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爬梳新左翼的诞生，本节将概述至六○年代为止的战后日本学生运动。

日本战败之后，全国的旧制高中与大学、中学等，兴起设立自治会及学生会的运动。当时的运动者大野明男形容甫败战后的状况：「组织自治会的口号，最有名的就是『校园民主化』。占领军下令把背负战争责任的人逐出公职，当时也称为「肃清」（purge），受此激发，全国的学校也兴起『驱逐战犯教授』的浪潮。」[2]

战后的学生运动，即是以驱逐歌颂战争和煽动学生参军的教授为起点，实现「校园民主化」。而学生对战争期间侵吞配给品的教师、强制学生进行农事作业的不满等，也与此运动相重合。组织自治会一方面是占领军的命令，但也因为有能加以唿应的社会背景，所以学生自治会才确立下来。

这种运动在占领军下令之前，就已经自然而然展开了。一九四五年十月，上野高等女学校发生全校罢课的行动，诉求罢免侵吞物资的校长并将物资做公平分配，要求让主张民主的教师复职等，并由学生一方取得全面胜利告终。同样在一九四五年十月，水户高中（日后的茨城大学）也发起罢课，全体学生占领宿舍，他们批判军国主义与校长的独裁统治，要求重新审查遭罢免的民主派教师，最终也是由学生一方获胜，罢免了校长[3]。这些运动蔓延到各地大学与旧制高中，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东京大学成立了学生自治会。

自发产生的学生运动，以接受共产党指导的学生为核心，在全国进行组织。一九四六年二月，共产党指导下的学生召开青年共产主义同盟第一届全国大会，也组织了学生生活协议会。为了响应一九四七年二月一日将举行的总罢工，召开了关东学生联合大会。尽管该次总罢工在占领军的命令下遭中止，但仍成为全国学生自治会集结的契机，组成了全国国立大学自治会联盟（国学联）[4]。

隔年一九四八年的三月，国立大学学费调涨三倍，私立大学调涨两倍，导致不缴费运动越演越烈。国学联发表声明，反对学费上涨，同年六月，全国的大学及高专[5]展开有史以来第一次全国性罢课，共有一百一十四校、二十万名学生参加#1。

这场要求撤回学费调涨的斗争，因文部省的态度没有改变而告失败。受到此教训，学生意识到有必要集结全国的自治会，一九四八年九月，作为全国大学自治会联合体的「全日本学生自治会总联合」（全学联）成立，成立章程中诉求「和平与民主主义，更好的学生生活」[6]。首届委员长由东大的共产党员武井昭夫出任。

当时的领导者经常在鼓动演说时说：「作为全学联旗下集结的全国二十万学生的代表——」[7]。一九六八年仅新入学生就有四十六万人，学生总数则达一百四十万人。上述演讲时的说词，是大学生尚属少数菁英时的产物。

文部省也试图限制学生的政治活动。一九四八年十月，文部省发布给次官的通知，内容包括学校的政治中立、禁止校内政治活动等十个项目。十一月时，大学被纳入文部省的行政管辖下，并公布限制大学自治的大学法草案。全学联透过全国大学生的总罢课加以对抗，最终取得胜利，大学法被中止提上国会议程[8]。

之后全学联也进行罢课，反对驱逐共产主义者及其同情者的赤色整肃（Red Purge），并获得一定的成果。但一九五○年以后，全学联因共产党的内部纷争而被卷入巨大的动盪中。

一九四五年十月，占领军下令释放监狱中未「转向」的共产党领导者，之后共产党将占领军定义为「解放军」，认为即便在占领下也能透过议会进行和平革命，并採用此一和平路线。一九四九年一月的众议院选举中，共产党获得三十五席，共产党书记德田球一在六月的扩大中央委员会中发言表示，「阶级决战不断接近，劳工斗争表现出以革命为目标的政治性」，「九月必须打倒民主自由党（当时的执政党）。」[9]

然而，占领军与日本的保守政权并不允许共产党如此抬头。一九四八年左右起，美苏冷战转剧，美国因此改变策略，认为与其促成日本的民主化，不如将日本培养成反共阵营的一员。

一九四九年中，一都二十县十九市制定了《公安条例》，规定示威游行或集会必须事前向公安委员会提出申请及取得许可。一九四九年六月，《工会法》与《劳动关系调整法》进行修订，新增了管理职不得加入工会与否定暴力行为等条款。政府宣布了约二十九万人的行政整顿，工会组织率从一九四九年六月起的一年间，由五十五．七％降至四十五．九％。接着政府单位、教育界、言论界展开赤色整肃，据称政府相关机构约有九千人，民间企业约有二万人被逐出职场[10]。

随着占领政策的转变，共产党的扩张遭到压抑，在此状况下，一九四九年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组织的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Cominform，以下简称共产党情报局）透过苏联代表部，指示共产党干部开始进行非法活动。一九五○年一月六日，共产党情报局的机关报批判日本共产党的和平革命路线，刊登一篇应採取具体行动要求「美军及早撤出日本」的论文。一月十七日，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人民日报》也表明支持共产党情报局批判日本共产党的态度[11]。

一九五○年一月，正值六月韩战爆发前的时期，而一旦韩战爆发，日本将成为美军的后方基地。因此，中苏两国似乎都寄望日本共产党能展开反美军斗争。对此，占领军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于五月二日指责日本共产党「公然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走狗」。五月三十日，共产党派的游行队伍与美军在皇居前广场发生冲突，六月六日，占领军下令，将所有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成员及机关报《赤旗》编辑局委员全数从公职中驱逐[12]。

动盪的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激辩之后，决定接受共产党情报局的批评。但共产党中又分裂为两派，其一为几乎无条件接受批判的「国际派」，以及提倡应诉求日本情状并表明感受，对批判有所保留的「所感派」。

一九五○年六月，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遭驱逐出公职之际，包含德田球一在内的所感派任命自己派系的八人担任临时中央指挥部，并在未通知国际派七人的状况下转入地下，所感派占据党中央的主流[13]。掌控党中央的所感派开除了宫本显治等国际派党员，并迫使他们自我批判，各地共产党支部内两派的派系斗争日益激化。

与共产党相关的各种文化团体等，也受到党内斗争的煽动，文学团体的新日本文学会因中央被国际派所掌控，所感派的党员作家分裂出去，另创新杂志《人民文学》，并对新日本文学会展开批判。同时，歷史学会则由所感派占据优势，因此国际派的党员歷史家被迫进行自我批判[14]。

全学联领导干部如武井昭夫委员长等，则以国际派为主流。本来从一九四九年阻止大学法的斗争起，全学联便与日本共产党中央处于对立状态。

对立的原因在于对学生的定位。从马克思列宁主义来看，学生不过是「在阶级上动摇无常的小资产阶级市民之子弟」。这样的见解具有一定的说服力，因为当时日本的大学升学率低，出身下层阶级的大学生仍属少数。因此学生运动仅仅被视为对工人阶级抗争的支援，或者为招募将来能成为党干部的优秀学生，抑或在扩大校内对共产党的支持上有点意义而已。

正因如此，共产党的学生对策部批判了发动全国大学生罢课以阻止大学法的全学联。对策部认为，採取总罢课这种激烈的战术进行抗争，若遭镇压恐有破坏学生运动之虞，比起这种举措，更应注意学生切身的需求，并加强对校内外民主势力的统一斗争。亦即，激进的斗争可能失去普通学生的支持，所以应该採取稳健的战术[15]。而这也成为六○年代以降共产党派学生运动的基本路线。

面对共产党的这种学生观，全学联委员长武井昭夫在党分裂时提出了意见书。其重点在于「学生作为一个阶层，乃工人阶级的盟军，是一支作战的部队。」[16]学生本身就是在革命中扮演独立角色的「阶层」。对共产党中央感到不满的学生党员们，相当欢迎武井的主张。

「学生作为一个阶层」，这个发想的背景似乎来自武井等人的战争体验。当时的大学升学率极低，如共产党中央所言，大学生是远离一般劳工的「小资产阶级菁英」。然而，武井在二○○二年回忆当时的想法[17]，「经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学生，无论出身阶级为何……因为一路经歷了军国体制下的可怕经验，所以整体而言作为拥护和平与确立民主主义的阶层，可以协助达成共同的目标。」

当时的大学生，多是「学徒出阵」中生还的复员士兵，或者战争期间遭「勤劳动员」而无法求学的原旧制高中生。这样的学生们，自认与未被徵兵和未成为勤劳动员对象的年长者相比，自己才是站在最前线的战争最大受害者。因此足以担任战后和平运动的旗手，有一股自成「阶层」的自负。

但由所感派掌控的共产党中央却不接受这样的意见。所感派唿吁由自己派阀掌控的北海道学联、关西学联从国际派领导的全学联中分裂出来，组织「第二全学联」[18]。而东大教养学部自治会因拒绝服从所感派，结果党中央对其发出解散命令，许多学生党员都受到开除党籍处分[19]。

把日本共产党逼入混乱状态的，是苏联与中国对国际派的批判。一九五一年八月，莫斯科广播电台强烈批判日本共产党内的反主流派，也就是国际派。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人民日报》也刊登社论，直指日本共产党应当团结在主流派——所感派的领导下。

这些批判，对国际派实属致命的打击。当所感派对共产党情报局的批判表示异议时，国际派却是主张应当遵从批判的一方。因此在日共分裂时期，据称国际派的党员仍坚信「即便现在我们属于少数派，最终莫斯科还是会降下审判，还我们清白。」[20]然而，中、苏却下令要求国际派必须自我批判，并遵从党主流派的领导，团结一致。

从中、苏的角度来看，日本共产党在韩战期间必须扮演的最重要角色，就是在领导人之下团结一致，扰乱美军后方，此时发生分裂之类的斗争，对中、苏毫无利益可言。而对国际派党员而言，中、苏的这种反应只让他们感到震惊。当时担任东大教养学部自治会副委员长，隶属国际派的岛成郎——十四岁时经歷日本战败——如此回忆一九五一年八月听到中、苏批判国际派时的反应[21]：

「或许与当年同是盛夏时节的缘故吧，日本宣布战败那天，澈底抗战论者的大人们听到天皇玉音放送时，大家都流下眼泪，茫然若失地说『天皇已经下诏，战争结束了』，当时还不理解诏敕的意思，只是漠然地看着这样的情景，而听到对国际派的批判时，脑海中两种画面重叠，彷彿重复曝光的照片般。」「〔面对日本共产党中央〕如此奋力站在批判立场，不屈服于中央权威一直战斗的人们，听到莫斯科权威的这种批评，就宛如听到『玉音放送』一般，感到愕然与无法置信。」「所谓的国际主义，就是绝对服从苏联共产党啊。」

就这样，国际派瓦解，其党员进行自我批判，并回归党中央的领导之下。岛因属国际派而遭共产党开除党籍，之后写下自我批判书并申请恢复党籍，回归了日本共产党。根据岛的回忆，让他最印象深刻的是「在四面楚歌下仍毫不退让，持续堂堂主张先前原则具备正当性的武井昭夫身影。」

一九五一年二月的日本共产党全国协议会上，由所感派占据的党中央早已放弃和平革命路线，面对日本及美国占领军改採武装解放斗争路线。中、苏会支持所感派，部分大概也是因为所感派打出这条路线。

接着，这条路线于一九五二年一月作为日本共产党的新党纲，于第五届全国协议会中通过决议#2。所感派的武装斗争路线几乎完全忠于中国共产党的毛泽东路线，自农村推广武装斗争，以农村包围城市，向都会区展开解放斗争。

在此方针下，工人、学生及在日朝鲜人等组成「核心自卫队」等秘密武装组织，使用火焰瓶或爆裂物进行斗争，学生并组成「山村工作队」派往农村。一九五二年五月一日，约三万人的抗争队伍在皇居前广场与数千名警队发生冲突，造成两人死亡，二千三百人受伤，被称为日本的「血腥五月」事件。

然而，当时的日本社会状况有别于共产革命前的中国，其武器只是私制的火焰瓶与土制炸弹，并无枪枝之类的火器。以武井昭夫为核心组成的反战学生同盟对此提出批判，认为「今日的日本各地，根本没有可让武装解放斗争开花结果的条件，採用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方式只是东施效颦，是个决定性的错误。」[22]

但，一九五二年三月，连全学联也罢免以武井委员长为核心的执行部，换上以所感派为主的执行部。在一九五二年三月的全学联第六届大会上，甚至发生主流派学生党员对反主流派施加私刑的事件。

根据当时东大学生党员吉川勇一的说法，对那些被监禁于地下室的反战学生同盟成员「不仅加以殴打、踹踢，还拿烧红的火筷子灼烫他们，或者轮姦女学生，要求他们进行自我批判。」[23]接着在全学联大会的场合上提议解散反战学生同盟，决定将武井昭夫等二十七人「逐出国民战线」[24]。顺带一提，日后吉川在一九六五年加入第十五章讲述的越平联，任职事务局长且相当活跃，而且因为该次私刑事件的记忆，对于越平联内部的少数意见採取绝不排斥的态度。

至于作为「山村工作队」被派至农村等地的学生党员，则要求他们对农民进行启蒙活动，使农民反抗地主、都市劳工奋起，以备在日本实现武力革命。只不过，这类运动几乎都以惨败收场。当时年轻党员之一的中冈哲郎如此回忆道[25]：

……五二年的夏天，我难以忘记如何目送前去长期工作的学生们。在我们的脑袋中，想像着山村地带的农民们正「在日本贫穷农村的半封建制度下，受山村地主的榨取之苦」，而根据毛泽东的方法在农民脑中植入革命思想，便是他们的任务。……无论去到什么地方，为了能在最短时间内汇聚大众革命能量，成为创造奇迹的英雄，就不能期待有轻松的工作。所以，类似事前调查好自己将去的场所，确保有居住的宿舍，准备大量备用的金钱以防万一等等想法，是最不革命的思考方式。真正的革命工作者，是胼手胝足，只要有《赤旗》与小册子就能随时随地让革命的种子发芽。这是指导他们的人们所说的言词。而他们也遵照指示准备后出发。……

但是，过了三天后，他们便回来了，三三两两如残兵败将般。他们从第一天起就有警察的巡察尾随，在当地请求借住也遭拒，只能在墓地旁的杂物间就寝，以废弃矿坑的洞穴为根据地继续工作。但有什么人面对这种有如乞丐般的外地人时，能毫无警戒地接受他们的策动呢？他们澈底累垮，精力耗尽地逃回来。今天回顾起来，这种像漫画般的情节，实属理所当然。然而，在当时我们却是全心全意地投入。而返回的友人，因为失败感与自认身为革命菁英竟无法忍耐痛苦的自卑感，许多人就此一蹶不振。

根据岛成郎的说法，这个时期共产党的气氛如下[26]：「同一组织中共同奋斗的同志，一夜之间变成敌对关系，互相贴上反党分子、分裂主义、派系等标籤。形势转变下否认自己的认知，走上屈从『自我批判』的道路。这种丑陋的纷争与毫无建树的议论，使人筋疲力竭，有些人则失去对党的好感而离去。」「游戏般的非法活动与组织内部永无宁日的内部肃清。像我这种属于反对派的人，就被当作宗派主义者公然或者私下遭到监视。」

武装斗争路线失败了，共产党的势力与威信一落千丈。党员人数也骤减为几分之一，被社会视为激进团体而失去舆论的支持，在一九五二年的国会大选中，共产党无人当选[27]。

全学联的势力也呈现衰退。一九四八年九月的第一届大会共集合了来自一百四十五所大学的代议员，一九四九年五月的第二届大会时加盟学校增加到三百四十九所，但到了一九五二年第五届大会时只有五十四所学校派出代议员，其余二十所学校仅送出旁听者。而就在此衰退的大会上，决定支持武装斗争路线，以及通过开除武井昭夫等人的决议[28]。

#1 编註：高等专门学校是日本教育体制中的一种学校，类似台湾的五专。↺

#2 编註：此处疑似日期有误。日本共产党第五届全国协议会为一九五一年十月举行，会上通过的武装斗争纲领，又称「五一年纲领」。↺

2 前揭大野（第二章）《全学连》五七页。↺

3 社会问题研究会编《全学连各派》（双叶社，一九六九年）一六八页。↺

4 前揭大野《全学连》一○页，前揭社会问题研究会编《全学连各派》一八四页。↺

5 前揭社会问题研究会编《全学连各派》二○页。↺

6 时事问题研究所编《全学连　その意识と行动》（时事问题研究所，一九六八年）九六页。↺

7 前揭大野《全学连》一三页。↺

8 前揭社会问题研究会编《全学连各派》一八五页。↺

9 前揭松尾（第一章）《国际国家への出発》一三五页。↺

10 同前书一三五—一三八页。↺

11 同前书一三九页。↺

12 同前书一三九—一四○页。↺

13 同前书一四○页。↺

14 此段原委参照笔者前着《「民主」と「爱国」》第七及第八章。↺

15 前揭社会问题研究会编《全学连各派》二二页。↺

16 前揭时事问题研究所编《全学连　その意识と行动》九七页。↺

17 武井昭夫〈『全学连》の引き継ぎの顷を话そうか〉（岛成郎记念文集刊行会编《六○年安保とブント（共産主义者同盟）を読む》情况出版，二○○二年所収）一六六页。↺

18 前揭秋山．青木（第二章）《全学连は何を考えるか》二二二页。↺

19 岛成郎《ブント私史》（批评社，一九九九年）二八页。↺

20 同前书三○页。↺

21 以下岛的回忆引自同前书三○，三一页。↺

22 前揭社会问题研究会编《全学连各派》二三—二四页。↺

23 吉川勇一〈连合赤军事件と市民运动〉（一九七二年三月の讲演。初出《市民》第八号。ベトナムに平和を！市民连合编前揭〔第一章〕《资料．「ベ平连」运动》再録）下卷一七六页。↺

24 前揭社会问题研究会编《全学连各派》一一八八。↺

25 中冈哲郎《现代における思想と行动》（三一新书，一九六○年）五一—五三页。↺

26 前揭岛《ブント私史》三二，三三页。↺

27 前揭松尾《国际国家への出発》一九五页；前揭社会问题研究会编《全学连各派》二五页。↺

28 前揭社会问题研究会编《全学连各派》二○，二二，二五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