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当时许多私大相同，五、六百人的大班授课，在早大也是常态。学生与专任教师的比率，国立大学教师一人对学生七．九人，私立大学为一对二十九．四人，而早大政经学部则是一位专任教师对九十四．一人，法学部一位专任教师对八十六．四人。能够选到研讨课的学生，在政经学部等也只有六成左右[27]。在授课费调涨上，理应获得优待的理工学部也相同。理工学部自治会副会长的大二生，如此说明量产型教育的实际状况[28]：

一般的授课在阶梯教室，大概四百五十人。当然得使用麦克风，又因为教室后边的人看不清黑板，所以改用幻灯片。听不清楚时即便喊「听不到」，教师也装作不知道，最后有人就开始看起杂志。实验课与制图课人数大概是一半的二百二十五人。而且不是老师先来，而是助教拿录音机来播放老师的讲课。升上二年级后连这样的形式都没有，自己读书自己学习。报告的话，抄别人的内容就提交，老师则盖章表示看过，然后原样退还给我们。老师根本没看吧。学习的欲望也不断降低。今年的大一更惨，因为人数增加，只好在桌子之间放置板子让他们坐，结果连通道也没了。大家对这种授课内容都很不满。生活空间侷促没有余裕。就算午休时间，有那么大的教室，食堂却很小，排队都排到中庭了。学部的附近没有其他餐厅，也有人干脆就不吃了。

根据东京学艺大学助教山崎真秀的说法，在当时的早大「说自己是首次参加抗议集会或示威的一位『认真的』学生说，『大多数年轻的老师即便在研讨课被问问题，绝对不会提出与自己老师不同的论调』，另一人说『请教授开参考书单，结果都是自己的着作，要不就是早大出版会的书籍。』」[29]学生们的心声是「根本无法期待与老师促膝讨论、学习。」「就算是新干线，如果没座位，票价不是比较便宜吗？破烂校舍内，挤得如沙丁鱼的课程，不是该把之前缴的学费打折退钱回来吗？」「这种无趣的上课，让人根本不想支付比现在更高的学费。」[30]

而且，当时的早大也没有充足的社团活动场所。依据早大政经学部新岛淳良助教授的推估，超过一半的学生未加入社团。原因之一是社团教室不足。根据全学共斗会议制作的资料，能分配到教室的社团仅有三分之一的程度。据新岛称，即便有社团教室也不过是「大约三坪的小房间」。对社团也感到失望的学生，只能「泡在大学周边的麻将间」[31]。

新岛根据这种状况，如此告诉当时的杂志[32]：「学生歷经辛苦的读书、考试后，终于进入他们憧憬的『一流大学』，而在此处等他们的，却是这种教育环境。当然会感到愤怒。」「他们追求的——与我谈过的学生大家都这么说——是更好的教育条件、与大学名实相符的充实课程、与教授进行有人情味的对话、尊重他们的自治。至于学费方面，他们要求的只是民主主义式的程序，并非『金额』。自己负担的学费将被如何使用，希望有详细的说明；调涨幅度与用途方面，希望也听听教职员与学生的意见，针对调涨幅度出示合理的依据。」

由共斗会议制作的学馆问题资料中，刊载了学生发言如下[33]：

歷经辛苦进入的大学，在我青年期的最后阶段并未带给我内在的充实。只要出席就能轻易过关。大学的任务不在于教育，而是四年后把学生送出大学。然后出现大量「什么都不懂」的大学生。燃烧着理想与企图心的我们，即便那是不现实的理想，仍想追求测试自身可能性的场域。可是却被放进大教室，连尊敬的教授的脸庞也看不清楚，与隔壁的学生从未交谈过。出了校园满是空闲的学生们，排开人群回到自己租屋处。发现自己逐渐地失去对其他学生的关心，亲密感淡薄，变得自我中心和自我封闭。逐步失去最基本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自己内心的欲求不断翻搅，期待与人讨论到自己能认同为止，希望他人能听听自己的想法。

早大斗争初期兴盛的班级讨论，也与庆大的状况相同，学生们认真的对话为他们带来欢欣。教育学部的某学生于一九九六年的回忆录中如此叙述[34]：

……大家聚集在一起举行首次的班级讨论时，一开场就讨论「首先，谈谈赞成罢课与否」，因为大家都在兴头上，所以几乎所有人都赞成，但也有人说「我反对」。第一次见到这种状况，心想「哇，这个人是怎么回事？不理会众人的心情，实在了不起。」那个人开始用自己的话来说明，关于罢课，即便支持，也要因为这样那样的理由，才加以支持。说话的方式不再是过往那般模稜两可，觉得特别新鲜，终于感觉可以看清彼此，感受到每个人都是首次认真发言。有这种感觉的人应该不只我一人。

班级讨论持续超过一个月。制作了三十五人的名册，也写下班级讨论的笔记。即便不去上课的人也来参加班会，出席率超高。班级讨论提出的结论（虽然有许多人都不理解学馆的经营管理），对学费调涨当然反对，对罢课则表示赞成。除了这些内容之外，大家真的发自内心意见一致，这是头一次有这种感受，是种划时代的感受。

比起意见内容，「那个人开始用自己的话来说明」，这段特别值得关注，也就是注重各自的「主体性」。这种倾向也表现在全共斗运动中。

透过抗争、街垒、讨论留宿校园来直接面对「现代的不幸」，给学生们带来生命的充实感。且与庆大罢课相同，与其说是斗争，更像学园祭的前夕。一月二十七日的《早稻田大学新闻》如此描述一月二十三日的模样[35]：「这天晚上，是学校创立以来首次有如此大规模的人数在校夜宿。校园中传来制作看板的敲打声，响彻了夜空，四处燃起篝火，大家在火堆四周唱校歌、《国际歌》或改编后的流行歌。……看板也写着改编自电视流行歌、改编自漫画的歌曲，以及大家喜爱的周刊杂志『名句』。确实许多学生为了学费、学馆斗争而奋起，但也有人批评『这种高昂的盛况，宛如早稻田祭前夕』。」

第二政经学部的传单如此描述斗争中感受到连带感的喜悦[36]：

换言之，今日的量产型大学从未有过公开表达、讨论共通问题意识的机会与场域，更遑论在整个大学实现横向的连结。这种状态只会在我们身上贴上一个个孤独学生的标籤。然而，二十六日的某集会，虽说不完全但也一定程度化解了以往那种量产大学的空虚与疏离感，在解放今日不断受压迫的学生上产生了新的行动。这些行动中，我们立足于同样的利害关系，团结面对共同敌人，确认彼此的战斗意志，从中体会感动与喜悦！！团结起来是多么美好的喜悦，既是最后的一课，也是青年学生的使命！！全校的大四生意识到这种「喜悦」何等高贵。与此同时，也清楚意识到自己如何遭到疏离，以及是由什么或由谁在不断扩大、再生产这种疏离。

从「青年学生的使命」这个词汇中，可见到过往学生是社会改革先驱、菁英的学生观。第一章也引用过诗人关根弘造访被街垒封锁的早大时，听到学生们说「觉得大学还是真理的场域」、「在街垒之内，有种守护学术自由的心情」，继而关根写道「在某种意义上学生们是保守的。」[37]也就是说，早大斗争既是直接面对「现代的不幸」的学生们爆发自身的不满，又是经济高度成长下变身为人才培训机构的早大校方与欲守护过往大学形象的学生间的斗争。

校方认定，运动是由一部分激进学生为了打造七○年安保斗争据点而做的煽动。但当时座谈会上，当早大体育局长问「是否在给七○年做预演啊？」学生方回答「〔新左翼党派〕确实有这种打算，但包含我在内，普通学生大多都是支持共斗会议才搞运动，希望能认知到这点。」同时学生方也主张，对早大的「母校爱」、对大学重整的「不信任感」，以及因量产型教育造成「自我疏离」等，才是这场斗争兴盛的背景因素[38]。

在斗争前期，领导共斗会议的是拥护共斗会议议长大口昭彦的社青同解放派。大三的大口是第一政经学部自治会委员长，剑道三段，理着小平头身穿立领学生服（此时期大学生穿学生服并不少见，这在第一章已说明），长相也是运动型的粗犷脸庞，公认是个不矫揉造作，善于鼓动演说的人。

根据当时报导上刊登的大口父亲证词，他是个「从中学时代起便喜欢帮助弱势的孩子」，此外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也是个练剑道的运动青年，与学生运动没有交集。据其父称，「他说，只有早稻田才是自由的校园，相当向往早大」，但亲身体验到量产型授课后，「进入大学不久便察觉向往与现实之间有所落差，毕竟他是个直线条，有疑问就会追究到底的性格，所以从那时起就受学生运动所吸引。」[39]

大口从大一起就参加反对核动力潜舰停靠横须贺抗争运动，遭机动队警棒殴打而负伤，并被逮捕，即便如此，他仍一直站在抗争的最前线。当时的周刊杂志如此介绍早大女学生与其他新左翼党派学生对大口的想法[40]：

「〔大口站在抗争队伍最前头〕应该不是为了虚荣或逞英雄，只是见到我们〔女性〕或弱者正面遭〔警棍〕击打时就忍不住出手相助，想要保护大家而已。所以只要是经歷大型示威后，他大概都会受重伤。」「我跟他立场不同，许多学生也不追随他，但单纯作为一个人，大家都被他的人格所吸引。男人倾慕男人，或许可以这么说吧。女学生也是，大家都同意大口是现在早稻田中最有魅力的男人。」「那种品德，给人非常男性、拥有包容力的感受，所以这次才会被选为共斗议长啊。早稻田的学生运动有各种派系，没有像他这样的人，肯定无法统合众人吧。」「可是他不知道怎么跟女孩相处。害羞、不会说话又笨拙。即便如此，仍有大量想跟他交往的女学生，不过现在好像还没有特定的女朋友。」

许多学生也表示，「跟其他人〔新左翼党派运动者〕说话，对方根本不听我们说什么。……这点呢，大口就会听我们的意见。」「他是剑道部男子，行为非常端正，光听他演讲，就感觉是个了不起的领袖，因为口吻热情，内容又逻辑清晰。」宫崎学也回忆道，「大口既不粗俗也不都会，是永远站在阵前澈底战斗的类型，不带欺瞒之意，是个让人能够信任的男人。」[41]

宫崎还回想，「〔当时早大的〕青解〔社青同解放派〕的其他成员也有许多大口这种类型的人，深受无党派运动者与普通学生的欢迎。」全学共斗会议的干部会议上，包含「喜好理论」的革马派在内，许多时候各新左翼党派皆会基于自家理论进行抽象议论。根据宫崎回忆，担任大口助理角色的事务局长福田武志曾对众人撂话，「吵死了，闭嘴！少自吹自擂啦！」「我认为那些难懂的理论根本无所谓。如果是有关学费，就是『不要继续从穷人手中拿钱』跟『根本没知会我们』简单两点，就足够了。」[42]

大口接受周刊杂志採访时，如此说明反对学费上涨的理由[43]：「第一，那个学费调涨幅度，大到足以破坏学生的经济生活。即便在今天，早大每年仍有百名学生因缴不出授课费而被开除。文科系入学就得缴纳多达十三万日圆的费用，普通人家的子弟根本无法进入早大。这破坏了教育机会的均等。」「第二，这点与让我们接手学馆的口号有所关联，这次的调涨是在协助文部省反动的产学合作路线，也就是培训具高度技术却不做社会批判的人，我们想批判这种路线。」

第二点的「产学合作」批判是社青同解放派的固有论调，其他的党派也在大学斗争中採用。简而言之就是，大学应当作为探寻真理的学府，现在却遵从垄断资本（产业界）的要求而沦落为「教育工厂」，把学生培训成「心中有日之丸，手中有技术」的「人形机器人」和「劳动商品」[44]。如前所述，前一年的七月，政经学部的新闻学科与自治行政学科被以「就业率太低」为由，遭理事会决议废止。且原本专为在职生设置的夜间部（第二部）也大幅缩小，第二理学部从一九六一年起减招或停招，第二商学部与第二法学部也从一九六五年起减招或停招。而为了配合产业界的需求，一九六四年又新成立教育学部、理学部、体育学科，一九六五年新成立理工、物理学科、社会科学部。担任早大创立八十周年纪念事业后援会长的日本商工会议所会长足立正也强调「业界迫切需要理工类学部加强研究与教育制度，大力培养技术人才。」[45]

学生们的心底确实感受到，早大不断从过往的「在野的大学」，转变成配合产业界需求的人才培训机构。这种为了阻止「产学合作」路线而发起斗争的论调或理论，对于那些不满量产型教育、认定大学应是探究真理的学府、抱持着往昔大学观的普通学生而言，也具有一定的说服力。

27 新岛淳良〈早大民主化への条件〉（《现代の眼》一九六六年四月号）三四—三五页。↺

28 北小路敏〈甦える〝闘うゼンガクレン〞〉（《现代の眼》一九六六年五月号）一二三—一二四页。↺

29 山崎真秀〈早大事件と私立大学の自治〉（《法律旬报》一九六六年四月号）七三页。↺

30 前揭〈孝ならんと欲すればストならず〉三五页。前揭〈早大騒动を里で操る意外な主役〉一六页。前揭稲垣〈「一五○日スト」の提起したもの（上）〉一一○页。↺

31 前揭新岛〈早大民主化への条件〉三六页。共斗会议的资料引自前揭関根〈早大バリケードの思想〉一○七页。↺

32 前揭新岛〈早大民主化への条件〉三六，三八—三九页。↺

33 前揭関根〈早大バリケードの思想〉一○七页再引用。↺

34 前揭徳山〈私が动けば世の中が一人分动くという実感〉八五页。↺

35 〈活気あふるる闘争前夜〉（《早稲田大学新闻》一九六六年一月二七日号）。↺

36 吉丸宪之〈卒业を前にした闘い〉（收录于前揭《早稲田をゆるがした一五○日》）引自二一四页註释。吉丸是后述四年级生联络协议会的议长。↺

37 前揭関根〈早大バリケードの思想〉一○五，一○六页。↺

38 安井．佐藤．稲野．山野．高山前揭〈早大騒动とマスコミ〉五九页。↺

39 〈ワセダ事件をあやつる男たち〉（《周刊サンケイ》一九六六年三月一四日号）一○八页。〈早大事件の主役　大口昭彦议长の素顔〉（《女性自身》一九六六年三月七日号）二八页。↺

40 前揭〈早大事件の主役　大口昭彦议长の素顔〉二八，二九页。↺

41 前揭〈ワセダ事件をあやつる男たち〉一○六页。前揭宫崎《突破者》上卷一四九页。↺

42 前揭宫崎《突破者》上卷一四九，一五一页。↺

43 前揭〈〝庶民の大学〞ワセダの森に〉二五—二六页。↺

44 前揭〈早大騒动を里で操る意外な主役〉一五页。↺

45 前揭大野《全学连》一四九—一五○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