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年，池田内阁决定实施「国民所得倍增计画」后，日本正式迈入经济高度成长期。

宣布这项国民所得倍增计画的背后，是自民党政权对六○年代安保斗争中崛起的革新势力的危机感。虽然《美日安保条约》成功修订，但预期中的反对运动也顺势勃发，甚而导致岸信介政权垮台，此事对自民党的冲击相当巨大。接续岸信介成为首相的池田勇人，不再强调五○年代自民党亟欲回归二战前政治局势的想法，避免政治上的对决，採取致力促进经济成长的姿态。

在此方针之下，池田一贯维持拒绝修宪的态度。当社会党委员长浅沼稻次郎于一九六○年十月遭右翼少年刺杀后，池田在国会上明白表示：即便自民党拥有修改宪法所需的三分之二以上国会席次，也不会修改宪法。此外，在国会大选的一九六三年十一月，池田又再度表达在他首相任期中绝不修宪[1]。

一九六四年当上首相的佐藤荣作也持相同态度。佐藤组阁后随即于记者会上发言表示，「新宪法的精神已经融入当今日本国民的血肉」，明确展现不修宪的决心。佐藤的胞兄岸信介见到过往支持修宪的佐藤竟如此「变节」，感到震怒不已[2]。

与此同时，岸内阁时代因朝野对抗而决裂的执政党和在野党关系，也被尝试修复。池田与包含社会党在内的在野党约定，今后自民党不会再倚靠多数决压制在野党的反对，亦即不会採取强制通过表决的手段，不久，法案在送交国会前，执政党和在野党的国会对策委员长会「事先沟通」，预先取得双方共识的「国对政治」成为惯例[3]。当时池田的亲信官僚宫泽喜一对这种自民党转变的背景因素，有如下说明[4]：

在民主主义尚处于不成熟阶段的日本，当发生一次因国会外压力而决定国家政策［此处应该是指六○年安保斗争］的例子后，唯恐将来会形成一种惯例，危及议会主义的存续。为了不让这种事情形成惯例，有必要再度恢复到正常的议会主义。……所以池田内阁有意避免太过张扬地掌握政府主导权，在被说成「低姿态」的同时，也不强行通过、恶性通过法案，採取长期迂迴作战，意欲再度确立议会主义的规则。

「国对政治」是否算得上「正常的议会主义」，此处暂且搁置不论。这种方针在稳定保守政权的同时，也使自民党与在野党习惯相互勾结。这种状况，成为了日后全共斗运动批判议会民主主义的背景。

不只在野党，作为其基盘的工会也因经济高度成长而发生重大变化。

在西欧的已开发国家，因一级产业的衰退与二级产业的扩大，工会的发言权大增，形成了保守政党与劳工政党相互拮抗的两大政党制。在日本，曾任池田内阁劳工大臣的石田博英于一九六三年预测：一九五○年代自民党票数的减少与社会党票数大增，与一级产业就业者及二级产业就业者的增减曲线一致，因此石田主张一九六八年自民党与社会党的势力将会发生逆转[5]。不过，此预测并未成真。

在经济高度成长下，自民党的得票率确实减少了。自民党于一九六○年十一月的大选中取得三百席，达成二战后最多的议席数，但自六○年代至七○年代初得票率却一贯低下，据说原因出在自民党支持基盘的农村人口减少，自民党的吸票机制无法起到功能[6]。

但是，同时期社会党的支持也未获提升。关于原因有各种说法。有说法指出，这是因为党内左派势力太强，无法将自己转变成一个因应经济高度成长的现实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不过，此处另举一个原因，即作为这个政党支持基盘的工会出现了变质。

自一九五○年代起，资方不再与工会对抗，而是形成把工会拉入己方的「企业家族主义」。劳工也不再依靠工会与资方对决，而是倾向与资方妥协，以达到企业整体的经济成长，并以加薪的方式分一杯羹。公司住宅、公司内部贷款等企业内部福利的发展，也更稳固了这种倾向[7]。如此一来，五○年代后半起民间企业的工会便失去了战斗性。

一九六○年的三井三池煤矿争议是一个转捩点。当时社会党的支持基盘是日本劳动组合总评议会（总评）底下的工会，其主力之一是煤矿矿工工会的联合，简称「炭劳」。其中三池煤矿工会被称为日本最强工会，在民间企业的工会中，属于保持战斗性的工会之一。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三池煤矿资方通知工会，将解雇工会运动者在内的一千两百七十八人，工会则主张撤回解雇，否则就从一九六○年一月开始进行无限期罢工。这场争议被称为「总资本与总劳工的对决」，歷经对资方採合作态度的第二工会成立，以及继续战斗的第一工会成员遭右翼刺杀等事件后，七月时约两万人的罢工纠察队占领运煤的贮存槽前空地，发展成与约一万名警察对峙的状态。

在预期会发生流血事件的情况下，劳工大臣石田博英委托中央劳动委员会进行斡旋，八月三十日斡旋案出炉，内容是「公司取消指名解雇，被解雇者自发退职」，实际上算是工会一方的败北[8]。

在此事前后，各地相继出现由资方组织工会，或者组成与资方合作的第二工会。一九六四年由日本劳动总同盟（同盟）与重化学工业的工会集结组成国际金属劳联日本协议会（International Metalworkers’ Federation-Japan Council，简称IMF-JC）。这些工会比起总评，都更偏向与资方妥协的路线。

经济成长带来稳定的生活，也加速了这种倾向。一九六○年左右日本达成充分就业的状态，自一九五六至一九六五年为止，完全失业率降到一％以下，劳工的平均薪资名目上达到二．二倍，实质上也有一．五倍的成长。另外一九六○年至一九六五年，电视机的普及率从四十一．二％上升到九十五％，电冰箱从九．四％上升至五十七．二％，汽车也从二．二％迅速提升到十二．五％，把自己定位为「中间阶层」的国民达到八十六％[9]。日本「一亿总中流」的状态，可以说成立于此一时期。

在这种情况下，比较具战斗性的总评也逐渐由主张与资方合作的大企业工会出身者占据干部职位。一九五四年为止的总评，由战斗性高的事务局长高野实所带领，但一九五五年则由稳健派的事务局长岩井章与议长太田薰取代。民间企业的工会基本上不採取罢工形式，改採每年春天由工会代表与资方代表进行谈判，取得共识后决定提高薪资的「春斗」形式，而此形式也于六○年代固定下来。

劳工们的意识也产生变化。一九六七年秋，总评调查部对下属的两万一千名民间劳工进行意见调查。其结果，虽然对薪资与住宅多有不满，但面对「日本的社会属于资本主义体制，而你希望何种体制？」的问题，回答「维持现状即可」者有五．三％，「今后对资本主义加以改良」有五十一．八％，「社会主义」有二十四．二％，「不知道」有十一．七％，「未回答」有六．八％，特别是年轻劳工许多都肯定资本主义。社会党干部获知结果后，据说感到一阵愕然[10]。

此外，日本生产性本部于一九六八年春天对民间重要企业的工会干部进行意见调查，认为「未来的社会体制将会是资本主义的改良产物」者占六十八％[11]。虽说需要一定程度的改良，但肯定资本主义的劳工、工会干部仍占多数。

在这种状况下，工会组织的游行、集会明显徒具形式，参加大型工会主办的游行者可以拿到日薪，但到了一九六○年代后半，即便保证给予日薪也难以召集足够游行人数。游行也逐渐空洞化、形式化，转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为避免与警方摩擦，自然不会与警队发生冲突，工会干部还会提醒只能走在警方许可的路径上，并需严格遵守「五列纵队」的队伍形式，禁止参加者使用任意制作的标语牌等。

一九六八年秋季的出版品中，对总评下属单位办理的集会与游行有如下批评[12]：

原本「连带」关系要成立，彼此间必须存在某种紧张感。总评决定大众集会的日期，下属的工会基于事先设定的「动员规模」再指示更下属机构。此「指示」中几乎没有需讨论的政治议题或org〔organize的简称，指政治运动中的诉求、说法〕，就这样通过单产本部#1—地本#2—支部—分会的途径由上而下传达。因为以这种形式举行如「五万人集会」或「中央总誓师集会」等运动，所以无法由下而上发起集会，参加者也不认为这是自己的集会。……从最近参加人数仅有动员指令三到四成的状况来看……说明了工会的现状……。

而且这种形式的集会后进行的游行，也在「合法」的范围里，一步也不打算越界。说得极端一点，这仅是在事前决定的路线上漫步罢了。

这种不尊重劳工自发性的大工会「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主义」式动员，削弱了劳工的士气与自发性，让人不想参加，如此遂陷入恶性循环。

同时，前述的「议会主义」也益发稳固，社会党失去了战斗性。一九五○年代，自民党有修宪等恢复日本战前状态的鲜明意图，与其抗衡的社会党也维持一定的战斗性，然而当自民党转变，表面上变得稳健，工会逐渐被资方所吸纳后，社会党也变质为维持一定席次的体制内在野党。

在这种状况下，许多大企业劳工都离开了社会党。而七○年代在春斗等机制分到经济成长大饼的劳工，也仅占总劳动人口的一成多，属较高学歷的劳工[13]；而在中小企业工作的低学歷群体与来自地方的离乡打拼劳工，从一开始就没有支持社会党或总评的情感。

在某机械工业公司工作八年的二十三岁国中毕业女性员工，在一九六九年的採访中表示：「总评什么的，我看不起他们。每年按照时程表进行斗争，仅会要求调升薪资，结果只是把岩井、太田这些有名人士推上台而已。」接着她表示，工会干部与资方勾结，批评他们只要取得一定地位便感到满足，断言「〔工会的〕干部什么的，全都是腐败的劳工贵族呀。」[14]

这种战斗性的丧失，不仅止于社会党。共产党在一九五五年第六届全国协议会（六全协）中放弃了武装斗争路线，改为致力在议会中稳健拓展势力。一九六○年，社会党右派成立民社党，自社会党中分离独立，把同盟当作自身的支持基础。另外，公明党也成立并扩大基础，吸收了六○年代前往都会讨生活、在大企业未组织工会的工人的选票。这些在野党虽在议会内摆出反对自民党的姿态，但已然失去五○年代各种斗争的战斗性。

从结果而言，在自民党、社会党两大党各自衰退下，共产党、公明党、民社党等多党林立，「无支持政党」的无党派群体也在增加[15]。这种无党派群体的扩大，反映出面对执政党和在野党在议会台面下勾结的「国对政治」，以及在国会上仅做做姿态表示反对或质询的状况感到失望，不再期待议会制民主主义的人数上升。

社会学者日高六郎针对一九六八年中期的民意调查结果，表达如下意见[16]：

「有意见认为，为了守护日本的安全，应加入美国的『核保护伞』，由美国的核武来保护日本。您赞成吗？或者反对呢？」

赞成　　二十一．二％

反对　　五十七．一％

「在保障我国安全与独立的手段上有许多说法，您认为以下何项最该受到重视？」

增强防卫力保卫自己国家　　　　　　　　　　　十八．三％

强化与美国的安保条约　　　　　　　　　　　　九．七％

放弃军备，让国际理解日本是和平国家　　　　　六十一．二％

「〔包含支持美国越战在内的〕当前政府外交政策，是否充分反映国民的舆论？」

反映　　十一．九％

未反映　六十三．七％

观察其他问题的回答，可看出在安全保障问题上对佐藤内阁的支持率只有十％到二十％，反对则有五十％到六十％，正反之间存在决定性的差距。根据其他的全国调查，关于越南问题与沖绳问题，正反间落差更形巨大。

自民党内阁虽在国会中占据多数派，但关于重要政策，在国会外却落入澈底的少数派。国会内部与国会外部出现如此巨大落差，实属战后首见。

上述民意调查中，渴求和平的回答占多数，应是战争记忆还鲜明的年长者们的反应，加上后面会提到的，战后出生的年轻阶层受到二战甫结束后的和平教育导致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理所当然会认为，议会制民主主义作为反映舆论的机制显然未发挥功能。

日高写道，「特别是年轻族群状况特别显着」，「制度的『代表』们，国会的『议员』们并未意识到这点，对于他们能否填补与民意的鸿沟，青年们表现出绝望的态度。青年们的不满之声，大概只能诉诸街头。」[17]年轻族群对议会制民主主义感到失望，为了直接表达自己的意见而走上街头游行，也成为必然的结果。

承接这种想法的，是总称为「新左翼」的各党派。如第三章详述般，新左翼各党派起源于不满共产党放弃武装斗争路线的学生运动家等，组成共产主义者同盟（共产同）。新左翼各党派因六○年代的分裂与创生，数量有所增加，不过在蔑视议会制民主主义，激进鼓吹以直接行动发起社会主义革命的论点上，各派系如出一辙。一九六八年，新左翼的中核派干部北小路敏在杂志对谈上有如下表述[18]：

运动展开后已经歷十多年，期间也举行了数次选举。每回都说这次会获胜，但革新阵营总是站在三分之一的高墙前停滞不前，这是为什么？……在当今合法的议会选举框架内，能够尝试的方法全部尝试过了，但却无法超越这堵高墙，换言之，这是因为议会主义最终不过就是这种制度，也就是说，议会主义是资本主义最佳的外衣，我们对此必须重新加以认知。

这种主张广被年轻阶层接受。一九六八年二月的座谈会上，某高中生提出如下主张[19]：「想要继续维持资本主义社会的人紧握着政权。那些人让自己当选的方法，就是现在所谓间接民主制的选举方式。所以，这种选举方式对谁有利，已再清楚不过。」

不过在这个时代，虽然有不少青年对议会制民主主义感到失望，但并未失去对政治的关心。他们关注愈演愈烈的越战，在对既存政党持续感到失望的同时，认为必须要採取某些形式的政治活动。这类年轻人批评形式化的在野党与议会制民主主义，并採取直接行动。

一九六五年，反对庆应义塾大学学费调升斗争白热化后，庆应义塾大学理财学会在一九六六年编纂了《对大学革新之展望》一书（第五章将讨论）。该书中记录学生们认为「一如当前议会民主主义的象徵般，我们拥有的只是一种间接性的政治，所以必须打破无法决定自己命运的形式民主主义，关于自身的命运问题，必须追求自己能作主的直接民主主义思想」，之后又有如下记述[20]：

「政治上的民主主义，被战后歷代保守政权以议会主义的多数决原则抹杀。」「大多数的主权者被排除在决策机关与过程之外，变得必须私下解决问题。」「学生身为主权者，摸索『自行介入政治机构，自行做出决定』的直接民主主义思想，而形成广大的能量并奋起而行。」

在一九六九年末的报导中，新闻工作者立花隆如此说明[21]：

总评相较于同盟或中立劳联，属于在政治活动中投入更多精力者，即便如此仍抹不去仅是附加为之的感觉。在加薪斗争中虽也尝试加入政治口号，但只要加薪谈判一协调成功，便不再进行活动。即便街头游行或政治集会，皆由中央下达动员指令，要求凑人数参加，再发给日薪，这种形式已然成为常态。

青年层中对此感到不满，有人认为即便没有报酬也无妨，只想参与更多政治性活动。……然而，今日的年轻人中，既不支持共产党也不支持社会党的人占大多数。以下通过数字来观察。

今年春，日本经济青年协议会针对一百一十七家公司，七千余名公司新鲜人（高中毕业五十％，大学毕业三十六％）进行意见调查。根据该调查，支持政党中自民党有十六％，社会党有九％，共产党有一％，无支持政党实际上达到四十一％。

同样地，劳动调查协议会在去年底针对总评、中立劳联下属的工会成员约二千五百人进行意见调查，其中支持自民党有九％，支持社会党有二十八％，支持共产党有四％，与此相对，回答没有值得期待的政党者有二十七％。上述调查若从年龄别来看将更为有趣。四十岁以上支持社会党者超过四十％，十几岁到三十几岁的年龄层中，约三十至四十％回答没有值得期待的政党。

这已经到了既存政党可说完全失去年轻劳工支持的状态。更令人惊讶的是，年轻人对代议制民主主义抱持着完全不信任的观念。

更进一步引用前述劳动调查协议会的调查，对于「认为自己的意见能通过选举反映到政治上吗？」的提问，回答「能」与「能反映一些」者占四十九％，回答「几乎不能」或「完全不能」者有四十三％。此问题也是越年轻回答「能」的人数越少，十几岁的世代仅有三％，二十几岁的世代则为十％。

面对这些年轻人，询问他们思考政治参与时会想到什么，回答是支持游行、政治罢工等直接行动。认为直接行动「很好」有四十七％，「有点不赞成」有四十二％，「认为不好」者仅有三％。这种倾向也是越年轻越明显。

根据对选举与直接行动的态度，可以分为四个群体。认为选举与直接行动皆好者，几乎都是社会党、共产党、公明党的支持者；认为选举好但直接行动不好者，则支持自民党、民社党。

与此相对，认为选举不好直接行动才好者，多没有支持、期待的政党；认为选举和直接行动皆不好者，则是对政治（与政党）完全失去关心。有趣的是，这四个群体几乎各占四分之一。而越是年轻，就越少属于前两个群体，更多属于后两者。

立花分析，「从选举得票率等来判断，许多见解都认为因为进入安定成长期，所以青年层逐渐保守化。然而，对照前述调查，可见这种看法有误。青年并未保守化，只是放弃了既存的革新派。进而不断分化成明确的两组：以直接民主主义为目标的激进派，以及表明不关心政治（apathy）的非政治派（nonpolitical）。」[22]而此中的无党派且「以直接民主主义为目标的激进派」则成为六○年代末反叛的推手。

#1 译註：「单产」指单一产业。「单产本部」即单一产业工会的总部。↺

#2 译註：地方本部，指工会的地方总部。↺

1 松尾尊兊《国际国家への出発》（集英社，一九九三年）二五四页。本章与下一章从婴儿潮世代的时代、世代背景，讨论与「那个时代」的反叛的关系，而依笔者所见目前尚无相同的研究。↺

2 中村政则〈一九五○—六○年代の日本〉（《岩波讲座　日本通史》第二○卷，收录于《现代１》，岩波书店，一九九五年）五三、五四页。↺

3 渡辺治〈高度成长と企业社会〉（收录于渡辺治编《高度成长と企业社会》，《日本の时代史》第二七卷，吉川弘文馆，二○○四年）四三页。↺

4 宫沢喜一《社会党との対话》（中村前揭〈一九五○—六○年代の日本〉再引用）三○、三一页。↺

5 渡辺治〈戦后保守支配の构造〉（收录于前揭《岩波讲座　日本通史》第二○卷）七三页。↺

6 前揭中村〈一九五○—六○年代の日本〉三一页；前揭渡辺〈高度成长と企业社会〉七四页。↺

7 前揭渡辺〈戦后保守支配の构造〉八○页。↺

8 有关以上的三池争议，参见前揭渡辺〈高度成长と企业社会〉三四—三五页；前揭中村〈一九五○—六○年代の日本〉三○页。↺

9 前揭松尾《国际国家への出発》二五五页。↺

10 时事问题研究所编《全学连　その意识と行动》（时事问题研究所，一九六八年）一六五—一六六页。↺

11 同前书，一六六页。↺

12 高见圭司编着《反戦青年委员会》（三一书房，一九六八年）七七页。↺

13 前揭渡辺〈戦后保守支配の构造〉八六页。↺

14 立花隆〈一流企业に反戦女性が急増している〉（《现代》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号）一○九页。↺

15 前揭渡辺〈戦后保守支配の构造〉八六页。↺

16 日高六郎〈直接民主主义と「六月行动」〉（初见于《世界》一九六八年八月号，收录于：ベトナムに平和を！市民连合编《资料．「ベ平连」运动》上卷，河出书房新社，一九七四年）三七四页。↺

17 同前论文，三七四页。↺

18 《宝石》一九六八年六月号与田英夫的对谈。前揭时事问题研究所编《全学连　その意识と行动》一六七页再引用。↺

19 なだ．いなだ主持〈高校生と反戦运动〉（《朝日ジャーナル》一九六八年二月一八日号）一○九页。↺

20 铃木博雄《学生运动》（福村出版，一九六八年）七六—七七页再引用。↺

21 前揭立花隆〈一流企业に反戦女性が急増している〉一○七—一○八页。↺

22 同前论文一一三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