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一章所述，一九六八年所谓的「文化革命」，在日本具有被夸大的「神话」色彩。那么，这场反叛真正的文化本质究竟为何？就结论而言，即成长于发展中国家的婴儿潮世代，因为经济高速增长而感受到社会急剧转变为已开发国家，所产生的激烈冲突现象。

为了理解这点，就必须把握这个世代具有所谓「隔世为人」（一生中经歷了两辈子）的状况。笔者的前作《「民主」与「爱国」》中也探讨过，根据一九四八年版联合国远东经济调查，即这一代人出生的时期，日本国民的人均所得估计为一百美元。同时期的美国为一千二百六十九美元，锡兰（日后的斯里兰卡）为九十一美元，此时日本还是亚洲的发展中国家。但经过一九六○年代的经济高速成长后，日本迅速跻身经济大国，成为已开发国家的一员。

这种发展，让婴儿潮世代童年时生活在发展中国家的状态，青年期则被拉入已开发国家的生活状态。观察五○年代为止的日本平民照片，男孩多是光头或留着「小男生头」#1，女孩几乎都留着「妹妹头」。特别是在农村，大部分的孩子都穿着称为「桶袖和服」的宽袖服装。但进入一九七○年后，青年男女们改穿上牛仔裤，发型也变为长发。换言之，婴儿潮世代在十数年间体验了从衣着、发型到生活方式的剧烈变换，两者间存在巨大落差。

这种剧变与落差，给这个世代造成了不安感。特别是好不容易从地方村落来到城市的青年们，不安感更为强烈。如第一章所述，当时的东京不比今日，并非充满消费品和娱乐设施的城市，但在一九六四年的东京奥运前，城市大幅进行整顿，二战刚战败后的残垣断瓦景象完全不复存在。从农村或地方都市远道而来的人的眼中，当时的东京是个了不得的人工城市。

例如，一九六五年进入早稻田大学就学，而从京都来到东京的宫崎学，如此记下自己抵达东京时的印象[1]：「东京的变化大到令人诧异。……奥运后的东京，不仅崭新且井井有条到机械化的程度，看在我这个刚从古都前来的人眼里，除了耀眼还是耀眼。」连京都出身的宫崎都有这种反应，应该不难想像对出身农村的人来说，东京映照出何种「机械化」的风景。

来自冈山县，一九六六年进入东大的小坂修平如此回忆道[2]：「记得一九六七年为了看戏剧首次前往六本木时，见到道路正中央的高架道路与其下耸立着的钢筋水泥支柱，颇感震惊。对今天的人而言，这种景色已是理所当然。但对当时的我而言，这是充满疏离感的东京风景象徵，也是我想体验的时代象徵。……在〔沙特的〕《呕吐》一书中，我感觉到东京的近未来式风景。」「那是高中时代想像不到的，与『异物』相遇的经验。我大一、大二时脑子里充满沙特，但与其说意识形态上或哲学理念上充满着存在主义，不如说来自地方的学生回过神来却发现面对某种不可名状的、抽象的焦躁感，因此才会在沙特思想中寻找可以表现自己感受的词汇吧。」

此外，小坂还写道[3]，「家中开始使用电锅，应该是在小学二、三年级的时候，购入电视则在皇太子（译註：现在的上皇明仁）与美智子决定结婚的小学五年级之际。……因为有电视，夜晚去寺庙的庙埕看《月光假面》放映会的机会也随之消逝。」「我出生的一九四七年，在自家以外，如医院等处出生的新生儿约只有二．四％，到了我升大学的前一年的一九六五年，已经高达八十四％。」

在城市区域，经济高度成长改变了孩童的文化。到一九五○年代为止，还存在着以糖果点心店或巷弄为舞台的「孩子王文化」。根据近年的研究，「这种『孩子王文化』、『巷弄文化』的解体与衰退，始于一九五○年代后半起的（黑白）电视普及与学歷社会」[4]。

景致与生活习惯急速变貌，童年起习惯的风景消失，为这个世代带来对整个社会的违和感与疏离感。小坂针对这种「风景的变貌」带来的感觉，做出如下描述[5]：

……风景的变貌带来的感受，我认为某种程度上是整个世代共享的。「社会的哪里有点奇怪」，「某些地方有种隔阂的感受」，「与社会之间存在某种落差」，「社会正朝着怪异的方向迈进」等，即便表象上各有不同，但在社会的变貌与感受的变化交叉之处，语言便开始发动叙述。透过当时的「大众社会」或「管理社会」等词汇，人们对因高度经济成长而出现的社会，进行批判性的叙述。许多青年对这种新出现的社会感到违和。

这类感觉，造成「异化」这个马克思主义用语的普及，学生在升学竞争中感受到战后教育理念与现实的隔阂，两者叠加之后给他们造成一种「现行体制有所错误」的茫然感情。

而六○年代中叶以降，大学面对升学率迅速提升导致学生人数骤增的状况，增盖了水泥制的校舍建筑。在农村与巷弄里成长的学生们于此尝到了不安感与疏离感。在一九六八年中核派全学联的干部们撰写之《全学联思考什么》中，提及「在大学入学的瞬间，面对与高中生活完全异质的群众，自己也成为其中的一员。在现代建筑中生活，是种难以名状的人生空白。」[6]

曾任京都大学学生部长的冈本道雄于一九九一年的座谈中，如此论述全共斗运动时学生们的心态[7]：「当时，那种物质丰裕的程度，给人一种非常不安的感受。所有人都不习惯那种物质丰裕，心中总是带着压力。」根据冈本的说法，「一直以来忍受着贫穷，但刷地一声那种感觉顿时消逝时的不安状态」，成为全共斗运动的泉源。

一九四○年生的女性史研究者加纳实纪代，也在二○○三年谈到对经济高度成长的违和感[8]：「突然间越来越富足。买了洗衣机，也购得电视……。」「心情变得很糟，不断思考这样好吗？这样好吗？」

共产党青年组织的民青运动者大洼一志于二○○七年的着作中，如此描述全共斗运动爆发前的一九六六年社会气氛[9]：

说到一九六六年，彩色电视机、汽车、空调以「新三神器」的名义普及，当时的工作奖金、百货销售额纷纷创下歷史新高，大众消费潮不断涌现。隔年的一九六七年，社会上宣传着大规模休闲时代的到来，东京新宿出现了「疯癫族」与地下族，被称为「昭和元禄」时代。……我们一方面感受到那样的氛围，一方面觉得若不做些什么抵抗这种状况，就会感觉全身僵硬。

在这样的氛围下，那些非运动者的学生们，或许与我们不同，但他们的心中同样积蓄某种难以名状的愤慨，想要爆发出来。接着以思考越战为契机，诞生某种对世界的罪责意识，面对一方面协助越战，一方面又佯装不知情高唱和平、追求经济成长的日本社会集体性利己主义，唤起了反叛的意识。我认为这正是六○年代后半学生运动的原点（ethikos）。

当他们这一代在乡村或巷弄中成长的人，面对因经济高度成长而出现的大众消费社会时，他们感到不安并浑身僵硬。这种不安的具体表现，是基于日本经济成长乃是协助越战而来，形塑出的加害意识。如此，他们对经济高度成长而剧变的社会充满困惑与不安，使全共斗运动以反越战运动与「自我否定」等形式来表现自身想法。

从一九六九年二月组成的早大反战联合（日后发展为早大全共斗）发表的宣言，可一窥上述状况的端倪[10]：「我们不是该把对这个奄奄一息的消费社会的憎恶当成自己的语言、当成自己的武器，加以组织吗？」「你们选择『繁荣』、选择『和平』，选择这种压迫我们的『秩序』吗？或者与拼命追求自由的我们一同嘶吼『不！』呢？！」

他们对「富裕」的不安感，在与社会景致变化相重叠后，经常使用马克思主义的词汇「异化」，或者通过「荒诞」的前卫戏剧来表达。小坂修平在一九九一年如此写道[11]：

「都市的景致，在这十年〔六○年代〕之间出现惊人的变貌。在都市中登场的人们的服装与表情也同样改变了。……但，在应当实现的繁荣之中，我们的作为却开始让人感到一种陌生的社会样貌。正因为存在这种社会与对社会感受性的变化，导致存在主义兴起，『荒诞』一词广受推崇，异化论流行。」

对这种「异化」的抵抗手段，只有「反抗」。日大全共斗的运动者于一九六八年书写的文章中如此叙述[12]：「若把现代的状况定义为『沥青丛林』，那在今日的『人的异化』中『反抗』，将是最具人性的行为。」

关于这种「人的异化」的感觉，一九四四年生，当时就读东京艺术大学，日后成为摄影家的藤原新也，在一九九九年回忆六○年代后期时如此叙述[13]：

记忆中，曾写过关于自身存在感薄弱的文章，当时将之比喻成大量生产的商品。从周遭的环境到身上的所持物品，乃至于住宅等等，都以企业规范的规格不断在增生，这在今日已成为既成事实。此状况的徵候，在六○年代便可逐渐见到。亦即，自己无论去任何场所，都无法确认自身，无论行至何处，皆彷若从同一面镜子中映照出自己，脸庞完全一致，而自己的存在感却变得稀薄。我记得写的文章内容大概就是如此。

今日虚拟与现实的问题被大量讨论，六九年时我感受到的，大约就是这种东西。对于自己的现实不断遭剥夺，总是感到一股「焦躁」。

当时处于该状态的藤原，在一九六九年前往印度旅行，在该地见到许多尸体，他说「看到尸体后……该说心情变好了，还是说自己的心情变得宁静了，又或是取回了自身呢……类似自己『活着』的这种东西，在此首次获得确立。」现在也有些试图看尸体照片来确认「自己『活着』」的爱好者，藤原可以说是他们的鼻祖吧。

因经济高度成长与大众消费文化的渗透，有不少青年都抱持着与藤原相同的「无法确认自我」的不安。不过一部分人并非靠看尸体照片，而是企图藉由与机动队发生冲突，来确认「活着」的切实感，这样的人在藤原的世代中并不少。

对童年环境的怀旧又与这种心情相结合。某日大全共斗的运动者于一九六九年参加日大斗争前如此书写自己[14]：「最让我感到气愤的，是即便在满身泥泞到处追逐蜻蜓与抓蝌蚪的幼年时期，或者当孩子王的中、小学时期大概也绝不容许周围的威迫与卑鄙，却在不知不觉间不再让我感到愤怒。」

与此同时，对自己遗忘了初等教育中被教导的理念，耽溺于大众消费文化而充满罪恶感等，也与上述情绪连结。另一位日大全共斗的运动者在一九六九年参加斗争前如此写下自我批判的内容[15]：「小学、中学时代否定天皇制，怜悯穷人，反对战争，有过『人类皆平等』这样的观念性思考形式，但进入高中后或许因为家庭的经济纠纷、进入反抗期等原因，逐渐沉迷于女孩、打扮、游玩。仅仅『为了离开父母』而进入日本大学，一如资产阶级要求的学生形象般，过起沉溺于酒精、女性、打扮、麻将、小钢珠的怠惰日子。」

歌手加藤登纪子在一九九九年针对《「离别」之歌》与《知床旅情》能在一九七一年大为畅销的理由，做出如此解释[16]：「企图放弃过往时代的日本，或许也有种类似感伤的成分。因为新时代要来了，所以日本必须支撑这样的时代，来到必须捨弃旧时代『乡下』、『农村』、『双亲』、『家庭』之类的时期。」

这种怀旧与感伤主义，与当时全共斗派学生喜好高仓健主演的黑道电影相连结。这种电影的典型套路是：重视「侠义」的传统黑道组织面对与资本主义勾结的新兴黑道压迫，在对立之初不断忍让，最终忍无可忍后闯入对方组织斗殴[17]。

电影导演山田洋次于二○○五年针对《男人真命苦3恋爱大放题》（フーテンのとら）系列电影有这样的说明[18]：

〔六○年安保斗争中〕桦美智子在针对国会的抗争游行中死亡时，我人在天王山吧。从那之后这个国家落入美国的统治下，对美国的意见只会唯唯诺诺地听从。这种作法促成经济繁荣，每家每户都有冷气，有彩色电视，有所谓的3C〔彩色电视（color television）、冷气（cooler）、汽车（car）〕。

不过，在那样的时代中，日本人心中隐然有某种不安感，觉得「这样好吗？这样下去没问题吗？」人类不是有种想在哪个地方找出平衡的感性吗？就在那个时候，一九六九年时寅次郎这个角色诞生了。寅次郎是走上与3C完全相反方向的男人。与物质上的繁荣完全无缘，是个几乎没有欲望的男人。头脑不好长相也不行（笑）。没有任何可取之处，终年不断失恋的男人，为何会受到大众的欢迎？这不是我或渥美清高明，而是这个角色的某种典型，迅速钻入日本人的不安感中吧。

观众们一边笑着寅次郎，或许也会松了一口气，心想「我们心中还有一些正直的、有人性的、温柔的心意」而感到安心。即便在每天都得拼上老命的生存竞争中想着出人头地与赚钱，但偶尔看看「寅次郎」，或许能放声一笑，垂下眼泪，获得些许安心。七○年代时，电影院也是挤满学生。学生们会对着寅次郎大叫「好耶！」之类的。

到东京求学的学生中，许多人的双亲为了筹措学费卖掉田地或山头。六○年代曾是早大的运动者，日后成为人权律师的内田雅敏在二○○一年如此说道[19]：「〔老家拥有的〕山头，终于为了我与弟弟的学费而全数卖光。随着人人拥有私家车的时代来临，老家山头一带盖了一堆『爱情旅馆』，据说土地卖了一个好价钱。只是儿时熟悉的山头风景变了，让人觉得非常遗憾。」

这种经验伴随着罪恶感，向人们脑中植入了对山村或农村的怀旧情绪，这也与人们加入反对公害运动、反对成田机场的三里冢运动相连结。一九四三年生的福田克彦在独立制片的小川制作公司持续拍摄三里冢斗争，他记录道，只有农村才是「人们一直以来亲手打造的『原乡』」，而电视等媒体报导「让许多人觉得三里冢的斗争太过轻易放弃了。」而共产同的运动者三上治于二○○四年如此叙述[20]：「如果去〔农村地区的〕三里冢，就会想起小时候的回忆。我小时候因为农事尚未机械化，所以会被要求以某种形式去帮忙。炙热的夏天被叫去田地除草，使用手推式除草器，在田中来回耙动。手一边抓着被水蛭吸血的伤口，一边继续永远做不完的农事。农事的空档则跳入小溪中抓鱼。就是那样一种炙热夏天的回忆。」

对出身地方县市的学生运动者而言，三里冢的成田机场建设，是国家权力蹂躏他们过往的「田园」故乡，欲使其变身为「柏油丛林」。他们为了摆脱卖掉故乡田地与山林而前往都会的罪恶感，只能投身机场建设反对运动。

这种社会的剧变，培养了青年们的反感与正义感。日后参加联合赤军的加藤伦教如此回想中学时代[21]：

中学的同班同学会嘲弄似地以「乡下人、乡下人」叫我们这种从名古屋市外通学而来的学生。……因为我家实际上就是农家，对于那种以侮辱性口吻叫着「乡下人、乡下人」的人，以及跟着起闹的人，我还记得打从心底冒出的那股怒火。

时间到了东京奥运的隔年，日本达成战后复兴，开始搭上经济高度成长快车，那是个高唱「冲吧！冲吧！」的年代。全民皆沉醉在跻身先进国家的感受，电视、洗衣机、吸尘器早已普及，大家的目标转向购买自用车、购买自宅，为了更高的薪水捨弃「乡下」，一波又一波不断挤入城市。

或许可以这么认为：在那种时代风潮下，让尚且年幼的少年们轻视农业，把「乡下」、「乡下人」当作落后的象徵，当作侮蔑的对象。……

即便年幼，我也能感受到同学轻蔑「乡下」与「乡下人」的时代背景。因此，比起对他们个人的愤怒，我逐渐对与「农业」对立的「工业」、与「乡下」对立的「城市」（特别是大城市）更抱持着一股愤怒与憎恨。

同时我也对举办东京奥运而推动的建设，如东海道新干线，东名、名神高速公路等感到某种质疑。伴随自家周边的急速变化，整个世界以极高速度变貌，我都以清醒的眼光看着，寻思「这样的状况，能持续到什么时候呢？」

这样的加藤，会加入了信奉「农村包围城市」毛泽东思想的革命左派，进入联合赤军的山岳基地，也是理所当然。

如此一般，六○年代末进行反叛的青年们，即便身穿迷你裙或牛仔裤，根底中仍内化着童年的农村风景与「孩子王文化」。这种矛盾，成为了他们反叛的动力来源。

在他们喜爱的文化中，亦可见到此种矛盾。如前所述，他们喜欢老式标举「侠义」的黑道电影。他们热爱的歌手藤圭子虽然穿着最新流行的时尚服装，但唱的歌曲就是日本演歌。他们爱读的漫画《巨人之星》等，内容也在强调不合时宜的「斗志」。

他们的童年经验不只有罪恶感，还带来一种乐天性质。曾是京大全共斗运动者的社会学者上野千鹤子，如此评价自己的世代[22]：

「要说婴儿潮世代有什么共通的强项，大概就是城市里尚有空地的『空地世代』。所以即便什么都缺乏也能存活，就算没有『国家』也不觉得困扰，他们带有一股这种乐天性质。」「我们世代的青春期，也算与勉勉强强、默默经歷日本高度经济成长的时代重合，即便提出『反对』、『有异议』，仍旧抱持乐观，怀着『等时间过去了，事态就会变得比现在好些』这种没有根据的信念。」

关于这点，与第一章介绍的日大全共斗桥本克彦所说的「成长在相信『爽朗、朝气、健康』的标语有如青空般清新的时代，我们身上好像浸透了那股健朗的感受」有着共通之处。在不断上升的经济高度成长气氛中成长、且在初等教育中被灌输「爽朗、朝气、健康」的理念，支撑着他们对社会运动的乐天看法。

此外，当时的景气也支撑着这种乐天性。因经济高度成长导致人手不足，换工作、就业都很容易，打工的时薪也高。日后把学生运动喜剧化撰成小说《我是什么》并因此获得芥川赏的三田诚广，在一九八四年的座谈会上如此回忆道[23]：

「那个时候还处于经济高度成长，例如学生打工的工资格外地高。《我是什么》这部作品中也稍微出现过，例如去中小企业的工厂打工，学生的工资比正式员工还高。身上没有掌握任何技术的学生竟然能领到更高的工资，即便没有深入思考也能知道，年轻人非常低估这个世界。他们带着一种可以轻松地生活，无论干什么都能生存下去的心情。在这种状况下，他们才会有彷彿搭上『只要不喜欢就全部破坏也无妨』这艘大船般的心情，投身社会运动。」

之后的章节将说明，在全共斗运动中打造出来许多大学的街垒，都是靠着学生们轮班去打工才能维持。这在打工时薪甚高的时代方有可能。

这种乐天性也塑造了这个世代成长期的经验。因为这个世代的人数众多，在他们长大时，教室也配合着增加，社会必须做出相应的制度。随之也出现以他们为对象的漫画杂志陆续创刊的现象。一九四八年生的评论家加藤典洋在一九九八年演讲时如此说明[24]：

所谓的婴儿潮世代，人数非常多。这个世代所处的战后日本社会，整个社会形态变化巨大，有如时代的冰河一边在山间移动一边不断改变地貌。或许因为如此，今日回想起来，他们之中，或者个人自身中，还是形塑出某种独特的感情，我们不能否认对他们存在这种感觉。也就是说，作为一个人，他们的成长期与始于一九六○年的日本社会经济高度成长期重合，这点也有影响。……时代随着他们起飞，这种近乎无所不能的感觉，就在他们心中。

评论家三浦展形容这个世代是「从量转为质的世代」。一九六○年大学升学率为十．○％，一九六三年为二十一．七％，一九六八年为二十三．八％，一九七三年为三十八．○％，升学率急速上升期实际上出现于一九六○年至六三年，并非六八年时期发生的现象。但因这个世代的人数众多，故大学生、短期大学生的人数从一九六三年的九十一万六千人，上升到六八年的一百五十二万五千人，增幅高达六十六％[25]。

三浦据此论及，「团块世代大学升学率非常高的〔错误〕印象」虽然广为流传，但「那只是因为团块世代人数众多之故」，接着他如此表示[26]：

「团块世代因为人口众多，即便在质上未出现重大变化，也因量的巨大变化，成为具有改变社会印象能力的世代。……对社会而言，见到了一个新世代的到来。过往被视为少数派的人，也因此被认为成了多数派。原本以为不过是变化的预兆，却一口气成了既成事实。这就是团块世代的力量。」

随着这个世代的成长，教室增建了，以他们为目标对象的消费品大量卖出，可说是「量的力量」。当然，这并非他们自食其力获致的成果。但他们在成长过程中，持续体验了社会的变化。这个体验给了他们「时代随着自己起飞」的「无所不能感」，因此从今日看来，他们的反叛带来了一种可说是奇异般的乐天与莽撞。

#1 译註：小男孩的发型，剪齐浏海，两侧与后部剪短。↺

1 前揭宫崎（第一章）《突破者》上卷一一六页。↺

2 前揭小坂《思想としての全共闘世代》三五页。↺

3 同前书三四页。↺

4 雨宫昭一〈一九五○年代の社会〉（收录于歴史学研究会编《日本同时代史３》青木书店，一九九○年）二四九页。↺

5 前揭小坂《思想としての全共闘世代》三六页。↺

6 秋山胜行．青木忠《全学连は何を考えるか》（自由国民社，一九六八年）一二五页。↺

7 奥田东．冈本道雄．上柳克郎〈京都大学の纷争〉（收录于大崎仁编《「大学纷争」を语る》有信堂，一九九一年）一二○页。↺

8 前揭上野．加纳〈フェミニズムと暴力〉一三页。↺

9 大洼一志〈パラノイドの青春が蹉跌のバリケードを！〉（川上彻．大洼一志《素描．一九六○年代》同时代社，二○○七年）一九四页。↺

10 〈东大．日大闘争に连帯し早稲田に反逆のバリケードを！〉（一九六九年二月五日传单，收录于津村乔《魂にふれる革命》ライン出版，一九七○年）二二八、二二七页。↺

11 小坂修平〈「叛乱论」とその时代〉（长崎浩，初版合同出版，一九六九年。再版彩流社，一九九一年。小坂的论文在一九九一年版被当作解说而收录）二一一—二一二页。↺

12 U．N〈反逆から人间性の回复を〉（收录于前揭日本大学文理学部闘争委员会书记局编［第一章］《反逆のバリケード》）二三二页。↺

13 以下引自藤原新也〈インドで试した“身体と世界ののリアル”〉（收录于前揭［第一章］《连合赤军“狼”たちの时代》）四○二页。↺

14 渡辺隆行〈もがきそして闘う〉（收录于日本大学全共闘会议．石田郁夫共编前揭［第一章］《日大全共闘》）一七五—一七六页。↺

15 安藤根八〈内なる山崎君との対话〉（收录于前揭日本大学全共闘会议．石田郁夫共编［第一章］《日大全共闘》）一六八页。↺

16 前揭加藤（第一章）〈みんな「愿い」を持って行动した时代〉一七四页。↺

17 把黑道电影与全共斗运动进行心理连结讨论的有趣评论，可举前中大全共斗天野惠一的着作。他以一九七一年首映的《暴力団再武装》（导演：佐藤纯弥）为例，介绍电影中由鹤田浩二饰演的黑道小弟因忍受不了一直对劳工收取保护费，与丹波哲郎饰演的黑道兄弟一起刺杀自家帮派的大哥，之后因受不了一直以来收取保护费的罪恶感而切腹自杀。他指出，这种「与堂堂正义无关而活着的人（男人），他的『自我惩罚』才是全共斗学生感到共鸣的黑道电影本质。」（天野恵一《「无党派」という党派性》インパクト出版社，一九九四年，三九—四一页）笔者认为，这种见解很难说是全共斗派学生喜欢黑道电影的普遍理由，但当时的学生一面受到大众消费文化的入侵，加上对越南人民的「加害者」意识，因此必须「自我否定」的罪恶感乃是全共斗运动背景因素的论调，一如该书的论证。因此天野的见解在某种程度上可说是恰当的。↺

18 山田洋次〈渥美清の寅さんが问いかけるもの〉（《论座》二○○五年九月号）四一—四二页。↺

19 内田敏雄《败戦の年に生まれて》（太田出版，二○○一年）三三—三四页。↺

20 福田克彦《三里冢アンドソイル》（平原社，二○○一年）一七三页。三上治《一九七○年代论》（批评社，二○○四年）一八三页。↺

21 前揭加藤（第一章）《连合赤军　少年A》二○—二一页。↺

22 前揭上野（第一章）《楽天性持つ「原っぱ世代」》↺

23 浅田彰．三田诚広．筑紫哲也〈全共闘って何〉（收录于筑紫哲也编着《全共闘—それは何だったのか》现代の理论社，一九八四年）七九页。↺

24 加藤典洋《戦后を戦后以后、考える》（岩波ブックレット，一九九八年）一六页。↺

25 前揭三浦（第一章）《団块世代を総括する》一七、一九页。↺

26 同前书一七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