事会有如罗马教廷，一直以来在私大里都被当作不可侵犯的圣域。这种有如中世纪般的系统还存在现代社会中，说来真让人觉得不可思议。……虽然在中大斗争中偶然出现了完全撤销学费调涨的状况，但追本溯源，可说原因还是出在歷史宿命创造出来的恶果。」

校长兼理事长的一人统揽大权，在「煳涂帐」会计下蹒跚迈步的中大体制，已然不符合经济高度成长下不断现代化的日本社会实际情况。上述学生「好似革命且创造了划时代的成果般，实际上只是前现代系统的修正运动罢了」的分析，可说切中要害。

109 高知聡〈中央大学の叛乱〉（《现代の眼》一九六八年三月号）一六一页。↺

110 真下孝雄〈中大闘争が残したもの〉（《法学セミナー》一九六八年四月号）七七页。↺

111 〈卒业试験をはねつけた中大纷争〉（《サンデー毎日》一九六八年二月二五日号）一一二页。↺

112 以下，至一月中旬为止的动向，出自前揭高知〈中央大学の叛乱〉一六一页。↺

113 前揭〈卒业试験をはねつけた中大纷争〉一一二页。↺

114 荒井勉〈中央大学闘争〉（《中央公论》一九六八年五月号）二九六页。↺

115 同前论文三○一页。↺

116 前揭高知〈中央大学の叛乱〉一六一页。前揭荒井〈中央大学闘争〉三○一页记载，一月九日的校长会见中聚集了约三千名学生，但正确的数字不明。↺

117 前揭荒井〈中央大学闘争〉三○一页。↺

118 前揭〈卒业试験をはねつけた中大纷争〉一一二页。↺

119 前揭高知〈中央大学の叛乱〉一六一页。↺

120 前揭荒井〈中央大学闘争〉二九七页。↺

121 同前论文二九七页。↺

122 前揭真下〈中大闘争が残したもの〉七七页。↺

123 前揭高知〈中央大学の叛乱〉一六四页。↺

124 前揭真下〈中大闘争が残したもの〉七七页。↺

125 前揭高知〈中央大学の叛乱〉一六三—一六四页。↺

126 前揭中岛编着《全学连》一四○，一五八页。↺

127 前揭高知〈中央大学の叛乱〉一六二—一六三页。↺

128 同前论文一六三页。↺

129 前揭中岛编着《全学连》一四一页。↺

130 同前书一四○页。↺

131 前揭荒井〈中央大学闘争〉三○二页再引用。↺

132 同前论文二九八页。↺

133 以下，关于中大斗争中共产同及社学同的方针，出自前揭三上《一九六○年代论Ⅱ》一○四—一○五页。↺

134 前揭中岛编着《全学连》一四七—一四八页。↺

135 同前书一四一页。↺

136 前揭荒井〈中央大学闘争〉二九八—二九九页。引用时因改行而略有缩减。↺

137 同前论文二九九页。↺

138 同前论文三○○页。又前揭真下〈中大闘争が残したもの〉七九页记载「收集超过七百人的学生证」，在数字上有若干出入，此处採用身在现场的荒井的数字。↺

139 前揭真下〈中大闘争が残したもの〉七九页。↺

140 前揭中岛编着《全学连》一四九页。↺

141 前揭荒井〈中央大学闘争〉三○○页。引用时因改行而略有缩减。↺

142 同前论文三○一页。↺

143 前揭〈卒业试験をはねつけた中大纷争〉一○八页。↺

144 前揭荒井〈中央大学闘争〉三○五页。↺

145 前揭内藤（序章）《ドキュメント　东大纷争》一四页。↺

146 前揭荒井〈中央大学闘争〉三○三页。↺

147 前揭〈卒业试験はねつけた中大纷争〉一一○，一一一页。↺

148 同前记事一○九页。↺

149 前揭荒井〈中央大学闘争〉三○四页。↺

150 同前论文三○四页。前揭真下〈中大闘争が残したもの〉七七页。↺

151 前揭荒井〈中央大学闘争〉三○四，三○五页。↺

152 前揭〈卒业试験はねつけた中大纷争〉一一○页。↺

153 前揭荒井〈中央大学闘争〉三○四页。↺

154 前揭中岛编着《全学连》一五○页。↺

155 前揭荒井〈中央大学闘争〉三○五页。↺

156 前揭真下〈中大闘争が残したもの〉七六页。↺

157 前揭中岛编着《全学连》一四二页。↺

158 前揭真下〈中大闘争が残したもの〉七九页。↺

159 前揭荒井〈中央大学闘争〉三○六页。↺

160 前揭三上《一九六○年代论Ⅱ》一○六—一○七页。三上于一九六四年初以四年级生身分遭中大退学，到一九六五年底又以三年级生的身分复学（三三页）。↺

161 田村元行〈中大全中闘の思い出〉（收录于前揭〔第三章〕《全共闘三○年》）二○七页。↺

162 前揭神津《极私的全共闘史　中大一九六五—六八》二一三页。但神津所谓未进行高层交涉的说法乃基于田村的证词，然而田村并未明白如此表示。又，神津在二一七页提及三上治（味冈）打算破坏盐见的方针，关于此点，当时味冈写道「〔共产同的〕学对处于机能瘫痪状态」「不具备那种实力与影响力」，但事实如何仍旧不明。↺

163 前揭真下〈中大闘争が残したもの〉七六页。〈これから騒ぎそうな大学一覧〉（《周刊现代》一九六八年三月七日号）四二页。↺

164 前揭荒井〈中央大学闘争〉三○七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