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样的状态下，一九七○年十二月八日，「Group．战斗的女人」，以日美开战纪念日和反对优生保护法修正案等为主题举行了游行，也在一九七一年八月号召了全国的女性解放团体，在信州举办了「女性解放合宿」。她们拒绝男性记者的採访，合宿的执行委员会准备了其中六十％的计画，另外的四十％则是以「妳们的事情妳们自己处理」的原则，交由参与者自主负责，并倡导「想什么就放手去做」。[208]

这次合宿被视为日本女性解放运动史上的一个划时代的突破，由聚集而来的女性们所形成的网络，后续也催生出包含女性解放杂志《女．情慾》在内的成果。然而，如同越平联的「反万博」（为了反战的万国博览会）一样，即使以「妳们的事情妳们自己处理」的原则，让集结而来的人自主处理，事情也并未如理想中的那样顺利。第一天进行了长达二十小时的自我介绍与讨论会，也有围着营火跳舞的活动，但「Group．战斗的女人」的某位成员如此记录了参加合宿的感想。[209]

「我对合宿抱着天真的期望。」「去了肯定会发生些什么。带着磨磨蹭蹭什么都做不到的自己，参加了这次合宿。」「在能够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的合宿中，反而越感受到不知道想做的事情是什么的自己有多么悲惨。在充分的自由时间里，连和旁边的女性搭话都不敢的悲惨状态。」「一面躺下读着《性的权利》，一面想着来到这里后除了读书之外什么都没做，烦闷到让人无法忍受。」「妳们的事情妳们自己处理……的严酷。」

田中在女性解放合宿后的传单中写道：[210]「看来好像不能老是都用同一种模式。单方面地举办抗议集会、举办摇滚之夜、反覆说着『女性，女性，女性』的煽动传单……这些真的都是些用到烂的模式了。」由此可以看出，田中从一九七○年八月开始运动以来，即使经过了多次示威游行和女性解放合宿，还是没有找出运动前进的方向。

抱持这种认识的不只有田中一人。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在「Group．战斗的女人」成员写的论文〈关于女性解放运动的方向性〉中，先是提到了「经过七一年信州的合宿后，女性解放的种子正悄然在全国蔓延」，但同时也指出「运动的方向可以说是极度混乱。」[211]

在与其他运动的共斗中，也没能找出一条明确的出路。据说，「Group．战斗的女人」的成员曾经在支援三里冢运动时，被农民调侃为「Wu-liman．Bu」#11、「Bu小妞」等。根据参与过三里冢运动的石井纪子回忆，「三里冢是压倒性的男性社会」，声援学生的营地里「坦白说风纪也很混乱」，「因此已经可以说是为所欲为的状态了。到处都张贴着裸体海报。严重的歧视也是家常便饭。」[212]就算女性解放运动已经兴起，其他斗争现场的氛围依然还是维持着原样。

以「Group．战斗的女人」为代表，当时的女性解放运动之所以无法制定出明确的运动方针，其中一个原因是，她们很多都只是二十多出头岁的——好听地说是年轻充满活力，不好听地说则是无知且涉世未深的——年轻女性的团体。「Group．战斗的女人」中也是，除了一九四三年出生的田中是二十岁后半以外，经营着这个共生集团的成员们「平均年龄为二十一、二岁」。[213]

与全共斗运动一样，她们在不成熟的同时，却又往往倾向于傲慢地彻头彻尾否定「战后民主主义」及过去的女性运动。

例如，田中在一九七○年八月份发放的传单中这样写着：「过去的女性解放运动，事实上是一个就连对女性本身来说都毫无吸引力的，生硬尴尬的全丑女联运动。」「明治时代以来的女性解放运动的斗士们都很不帅气，这是为了让女性作为女性被解放，从而不得不先变成男性的必然过程。」接着，她们主张自己要进行一场不追求「和男人同等」的「帅气」运动。[214]

然而，在目前可以在资料集中看到的明治以降的女权运动论文和妇女运动论中，很难找到主张追求「和男人同等」的例子。战前的女权运动大多在于提倡将参政权授予善尽「国家母亲」责任的女性，而战后的妇女运动则以设立托儿所和获得生理假等为主要目标之一。

如前述，田中很难说是一个好学的人，而是一个以「直觉感受」行动的类型。在一九九四年的对谈中，当加纳实纪代询问只阅读《周刊女性》和《女性自身》这两本杂志的田中，是如何书写传单文案的，又是从哪里学来那些话语的时候，田中这么回答：「是在运动中喔。从传单上看到的。」换句话说，她是「从（一同参与反战运动的）男性们那里学来了话语」，进而书写自己的文章。[215]

此外，田中似乎也不太了解同时期的亚洲妇人会议的主张和活动。在上述的一九九四年的对谈中，加纳指出在《日本女性解放运动史资料》中，亚洲妇人会议被论述成女性解放运动的先驱。对此，田中回答「是这样的吗？……以我的感觉来说，大概是『是喔？』这样的感觉」，表达了违和感，并谈及自己在展开女性解放运动后才初次与饭岛爱子等人相识，却无法与她们产生共鸣。[216]

不怎么关心同时期的女性运动，以自己的「直觉」行动，并从男性运动者的传单文字学来「话语」的田中，实在难以想像她详细了解过去的女性运动史。她恐怕是因为目睹了中核派等组织中试图「和男人同等」地行动的女性干部等等，才自以为地认为过去的女性解放运动是一场以达成「和男性同等」为目标的运动。

聚集在田中周遭的年轻成员也一样。有马真喜子在一九七○年底採访「Group．战斗的女人」时，如下记录了成员们的发言：[217]「市川房枝？她也活太久了吧。」「女性力量？和男性逻辑一样吧。我们否定菁英女。」「说到妇女参政运动，当我们在一个国家内展开争取权利的斗争时，日本帝国主义，在作为军国之妻的贞女及从军慰安妇的支持下，开始了对他国的侵略。妇女参政运动并未对其体制做出任何应对，结果成为了共犯。作为创造出从军慰安妇体制共犯的女人的运动等等，甚至是丑陋的。」

关于成员们对过去女性运动的「激烈拒绝」，有马表示：「对我来说，这种逻辑虽然有一半是可以理解的，但另一半却难以理解。」「我对过去各种妇女运动发挥的作用以及其成果，大部分都给予正面评价与肯定。我相信，那是一次又一次，将一个又一个石头堆叠了起来……正是因为有被如此建立起来的女性地位……由女性解放运动所象徵的对于整体文化的质疑，以及对于男女角色的质疑才得以被提出来。为什么要否定这样的过程？为什么不能予以肯定呢？我无法理解对于这个连续性的拒绝。」

有马在这篇报导中推测，「Group．战斗的女人」的成员们，之所以不愿意从过去的女性运动中学习并且对其彻头彻尾的全盘否定，并非因为她们理解到过去妇女运动的侷限，而是因为她们所经验过的「以全共斗为代表的新左翼运动中，女性没有担任过救护或炊事以外的角色」。这些女性们就算可以做出对于既存党派与「男性逻辑」的批判，但依然缺乏产生新的运动理念的力量，这或许可说是无可避免的事。

一九七一年下半以后，田中的主张出现变化。武装斗争论开始消声匿迹。如同后续所述，在联合赤军事件后写成的《致生命中的女性们》中，田中转为否定武装斗争和「女士兵」。

田中是何时，又是为何开始否定武装斗争，这一点并不十分清楚。在《致生命中的女性们》中，她提到自己之所以在过去会使用「世界革命战争」这样的词汇，是因为——想逃离「不管做什么都会搞砸」的「自卑感聚合体」的日常生活，想要抓住「活着」的实感的——「革命的非日常性信仰」。而「得以下定决心宣告与这个幻想诀别，是在女性解放运动合宿的时候，举办这个活动的其中一个目的，就是为了要与新左翼明确地断绝关系」。[218]

然而，这样的记述很难让人直接认同。因为，被认为也是由田中所书写的，一九七一年七月由女性解放合宿实行委员会发行的《女性解放合宿新闻》第二号中，依然提倡「追求武装与共产主义」。[219]

说起来，田中的武装斗争论与「女士兵」论，是意图超越男性的「生产性逻辑」和「非日常逻辑」，并在日常性之中「使用与育儿及持枪同等的意识贯彻到底」的理论。在上述的《女性解放合宿新闻》中，更是以「不是相对于日常性的非日常性，而是创造出新的日常性！」为标语，提倡了「追求武装与共产主义」。

那么，田中是何时，又为何放弃武装斗争论的呢？这似乎有两个因素。其一，是她与赤军派的接触；其二，是她走访了革命左派的山岳基地。首先，让我们先从田中与赤军派的接触开始谈起。

根据二○○九年公开的田中的访谈，她与赤军派接触的状况如下。[220]当时，她过着白天在老家的外烩料理店工作，晚上则回到「本乡赤门前父母名下的破旧小屋中睡觉」的生活。她说，这段时期，「在新左翼的运动完全崩解后，被邀请去了朋友的公寓，在那里有着赤军派的年轻人，拜托我『希望可以借住在妳家过夜』。虽然有些困惑，但想着『好吧，反正也有两个房间，又是独栋的房子』，于是接受了请托，结果这个地方就渐渐变成了赤军派的据点。」

正如第十六章所述，一九六九年九月的全国全共斗成立大会上，赤军派与其他共产同组织发生了武装内斗，对此田中表示「希望『赤军』能获胜」。当时的运动者已经意识到武斗棒与汽油弹斗争的极限，而赤军派的出现，获得了一部分年轻人的期待，田中也是其中一人。田中在之后主张起武装斗争论和「女士兵」培育论，与武装斗争产生了共鸣。因此，可以说田中提供住处给赤军派，在某种程度上是相当自然的事。

接着，她也提到自己曾抱着「革命家或许还蛮迷人的」的向往，也期待过他们能像「白马王子」一样，拯救她脱离悲惨的处境。又如前述，被自己的「悲惨」心态困住的田中，因为有过「『这样的地球就算毁灭也无所谓』这种像是盖达组织一样的心情」，所以「现在想起来，大概是被他们〔赤军派〕的毁灭倾向与那股暗黑感所吸引了。」

然而，根据二○○九年的访谈，田中当时已经是二十多岁的后半，她对于一九六九年十一月赤军派在大菩萨岭研议的冲入首相官邸计画和军事训练，已经觉得那「等同于儿戏」。因此，她表示，自己会提供住处给赤军派的原因之一，是「想知道」「他们到底认真到什么程度」。可以说田中之所以接触赤军派，一半是出于憧憬，另一半则是想了解他们的真实样貌。

然而结果却让田中幻灭。当她提供赤军派的年轻人住宿，听着他们热中讨论的内容，田中甚至产生了「这些人说的革命，不是什么值得认真看待的东西」、「赤军这帮人，就是一群热中于危险事物的巨婴罢了」、「靠近一看，就是一些大头的幼稚肌肉男集团而已」等等的印象。实际看过他们的活动后，田中认为「当时的他们已经筋疲力竭，就算说是什么非法活动，最后也只是像老鼠一样四处乱窜而已」，「当权者要一网打尽这些人，应该不难才对。」

正如第十六章所述，赤军派虽然大吹大擂地谈论着「占领首相官邸」、「世界同时革命」等，但实际行动却屡屡失败，行动也相当松散。看到这种情况，田中对他们产生上述的印象并不难理解。

此外，田中对赤军派也有另一层意义上的幻灭。正如前面提到的，高中毕业的她，没有因为加入党派或全共斗而承受过性别歧视的经验。反过来说，正因如此，她才能在赤军派身上投射「白马王子」的形象。但赤军派年轻人们的对话，却也在这个意义上让田中失望了。

根据二○○九年田中的访谈内容，她以「相隔一层纸拉门」的距离，听到了借住在家里的赤军派年轻人们的对话。其中有人说「如果要结婚的话，还是没在搞运动的女孩子比较好」，她也无意间得知了「他们的组织会让女性担任电话接线生，或晚上到风化区赚钱，甚至把她们变为恋人供养自己。」此外，在这些赤军年轻人眼中，当时已经过了女性适婚年龄的田中很明显「只不过是个出借住处的大姊姊而已」。正如第十六章所述，赤军派充斥着蔑视女性的风气，这在田中面前也显露无遗。

最终，赤军派的年轻人们甚至对田中放话：「当我们因为《破防法》而遭到逮捕时，妳也会一起被带走的。」田中发觉，「这些人一边说着『我们将隐身在人民之海中战斗』这种帅气的话，却一点也不好好对待提供他们根据地的我。这样的革命家一点价值也没有！」于是，她在「近距离见识到这些誓死从事武装的团体」后，「对武装本身抱持的浪漫情怀」便「开始逐渐褪色」。

根据赤军派各队的联络人、负责安排根据地的青砥干夫在二○○八年的回忆，「田中小姐是赤军派的支持者，我曾经与她有多到令人厌烦的无数次争论，但最终我还是无法理解她。」虽然可以发现田中并非只是默默地听着赤军派之间的对话，但赤军派一方可能只将田中视为提供根据地的「支持者」，并未能理解她女性解放的思想。

实际上，田中（以及「Group．战斗的女人」）提出武装斗争和培育「女士兵」、支持京滨安保共斗等文章，时间点大多都落在一九七○年十一月到一九七一年四月之间，之后都只是稍嫌被动地做着再版过去的传单等行动。而如前文所述，虽然在一九七一年七月的《女性解放合宿新闻》中，也提及了「追求武装和共产主义」，但不再像过去那么高调。或许随着对赤军派的实际样貌的失望，对于武装斗争的幻灭也越来越深。

对于这样的田中来说，造成她更加确定对武装斗争感到幻灭的事件，发生在一九七一年八月的「女性解放合宿」结束后，一九七一年十月，她走访了革命左派的丹泽基地。根据二○○九年田中的访谈，她已对赤军派这个大言不惭且强烈蔑视女性的「幼稚肌肉男集团」完全幻灭，但对于包括永田洋子在内的那些成为武装士兵的女性革命左派，她仍抱有「女性革命家是怎样的人？」的好奇心和期待感。关于这次丹泽基地的访问，永田洋子和田中美津两人都有写下回忆录，虽然两者的细节有所出入，但先从永田的《十六的墓碑》看起。

根据永田的回忆，她第一次与田中见面，是在女性解放合宿结束不久后的一九七一年九月下旬。当时，永田为了和赤军派的森恒夫开会而前往东京，与革命左派最高领导者川岛豪的妻子一起见到了田中。永田记道：「因为当时女性解放运动的人提供了赤军派根据地，所以希望她们也能协助同样提倡妇女解放的我们革命左派。」[221]

当时，革命左派因抢劫枪支等罪行而遭到通缉，向大众募资的网络也正逐渐被切断。他们之所以与女性解放团体接触，部分目的是为了想确保与大众之间的联系接点。如前所述，一九七一年三月，「Group．战斗的女人」主张了支持京滨安保共斗。但在永田的回忆录中并没有这样的记述，她似乎不知道「Group．战斗的女人」曾经表态支持过他们。而永田也表示，她「并不知道田中小姐她们对赤军派提供的协助的详细状况。」

据永田表示，这次会面在讨论内容上几乎是两条平行线。永田指出，「革命左派的妇女解放思想与田中小姐她们倡导的内容并不一致，因此关于这件事〔共斗〕的讨论也没有进展。田中小姐谈到了随着节奏摆动身体的乐趣以及性爱情感的话题，但对当时的我来说，这些完全不是我所关心的事。」

尽管田中和永田都主张要培育「女士兵」，但永田是具有「保守」性观念的人，因此她和田中在「性爱情感」方面的认知根本不可能一致。而田中喜欢随着音乐跳舞，在女性解放合宿的活动中也大声播放着珍妮丝．贾普林（Janis Joplin）的唱片。然而，永田却是会将这样的行为视为「小资产阶级式」行径的旧式运动者。

从永田的角度来看，她无法理解明明是一场主张武装斗争的组织同志的会面，为什么田中会谈论性爱和舞蹈呢？但是，田中的武装斗争论是「性高潮」的一种表现，和性爱及舞蹈的狂喜处于同一层次。

然而对于永田来说，武装斗争是现实中的事，他们为了抢夺枪支而遭通缉，四处辗转逃亡，最终被迫在山中过着禁慾的生活。对于这样的永田来说，田中谈论的性爱和舞蹈的狂喜「完全不是她所关心的事」并不足为奇。

就这样，会谈在双方的想法完全没有交集的情况下结束。然而，在这次会面中，田中提到「在三里冢的九．一六斗争〔三名机动队员死亡〕现场，也有女性解放运动的成员在场，她们有可能也会遭到逮捕。我很担心，因为不知道如果被捕的话会发生什么事」，于是向永田寻求建议。田中的这一发言显示出，尽管她在传单中宣传武装斗争和非法活动，但缺乏对非法活动的认识。

对此，永田表示：「既然如此，不就应该趁这个机会尝试看看非法活动，并开始策划这样的活动吗？」并且提出「我们可以让妳们参观看看我们的非法活动。」田中回答：「一定，我非常想去看看。」于是，永田便带她去到了他们位于丹泽的基地。

另一方面，在田中二○○四年的演讲中，她提到自己走访革命左派山岳基地，是出于「纯粹的好奇心」以及「只是想去看看」，并没有提到想要学习非法活动的相关知识等等。[222]这不见得是谎言，如后述，田中确实参访了丹泽基地，但并未表现出想学习非法活动的态度，在那之后，田中等人也并未展开非法活动，这些也可以佐证。

接着，田中在这次演讲中提到，她并非主动想去山岳基地，而是因为「顺着永田等人的邀请」，「因为对方都开口了，所以才去的」。[223]然而，这样的说法似乎有些不自然。当时的革命左派因为干部遭到通缉等原因，被逼迫躲藏在远离人烟的偏僻山岳基地。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不太可能因为参观者出自「纯粹的好奇心」而冒险邀请对方参观秘密基地。

田中在一九九四年的对谈中提到，在女性解放运动时期发生了太多事情，导致自己「全部都忘了」。[224]或许可以推测，在田中与永田面对面时，田中一方也由于自己的「好奇心」，想要亲眼一见与只是说说的赤军派不同的，实际抢夺了枪械躲藏在山岳基地的革命左派「女性革命家」，为了给这个想法找一个理由而提出想要学习非法活动，永田方面则是认真地看待这件事，这样的情况或许比较接近事实。

相反地，后来永田等人非常担心山岳基地被警察发现，甚至对可能逃跑的成员动用了私刑，如此一来，也令人困惑为什么当初会邀请田中参访丹泽基地呢？然而当时，参访发生在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底的濑户脱逃事件之前，革命左派的干部们还没处于认为任何人都随时有可能逃走的疑心暗鬼状态之中。而丹泽基地只是个临时根据地，当时他们正在调查过冬用的候选基地，十一月就会移动到榛名基地。因此，他们可能判断，就算邀请田中到丹泽基地，实际上也不会有太大的损害。

就这样，田中走访了革命左派的丹泽基地。然而根据永田的回忆录，革命左派的成员们「和田中她们围坐在一起，大家围绕着非法活动，讨论了各种话题」，而田中并没有特别表现出太大的兴趣，「谈话内容仅限于普通闲聊」。

永田记录道，她认为田中对非法活动的话题缺乏兴趣的原因在于，「田中等人对缺乏群众性的武装斗争路线抱持批判立场」。然而，这种解释可能是永田后来被逮捕之后，基于自己的组织与大众疏离的悔恨所投射出的一种看法。

说起来，田中就算是在女性解放的运动中也并没有追求过「群众性」。当她们邀请桐岛洋子参加讨论会时，桐岛批评：「女性解放运动者的话语对我来说太过艰涩，实在难以理解。」对此，田中反驳说：「若不是从自身的痛苦出发，话语就只是单纯的话语，随时都可以让它变得浅显易懂」，「现在正感受到痛苦的人，根本没有余力去把自己的话语变得更易于他人理解」，她厉声说道，思路清晰且「易懂的话语，是为了支配而存在的话语」，「想要让人理解的想法是种乞讨的心态。」[225]

后者的「想要让人理解的想法是种乞讨的心态」这句话，甚至成了《致生命中的女性们》的章节标题，作为田中留下的名言而为人所知。她在《致生命中的女性们》中宣称：「问题始终不在于他人如何看待自己，而是在于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在二○○四年的演讲中，她也指出：「不必让其他人觉得好。只要我自己觉得这样很好就够了。」[226]这样的田中，不太可能因为缺乏「群众性」而对革命左派的活动不感兴趣。

那么，为什么田中在丹泽基地会对非法武装斗争的话题态度消极呢？这可能是因为，她梦想中的「女性革命家」形象，与现实中革命左派的情况之间的差距实在太大了。

田中认为武装斗争是「最极致的性高潮」，但这对永田来说完全无法理解。而当田中走访了丹泽基地后，她发现非法武装斗争与性爱或舞蹈的狂喜毫无关联，而是一种被迫禁慾的生活。注重衣装的田中穿着迷你裙造访了丹泽基地。在二○○四年的演讲中，尽管田中说「我不太记得了」，但回忆永田说过「我们每天都吃豆腐渣」，她表示：「嗯，我还记得那时心想，我可不想每天都吃豆腐渣。」[227]

此外，革命左派的「认真」态度似乎也与喜欢跳舞和性爱、「以不羁为命」的田中合不来。根据二○○四年田中的演讲内容，当时在丹泽基地的革命左派成员，都给她一种「每个人都很好很健康的感觉」、「超级认真」，并且「每个人都笑嘻嘻的，话说得不多」、「好像被从电影《有着融铁炉的城镇》中走出来的人物包围的感觉」，田中感觉自己和他们「格格不入」。[228]

当时，陷入资金困境的革命左派忍受着简陋的饭菜，过着山岳基地的生活。他们从前身的「警钟」时期开始，就是受到毛泽东路线影响的组织，用大众易懂的词语书写传单，并要求学生放弃学生身分投入劳工运动。在这时，革命左派已经杀害了逃跑的向山和早岐，虽说已经不再是过去那种质朴的组织，但还残留着旧有的氛围。

田中提到的电影《有着融铁炉的城镇》，是一部由吉永小百合在一九六三年所主演的作品。从铸造工厂城镇的一名少女的视角，探讨贫困和歧视问题，并描绘了从劳工运动中寻找希望的人们的故事。这部电影可以说是一九七一年当时年轻人认为的，过时且不酷的「战后民主主义」的典型「超严肃」电影。

另外，田中还有一个特点，她具有厌恶「认真」的倾向。

正如前文所述，因为童年时期遭受过帮佣的性暴力，田中总是自责自己成为了一个「耻辱的女人」，为了「净化生命」而投身社会运动。但根据一九九五年的访谈，实际上这位帮佣对她来说是一个「能让自己安心的人」，「并没有遭受过那么糟糕地对待，而是像在玩耍一样，感觉很开心。」然而当她将这件事告诉母亲之后，母亲严厉地责骂了那位帮佣，田中因此开始认为自己「『不小心变成了坏孩子』，变成了『有罪的孩子』」，从而「持续惩罚当时感到开心的自己」。[229]

如前述，一九四三年出生的田中，试图透过少报一岁来避免被视为「大龄单身女」，这可以看出她有着内化了某种「保守」性规范的面向，在这个意义上，她和一九四五年出生的永田类似。田中在这种性规范意识上，经歷了内疚所带来的痛苦（在一九九五年的访谈中，她提到这种内疚意识让自己「直到二十七岁展开女性解放运动之前，甚至没有交到能称得上是朋友的朋友」）[230]，考虑到这一点，便可以理解她为何在读了赖希的作品后，会「直觉」地认为，「对性的压抑」正是让她感到痛苦的这个世上的万恶根源。

此外，因为母亲对帮佣的斥责，让田中抱持着「有罪的孩子」的意识，直到二十七岁前都因为内疚而感到痛苦。这也透露出她本人其实也是个「超级认真」的人。换言之，或许正是因为田中本人「超级认真」的个性，使得自己产生因内疚而痛苦的经验，从而形成后续对于「认真」特质的厌恶感。

田中在一九九二年时表示，由于自己也有过亲身经歷，让她有机会与患有饮食障碍的女性们接触，并认知到「所谓的饮食障碍，其实是一种完美主义者的病」。在一九九四年与加纳实纪代的对谈中，田中提到「说大多数的问题都是因为过于认真所导致的也不为过。」[231]先不论饮食障碍，现实世界中发生的贪污和犯罪是否真的是「因为过于认真所导致的」呢？这仍有待商榷。然而对于长期因自己的「认真」而内疚受苦的田中来说，世界或许就是这样映照在她眼中。

概括上述的脉络，可以推测田中宣扬「不羁为命」，并自称为「爱跟风的人」，也可能是她为了打破自己「超级认真」的特质而进行的一种说反话行为。毕竟，真正「不羁」且爱跟风的人，不太会如此称唿自己。

因此，比起「认真」的活动，田中更偏好于幽默和戏嚯类的活动。在一九八七年与上野千鹤子的对谈中，田中回顾自己七○年代前半参与女性解放运动的时代，她说：「在我所做的事里，自己也稍微觉得做得不错的只有几件事，女性解放合宿、音乐剧〔由『Dotekabou剧团』制作的一齣名为『女性解放』的讽刺剧〕以及《女性解放新闻》」。对于被许多人认为是她们运动最大成就的阻止优生保护法修正案，她则表示：「我觉得那即使不是由我来做，也一样可以做到。」[232]

对于这样的田中而言，「认真」是一种批判用语。在一九九四年的对谈中，田中对亚洲妇人会议做出以下评论：「她们真的很认真，所以是对自己的事不太能一笑置之的人」，并将其定位为「女性解放运动前史」般的存在。同时在这场对谈中，田中提到「我们出版的《女性解放新闻》也是相当引人发笑的刊物，『音乐剧．女性解放』更完全是一部喜剧。拥有能够轻松地嘲笑自身严肃性的视角，这就是女性解放的创新之处。」「相比之下，大众媒体总是想把我们描绘成一群性急且过度认真的歇斯底里女人。」[233]

「一笑置之」自身的「严肃性」，藉此拯救因「认真」而陷入内疚的痛苦状态中的自己。这对田中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事，也是「女性解放运动的创新之处」。这么一来，我们也能理解为何田中会将像是亚洲妇人会议这样，（据田中所言）极为「认真」且「不苟言笑的人们」评为「女性解放运动前史」，并且也在自己的活动中，比起阻止优生保护法修正案这类「认真」的行动，更加看重音乐剧这类讽刺性行动。

对田中来说，丹泽基地革命左派的禁慾与「超级认真」成了令她感到拒斥的原因。田中因对革命左派感到格格不入，在被问及联系方式时，「随意讲了一个很少用的电话号码」，就迅速离开了丹泽基地。[234]

另一个不足为奇的事情，是田中对革命左派情况的缺乏理解。当永田提到他们吃豆腐渣时，田中以为他们认为「豆腐渣等于革命」。此外，当永田提到自己就算在餐厅吃饭，也会把剩菜装在塑胶袋中带走时，田中认为「永田真的很像大婶」。[235]

即使是革命左派，也不会认为豆腐渣具有革命意义。他们吃豆腐渣或是把剩菜带回家，是因为在长时间的逃亡和山中生活里，陷入了贫困缺粮的处境。然而，田中对此一无所知，而以为这只是不帅气且「认真」的「大婶」行径。

就这样，田中对于在藏身处沉迷于空想式武装斗争议论的赤军派感到幻灭，也在接触过实际投入武装斗争的革命左派后，意识到非法武装斗争与自己梦想中「最极致的性高潮」大相迳庭，是一种禁慾且不帅气的「超级认真」的斗争。如前述，田中虽然提倡着非法武装斗争，但未曾在现实上着手展开行动。或许这样的田中从未想过，非法武装斗争会需要忍受长期的扎实筹备以及失去自由的逃亡生活，与敌人砲火相交的「性高潮」式场面，只不过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于是，她与赤军派的接触所产生的对于武装斗争的幻灭，在与革命左派的接触后变得更加明确。赤军派的夸大言语和草率行为，在已经超过二十五岁的田中眼里，只是不成熟的「巨婴」行径，而且她对赤军派蔑视女性的倾向也感到幻灭。另一方面，虽然革命左派相较于赤军派更为认真，女性蔑视的风气也较少，但他们的认真程度反倒只让田中感到「不合拍」。可以说，田中透过与两种性格迥异的武装斗争组织接触，在两种不同的层面上对武装斗争的真实样貌有所幻灭。

此外，除上述两个原因，被认为是一九七一年秋季之后，田中逐渐远离武装斗争论的原因还有一个，那就是中核派在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发动的「涩谷暴动」和「日比谷暴动」。

如前述，一九七一年七月举办的中核派全学联大会上，受到女性解放影响的女性运动者们，向男性运动者和领导干部发起了暴风式的抨击。然而，这些女性运动者的声音并未能改变中核派的路线。不仅如此，在「女性全员应与斗争民众汇流并走向最前线」的唿声下，在第十四章描述过，女性运动者在一九七一年秋季暴动中被推上了最前线。

田中在《致生命中的女性们》中如此描述了这个经过：[236]「在中核派的第三十届全学联大会上发起了女性解放运动，尽管看来进展相当顺利，但最终还是被吸纳进例行的『贯彻秋天的决战吧』那种似是而非的合理性中」，「为了完成女性解放而表现得与男人一样的女性们，自愿加入了武斗棒与汽油弹的队伍中」，「从结果来看，在全学联大会上引起的女性解放旋风，可以说是为女性令人惊艷的表现做好了准备。」

女性解放运动如果提倡了「女士兵」的武装斗争，可能会反过来被党派利用，导致女性运动者被迫「和男人同等」地参与战斗——田中或许是在观察了中核派从一九七一年夏天到秋天的动向后产生了这样的想法。这件事连同她与赤军派、革命左派的接触，致使田中脱离了武装斗争论。

另一方面，一九七一年八月举办的女性解放合宿中，建立起了女性解放运动团体的全国性连结网络，十二月，由「Group．战斗的女人」及参与合宿的其他团体为中心，召开了「那明年应该做些什么呢集会」。在会议上，决定了将于一九七二年举办女性解放大会以及设立女性解放中心，并围绕会议内容展开「女子色情思想集会」等一连串的讨论会。一九七二年一月，确定了将从四月三十日起举行女性解放大会，「五月女性解放大会筹备会」则由田中等约三十人组成。[237]

田中在一九七二年二月的女性解放大会筹备新闻中，写下了一篇题为「向五月女性解放大会的喊话——从理所当然女性到女性」的文章。田中提到这篇文章的「草案完成于〔联合赤军的〕连续私刑杀人事件被报导出来而广为人知的约一个半月前。」[238]在这篇文章中，她如此写道：[239]

如果说女人是作为雌性，对着男性展现「女性气质」的话，男人则是作为雄性，向社会展示着「男子气概」。无论是在过去还是现代，当这种男子气概的逻辑一旦建立在「为了大义扼杀『私我』」的表面说法上时，男性很容易就会被企业的大义——追求利润——困住，即使有着无法充分展现「男子气概」的挫折与绝望，但作为雄性，并不会直接面对遭到企业的生产性逻辑所压制的悲惨。他们会就这样在不直接面对的情况下算了。因为，被——男性为之献身牺牲自我的企业大义的——生产性逻辑所扼杀的「私我」，对于男性来说，是女性；对于大人来说，是孩子；对于年轻人来说，是老人；对于一般人来说，是被歧视部落民；对大和人来说，是沖绳人；对于四肢健全的人来说，是身体障碍者、被爆者；对于日本人来说，是在日朝鲜人、中国人，还有同性恋者。

在这篇文章中表现出来的，将对于在日朝鲜人及被歧视部落民的歧视，与对女性的歧视并行而论的论调，以及对于「生产性逻辑」的批判等等，与过往并没有什么不同。然而一个重大的变化是，「为了大义扼杀『私我』」这个话语，几乎是以作为「生产性逻辑」同义词的姿态登场。

在田中放弃武装斗争论不久后登场的，是「为了大义扼杀『私我』」这句话。田中（恐怕是在无意识中），将塑造出内疚意念的「认真」重叠上「大义」、将为此受到折磨的自我重叠上「『私我』」也说不一定。

上述文章中所说的「大义」，指的是「企业的生产性逻辑」。然而，从田中向来主张新左翼也是依循着「生产性的逻辑」展开行动的一点来说，在某种契机下，这种对于「大义」的批判将转变为对于新左翼的批判，这个转变当然是有可能发生的。实际上，田中正是在联合赤军事件曝光的时期写下的《致生命中的女性们》一书中，全面使用了「为了大义扼杀『私我』」这句话来批判新左翼运动。

#11.译註：Wo-liman．Bu（ウーリマン．ブー），是将女性解放运动的和制英语Woman．Lib（ウーマン．リブ）拆字后再变形的造语。↺

208.女性解放合宿实行委员会〈リブ合宿 日程决る！〉（初出《ひとつでたホイのよさホイのホイ リブ合宿ニュース》第一号，一九七一年七月三日，收录于前揭《资料　日本ウーマン．リブ史I》）页三一七。↺

209.〈私にとってリブ合宿とは何だったか〉（一九七一年九月，收录于前揭《资料　日本ウーマン．リブ史I》）页二四九、二五○。↺

210.Group．战斗的女人〈一○．二一　おんなの集会　一○．二一〉（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一日，收录于前揭《资料　日本ウーマン．リブ史I》）页二五○。↺

211.木村久子〈女性解放运动の方向性についてI〉（一九七一年二月，收录于前揭《资料　日本ウーマン．リブ史I》）页二五三。↺

212.石井、小川、小泉、加纳前揭〈三里冢に生きて〉页四○六、四○五。↺

213.田中前揭《いのちの女たちへ》页二九二。↺

214.田中前揭〈反论を待つために！〉页一九二。↺

215.加纳、田中前揭〈真面目はマジョルカの蔷薇で、不真面目はシシリーの花〉页四三。↺

216.同上对谈页四四。↺

217.以下，「Group．战斗的女人」成员们的发言，以及有马的感想出自前揭〈ぐるーぷ．闘うおんな〉页二三六。↺

218.田中前揭《いのちの女たちへ》页二四四。↺

219.女性解放合宿实行委员会〈ふたつでたホイのよさホイのホイリブ合宿ニュース〉No.二（初出《リブ合宿ニュース》第二号，收录于前揭《资料　日本ウーマン．リブ史I》）页三二○。然而，如果如后述一样，她在女性解放合宿之前就已经为赤军派提供了藏身处，并对赤军派的真实样貌感到幻灭的话，那么即使在《女性解放合宿新闻》中提倡「追求武装与共产主义」，那时候也早已确立了向武装斗争论与新左翼诀别的意志，这样的看法也是可能的。因为田中虽然没有加入过任何党派，但与赤军派接触确实可能让她对新左翼感到幻灭。但是，最终使她更加确定要放弃武装斗争论的关键，应该是后文所述的访问革命左派丹泽基地。↺

220.以下，与赤军派接触的经过以及内容引用，出自田中前揭〈未来を掴んだ女たち〉页二九二—三○二。对革命左派的期待出自页二九七。青砥的回忆出自青砥前揭（第十六章）〈三六年を経て连合赤军事件を思う〉页一九三—一九四。然而，田中并未明确说明提供赤军派根据地的时期是从何时开始。在这份访谈中说，是在白天帮忙家业的「二十六岁」时期（页二九五），因此可能是在参加女性解放运动之前的事。如果是这样，那么田中或许是在受到赤军派的影响却也同时对其抱有反感的情况下，一度主张了赤军派没有的「女士兵养成」观点并写下武装斗争论，但最终因为更加深入了解了赤军派的真实样貌而幻灭，并在一九七一年中开始逐渐脱离武装斗争论也说不定。又或者是，「二十六岁」的时间点是田中记错，有可能其实是从一九七一年五月左右开始提供了根据地，然而立即对赤军派的真实样貌感到失望，于是远离了武装斗争论也说不定。上述二○○九年的访谈中，她本人并没有提及曾经主张过武装斗争，只有提到从六○年代参加街头斗争的时期开始「如果问我是否想和武装有所关联，那我可从来没有过这种想法」（页二九一），所以恐怕田中自己的记忆也已变得模煳。↺

221.以下关于永田回忆中她与田中的相遇，出自永田前揭（第十四章）《十六の墓标》下卷页四八以下的内容。↺

222.田中前揭〈〈リブという革命〉がひらいたもの〉页二七九、二八一。↺

223.同上演讲页二八一、二七九。↺

224.加纳、田中前揭〈真面目はマジョルカの蔷薇で、不真面目はシシリーの花〉页四六。↺

225.田中前揭《いのちの女たちへ》页八九、一九○、一九二、八二。↺

226.同上书页三四。田中前揭〈〈リブという革命〉がひらいたもの〉页二七六。↺

227.同上演讲页二八○。并且田中也在这次演讲的页二七九谈到了「因为那时候的我已经不再赞成武装斗争了」，「为了想要革命而抢夺猎枪的人们究竟是怎样的一群人呢？出于对这群至今仍被困在幻想中的人们的好奇心，我就直接顺着邀请」而走访了丹泽基地。然后，为了不被误会成「革命的人」，她说自己刻意穿着迷你裙前往了丹泽。然而，尽管因为和赤军派的接触使她开始怀疑武装斗争这件事是事实，但如果只是为了想看看「至今仍被困在幻想中的人」，不需要跑到丹泽，在身旁也可以见到不少赤军派的成员们才对，因此这个证言似乎多少有些夸张。或许更贴近事实的是，如二○○九年的田中前揭〈未来を掴んだ女たち〉页二九七、三○一所述，对于有别于赤军派，正在培养「女士兵」的革命左派抱有所谓「女革命家是什么样的人呢」的某种期待，但实际去看过了之后却感到幻灭，使得她更加确定要放弃武装斗争论。↺

228.同上演讲页二八一、二八二。而在二○○九年的〈未来を掴んだ女たち〉页二九七中提到，田中抱着想见到「女性革命家」的期待前往丹泽，却因为革命左派实际上「阴沉老土又极度认真」而感到失望。↺

229.田中前揭〈混沌を引き受けて生きたい〉页六二、六三。↺

230.同上访谈页六三。↺

231.田中美津〈文库版へのあとがき〉（收录于田中前揭《いのちの女たちへ》新装版）页三五五。加纳、田中前揭〈真面目はマジョルカの蔷薇で、不真面目はシシリーの花〉页二六。↺

232.田中、上野前揭《美津と千鹤子のこんとんとんからり》页六九、七○。↺

233.加纳、田中前揭〈真面目はマジョルカの蔷薇で、不真面目はシシリーの花〉页四四、二六。↺

234.田中前揭〈〈リブという革命〉がひらいたもの〉页二八○。↺

235.同上演讲页二八○、二八四。↺

236.田中前揭《いのちの女たちへ》页二七一、二三一、二七二。↺

237.上述经过出自沟口明代〈五月リブ大会にむけて〉（收录于前揭《资料　日本ウーマン．リブ史I》）页三三一。↺

238.田中前揭《いのちの女たちへ》页二二七。↺

239.五月女性解放大会负责人一同〈五月リブ大会への唿びかけ」〉（收录于前揭《资料　日本ウーマン．リブ史I》）页三三四。依据田中前揭〈未来を掴んだ女たち〉页三○七指出，一九七二年五月的第一届女性解放运动大会是「一心为了募款所举办的，几乎等同于捏造的大会」。当时的田中因为提供藏身处给赤军派而被公安盯上。因此，为了就算万一自己被逮捕也不至于使运动崩溃，她用女性解放大会的入场费及捐款，以及撰写《いのちの女たちへ》的稿费凑出了在一九七二年九月成立女性解放新宿中心的资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