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加入党派成为运动者，大多始于参加示威游行或集会。各大学的新左翼党派和其掌控的自治会，在大学报等媒体上敦促新生在政治上产生自觉与参与行动。一九六六年四月十五日的《横滨国大新闻》，如此对新生发出唿吁[95]：

政治全是恶的。我们已经澈底失望。……但只是单纯失望好吗？无论个人的主观意图为何，在现实的过程中做出的选择都必然脱离不了政治。唯一的区别在于处理问题的方式是否积极。可以说，不关心政治也是一种政治参与的取向。……

有人藉着「我不懂政治」把自己不参加斗争正当化。请别开这种玩笑。所谓的不懂，是一个努力去理解和思考的人的最后一句话。……只要感觉不对，首先就应该採取行动。如此才能逐渐搞懂。如果一直甘于一无所知，就不会生出新的结果。不可一味畏惧行动的结果。应当惧怕的，是拒绝行动的怯懦。

对新生这样唿吁后，接着劝说他们参加集会或游行。高桥针对运动者们最初参加示威活动的动机进行了调查[96]。

调查的结果是：「（一）对政治状况具备科学性的认知，把握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后，当作自我主体性的责任而参加者（三十四％）；（二）虽说有参加意愿，不过其动机乃基于感觉、冲动的『过往』经验者（二十六％）；（三）与其说是自愿参加，不如说受他人邀约，在社团或班级的决定下参加者（三十四％）」。高桥的调查对象是干部等级的运动者，因此可以推估（一）的比率高于平均，这些人最初还是普通学生时，参加动机应仍以（二）与（三）居多。

高桥在（一）中举出的例子如下，「进入大学后，在中国进行核试验上，日共拼命加以美化，因为反对他们的理论，所以前往横须贺参加反对核潜舰靠港的示威游行」（革马派学生）、「在宿舍里与大家讨论，经过半年后自己也终于搞清楚，抱着必须做点什么的心情而加入」（民青学生）。而（二）与（三）的发言案例则更饶富深意：

「上大学那年，心中总有一股烦闷不痛快的心情，大概是为了消除那种感觉吧。……总之，我参加游行是很观念性的，是要填补心中空白的心情啦。」（革马派学生）

「在租屋处感到郁闷时，听到了反越战的新闻，突然一股强烈的情绪袭来，心想，就是这个了！」（构改派学生）

「我经歷过学馆斗争，对革命产生憧憬。但在眼下的学生生活中，感觉那种憧憬就是被压抑着。所以说，可能是在潜意识中想要脱离这种压抑吧。」（社学同学生）

「一开始只是抱着去看看的心情。不过，不是有些看游行的最后也会加入游行吗？就这样跟着，刷地一声也进到队伍里啦。加入之后，也没感到之前的那种恐惧感，就这样一直待下来。之后就觉得非常的有趣。」（革马派学生）

其中也有人回答「在学生大会上做出决议，大家一起前往参加」（社学同学生），但仍以心中感到茫然，因「压抑」与「郁闷」为动机的回答最多。高桥也评价说：「大多数的情况之所以参加游行，特别是第一次参加，多是为了在空洞化、仪式化的日常生活中恢复似乎在逐渐退化的自我，将运动视为一种对现实状况进行『自身筹画』（sich entwerfen）的场域。」[97]

关于首次参加游行的感想，高桥的调查中一样分为几类[98]：「机动队不分缘由把我踢飞，我想，这就是权力的本质吧」（中核派学生）；「此前我对警察的概念，只有管区服务大家的巡警，但参加游行之后，却不得不思考为何那些巡警要这么干，这给我带来重大影响啊」（社学同学生）等，将游行视为唤醒自己对「权力」自觉的契机者。抑或，表示「人民，或者该说国民的那种来自底层的反弹和反抗，其能量之强大，让我深感震撼」（构改派学生）；「大规模的人们，特别是大量的劳工聚集时，内心感到一阵震撼与感动」（民青学生）等，感动于与民众产生连带感的人。

此外，也有「就像忍耐着慢跑一样，也从日常性中跨出一步的感觉」（革马派学生）；「这是切断自己小市民日常意识的好机会」（中核派学生）；「同时感到肉体的爽快感与感情上的解放」（社学同学生）等，藉此能摆脱「日常」的人。但也有回答「感觉在团体中失去自我」（社学同学生）；「无法清爽感受到连带感的空虚心情」（中核派学生）的人。

根据高桥的研究，进一步还有在经歷最初游行后决定自己的方向的人，占五十二％，特别还有回答「甚至给人生方向带来冲击」的人，高达二十％。相反地，回答「没有影响」的人也占了约三分之一，特别是对「把街头抗争变成目的」抱持警戒心的革马派与民青，大约有半数人如此回答。另外，回答经歷过最初游行后便不再参加街头抗争的人，在运动者干部层级中约占一成[99]。

在与机动队发生冲突方面，根据不同的新左翼党派则有不同反应。高桥的调查中，民青派「全面否定」或「大体否定」与机动队发生冲突者合计占九十三％。革马派与三派系中「全面肯定」与认为「作为一种大趋势不得不为」者占九十一％，三派系占八十二％。构改派被认为处于两者之间，回答「作为一种大趋势加以肯定，但仍抱持批判态度」者占五十％，其余则分散在「全面否定」到「全面肯定」之间[100]。

与机动队首次发生冲突时的反应，也因新左翼党派的不同而有所差异[101]。回答「抱持与权力实体进行冲突的认知」者，在重视街头抗争的三派系多达三十五％。某中核派运动者如此说明：「面对眼前的机动队，即想像其背后代表国家权力的人，原本国家权力就是他们的暴力机器，因此蓝铠甲〔机动队〕攻过来时，与其说是恐怖，不如说感受到这就是国家权力的真实体现，心中反而感到一阵平静。」

虽说如此，据高桥的研究指出，「从最初的游行就能以刚直与冷静态度面对机动队者，毋宁说是特例。」根据高桥的调查，不把重点放在街头抗争上的革马派与构改派中，回答「感到恐怖、不安等心理震撼」者各有七十三％与八十五％，三派系中也有五十二％。高桥对如此回答的学生运动者举例如下：

「当站在队伍外侧时，彷彿感受到一旁井然行进的机动队传来一阵风压，觉得自己好像要半身不遂。进行之字形〔游行〕时，不知何时棍棒会挥来，何时脑后根头发会被抓住。而且几乎是抱着痛苦的心情在进行肩并肩的抵抗阵形。」（构改派学生）

「生理上充满恐惧感，连自己都觉得可耻啊。感觉甚至都可以听到隔壁家伙心脏鼓动的声音。所以之后心中的那股怨气，其实是针对当场瞬间就洩了气的自己而来。」（革马派学生）

但在重视理论的革马派与构改派，大概有五成左右的人回答自己之后透过理论克服了恐惧。某革马派的学生回答：「思考我自身的阶级规制与机动队的意识形态时，便觉得可以掌握我为何非得拿起武斗棒不可的主体性意义。所以呢，现在一点也不感到恐惧了。不过，这可不像中核派或共产同那些家伙唷，他们习惯依赖感性去认知，我则是理性理解。」

另一方面，抱持不与机动队发生暴力冲突理念的民青运动者，除了在是否与机动队发生冲突上回答「未曾发生」的十四％之外（其他派系未与机动队发生冲突者为零），感到恐惧与不安者仅止于二十一％，而感到「愤怒」者则高达五十％（其他派系在十％左右）。某民青派的运动者如此回答高桥：「见到非人的黑压压的群体，还是怀着一股强烈的愤怒。如果是一对一的状况，可能还会觉得『他们也是人』。」这应该是基于民青派不採取暴力的示威手段，经过一段时间后，他们比起恐惧，更感到愤怒。

在高桥的调查中，有一则问题是「你认为日本何时可以实现社会主义社会？」[102]此回答也因新左翼党派不同而有分歧，三派系除了三十五％的人回答「无法预测」之外，回答「一九七○年至八○年之间」者高达四十四％，远高于其他派系（其他派系大约有一成左右如此认为）。

根据高桥的说法，三派系（特别是中核派）「不只把七○年的反对安保斗争当作『阶级决战』，更把其中出现的『体制危机』视为社会主义发生的基础，藉此展望胜利。」因此他们基于革命前夕的认知，作为果敢执行战斗的先锋党派，将重点放在街头武装斗争上。

同时，革马派除三十六％回答「无法预测」者之外，多达四十六％的人回答「客观预测根本是瞎扯」，此为该派特徵（其他派系为零，或百分比至多只达个位数）。革马派重视形塑在革命时期肩负先锋任务的革命主体，因此自身能如何作为革命主体进行自我形塑，便成为主要课题。所以，回答「客观预测根本是瞎扯」者才会占据多数。

此外，民青派运动者回答「无法预测」者达七十一％，与其他派系相较人数最多。构改派运动者回答「无法预测」者有五十％，而回答「二十一世纪」者有三十六％，这个回答可称该派系的一个特徵（其他派系无人如此回答）。这两个派系之所以会出现上述回答，理由在于，民青派运动者自认为共产党的底层运动者，因此具备「谦逊特质」，认为自己无法预测革命的时机；构改派则採取对社会结构进行长期改造的路线，所以才有上述的回答。

高桥调查中也问及「先驱性论将学生运动视为引爆革命的契机，你是否认同此论述？」[103]理所当然地，三派系出现最多肯定的回答，高达四十八％。一九六○年共产同解体之后，他们官方上採取否定先驱性论的态度，但此论终究在三派系中根深柢固。

高桥如此说明：「他们虽然表面上否定先驱性论或引爆论，但我们的调查中，似乎『三派系』约有一半的人仍在意识深处认可此论述。」不过，社青同解放派则全员否定先驱性论。

而最反对学生运动先驱性论的则是民青与革马派，他们认为工人才是革命的中心，把学生运动定位为一种辅助，或者不过是形成革命主体前的准备阶段而已。革马派百分之百否定先驱性论，民青则有七十九％否定先驱性论，二十一％回答「基本否定但部分认同」。构改派被认为处于三派系与革马派之间，「肯定」占三十六％，「部分认同」占五十七％。

高桥的调查也提出「校园斗争与校外斗争的关系如何」的问题[104]。据其调查，认为「街头行动占有更重要地位」者以三派系居多，达二十六％（其他派系为零）；立场相对的革马派回答「两者之间无直接相关」者则有六十四％。

而回答「以校园为主将两者统合为一」者以民青最多，达五十七％，构改派以回答「站在政治状况的立场将两者统一」者最多，占六十四％。这是因民青的定位是持续以校内的改善斗争为主轴进行学生运动，在某些状况下发展成政治斗争，与此相对，构改派採取的路线则把大学当作直接民主主义的基层单位（公社，commune），作为扩散至整体社会的据点，因而有上述的回答。

大学新鲜人则多参与包含各新左翼党派在内的各派系招募活动。他们劝诱学生们参加集会、演讲、游行等，对给予回应者进行集中招募，又或者接触高中校友，对入学的学弟妹进行招募，方法相当多样。

然而，铃木博雄认为，除去从高中时代起即参与活动的学生，「一般的学生最快约在一年级的下学期或二年级参加组织。」[105]根据铃木的说法，「大学一年级是接受各派招募活动集中攻势的学年。但在一年级上学期还无法正确地掌握大学的状况，并抱持着研究学问的梦想，因此实际参加者仍属少数。」不过在理解包括量产型授课在内的大学实际状况后，随着失望的学生人数的增加，「（一年级生）到了下学期，招募活动获得相当成果，参加人数明显较上学期增加许多。大学二年级上下学期合计，为五十五％活动参与者加入的时期。」

根据铃木的说法，「调查参加学生运动的动机时，发现有意外多的人是『不满同学们认为当今乃太平盛世的想法』」，「到了三年级，明显稳定下来，分成参与学生运动、致力研究学问、专心休闲玩乐三种类型。一年级时未加思索加入学生运动者，从此时起也出现相当多的脱队者。」这类退出运动是以「意识到必须就业作为主要的转向理由」，如后所述乃以四年级生居多，俗称「就业转向」。

另外，根据高桥的调查，加入新左翼党派有几个阶段[106]。各新左翼党派有长处也有短处，即便政治意识较高的学生，也有不满足于既存新左翼党派的人。据高桥称，「考量来自家庭的反对、畏惧失去个人的自由、担心跟不上学业、对将来就业可能造成影响、机动队的可怕等等因素，最终内心感到疲惫，因而对运动驻足不前。但当他们见到那些仍苦着脸咬牙朝实现自我理想迈进的新左翼党派人们，又对畏畏缩缩的自己感到厌恶」，这种复杂的心境在加入新左翼党派之前，每个人都经歷过。

带着政治参与意识，但犹豫要不要加入新左翼党派的学生，会先成为「外围支持者（同情者）」或「临时性参加者」，参加集会或游行，负责刻印誊写版或散发传单等「肌肉型」（体力劳动）任务。但根据高桥的说法，「虽然透过这样的奉献大致可以获得献身式的满足感，但从这种随时可以转身离去的行动来得到救赎，又让他们在意识中自我批判。」

据高桥的调查，约有三分之一的人在这种状态中选择加入新左翼党派。高桥称，与其说他们在想法上一致，不如说他们「基于共同的行动决定加入，属于身处新左翼党派的周边，『不知不觉、拖拖拉拉』地参加的类型。」此类型在民青派（四十三％）与三派系（五十二％）居多，「即便两者在方向上有所差异，但皆重视情感性的诉求，却是必然的结果。」

对那些即便到这个阶段仍不加入新左翼党派的人，则採取通称「一本钓」的各个击破招募方式。这是由学长姐的运动者，要么在咖啡馆，要么前往住宿处访问，劝诱对方加入。根据高桥的调查显示，透过这种方法「比起新左翼各党派的理论或性质，毋宁是被说服者的人格吸引而成为同盟成员」，这种人占十九％。

高桥如此记录一则招募的例子：「原本有一些潜在的原因，以及无法摆脱的心中疙瘩，我一直停留在同情者的阶段。但有天晚上，接受了一位运动者的造访，对方实在高明啊。一点都没觉得对方在进行招募，但最终还是接受了招募。当想到我自己成为被招募对象时浑身似乎感到一股悸动，大概多少有点关联吧。」（社学同学生）

虽说如此，不同的运动者也有各种不同的招募方法，并非每个人都很巧妙。例如，根据社学同运动者荒岱介的说法，他还在早大的一九六六年时，发生了第六章将说明的反对学费调涨斗争，荒加入罢课实行委员会后，早大内的各新左翼党派便来招募[107]。其中也有人採取「毫无底线不断纠缠的招募」，那人就是日后成为赤军派议长，共产同的盐见孝也。

根据荒的说法，盐见不仅到荒的住处，还跟到打工处，甚至旅行地，不断诉说难以理解的共产同帝国主义论。在旅行地的洗手间内仍旧持续议论与劝诱，最终受不了的荒脱口说出：「知道了啦！真是够了……。我加入就行了吧。」之后便加入了共产同。荒回忆说，「当时想，女性在男性的冥顽劝说下点头答应，大概就是这么回事，但今天回头想想，这根本宛如被跟踪狂强暴一样。」

即便到了这个阶段仍旧不加入者，被归类到最后一型，也就是充分理解各新左翼党派的主张与理论，在坚信之下自己选择加入某个新左翼党派。根据高桥的调查，此类型的加入者约占三分之一，以重视理论的革马派（五十五％）与构改派（四十三％）居多。高桥称，即便一度参加过三派系开展的激烈街头抗争并深感其魅力而加入的人，也「因其理论上的幼稚而感到不满，转往其他派系如『革马派』或『构革派』并安定下来。」

此外高桥亦称，一度加入新左翼党派的人之中，八十四％会继续留在该新左翼党派，不过仍有十六％的人会在新左翼党派之间转换。如上所述也有人从三派系转往革马派，不过绝大多数都是从民青转往反日共派的新左翼党派（十三％）。

不过，与调查干部运动者的高桥不同，接触底层运动者的某评论家于一九六八年的着作中如此叙述[108]：「运动要选择哪个新左翼党派完全是个人的自由，自己的判断相当受到当场的状况与政治现象所左右。他们首先选择参加学生运动的行动，加入能最有效实践该行动的，甚至只是偶然接触到自己进入的大学自治会的势力流派，选择认为贴近自身的支派。从而，从一个新左翼党派跳槽到另一个新左翼党派，他们既不会感到奇怪，也没有挫折感或转向的问题。」

像是从橱窗选择喜欢的商品般，选择参加新左翼各党派者也甚多。如后所述，也有人在不同的日子选择当天可能会做出最轰动行动的新左翼党派参加，类似这样的浮动层人数也不少。在这层意义上，包含下层运动者与附和立场雷同的「起闹」者在内，推估在新左翼党派间转移的人数应比高桥调查来的多。

此外高桥也认为，对于所属新左翼党派的态度，也因党派不同而各具特色。首先在民青的场合，没有人会对自家派系有理论性的批判意识，而仅止于运动方法等实践层面的批评。反之在构改派的场合，对自家派系理论抱持批判者高达半数，实践层面则有三成以上抱持批评态度。革马派方面，约有三成左右成员对理论与实践层面皆抱持批判态度。三派系的状况又与民青相同，对自家派系理论有所批判者不到一成，仅对实践层面抱持意见者超过四成[109]。

立场相异的民青与三派系，两者皆不做理论批评而只在实践层面上批判，乍看之下似乎具备共通点，但其实内情并不同。亦即，民青是因「学习得不够故压抑对理论的批评」，相对地，三派系则是完全不关心理论，许多人只对实践活动抱持热情。

关于对属于同一新左翼党派的人，在何种场合会感到连带感？高桥也做了调查[110]。各派的特徵是：民青在「日常活动」或「共同行动」上（七十二％）；构改派在「活动、企画的成功」上占多数（七十九％）。与此相对，三派系举「街头示威」者最多（四十八％）（革马派并无特别显着的特徵）。此部分如后所述，民青追求提升学生生活，重视实现这种日常要求与大学内的统一行动；构改派组织校内讨论集会（teach-in）或研讨会等，共同讨论企画。与此相对，三派系则以激烈的街头示威而闻名，这些形态确实符合上述调查数据。

然而三派系的另一个特徵是，在新左翼党派内「没有」感受过有连带感的场合，相较与他派「几近于无」，三派系则高达二十六％，数据相当突出。对此高桥记道，「因为对他们而言，要把自己从新左翼党派这个心情共同体中剥离，不愿在『集团心』这种来路不明的乙太状气体中丧失主体性，大概是这种觉醒的精神已然内化，所以没有连带感吧。又或者，他们是连朋友都不交，心中暗藏对人类澈底不信任的虚无主义者。我们的调查并未反映如此深度的讯息。」不过，他在调查中引用了社学同学生令人印象深刻的发言：

我从与机动队激烈冲突的现场逃脱出来。这种状况嘛，肯定有跟我一样胆小的人。我们尽可能不要对上彼此的视线，但仍会偶然相遇。这种时候就会涌现一股与勇勐果敢同伴间不曾有过的情感。或许可以说是共犯间的同情心吧。不过，只消一下子，就会被对方激发挥舞武斗棒的冲动。这该说是什么心情呢？大概是想要抹除对方形象中的我吧。

在新左翼各党派中，于何种场面可以感受到「存在价值」？关于这个问题，根据高桥的调查，无论在哪个新左翼党派中，选择「活动整体的成功」或「在活动内的自我充实」者最多。高桥列出数个做出如此回答的运动者发言：

「从公民社会的意义上而言，我们没有私生活，所以，说存在价值，那只是个人层次的东西，是指全部人民在什么时候感觉是『人』。若是如此，大概就是社会运动大为发展的时候能感受到存在价值吧。」（构改派学生）

「除了革命运动之外，没有其他存在价值吧。如果实现了无产阶级专政，大概就是最棒的存在价值了。」（革马派学生）

「是在运动之中，感受到把过往纤弱的自己锻炼得更为坚实的时候吧。」（民青学生）

「我是工科的学生，所以过往沦为不关心政治，对社会缺乏感受的状况。当从事社会运动后就变得不再是那种有所欠缺的人了。」（构改派学生）

而调查中，只有三派系的学生运动者回答「未曾」感受过有存在价值的场面，占九％，回答「不明」的人占十三％（其他派系两者皆为零）。高桥引用回答「未曾」感受过的中核派学生说法，即「存在价值是什么呢？想到这里，我似乎是为了追求答案而参加运动的。」可以见到，三派系中有许多类似这样的学生，更愿意在直接行动里而非理论中寻找存在价值。

95 前揭铃木《学生运动》一七六页より重引。引用时因改行而略为缩减。↺

96 以下引用与访谈出自前揭高桥〈活动家学生〉一八四，一八五页。↺

97 同前论文一八五页。↺

98 以下首次参加游行时的心境，出自同前论文一八五，一八六页。↺

99 同前论文一八六页。↺

100 前揭高桥（第二章）〈直接行动の心理と思想〉一四五页。↺

101 以下与机动队发生冲突的反应出自同前论文一四四—一四五页。↺

102 同前论文一四六页。↺

103 同前论文一四三—一四四页。↺

104 同前论文一四一页。↺

105 以下铃木的调査结果引自前揭铃木《学生运动》二二六，二五六，七四，二五八页。↺

106 以下类型出自前揭高桥〈体系への信従と実験〉二七八—二七九页。↺

107 以下荒的引用出自前揭（第二章）《破天荒伝》二七，三五页。又，荒于此处记道「共产同（ブント）」，但招募学生的场合中并非一下子成为共产同党的同盟成员，通常是进入学生组织社学同，积累经验后才成为共产同同盟成员。荒也在同书页四七中提及「我被盐见孝也硬拉入的」是社学同。不过，府川充男等都有明确说明从学生组织升到共产同同盟成员的明确经过，但荒的状况是即便阅读他的自传也未清楚说明。共产同作为组织相当宽松，一般也多把社学同称为共产同，或许两者的区分因此显得模煳。但如第十一章所述，东大斗争中荒身为社学同委员长（根据《破天荒伝》八八页的纪录，于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就任）接受共产同政治局的指挥，因此至少在一九六九年初还是社学同成员，可能尚未成为共产同同盟成员。虽然难以判断，原则上本文中仍把荒视为社学同运动者来记述。↺

108 前揭中岛编着（第三章）《全学连》一三五页。↺

109 前揭高桥〈体系への信従と実験〉二八○—二八一页。↺

110 以下的连带感与「存在价值」的调査结果及引用，出自同前论文二八二—二八五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