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是「那个时代」的反叛作为「政治运动」的评价。以下将试着在不能以过去「政治运动」的尺度来衡量那场反叛的前提之下，试着从别的基准来评价它。

如前述，「那个时代」的年轻人们的反叛，若极度简化地形容，可以说是对于高度经济成长之集体摩擦现象的表现行为。年轻人们可以说就像矿坑里的金丝雀一样，比大人们更为敏感地感受到了高度经济成长的毒性，并尖锐地鸣叫着。

他们的行动作为政治运动十分拙劣。那么作为自我确认运动，或者作为寻求串连的乌托邦的意识变革运动，是否具有效果呢？桃山学院大学的教授真继伸彦在一九七○年这么表述：[59]

……我想先介绍一位别间大学全共斗女学生的告白。她说，只有在与警察机动队战斗中，收集石头递给男学生的时候，才会感觉到人与人之间的连带感。乍看之下是个悲痛的告白，但我却感受到虚伪。如果她没有欺骗自己的话，她感受到的只是同样生病的人的连带感而已。真正的连带感，是坚忍不拔的持续。我在她的告白里看到了青年普遍具有的浪漫主义倾向。也就是说，追求不可能的美与真实（但那既不是美也不是真实），并且病态地偏执于错以为那些美与真实已经被实现的异常情况。

我多次从全共斗的学生那里听到同样的告白。……他们几乎一致地表示，唯有置身于与警察机动队冲突的危机情况中，才能首次体会到连带感与正义感的充实，以及人性的解放感。对于这种类型的告白，我总是感觉到一种危险的浪漫主义。在那里，我无法看到真正的勇气。我自己过去〔所属在共产党之下被要求参与武装斗争路线的时期〕在面临相似的情况下时，面对着警官，不要说汽油弹，就连石头也不敢丢出去。我对于这样的行为实在感到非常的厌恶。究竟哪一边是正常的？我认为我自己的反应才是正常的。我认为极端的斗争绝非人类的解放，而只不过是生活在病态社会中痛苦的表现而已。沉溺在虚假瞬间的精神，不，应该说精神的一种倾向中，缺乏真正的持续坚忍的勇气。就此来说……全共斗的学生诸君构筑出的解放区一定无法持续下去。

年轻人们在反叛之中体会到了连带感及解放感。然而，如果说这就像是毒瘾患者一样，寻求并逃避到非日常的「危机情况」中的行为的话，那么评价也就不得不改变了。

另外，全共斗运动的街垒也有作为临时性暂缓期的逃避场所的倾向。津村乔在后来针对全共斗运动中的街垒空间这么描述道：[60]

社会强加而来的生活方式——应该说是权力的一方吗——是存在的。如果乖乖地待在他们准备好的空间里，只会变成自闭症或精神分裂，这在升学考试战争中可以看到。……认真完成学业离开〔大学〕，进入公司，然后一层层往上爬，我认为这是难以忍受的事情。后来，出现了所谓的暂缓期人类〔小此木启吾的《暂缓期人类的世代》出版于一九七八年〕，想要有所保留地对待自己或社会提出的要求来决定自己一生的这件事，想要暂停自己的人生，这样的感觉我认为大家都有。当这个形象外显化时，它就成了街垒，这在某个意义上来说，是我们的集体治疗。

津村在一九七八年的评论中认为，大学与街头斗争的街垒「共通的是『遮蔽』这样子的形式」。大部分的街垒不是像日大那样用以保护自己免于遭受右翼袭击的实用性街垒，而「仅仅只是一种形式，一种对于想要遮蔽某物的意志表现」。他们想要「遮蔽」的是「自己被自动化了的未来，升学、毕业、就业这样的轨道本身」、是「攀登上秩序的阶梯这件事」。「全共斗，是对于在这个世界自动地进化成长、对自己也将在其中『上升』、获得安稳生活的，以身体进行的抵抗。这是最早出现的对于经济高度成长的根本性批判。」[61]

津村的主张有一定的道理。那虽然可能不是政治运动，但却是「批判经济高度成长」的表现行为。然而，它是否只是一时的暂缓期而已呢？不能否认后来还是有人持续贯彻着这样的「对于经济高度成长的根本性批判」。但大部分在渡过一时的暂缓期之后，都毕业并就业了。

如第十三章所述，在安田讲堂攻防战中遭逮捕的学生中，「表面上，他们主张着解体大学，否定内在的大学意识。但这些被逮捕的少年们，似乎全都在担心着自己会不会就此失去大学生的身分。」如果是这样的话，可以说他们并没有决心脱离人生的「轨道」，而只是享受着一时之间的暂缓期而已。

这样的倾向，在没有参加斗争的「一般学生」中更加显着。真继伸彦在全共斗运动进入后期的一九六九年的评论中如此提到：[62]

……不管在哪里的大学斗争中，总是让我感到惊讶的，是一般学生的漠不关心。别说是对民主主义，是连对上课这个学生原本的权利遭到剥夺都漠不关心。敢于执行街垒封锁的学生，不管在哪个大学里都极为少数。同时，转向民青一方反对封锁的学生也极为少数，也未能形成第三势力。……

……决定当代学生运动走向的，或许是一般学生漠不关心的利己主义也不一定。某个时期，他们无意识地支持拒绝妥协的全学斗。这是因为他们能提供罢课、停课与考试延期的利益。但是，一般学生到了某个时期，又会有意识地转而支持妥协的民青一方。这是因为他们如果不顺利取得学分毕业就无法就业的缘故。那么，停课和就业哪一个更为重要呢？当然是后者。因此，最后胜利的不是全学斗而是民青。顺便一提，在一般学生这般表面上的算计背后，隐藏着另一种算计——在我国的资本主义体制稳定成长的现在，自己只要在形式上毕了业就能找到工作的算计，这在最后其实助长了自民党政府。……这种在数量上强大的利己主义，渐次清楚地将巨大且沉重的钟摆从全学斗转向民青、尔后再转向自民党。

一般学生在前半学年因为期待停课而支持全共斗，后半学年则是为求毕业、升级或就业而背离全共斗。在东大斗争当中可以很典型地看到的这种模式，无论在哪个大学都一样可见。因此，许多这个世代的大学生，利用大学的停课去旅行或玩乐，尽管偶尔会走访街垒，但最后仍会支持排除全共斗以确保自己的就业机会，渡过了符合「自我世代」的大学生活。

从现在看来，可以从前述津村的证言中窥看到一个明显的趋势。也就是当时的学生们，就算厌恶大学毕业后进入公司直到退休的人生路径，但并不怀疑自己一旦进入这样的人生路径，就能「上升」的这件事。

这在现在看来是令人吃惊的。如笔者于前着《「民主」与「爱国」》中所写，一九五四年京都大学文学部毕业生的就业率不到十三％，直到一九六○年之后，才基本上达成了大学毕业生的充分就业。而被称为「就业冰河期」的一九九○年代后半以降，这样的状态就结束了。换言之，「那个时代」的年轻人们反抗的「人生轨道」，只不过存在了约莫三十年。

因为升学率的提高与经济高度成长，「升学考试战争」几乎涵盖了所有的孩子，大学毕业的男性——女性在那个时候就算从四年制大学毕业也找不到工作——的充分就业状态，在一九六○年前半达成。一九六八年的当时，这种状态才确立不到五年，但他们却认为这会永远持续下去，想像力很明显不足。总之，他们对于自己经验过的中学、高中、大学以外的「人生轨道」一无所知，对于那些以外的状态也缺乏想像的能力。

这样的好景气也在背后支撑着年轻人们的反叛。立花隆在一九六九年的评论中，陈述了加入反战青年委员会的年轻劳动者变多的原因：[63]「就算从公司辞职，在迈入完全雇用甚至超雇用时代的现今，只要不要求过高，要找到新的工作并不困难。这应该也是就算赌上被解雇的风险也要参与运动的反战劳动者增加的原因。」

这样的情况在学生中也一样。一九六九年十月《朝日新闻》的文章这么描述：[64]「对于不管发生什么事，生活都不会面临困难的社会状况的安心感，也潜藏在行动派年轻人的意识深处。破坏建筑物、投掷汽油弹的学生们，也能在狱中接受毕业考试。『虽然讲了各种各样的理由，但简言之，就是让我们去做想做的事情』，东大全共斗的学生（二十一岁）在论战『暴力论』的最后，如此冷笑地说着。」

中大社学同的运动者神津阳也在二○○六年指出，比起为了生活而劳苦的战中派双亲，「高度成长期的人手不足，给予了我们这一世代转守为攻的勇气。」[65]他们有着学生时代就算稍微作乱，在人手不足的经济高度成长期还是能找到工作的安心感。

那么，当曾经反对看似一切都被决定好的「轨道」的这个世代迈入即将退休之年，那条安定的「轨道」开始崩解的时候，他们会做出什么反应呢？

如前述，一九六八年十月在新宿挥舞着武斗棒的学生说着，「大学毕业后进入某公司就职的那一刻，连退休金的金额就都已经被计算好了，这种非人道的制度必须连根拔除、推翻。」如果这个学生就业，并维持上述的人生观的话，当他自己成为裁员或减薪对象时，理应会对「连退休金的金额就都已经被计算好了」的社会之崩坏感到高兴才对。

《全共斗白皮书》出版于尚未强烈意识到经济不景气的一九九四年，在其导言座谈会上，前全共斗参加者提到，因为全共斗运动让他们了解到另外一种世界的可能，「作为世代的全共斗」的「秩序感觉〔与其他世代〕有着决定性的不同」「并不害怕裁员或减薪」。[66]然而，随着在那之后裁员潮的正式出现，如今已经可以明晰地看到这个世代的多数人做出了何种反应，因此有必要再次检证这样的发言。

另外，在运动的具体局面上，经济高度成长也对他们带来了良好的作用。以日大全共斗为代表的街垒，不仅依靠捐款，还凭着守在里头的成员们轮流出去打工维持了斗争，这点已于本书中提及。使这样的情况成为可能的，如第二章中三田诚广所言，是由于当时人手不足，打工的薪资很高所致。

又在第十七章也引用过的，一九七○年四月成立的女性解放团体「思想集团S．E．X」的「成立集会总结」里，如此描述了她们参加的多摩美大全共斗运动：「口腹被满足、性慾被满足、有空闲打发时间，舒服愉快地生活在和平中的我们，我们的斗争不是应该持续否定这样的我们吗？」[67]在此，虽然提及了对那样的自己的「否定」，但还是明显可见斗争是以因经济高度成长而出现的充分就业状态与丰饶作为前提。

笔者曾在近年某场不稳定无产阶级的集会上，向穷忙族的年轻人介绍过上述全共斗运动时期传单上的文案。那时得到的反应是，「所以所谓的全共斗世代，就是在景气好的时候能乱搞就乱搞，然后再若无其事顺利地找到工作，景气不好的时候就拿着年金逃跑吗？还真是好命啊。」

负责撰写前述「思想集团S．E．X」成立集会总结文章的森节子，不仅跟当时的大四毕业女性一样没找到好的工作，毕业以后也持续在女性解放运动新宿中心等组织活动，中心闭馆后，她开了自己的印刷公司。因此，对森个人来说，「在景气好的时候能乱搞就乱搞，然后再若无其事顺利地找到工作」这样的说法并不适用。然而，符合这种批判的例子相当多，这似乎也是事实。

如津村乔所言，全共斗运动是「最早出现的对于经济高度成长的根本性批判」，这符合事实。然而，如果考虑到他们的反叛，是在当时的经济成长将会一直持续下去这个前提之下进行的，斗争的参与动机及作法也都倚赖着高度成长，那么这种反叛无法成为真正改变社会的运动，无法超越「提出异议」与「批判」之表现行为的领域，也可以说是必然的。

59.真继前揭（第十三章）〈全共闘运动私论〉页一八二。↺

60.重引广冈守穗〈全共闘——モラトリアムとしてのバリケード〉（《现代の理论》一九八三年七月号）页三四—三五。出处没有记载因此难以确认，但同样的内容在本文的下一个註释，津村〈全共闘経験における《身体性の政治》〉中也有相同的描述，因此内容的主旨应该没有错误。↺

61.津村前揭〈全共闘経験における『身体性の政治』〉页七四、九二。↺

62.真继伸彦〈大学革命论序説〉（《文艺》一九六九年六月号） 页一九二—一九三。↺

63.立花前揭（第一章）〈一流企业に反戦女性が急増している〉 页一一二—一一三。↺

64.〈『口先だけ』を排す〉（〈若さの论理（一）〉《朝日新闻》一九六九年十月二十日）。↺

65.神津前揭（第四章）《极私的全共闘史　中大一九六五—六八》页一七。↺

66.三井一征、高桥公、横谷优一、味冈修、花野忠念〈今こそ语りはじめよう『全共闘世代』〉（收录于前揭〔第四章〕《全共闘白书》）页一七。↺

67.森（Mori）前揭（第十七章）〈四．二六思想集団エス．イー．エックス 结成集会総括〉页一七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