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将聚焦在「越平联」。「越平联」（给越南和平！市民联合）既是在讨论「那个时代」的年轻人反叛时，不可迴避的存在，也被视为是日本公民运动的起源之一1。

越平联本来并不限于年轻族群，而是以广义的公民为诉求对象。然而，在遇上同时期发生的年轻人反叛后，越平联在其中占据了独特的位置。在本章中，一方面将透过检视越平联的发展轨迹，试图更进一步了解年轻人的反叛，另一方面，也将指出这个社会运动的先驱值得学习之处。

越平联是在一九六五年二月，美军开始勐烈轰炸北越（日文称为「北爆」）后成立的。这一年的三月，哲学学者鹤见俊辅与政治学者高畠通敏在东京的展览会会场相遇。高畠通敏曾经在六○年安保斗争时成立的公民团体「无声之声会」担任联络人。他们两人打算联合诸如「无声之声会」等不隶属于任何党派的市民与文化团体，举行反对轰炸北越的抗议活动。

尽管反对越战的舆论高涨，当时的政党或组织却完全没有发起反战运动，这也是鹤见等人意图举行抗议活动的背景。如同在第一章提过，一九六五年八月二十四日《朝日新闻》的民意调查结果，赞成轰炸北越的仅四％，反对的比例则高达七十五％。

经歷过战争的世代占当时人口的多数，而美军轰炸北越的电视报导，刺激了这些人想起自己的战争经歷。作家小松左京是越平联创立初期的核心成员之一，他在一九六六年十月这么写道2：「十几年来没做过空袭的梦，但是从轰炸北越后，梦见好几次空袭，光是我确实记住的次数就至少有两三次。」「越南的惨祸明确地唤起二十一年前的那些记忆……我们绝对相信那无论如何是无条件的错误，从我们的舌根、身体的深处无可抗拒地甦醒过来的战争的『滋味』，使得这份坚信更加无可动摇。」

而在第一章提过，生于战后接受民主教育的年轻人也对越战反感。但社会党或共产党，都没能立即发起反对越战的抗议或罢工行动。社会党实际行动部队的总评等工会，因为劳工在经济高度成长的背景下政治意识低落，而难以发起以政治口号为宗旨的罢工行动。

另外，这个时期适逢反对《日韩基本条约》的抗议行动进入最后阶段，革新派的政治运动都投入这个议题，各个新左翼党派也都忙于反对《日韩基本条约》的抗争行动，因而对轰炸北越的反应较为迟缓。三派全学联于三月三十日发起「粉碎日韩会谈、反对侵略越南全国学生总誓师集会」，但重点还是放在「粉碎日韩会谈」上3。

美军轰炸北越以后，英国、西德、义大利、美国等地皆有数万至数十万人规模不等的反对轰炸北越抗争，但是日本的反对轰炸北越抗争，仅有越南人留学生五十人在二月十三日发起的抗议，以及于二月十五日由沖绳的工会与和平委员会等组织发起约一百五十人的抗议行动4。四月二十四日由越平联发动第一次抗议行动的前一周，日本共产党举行了反对轰炸北越的集会与抗议，但不可否认的是动作确实相对迟缓5。

从六○年安保一路参与过来的如鹤见与高畠等人，犹如鹤见所说：「大家都相当疲惫，都抱有一种想被比自己年轻的人领导的期待。」6作为所谓「年轻人」的候选，三十二岁的作家小田实浮上台面，由他留学美国以及在世界各地旅行的体验写成的《什么都看他一眼》在当时是热门畅销书。与小田对谈过的鹤见打了电话给他，小田二话不说就答应了。虽然小田此前并未参与社会运动，但如同笔者曾在《「民主」与「爱国」》一书中提及，他经歷过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的大坂空袭并倖存下来，越南遭空袭的电视影像因此对他造成刺激。

同样的构想似乎散见于当时的知识分子之间。依据针生一郎的回想，一九六五年三月，针生、鹤见、高畠、武谷三男、山田宗睦、久野收等人在准备出版《中井正一全集》的聚会中，久野便提到为了反对越战「有组织广泛的市民抵抗运动的必要性」、「可以以小田实为中心，应该让运动成为安保条约肯定派也能参加的运动等等」7。

尽管如此，小田在知识分子间的评价未必就好。虽然《什么都看他一眼》一书让小田以行动派作家而广为人知，他却没有社会运动的经验。此外，他虽然在《什么都看他一眼》书中控诉战争的悲惨，却也写下「透过两年的旅行，我的体内多少萌生了民族主义或『爱国心』」的句子8，也因此当时的评论界甚至将他视为「右翼新人」9。

因而在越平联成立时，比起小田，也有支持同世代石原慎太郎的声音10。当时石原是颇受年轻人欢迎的行动派作家，还没右倾化，反倒在一九六○年的安保斗争时，和同世代的大江健三郎与谷川俊太郎等人组成「年轻日本之会」而获得正面评价。石原以自民党身分参选参议院全国选区并以首位之姿当选，是在第五章中描述的一九六八年的变化之后的事。

尔后成为越平联事务局长的吉川勇一，回想参与越平联之前的想法11：「我读了小田的《什么都看他一眼》，但读完后我的感想是，搞不好这是会成为日本新民族主义的人物也说不定。相较之下，我对在六○年安保斗争中创立『年轻日本之会』、写下《太阳的季节》的石原慎太郎反而更有所期待。」

就连拜托小田来担任招牌人物的鹤见，当初对他也没有太多期待。鹤见日后回想12：「没有期待那么多啊。顶多就觉得如果他愿意把名字借给我们就很好了。」

当时小田也没有非我不可的气势。接受邀请的时候，没有料到越战会打那么久，他认为「大概很快就会有人接手了吧，到那时候再退场就好。13」

没有人料想得到，越战在那之后持续将近十年，而越平联则成为留名日本社会运动史的存在。久野收在一九七三年时这么写道14：「越平联藉着号召有志人士踏出的一小步，是一九六五年四月的抗议活动。谁会想到在那之后还持续了八年，壮大成现在的样貌。」鹤见俊辅也如此回想：「最初没想过越平联会那么广泛地传开，毕竟只是因为高畠、我和小田想尽快举办示威游行才开始的。15」

一九六五年四月，鹤见、高畠、小田举办会谈并决定命名为「越南和平市民文化团体联合」。关于「市民文化团体联合」这个名称，久野在几年后说：「这是因为越平联不是由个人加盟，而是採用（像「无声之声会」般）由自立的小团体集结起来活动的组织论的关系。至少我是那么想的。16」

这种小团体联合的构想，吉川推测是曾经担任「无声之声会」联络人高畠的主意17。但日后高畠留学美国，而且随着以年轻人为主的个人参加者增加，名称因而改为「给越南和平！市民联合」。

越平联第一次示威游行在四月二十四日举行，约有一千五百人参加。尽管如此，当初革新阵营并未给予越平联太高的评价。

首先从社会主义者的角度来说，越平联太过稳健。越平联在最初的示威游行中发的传单写着：「我们是普通的市民」、「我们想说的，就一件事，『给越南和平！』」18。而在创立时的三大口号是：「给越南和平！」、「把越南还给越南人」、「日本政府不要插手」。对于社会主义者而言，战争是源于资本主义的矛盾，而且越战是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不批判资本主义或美国帝国主义的运动只是半吊子。

对于加入新左翼党派的人而言，比起「给越南和平！」，被视为英雄的切．格瓦拉所说的「创造第二个、第三个越南！」更能引起他们共鸣。尔后帮忙越平联援助逃兵活动的山口健二，在一九六七年当时是共产主义者同盟ML派的政治局成员，他在日后这么说19：「因为我是格瓦拉派，把越战视为革命战争，当时的想法是要『创造第二个、第三个越南！』，要求『停止战争』很怪，不该要求『美国住手』，而是把美国拖下水后加以打击。」从创造可以打击美国的战场的观点来说，「给越南和平！」的口号毫无道理。

不提日韩条约问题也导致负面评价。反战青年委员会和越平联几乎同一时期创立，其核心成员的高见圭司质问鹤见，越平联是否不碰日韩条约问题时，对「运动将专注于反对越南战争」的回答感到不满。高见认为，日韩条约是日本帝国主义达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后，在亚洲扩张的第一步，鹤见的回答缺少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批判，看起来只是延续以往被动的和平运动20。

越平联的第一次示威游行的号召也以「这场游行，不包含政党、工会」、「这是在文化组织、团体或个人之间相互邀请所举行的游行」为诉求21。初次游行的发起人包括新日本文学会员、也是前全学联委员长的武井昭夫，海神会的古山洋三，电影导演吉田喜重、篠田正浩，作家堀田善卫和开高健，右翼团体玄洋社国际部长的杉山龙丸等人，照小田的说法：「坦白说就是没秩序的大杂烩。」22根据鹤见的回忆，新日本文学会系的左翼作家知识分子，看到参加者的无秩序状态以及玄洋社的杉山龙丸也是发起人之一，便「负气离去」23。

加上包括新左翼在内的学生运动者几乎都没有参加这次游行，参加者似乎以经歷过战争的年长者居多。「无声之声会」创始人小林登美说：「本来希望可以更早一点举办像这样的示威游行。——大家都在等啊。」24，但据她在一九六九年写的文章，这天站在游行最前排的人们是「洗衣店员工」、「高中老师、广告招牌店员工和公司职员」等，「平均年龄约四十五岁」25。

游行结束后，比起抽象性的总结议论，小田认为实务事项比较重要，因此在决定下次游行的集合地点与日期后就解散了。这种重视具体行动胜于抽象议论的姿态，也为日后的越平联活动所继承。

下一个企划，是在五月二十二日与美国加州的和平运动团体，一同举办国际史上同步的示威游行，并发表共同宣言。在英国和迦纳举行的和平运动也参加了这次企划。小田曾留学美国并环游世界一周、擅于英语，这次企划很有他的风格，这种示威方式在当时日本的和平运动界颇为罕见。国际电话的进步与自由化，也是这次活动得以举办的要因。五月二十二日举办的这场示威游行，约有三千人参加，京都的越平联也在这天诞生。

越平联的下一个活动，是在一九六五年八月十五日，租下赤坂王子饭店的大会堂，邀请各个政党、知识分子以及有经歷过战争的人们彻夜进行讨论集会，并且在东京十二个电视频道直播这场座谈。座谈会採用当时在美国刚开始流行的「teach-in」方式，透过电视现场直播的手法则成为尔后「电视直播到天亮」的始祖，这些在当时都是划时代的点子。

来宾阵容也很豪华。自民党派出中曾根康弘、宫泽喜一、宇都宫德马等，社会党派出胜间田清一，共产党派出上田耕一郎等，聚集了各党的中坚以上的成员，此外有作家小田实和开高健，知识分子有鹤见俊辅、坂本义和、久野收和桑原武夫，横滨市长飞鸟田一雄、日后成为神奈川县知事（县长）的长洲一二、前陆军中将佐藤贤了等，跨党派的知名人士齐聚一堂。活动当天负责报到处的，是当时还没成名的山本义隆。山本在一九六六年十月成立东大反越战共斗会议，和越平联是共斗关系26。

有趣的是，当时自民党的中曾根和宫泽都批评南越军事独裁政权与越战。中曾根说：「（南越的）吴廷琰政权像是个疯狂的政权」，而与之对抗的「（解放战线）也未必就全都是共产主义者」、「也有文化界的人和民族主义者」，而以冷战结构解释这个对立的「政策，对美国而言未必是明智的判断。」宫泽喜一也说：「美国经常犯下这种错误」，南越政府「首先就不是我们理解中所谓政府或政权那种东西。」27

其他政党当然都反对越战。尽管当时自民党的佐藤荣作首相已经表明支持轰炸北越，一九六六年时也因《美日安保条约》表明支持美国的越战，然而可能是由于这个时期的舆论反对越战者占压倒性地多数，因而反映在议员的立场，即使是自民党党内，每个议员的立场亦有所摇摆。

这场直播进行到第二部要谈论战争体验，才刚说完要由《山谷回音学校》的作者无着成恭来谈天皇的战争责任时，转播就中止了28。即便如此，越平联接二连三推出过去日本和平运动没有的新点子，因此声名大噪。

从一九六五年九月开始，越平联在每个月的第四个星期六（后来改为第一个星期六）下午，定期举办从赤坂见附附近的清水谷公园走到新桥的游行，这场定期游行直到越平联在一九七四年解散为止，共连续举办了九十七次。在其他地区，例如福冈越平联从一九六五年十月开始，每个月十、二十、三十日定期举办游行而称为「十号游行之会」，京都越平联则从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开始，每个月十日定期举办游行29。除此之外，也会随当时的状况或在国际反战日举行临时游行。

这种定期游行有两个目的。一，游行同时也是开会。越平联的事务所最初是在鹤见俊辅主持的「思想的科学」社，日后则在电影制作人久保圭之介的事务所里租了一间房间，最后则在神乐坂租了块地，但只能容纳十几人的事务所，没办法举行全体会议。

越平联既没有规约或纲领，也没有会员登录制度，市民可以自发性地自由参加或退出。越平联一贯的主张是：「越平联不是一个组织，是一场运动。」30他们当时的想法是：越平联没有「会员」也没有正式的职称，只要个人赞同越平联的主旨并进行反越战活动的话，那个当下，所谓「越平联」的「运动」就成立了。这个尊重个人自发性的想法被称为「个人原理」，并确立于日后的越平联当中。

这个原理，诚如在第十章所述，类似于东大全共斗的主张，并被描述为与共产党金字塔型组织相反，是一种型态不固定的运动体。本书结论将会另行讨论这个原理与时代背景之间的关系。尽管这个原理早有先例，却是直到越平联才让这个原理声名大噪。31

不过对于採用个人原理的越平联而言，在让十人左右处理庶务或举办干事会议（通称为「内阁」）的事务所之外，一个让人们自由发言的定期游行和集会，换言之，一个实行直接民主的场域仍是必要的。在一九六六年以后担任越平联「事务局长」的吉川勇一如此回忆：32

对于完全没有像一般组织那样的组织系统的越平联而言，这个定期游行的功能不可或缺。越平联没有会员制度，既没有选出干部，也没有明文规定的权利或义务。从这一点来说，经常听到有人批评越平联没有责任、缺乏领导力或无政府状态。从既有的组织架构来看或许没错，但作为一个运动的整体，如果缺乏决策机制或领导能力，那运动是不可能成立的。

定期游行出发前，会在清水谷公园召开集会，当场交换情报、沟通彼此的想法、由事务局进行业务报告、然后是行动的提案，决策机能在此实行。虽然有主持人，但发言完全自由，任谁都能自由说话、提案行动，不过只有一个附加条件：提案行动时，提案人一定要亲自执行提案的行动，这被称为「谁提谁做原则」。

即使提了案，赞成的人太少、没办法集结够多的人，运动也无法成立。如果提案能唤起人们的共感、够多人赞同的话，那就会作为越平联的运动推行下去。领导者并不是由在组织里干部的地位或在社会上的头衔来决定，是由人们对提案行动的认同，以及在那行动中，那个人的资质与实践来决定。这是一种直接民主主义、参与式的民主主义。与此同时，这个定期游行和发行月刊新闻一样，是让运动有最低限度的持续性与连续性的保证。无论运动在什么样的退潮时期，这两件事都维持不变。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越平联都有举办定期游行。位于大坂的关西越平联就因担心运动成为千篇一律的行动，便採取若要举办游行就尽速发动游行的形式，避开定期游行的做法。33

但那是在成员彼此多半认识的地区性团体才有可能。定期游行的第二个目的，是为了在那个没有群组信也没有网页等联络手段的时代，能够藉此齐聚分散在如东京这种大城市里的人们。一九七○年左右，越平联的学生参加者这么批评：「什么定期游行，不就千篇一律吗？我们靠口耳相传联络就迅速集合。这种不就是自发性吗？」而小田如此回应：34

像你说的那样，同伴可以马上集合起来是一件很好的事啊。但要怎样才能让一般的市民知道游行呢？如果是学生，在校内拿一个看板站着，大家就知道了，但我们没有办法传达给公司职员或OL。更何况，我们也没有什么会议。

那不然就在每个月固定的日子里，只要到那个地方就有人在，为此才想出定期游行的啊。如果你说这会让活动千篇一律，那就提出更好的替代方法吧。

越平联的下一个企划是在美国报纸《纽约时报》刊登反对越战的意见广告。刊登全版广告所需的资金为两百四十万日圆，以提出这个点子的开高健为「谁提谁做」的核心，由知识分子们担任发起人向一般社会大众募款。无论是在《纽约时报》刊登广告或募款，都是在过往的和平运动中未见的做法。

开高与同世代的永六辅等人，为募款活动四处奔走。少年杂志《Boy’s Life》来邀稿，由于当时的事务局长、电影制作人久保圭之介提到募款活动，因此也收到来自国高中生的捐款。若把街头募款算在内，捐款人数约两万人，把款项送到越平联事务所的约有两千人。越平联事务局将《纽约时报》的影印版送给知道姓名的捐款人，据说光是这个发送就花了一个星期。35

这个时期的越平联，已经渐渐聚集了直到最后都扮演越平联核心人物的人们：小田实、鹤见俊辅、鹤见良行（俊辅的表弟）、武藤一羊、吉川勇一、古山洋三等。另一方面，也有些人虽然日后仍保持合作关系，但已经退居幕后，如开高健、小松左京、永六辅等，以及和小田同世代、在二战败战时十岁出头的「少国民世代」的作家们，还有久野收、丸山真男、桑原武夫等鹤见俊辅的知己、较年长的知识分子们。

一九七一年时，吉川勇一说：「大部分从一开始就参与越平联的人们，很多是昭和六、七年左右出生。小田是昭和七年，开高、武藤一羊、古山洋三还有我是昭和六年［开高其实是昭和五年生］36。」小松左京是昭和六年生，永六辅则是昭和八年出生。

这个世代出生于一九三一年的满洲事变发生前后，日本战败时大约十几岁。他们小时候被迫接受军国教育，作为皇国少年迎来战败，是一个在青少年时期亲身体验过价值观的骤变和战败后的饥饿、空袭等恐惧的世代。这个世代在一九七○年代左右，在媒体上被称为「昭和一位数」i世代37。

参加初期越平联时为三十岁前半的「少国民世代」，以小田、开高、小松为首等人都经歷过空袭，那段记忆受到轰炸北越的刺激，成为参与越平联的一大动机。而久野、丸山、桑原等较为年长的知识分子，则因在战前没办法进行有效的反战活动，那悔恨成为他们战后活动的原动力。

败战时三十岁以上的丸山和桑原，在战争结束后十分活跃。另一方面，小田、开高、小松等人则是在六○年代、他们二十岁后半以后受到文学界的认可。一九三○年出生的野坂昭如也是这个世代，经歷过神户空袭的他以《萤火虫之墓》广为人知。野坂也参与了越平联的募款，他初期的代表作品《美国羊栖菜》则是以越平联首位事务局长的久保圭之介的经验为蓝本38。

可以说越平联是以鹤见俊辅为首、败战后活跃的年长知识分子与当时年轻一代的小田及其同世代作家，以战争记忆为共通轴线而开始的反战运动。初次游行的参加者平均年龄为四十五岁亦可为一佐证。

《纽约时报》的反战广告于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六日刊载。背景是老鹰和鸽子的画，文章则由桑原、久野、丸山、开高、鹤见俊辅、鹤见良行、城山三郎、木下惠介等人起草，罗列了「（美国）在亚洲最好的朋友是日本人」、「要求重省美国的越南政策，是日本人跨越所有政治意识形态与信仰的意见」、「在中国十五年惨痛的战争结果，我们领悟到靠武器是无法赢得民心」等字句。39

文章除了起草人皆有经歷过战争的共通点以外，还表达没有意识形态色彩或对美国反感的立场。在一九六五年十月发刊的机关报《越平联新闻》，一九六六年五月号里写着：「去年越平联创建时，特别强调『不得反美』。」40

反战广告刊出后的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号（第二号）这么写着：「（对反战广告的文章）有各种批评是理所当然，批评太温吞啦、该用更直接的说法啦、没有陈述任何理论啦等等」，「当然身为日本人的我们还有更多想说的，但，我们更担心因为这样失去任何一位读这篇广告的读者」41。

对于广告效果的意见也出现分歧。《周刊新潮》在美国的採访报导，介绍了有钢琴老师因为广告是老鹰和鸽子的画，还以为是「鸟类图鉴还什么的发售广告」因此根本没有细读内容，以及广告公司的调查部部长表示：「对于在思考怎么解决这场战争的大人来说，广告所传达的内容太浅薄，尽管那可能是为了避免引起反感」等案例，指出广告几乎没有达到应有的效果。42

另一方面，《越平联新闻》上则刊登了来自美国和平运动家的信，写着：「这个广告给予我国参与和平运动的人们非常大的鼓励」、「这个看似不起眼的广告肯定会渐渐产生足以改变美国政府政策的巨大力量」等。43《越平联新闻》事务局表示：「（广告）引起巨大的共鸣。令人惊讶的是，美国人至此都认为我们日本人是支持美国的越南政策的。」44汇整日本或美国捐款人获共鸣的意见的书《唿唤和平的声音》也在日后出版。45

即使在前述《周刊新潮》的文章里，认为「内容太浅薄」的广告公司调查部长，也承认「要说我自己学到什么，则可以说是日本人似乎相当关心越南的事」46。由此可见，至少在宣传日本国内反对越战的舆论很强这点，广告应该有达到一定的效果。

直到这次的反战广告付款活动，都是由久保圭之介担任越平联的事务局长，而开高则是帮忙四下奔走。广告见报以后，尽管结束「谁提谁做」任务的开高回归作家的活动，过于热中越平联的久保却因破产而无法回归电影本业。因此吉川勇一从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以后，取代久保成为事务局长。

吉川的经歷容后再述，原本是共产党员的资深社运分子的他，担任事务局长直到越平联解散。鹤见俊辅日后如此描述吉川：「吉川是非常有能且能处理各种事务的人。他担任事务局长以来，不止会计帐簿上有确实记帐，寄信用的通讯录管理、集会游行的申请和集会场地的预约等，总之全部都处理得很妥当。」「虽然小田的演讲很受欢迎、也能赚钱，但记帐之类的完全不行（笑）。就因为有小田和吉川两个人，越平联才有办法顺利运作。」47

根据吉川的回顾，他担任事务局长以后，首先处理日记和帐簿，接着制作意见广告捐款人的名簿，响应募捐的信，必定亲自书写比来信更长的回信。据吉川所说，只要这么做，「收到回信的人会确实地成为越平联的稳定支持者。越平联最初是由经歷过战争的文化界人士为中心成立的组织，事务所里几乎没有年轻人。只要在回给年轻人的信里，补上一句『要不要找个时间来帮忙一下呢？』，收到信的年轻人就一定会来，不知不觉就会定期来事务所里帮忙。」48吉川的这种实务能力，搭配小田的魅力，让越平联开始获得年轻族群的支持。

只不过，因为越平联没有设下固定职位，久保和吉川的「事务局长」的称唿也只是通称。进出越平联事务局的年轻人们把越平联代表人物的小田称为「天皇」或「小田天」，称秃头的吉川为「侍从长」或「秃头BOSS」49。

就这样，越平联为组织论或运动型态带来新的构想。然而，初期的越平联，被视为是由经歷过战争的文化界人士为中心、稳健而无明显思想色彩、只不过是个把从自民党到共产党都有的反越战情感直白地表现出来的和平团体。诚如初期越平联集会游行时唱的「和平颂歌」歌词：「在桥下生活的人／在美丽丘陵上生活的人／都能在和平中安稳度日／是最棒的」，看不出有阶级斗争的倾向50，更不用说与武斗棒和头盔有什么关联。

这种初期越平联的性格，似乎也反映了小田想吸引厌恶左派色彩的「普通市民」的意图。他在一九六五年八月的研讨会中这么说：「看过我们的宣言就知道，我们没有使用『帝国主义』这种词汇来批判（美国），也没有使用『侵略』的字眼。那是因为在我的计算里已经考虑到使用这类词汇会带来反效果。」51

小田在这场研讨会中，批评日韩条约和沖绳问题等的集会游行都已经「带有色彩」、「只有同温层参加」。又说就算有赞成日韩条约却反对越战的人也没什么不对，表明「反对将日韩与越南问题绑在一起」52。他的想法是，如果反对越战的目标明确，其他部分有不同想法也没关系。小田并未涉入过去的社会运动，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可以说他对过往运动的违和感，也反映在越平联的样貌上。

初期越平联核心人物的年长知识分子或「少国民世代」的作家也有相同倾向。依据阿奈井文彦的回忆，久保圭之介说着自己的战争体验、热中于越平联的活动，但并没有特别支持解放战线和北越，他说过：南越政府军或解放战线「谁输谁赢都不重要」53。

一九六五年八月十五日的彻夜讨论集会虽然手法崭新，但从邀请自民党到共产党参与第一部的人选，乃至安排发表战争经验的第二部这点来看，也表现了当时越平联的个性。关于这个讨论集会，一九六五年八月下旬越平联事务局有此描述：「我们在越战如火如荼间，迎接战后二十年的八月十五日」、「没有经歷过战争的年轻世代，已经占了日本国民的半数以上，能够提供这个世代静心思考战争与和平的意义、以独立自主的态度做出选择的判断材料，我们格外感到喜悦。」54

即使是前共产党员的吉川勇一等人，也以他们自己的方式肯定初期越平联的姿态。由于越平联没有纲领也没有规约，个人自由参加、自由离开的原则，让武藤一羊、饭田桃、栗原幸夫等被共产党除名或退党的人也得以参与。脱离共产党的浅田光辉，在一九六五年夏天这么说：「亲身体会过（与党中央意见不合就排除在外的）共产党那种无益特性的知识分子，多多少少都参加了越平联。」55

吉川肯定初期越平联的姿态，似乎是因为在共产党「无益」的体验56。吉川曾在一九六五年四月以遭共产党除名的人为中心召开反越战集会，他「觉得如果只有以被除名的共产党员为中心的运动也不对」时，越平联成立，「这得大大给予喝采」，因此被问要不要接下无给职的事务局长一职时，他便爽快地答应。关于越平联初期没有着眼于《日韩基本条约》或安保，吉川有如下回想：

那时越平联是以反越战运动为起点。如果召集人或干部那票人擅自决定将《日韩基本条约》或安保放到口号里，我觉得那是违反运动里的民主主义。

换句话说，一旦确立某个目的后邀请人们来参加运动，运动就应该聚焦在那个目的。如果想搞其他的目的，弄个新的另外号召就好。所以在越平联里提案子说：「接着来搞反对《日韩基本条约》的运动，赞成的人在几月几号召开集会」，这完全没问题。但如果在以反越战运动出发的越平联整体之上，擅自加一个反对安保或《日韩基本条约》的口号，那就是违反和那些聚集而来的人之间的约定。这是我的理解。

吉川同时也说：「虽然在六八年以后，因全体的认识产生变化的关系，也开始关注安保」，关于这点待后详述。无论如何，像吉川这样的前共产党员也因为经歷过共产党「干部那票人」「由上而下」地将运动方针强迫让人接受的苦涩经验，可以说是在「运动里的民主主义」这点上肯定了初期越平联的姿态。

另外则是当时日本政府并没有明确支持越战，越平联没有去抗议让美军基地驻留的日本政府，也没有批判受惠于越战特需的日本经济界。换言之，对于日本是越战加害者的看法并不明确。

毋宁说，当时的越平联是着重于阐述倘若越战发展成美中战争、日本将被卷入战争的危险性与受害者意识。为了在《纽约时报》刊登广告的唿吁募款文章中也写着：「反对杀人的人、不赞成越南战争的人、不想要日本人也被卷入其中的人、认为那个国家的事就该让那个国家的人决定的人，请把上澡堂找的零钱捐出来」57。

广告刊登后，《越平联新闻》刊出鹤见良行的文章：「打算刊载这则广告时，我们心底想的是，我们无法忍受无辜的越南人们被美国制的武器杀戮，以及不能接受我们日本人被卷入这场毫无道理的战争。」58在前述一九六五年八月二十四日的《朝日新闻》民意调查中，百分之七十五的人反对轰炸北越，与此同时，百分之五十四的人「担心日本也被卷入战争」，百分之十七的人则「完全不担心」，如此民意倾向也诚实地反映在越平联上。

《纽约时报》广告拟稿人之一的桑原武夫，在一九六五年十一月的《朝日新闻》投书：「虽然指责日美政府也是一个方式，但目前看起来没有实际效果。我们并不反对採用那种方式的人们，只是我们认为也应该尝试藉由市民对市民坦率地唿吁，诉诸美国民意的做法。」59尽管无法得知这是不是整个越平联的共同意见，但确实是其中一位广告拟稿人的想法。

也因此，警察对于初期的越平联也没有太强烈的警戒。刊载于一九六五年《越平联新闻》上的一则来自长野县的市民投书，当他们在街头募捐的时候，「我们站的位置前方有派出所，相识的一位警察拿了向同事收集来的十圆硬币，用一副像是在说『我捐钱的话会带来好运喔！』的表情」捐了一笔钱。60

捐款的人们从老人、家庭主妇、公司职员到小学生等，年龄和思想倾向不一，大抵来说没有什么强烈的思想色彩。一九六五年的《越平联新闻》刊载了一篇投书说，也有人是「因为这不是由政党推动的关系」而捐献款项。61保守派的评论家会田雄次也在周刊杂志的採访中这么说：「我也有捐钱。但是说得不好听一点，大概像是在玩游戏的那种感觉喔。」62

也因此，新左翼对越平联诸如「知识分子的越南游戏」、「贩卖廉价赎罪券」的批评从未间断63。越平联日后的活动，包括一九六六年十月邀请沙特和波娃（Simone de Beauvoir）举办研讨会；一九六七年一月举办美国反战歌手琼．拜亚（Joan Baez）见面晚会；一九六七年四月在《华盛顿邮报》刊登反战意见广告；一九六七年八月，当代艺术家冈本太郎以独特的字体为《纽约时报》ii上的意见广告写下「勿杀」题字，和田诚（「hi-lite」香菸盒的设计师）则设计了反战徽章来做贩卖，尽管内容十分多样，但都被视为温和且充满文化性质的活动。64

媒体也将越平联视为没有政治色彩、稳健的和平团体。一九六九年的某篇评论指出，直到后述一九六七年十一月的援助逃兵活动开始前，「媒体认为越平联是教养丰厚的日本进步派文化界人士与国际文化界人士一起开朗地、认真地思考反战的团体，看起来像是聚集了老实的年轻人们的团体。」65

另一方面，左派色彩强烈的政党或个人则认为越平联太软弱。据小田所说，越平联当时「以展现新形式的和平运动而成为话题，同时也被认为是富裕『小市民』犹如游戏般的和平运动，而招来不少反感」66。一九六五年的《越平联新闻》也刊登了一封信说，一位想要募款的护士被友人批评：「越平联没有在追求所谓的真理，而是商业新闻式的、流于情感的做法」67。

特别是对共产党而言，越平联并未批评越战是「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再加上遭共产党除名的人参与其中的关系，而对越平联採取批判性的态度。

如前所述，越平联首次集会游行的发起人里，包括新日本文学会的武井昭夫。由于新日本文学会有许多遭共产党除名的前党员作家，被共产党视为一种反共团体。而以吉川为首，遭共产党除名或脱党者加入越平联，共产党有将这类除名或脱党人士视为伪「左」反共分子（共产党系的写手称之为「『左』右」）的倾向。

因此，共产党机关报《赤旗》在越平联创立后的一九六五年五月十一日号，刊出由上田耕一郎写的文章〈论「给越南和平！」的口号——滥用大众和平愿望的修正主义者的意图〉，其主旨是，不批判美国对越南的侵略、只高唱「给越南和平！」只不过是「转移越南问题真正的本质」。同一个月二十三日，刊载作家霜多正次所写的〈针对「给越南和平！」的疑问〉，主张「我们该说的不是『给越南和平！』，而是『美国把手抽离越南！』、『从越南滚出去！』」68。这些很显然是在暗地里批评越平联。

到了一九六七年，原遭共产党除名的人加入越平联的倾向愈加明显，共产党派系的评论者也就指名批评越平联。共产党系的杂志《文化评论》一九六七年七月号，刊载一篇批评越平联的文章〈「越平联」的思想〉，其主张是，越平联有「日本共产党放逐的『左』右反党分子流入」、「他们正意图将『越平联』运动化为中伤与攻击日本共产党的舞台。」69

而讽刺的是，遭共产党敌视的新日本文学会也在首次集会游行后与越平联分道扬镳。曾经是新日本文学会会员的针生一郎，日后有此陈述：

越平联最初的行动是那年（一九六五年）的四月二十四日，在清水谷公园的集会与游行，我也参加了那场行动。小田在那场集会中强调，越平联是「一般市民」的「兼差式的运动」，没有会籍，任何人都能参加。……包括我在内，一些经歷过六○安保斗争之前、共产党系运动的人，都觉得这种「市民运动」是「微温的」、没什么可取之处。

接着在同年六月十五日，在几名知识分子的号召下，社会党与共产党两党、总评．中立劳联、市民文化团体等自六○年安保以来首次组成了反越战统一行动。如此一来，我所属的新日本文学会等，也渐渐认为像这种以劳动阶级为中心、既有的组织也都参与其中的共同行动才是最重要的，而越平联甚至避免将越战称为「侵略」，有其市民主义的极限。结果是会员个人参加姑且不论，但组织整体对越平联提供的协助就此中断。70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一日，在总评的号召下，约五百五十万人参与反越战统一罢工，而十月二十一日则定为「国际反战日」。在这种动向当中，像越平联这种「微温的」、弱小的市民团体，被判断为不值得支援也无可厚非。就更不要说对新左翼党派而言，越平联并不值得一提。

除了有这类批判越平联的声音外，《越平联新闻》一九六六年二月号刊载一篇投稿：「越平联创建时，以不问思想为何、是一个反越战者的集合为号召，但现在不就相当『左倾化』了吗？」71这个被来自左、右两侧的批评夹击的倾向，往后也一直伴随着越平联。

之所以出现前述「左倾化」的批评，是因为在一九六五年十二月，越平联举办了名为「越南，今后我们该做些什么」的研讨会，会中讨论了当下活动的问题点，以及往后活动的方向性。这场研讨会的概要，刊登在《越平联新闻》一九六六年一月号，当中指摘了「从去年秋天以来开始浮上台面的运动停滞」，并讨论了「市民得以任意参加的运动团体在组织上的问题」。72

一九六五年二月轰炸北越以来，媒体也连日报导越战，唤起一般市民的关心。但到了一九六五年后半，媒体的报导减少，越平联主办的定期游行也只有一百余人参与。如前所述，越平联从一九六五年九月开始举办定期游行，参加同年十一月定期游行的高中生说：「报纸上越南的报导从头版移到第三版，标题也逐渐变小，之所以不太在乎这些变化，是因为对越战感到厌腻了。」73

游行参加者也以「我们只不过是『消费者』吗？」为题，做了如此陈述：「偶尔出门参加『越平联』那样的市民集会，在那边却发现自己只是旁观者，因而只是感到更深的疏离感罢了。」74

在各地创立的越平联也出现停滞。京都和伊那谷已经有越平联成立，但根据一九六五年十一月的《越平联新闻》，在一九六五年五月成立的京都越平联有以下回报：「危机在八月到来。一名核心成员表示过劳，负责打杂的学生回乡探亲了。现在就连通信费都缴不出来。」75

京都越平联是在东京越平联创立约一个月后成立，最初的抗议轰炸北越集会聚集了约两百人，尔后大约每三个月一次，邀请两到三人的讲师召开集会，但「如果是有名的讲师，参加者会多一些，反之则参加者并不多，在这个状况下，组织渐渐衰退，陷入僵化的情形。」在京都大学人文研究所的饭沼二郎等人的提倡下，举行定期游行，但人数始终在十至二十人之间，「缩小成少数人的街头行动，这种会也没什么意义」等意见也很有力。76

结果在一九六五年十二月的讨论中，浮现「如果媒体疏于报导或无视『越南』，那这运动便失去本身的内在根据，无法走出感伤主义的范畴」，或「藉着个人勇气支撑的口碑与经济上的负担，活动一路办到现在，但如果不能确立可以吸收那些经验与成果的组织，活动整体只随着发散式的想法进行，终究会结束」等意见77，指出没有组织也没有纲领、只仰赖每个人自发性的运动终究有其限制。

最后这场讨论由「海神会」的古山洋一下了折衷的结论：「行动的形式以任谁何时都能参加为目标，但在心理准备上则採取强势姿态」，并暂告一段落78。但也有些人将这个结论视为「左倾化」。

如后所述，越平联尔后也并未走上犹如既有政党般的组织化路线，而是继续维持尊重个人自发性的路线。然而，运动的停滞倾向并未改善，东京越平联的定期游行，到了一九六六年二月只剩约五十人参加79。一九六六年三月的《越平联新闻》刊登了重考生的投稿，表示他到清水谷公园打算参加越平联的定期游行，「参加人数少得令人惊讶」80。

吉川勇一在几年后，对这个时期的事有如下陈述：「人数减少所以被说是低潮期，我想大概也没错，但感觉有持续下去才是最重要的。」81然而，虽然这只是一种假说，但如果越平联没有遇上尔后的年轻人们的反叛季节，可能就作为一个稳健的和平运动最后自然消灭。

不过越平联的活动，从一九六六年中期以后渐渐产生变化。在六○年代末年轻人们的反叛时期中，其存在将占有一个独特的位置。

让越平联获得转机的其中一个契机，是在北越首都河内被轰炸的隔天，一九六六年六月三十日，以非暴力直接行动的方式在美国大使馆前静坐。下午两点，鹤见俊辅等七人，在有约三十名警察机动队戒备的美国大使馆前集合并在正门前静坐。他们立即被机动队带走并在口头训诫后释放，其后下午五点有十五人进行第二次静坐抗议，七月二日和九日也发动相同的抗议行动82。

其实这场行动，从一九六五年底就开始策划了。这个时期以后，越平联内部设立了「非暴力反战行动委员会」，并在一九六六年二月就私下开始「号召」83。当时决定的是，如果发生下列任何一项情况，隔天就到美国大使馆前静坐抗议：（一）美国对北越宣战并实行登陆作战；（二）美国使用核武；（三）美国轰炸北越。

依据东京都的公安条例，举行抗议必须在七十二小时前向公安委员会提出申请并获得许可，因此在北越遭轰炸的隔天进行抗议行动，代表行动是违法的。因此在「号召」时便表明：「有可能会成为处罚的对象」、「觉得被警察逮捕会造成不方便的人，不要加入同伴的行动，请站得远远地、装成路人，成为这场行动的目击者」，同时也载明：「请不要携带伤人的工具。我们的抗议，打算採用不诉诸暴力的行动方式。」84

这种非暴力直接行动，是学自美国的运动。如同在第十四章所述，越平联在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邀请美国的和平运动家拉夫．费德史东与霍华德．津恩访日，在越平联干部的陪同下，从北海道到沖绳进行全国巡迴演讲直到六月中旬85。这些美国的运动人士，主张依情况不同，即使是非法也要透过非暴力直接行动让人们觉醒。

尽管是非暴力，但对越平联来说，不惧採取非法行动也是一种跃进。吉川勇一日后表示，之所以有不惜採取违法手段的觉悟，也要援助逃兵逃到国外（后述），是因为在那之前越平联就已经有不畏惧採用非法手段进行直接行动的思考方式86。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一日到十四日的举行「给越南和平！日美市民会议」加快了越平联的变化。十四日聚集了约一千四百人，是这个时期越平联规模最大的集会87。诚如《越平联新闻》所载：「涵盖我们无法忘却的广岛、长崎之日，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之日」，这个会议日期的选择，反映了经歷过战争的年长者的想法88，只不过这场会议的内容，则超出他们的想法。

这场会议的发言人，日本方面除了鹤见俊辅、鹤见良行、小田实、古山洋一等越平联的核心成员以外，还有丸山真男、日高六郎、久野收、竹内好等学者，以及离开共产党的结构改革派安东仁兵卫、饭田桃、鹤见俊辅的知己也是中核派干部的北小路敏等，共有六十一人与会。而美国方面则有霍华德．津恩等和平运动人士和学者等九人，另外还有来自法国、英国、加拿大、印度、巴基斯坦、苏联、阿根廷等和平运动人士与作家、编辑等约十五人以观察员身分参加89。

在这场会议中，发起用以对抗日美国家间条约的「日美反战和平市民条约」，决议可以个人资格署名并参与条约。在该条约中写着：「美国政府无止境地使用军事力量侵略越南，而依据一九六○年的《美日安保条约》，日本政府亦协助美国，侵犯越南人活着的权利」。连署人则立约表示，为了（一）拒绝大规模杀伤武器、（二）拒绝战争教育及战争宣传、（三）撤除设于亚洲的美军基地、（四）反对以美日军事同盟支配沖绳，将採取非暴力直接行动或抵制美国商品等个人层级做得到的行动。90

这个市民条约明确地批判美日政府和安保条约，并抗议美军支配沖绳，其背景是于一九六六年五月，日本的外务大臣椎名悦三郎表明，日本政府将依据《美日安保条约》支持美国的越南政策，以及美军的战略轰炸机，是从美军统治下的沖绳空军基地飞往越南执行空袭任务。

在这种情况下，小田在这场会议的开场演说中明白地说：「日本国民不是中立的，我们很明白地是站在协助美国的一方」91，而到目前为止的日本和平运动都是从「被害者经验」的立场诉求反战，既然日本政府支持越战，小田表明：「我承认自己是加害者。」

不过小田所提起的议论，如同在第十四章所述，是强调「被害者」与「加害者」的重层性。根据小田的说法：「只要没有确立个人的（反战）原理，自己势必因国家的命令（身为士兵）开枪」、「在那种情况下，自己是站在加害者的立场。但与此同时，自己也是国家的被害者」。国际间也认为，从属于美国的「日本站在被害者的立场。但面对越南时，日本则是站在加害者的立场。」

既是被害者，同时又成为加害者。为了突破这个状况，小田说：「不是从被害者的立场来讨论，而是警惕自己有可能成为加害者，同时对国家权力这个加害者，我们必须做出明确的反击。」

这个市民条约和小田的「被害者＝加害者」论，给越平联乃至日本的和平运动整体带来划时代的变化。越平联创设时，对美日政府或安保条约的批判很薄弱，运动也是从战争被害的记忆出发、扩大到越战，并且担心日本会被卷入战争、成为被害者，但在此却展现了「被害者＝加害者」的重层性，以及必须对在那状态下逼迫个人的日美国家「予以反击」的姿态。

诚如第一章和第十四章所述，这似乎也是小田为了将运动拓展到没有战争受害经验的年轻世代的一种战术。在前述一九六五年八月的研讨会中，小田主张，战后日本的和平运动是以被害为核心的战争经歷为原动力，但这有「无法引起下一个世代共鸣」的弱点92。

这个变化也反映在对越南战争的新闻报导和舆论的变化。《朝日新闻》于一九六七年刊登本多胜一的现地报导「战场之村」，引起反响。在这篇报导中，本多胜一将利用越南特需获得利益的日本形容为「死之商人」，他这么写着：「在越南人的眼中看来，很难完全相信那些从支持美国的战争的体制中『施予小惠』的人们，是再理所当然不过的。……在反对美国轰炸北越之前，支持轰炸北越的日本政府更应该被视为问题。」93

然而在一九六六年的夏天，越平联仍旧没办法拭去文化界人士的稳健运动的色彩。日美市民会议之后，浅田光辉说，无论哪个先进国家，伴随着资本主义的高度化，既存革新政党或工会也会官僚化和纳入体制，未组织的劳动者或学生、市民、知识分子等则在议会制民主主义的框架外，举行街头游行或集会等新左翼运动，日本的状况也相同，「越平联的运动也完全是同一个潮流」。94

但浅田又说：「作为新左翼的越平联，相较于欧洲或美国的新左翼运动，有个巨大的差异：这个运动几乎没有学生积极参加。」日美市民会议的日本方面的六十一名与会人士中，「学生只有三人，其中一人是大学生，其他则是高中生与预备学校的学生。」

浅田接着说：「学生中战斗性的部分，对这个运动几乎没有什么关注，而这不免让人感到，越平联的气氛本身有什么让他们提不起兴趣。」浅田举了一个例子是，日美市民会议中，针对较激进的市民条约，有人主张「这会缩小连署人的范围，不再是任何反对战争的人都能连署」，这与共产党以「破坏一致」为由，切割激进学生运动的那种「一致的逻辑」没什么两样。

另外也有人提出相反的批评。桑原武夫虽然参加了日美市民会议，但却拒绝连署市民条约。如前所述，桑原对抗议日美政府一事抱持怀疑态度，而且也反对束缚个人的「誓约」般的东西。他在市民会议主张，「越平联在创立时，拥有某种类似余裕的东西」，但「现在余裕主义正在转换成道德主义。95」

拥有战前和平运动经验那个世代的知识分子，大概都反对越平联转向激进。参加了日美市民会议的语言学学者新村勐，在会议上有此发言：「我和久野（收）曾在战前一起参与过抵抗法西斯战争的运动。现在感到后悔的是，如果当时有和更为稳健的人合作就更好了。如果只有自己做，很容易太过认真，渐渐就变得太激进。那结果就是陷入孤立无援，并就此告终，我就是亲身经歷过这种苦涩经验的其中一人。」96

如前所述，久野收对越平联的构想是：赞成安保条约的人也能参加的反越战运动。久野收在一九六七年十一月的周刊杂志访谈中这么说：「越平联的活动不是政治活动，是没有力量的市民表达抗议的心声，收到这个心声后，思考带来和平的具体方式，是政治家的工作。」97

另外，旁听会议的新左翼党派的学生，对着小松左京抛出「这太温吞了」、「什么市民条约只是在玩吧」等发言。但小松左京说，美国方面的与会者认为反越战运动充其量只是和平运动，「对于日本学生的发言经常把反越战和革命绑在一起想，有点令人吃惊。」98

还有人从不同角度批判与点出问题。依据鹤见良行，参加会议的丸山真男提出疑问：这个市民条约，「是日本市民与美国市民，作为两个集团交换的条约，还是说，这是日本与美国的个别市民的连署，并依之生效的宣誓的堆叠？」99

鹤见良行针对这点，一方面阐述原则指出，越平联不是组织，是基于个人自发性的运动体，而立基于这项个人原理，「连署人每一个人都不能代表不特定多数的『我们』，只能代表『我』」，另一方面也指出，随着这项连署运动进行，「越平联不得不正视要如何统括这个反国家权力的市民团体等组织化问题。」100随着运动扩大，组织化与个人原理之间产生的矛盾，是日后也无法摆脱的问题。

即使有这些批判，日美市民条约与「被害者＝加害者」论仍是越平联与日本和平运动的转捩点。年轻人的加入也是给越平联带来的变化之一。尽管浅田曾批评越平联几乎没有年轻人参与，一九六六年到六七年初始的《越平联新闻》记载，越平联的「事务局大半都是十几、二十几岁的年轻人。」101这也可以说是前述吉川努力的成果。

事实上，参加集会或定期游行大多是年轻人。当时的《越平联新闻》记载了「学生压倒性地多，超乎我们的预料。令人感觉到将来与市民连带的困难处」、「越平联明明是号召一般市民参与，但令我失望的是，无论如何都还是学生居多。」等意见102。

虽然越平联号称市民运动，但在周休二日尚未普及的当时，星期六举行的定期游行，很难动员上班族和家庭主妇，也因此，学生的比例自然会偏高。在一九六六年至六七年的《越平联新闻》上，也有来自上班族和家庭主妇的投书，希望可以将定期游行和集会办在星期天103。

但只要阅读机关报就会发现，说是年轻人，高中生或重考生的投书比大学生来得多，可以推测越平联吸引比较多年纪较小的年轻人。事务局似乎也是同样状况，一九六七年二月的《越平联新闻》有「考试期间，事务局显得比较冷清」的记载104。《越平联新闻》上也有大学生的投稿，但与新左翼等比起来，显得比较温和也较没有意识形态的色彩，即使在日后支持越平联的族群拓展到学生，这个倾向基本上也没有改变。

因此，中核派的北小路敏等人，形容越平联是「隧道」，意思是，「没有染上政治色彩的年轻人」首先会加入越平联，而不满于越平联没有稳固确实的主义和路线的人，便会加入新左翼，换句话说，就是在加入新左翼前，「先通过越平联这个隧道」的意思105。这个「越平联隧道论」，不时就会被提起。

然而，年轻人带来的活力，与非暴力直接行动以及提倡「被害者＝加害者」论，共同改变了越平联的性格。一九六六年十月，以「聚集在越平联事务局的高中生、预备学校学生、大学生为中心」的「多半都是十几岁的青少年们」设立「给越南和平！青年联合（俗称Young Beheiren）」106。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作为国际共同行动，号召「给越南和平！抗议的十天」，小田和古山等年纪较长的人，在曾是美日开战之日的十二月八日清晨，以「回想二十五年前，稳固对和平的誓约，表达对越战抗议的意志」为主旨召开集会107。另一方面，没有「二十五年前」的记忆的Young越平联的年轻人们，则在十二月十日聚集在横须贺的美军基地，发宣传单给美国士兵108。

美军约莫出勤六个月就会有一星期的休假，而在越南作战的士兵通常都在日本的美军基地度过假期109，越平联以这些士兵为对象发放传单，内容是关于良心拒服兵役或逃兵等鼓励反战的行动。

年轻人也参加了十二月八日的集会。制作传单的是鹤见俊辅、鹤见良行和武藤一羊等人，而栗原、吉川、武藤等人也加入在横须贺发放传单的行动，两者之间没有对立而是合作关系。但是战后出生的年轻人，对于年纪较大的人们那种基于战争记忆而发动的反战运动，仍有无法产生共鸣的部分。

例如一九六七年三月在国铁劳动会馆，来自各地的越平联成员的讨论会中，一位大学生这么说：「至今的『反战逻辑』都是基于大家各自的战争经验所构成。我们这个没经歷过战争的世代，也必须找出我们自己的『反战逻辑』。110」另外在《越平联新闻》一九六七年九月号刊载了女大学生的意见：「我不知道战争是什么」、「我觉得自己与越平联战中派的大人们之间有隔阂」等111。

而对留在日本的美军士兵发反战传单的点子，来自接受日美市民会议邀请来访的美国和平运动家，其中一人表示：「士兵是错误政策的最大牺牲者，因此更必须影响他们。112」因此，一九六七年十月，反战非暴力直接行动委员会（前身为六月在美国大使馆前静坐的非暴力反战行动委员会）开始对美军士兵发反战传单。

这个委员会发表的唿吁文章「站出来组织不服从行动吧」当中写着：「我们每个人都是加害者」、「政府谨慎地说，日本不应该继续採取中立立场。资本家从这场战争中获取利益。日本几个工厂不断地制造军需品，并送往越南」等，发传单给美国士兵的同时，也鼓吹向日本的军需工厂抗议113。这个委员会在一九六六年一月与一九六七年一月，分别向三菱重工以及石川岛播磨重工业发送抗议传单114。

这种「日本人＝加害者」的论调，是可以成为没有经歷过战争的年轻人们独立的反战逻辑。《越平联新闻》一九六七年一月的投稿中，一位学生这么写着：

拥有极东最大的核弹基地沖绳、两百个以上的美国军事设施、靠着越战特需赚钱的我们，正在参与越战，是美国的共犯，所以我们必须解除与这场战争的关系。这就是「越平联」所说的加害者意识吧。当然，我也赞成这一点。但只有这样的话是不是有点薄弱？越南解放战争作为一个契机，当我们意图赢取日本的解放时，我认为我们可以与越南人民产生真正的连带。取回沖绳、一扫美国军事设施，那么寄生在美国帝国主义的日本垄断资本必将溃灭，当然，日本的社会机构也将产生变革。我想要在能够预测到这一步的状况下，参加反越战运动。115

尽管将反越战进一步推展到日本社会变革的想法，在这个时候还不是越平联的主流，但在往后几年，越平联也开始提倡「社会变革」。

没有战争经验，没办法诉说「和平」的意义，受经济高度成长的急速变化影响的不安稳的心情，似乎也都成为越平联年轻人倾向直接行动的背景要素。一九六六年十月，富士电视台採访了四名参与越平联活动的年轻人，制作了名为「青春的摸索」的纪录片，但最后富士电视台高层决定无限期延后播放日期116。

在抗议这件事的小册子里，笠井圣志（后来成为作家、批评家的笠井洁）这么写着：「我们是没办法不带着羞耻去谈论和平或革命的世代。即使是现在，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从事『和平运动』。不，我们就连自己在做的事究竟是不是『和平运动』都不知道。」「我们採取行动。行动就是意义——这是我现在的想法。」117

一同让越平联脱胎换骨的，除了像这样带点存在主义式（笠井读过沙特）以及「探索自我」式的年轻人，还有事务局长吉川勇一、武藤一羊和栗原幸夫等被共产党除名或脱党的前党员们。

尔后一九六九年的座谈会中，吉川以「和平颂歌」的歌词：「在桥下生活的人／在美丽丘陵上生活的人／都能在和平中安稳度日／是最棒的」，批评越平联初期是稳健的「文化团体联合」。武藤一羊亦随之唿应：「那从一开始评价就很糟糕啊」，可见在越平联创立便参与的前共产党员们，当时就已对初期的越平联感到不足118。

然而，他们对共产党那种不容许破坏「一致行动」的风气有苦涩的回忆，因此并不打算让越平联清一色地转换成激进方针。栗原幸夫在一九六七年二月的《越平联新闻》中，指出对军需工厂发传单，「才是符合越平联的」行动，并有如此陈述119：

我最担心的是有这种状况……因为越平联是集结一般市民的团体，举凡静坐、纠察或在基地散发传单等这种会让一般市民参与者有所牴触的行动，都不应该进行，类似直接行动之类的行动，请到越平联之外，设立别的组织再进行。

……我想越平联有两个基本原理。一是多样性的统一的原理，二是自发性的原理。在我的想法里，所谓多样性的统一是指，有些人热中于举办国际会议，但绝不参与静坐或发传单，有些人热中于静坐或发传单，但绝不站上舞台说话，像这样各自立场（喜好？）极端不同的人们，在同一个组织内，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进而发挥十二分的力量。……为此，要说有什么最低限度的条件，假如以现在的常识称为激进派与保守派，那么保守派不可以对激进派说什么事不应该做；相反的，激进派也不可以要求保守派应该做什么。

这个原理配合「谁提谁做原则」，由小田实摘要为「越平联的三项原则」120：「一、什么都好，做自己喜欢的事。二、不要对别人做的事说三道四。三、提了行动方案，自己一定要率先行动。」小田在着作里明确阐述「三原则」是在一九七○年，但吉川日后说：「我以为是从初期开始就有了」，当时属于年轻成员的吉冈忍也在日后说：「那种规则渐渐成形」，由此可见这大概是在一九六六至六七年间自然形成的。121

在年轻人们与前共产党员等开始改变越平联性格的同时，以一九六六年六月的全国纵贯演讲会为契机，在各地也陆续成立越平联团体。一九六五年时京都和伊那谷等地由当地市民成立越平联，直到一九六六年底，札幌、旭川、仙台、水户、茅崎、名古屋、长野、大坂、广岛、福冈、沖绳等地也成立了越平联。各地大学如法政大学、东京大学、一桥大学、早稻田大学、东京教育大学、庆应大学、明治大学、学习院大学、京都府立大学、三重大学、横滨市立大学等，也有越平联或日美市民条约连署者会议成立。122

高中生们也纷纷各自将《越平联新闻》贴在教室，或别上反战徽章123，也有像京都堀川高中那样，提了独立企划的高中。一九六七年九月，在东京越平联定期游行后，高中生反战联络会议（高反联）成立了124。

当时的越平联，高中生或预备学校学生似乎比大学生还多。对于部分高中生来说，因为能够接触到有名人士如小田或鹤见，越平联的定期游行显得很有吸引力。一九六六年还是高中生的府川充男，也参加了定期游行后的聚会，尽管他因政治意识高而加入民青，但他回想当时：「明明就是民青同盟成员，但因为想听小田实、鹤见俊辅和开高健等人说话，从高一开始就光明正大地参加越平联的聚会。聚会结束后，也和鹤见先生或饭田桃先生等人谈话。」125

一九六七年时为重考生的中野正夫进出越平联事务所，如此回忆来到事务所的年轻人：「一桥生或东大生等大学生是有，但因为他们大多参加校内的运动，在我去的下午这个时段，比较多高中生和重考生。」「大学生或重考生可能没什么朋友所以寂寞，来自各地区的人比较多，高中生则大多是来自附近教育大学的附属高中或都立的升学学校等好学校的少爷小姐。126」由于越平联的参加者不固定，无法得知哪个阶层的人比较多，但这是一个可以参考的证词。

由于越平联重视个人的自发性，也拒绝像既有政党那样的中央集权制，各地的越平联并不是「支部」，既不需要登录，无论进行什么活动，什么时候成立、什么时候解散也都没有限制。与东京越平联的关系，也仅止于各地越平联代表参加每年召开一次的全国会议，在会议中报告活动与讨论而已。

一九六六年十月在法政大学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会议，越平联的名称正式从「给越南和平！市民文化团体联合」改为「给越南和平！市民联合」。当初越平联的名称是由「无声之声会」等市民团体的联合构思，但到了这个时间点，则决定将越平联是由拥有反战意识的市民个体所集结的团体这点变得更加明确。担任全国会议主持人的「海神会」古山洋三，会议结束后的感想是：「即使是事务所，也没有任何一个人是专门在越平联工作。首先是採取行动，接着是持续思考，这么做的每一个人构成了越平联。127」

一九六七年三月的《越平联新闻》刊载了东京越平联的文章：「所谓越平联，不是东京的，而是全国进行反越战运动的人们，以及打算进行反越战运动的人们的总体。……我们经常收到『我想在○○市创立越平联，该怎么做才好？』这类的询问信件。我们都尽力回覆，但事实上创立越平联并没有什么秘诀。128」

在各地的越平联，也有许多只是小型团体。札幌越平联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指出：「北海道越平联运动最初是由两个人开始的」，尔后和前共产党员、北海道大学的助教授花崎皋平相遇，逐渐拓展活动，到了一九六七年十月，定期游行有十二人参加129。名古屋越平联是由十九岁的女性美容师在找名古屋的《越平联新闻》订阅者并举办定期游行所创立，一九六六年底时，《越平联新闻》的全国发行量约一千份，名古屋的订阅者也有限130。一九六七年夏天「创立」的冈崎越平联只有一个人，透过在街头发传单募集参加者，花了十天以上才终于找到第二位参加者131。

此外，各地区的越平联参加者，也不仅限于「普通市民」。也有被除名或退党的前共产党员，活用自身的运动经验而成为核心成员的案例。据吉川所说：「在各地的越平联团体中，札幌、静冈、金泽、京都、大坂、福冈等有力团体的中心，都有这样的人在。132」像这样的年长运动人士，活用自己的经验进行活动，通常这种越平联的持续力会比较强。

相反地，也有很多与这些年长的前共产党员等没有关联，凭着年轻人的活力而组成的越平联。一九六七年二月的《越平联新闻》刊载了来自帝冢山学院高等部的女学生投书：「日本各地都有小型的越平联成立。我们也成立了！（虽然现在真的说：『创吧——！』的只有三人）。133」相较于几乎都由年轻人组成的新左翼和全共斗，像这样的年轻人与小田或开高等无党派作家、鹤见俊辅和饭沼二郎等非共产党系知识分子，以及吉川和武藤这种前共产党员等年长者共存，也成为越平联的一项特徵。

即使像这样在各地都有小型越平联诞生，但仍旧苦恼于运动的停滞。尽管如前所述，事务局长吉川不认为这是低潮期，但也有表达徒劳感的声音。一九六六年九月成立的大坂越平联（反越战大坂行动委员会），在一九六七年七月的机关报上，刊出了如下文章：

六月的第三个星期日，我们只召集到十五名同伴。这似乎是史上第二少的一次……

日常生活中，我们反战的感觉渐渐淡化，漠然地将（写着反战口号的）布别在身上、走着和之前相同的路线，这真的能为反战达成些什么吗？这个疑问总是在我们心底确实地浮现。别着反战口号的布也污损得颇严重，第一次别上写有反战口号的布时，那种害羞的心情和表达想法的骄傲，已经不晓得到哪去了。134

即使越平联拓展到全国各地，一时之间也没办法让运动活跃起来，为了突破这个状况，一九六七年七月推出了新企划「和平之船」：在这一年结束前，募得一千万日圆，将募款用于向北越与解放战线捐赠医疗用品，而非只援助南越政府的红十字会与日本政府135。

小田在唿吁向「和平之船」捐款的文章中，指出「特需、沖绳、在日美军基地」的存在使得日本成为加害者，因此与解放战线连带，是「日本人的义务」。然而由于募款的状况不佳，「和平之船」直到一九六九年一月才出航，在那个当下并没有真的活化运动136。

一时间欠缺鼓舞运动声势的越平联，随后迎来让运动急速成长的契机，也就是一九六七年十月第一次羽田斗争爆发的学生反叛，以及同年十一月美军逃兵的出现。

针对一九六七年十月八日时任首相的佐藤荣作访问越南，越平联也发起抗议行动。前一天十月七日是东京越平联的定期游行日，当天聚集了约一千人到首相官邸和美国大使馆抗议，是至此所有定期游行中人数最多的一次，并发了约五千张传单。上一次对美国大使馆的抗议，已经是六○年安保斗争的事137。

十月八日当天，虽然仅止于在羽田机场外召开集会，并成功送了少数人进到机场内抗议，但第一次羽田斗争与山崎博昭之死，在越平联内部也引起一些迴响。

事件后的《越平联新闻》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号，刊载如下的投稿。其中一则是来自十八岁的预备学校学生：「反战运动已经来到必须更广泛地普及到国民之间的阶段，躁进的集团越来越激进，可能会再次发动流血惨剧吧。」「因此我们必须将非暴力行动，更加广泛地推广开来。就算被说成是进香游行，或者就连警察都不当一回事，我相信非暴力直接行动，才是我们推动反战运动的最好选择。138」

另一位主妇的投稿说：「反对佐藤首相访问越南，但什么都没做的我，没有权利把那些在羽田与警察机动队冲突的学生称作暴徒或混蛋。对于死去的山崎博昭，我充满抱歉的心情。」还有其他的投稿诉求：「在羽田使用武力阻止也是必要的，我认为所有反越战的斗争都是必要的。现在不是一脸得意地去说暴力学生的冲动的时候」、「有良知（？）的一般市民、普通的一般市民，站出来支持全学联的斗争吧！至少不要扯他们后腿。大家一起被机动队狠狠痛打吧！」等139。

即使意见相左，山崎博昭的死也给越平联的相关人士带来冲击。如同第八章所述，年轻成员的井上澄夫在一九六九年的文章中所写：「我和越平联的伙伴或各新左翼党派的人聊过，发现直接受到十．八影响而开始参与反战运动或革命运动的人，惊人地多。」

山崎的死，也成为各地年轻人创立越平联的契机。关于山崎死后，参与越平联的契机以及创立一桥大学越平联时的事，井上澄夫这么说：

（山崎死后）我莫名地觉得：「总之，必须做点什么」，十一月某天，在打工结束的回家路上，就晃进了当时在御茶水的越平联事务所。去看看才发现，这个地方就像是狭窄的仓库，还真亏他们能塞进这么多人和物品，人都挤满到走廊上，我搞不清楚这是什么状况，总之就站在溢出来的人潮的尾端，过了一下子，有人递过来一叠厚重的纸，正在确认这叠纸是什么的时候，被告知把这叠纸一张张折三次。然后就在我还搞不清楚状况时，我已经开始努力做事，这就是我参与越平联运动的起点，拼命折的纸是《越平联新闻》，当我意识到自己在帮忙发送这份报纸的时候，已经是我花了三十日圆买了一份，搭上国铁，想说「好！拿出来再看一下」的时候……

……我在那年年底创立一桥大学越平联的时候，也差不多是这种感觉。我人生第一次在校园的布告栏上写了一张海报，主旨是我要创越平联，赞同的人拨个电话给我。然后在海报最后，谎称「已经有好几位赞同者加入」。结果隔天接到一位女性的电话，约在咖啡店碰面。当时的对话如下：

（在大致说明关于越平联运动之后）

「那，要一起弄这个运动吗？」

「好啊，但，我也想和其他人碰个面。」

「其他人？」

「海报上不是写了已经有好几人加入了吗？」

「啊……」（我有点不知所措）

「加入的好几人是哪些人呢？」

（我终于鼓起勇气大喊）「就是，我和妳啊。两个人就够了。我们做吧！」140

越平联的下一个行动，是在十月二十一日国际反战日的美国大使馆抗议。这天除了越平联，还有国民文化会议、新日本文学会、妇人民主俱乐部、无声之声会、日本山妙法寺、海神会等约四十个市民与文化团体加入，聚集了约三千人，并对山崎博昭的死默哀141。

越平联内的年轻人，则参与了直接行动。十一月十二日的第二次羽田斗争时，机场外三派全学联与警察机动队爆发冲突，而包含三名女性在内的越平联年轻人共十一人，以非暴力手段，躺在机场内首相专用车道上阻止车辆通过，最后全员遭到逮捕142。

如同第八章所述，事件前一天的十一月十一日，年老的世界语者由比忠之进为了抗议佐藤首相访美而自焚身亡。接着在第二次羽田斗争的隔天，十一月十三日，小田、鹤见、吉川三人代表越平联召开记者会，揭露越平联成功援助当时停泊在横须贺的美军无畏号航空母舰的四名士兵逃到国外，并放映四名士兵朗读声明以表明决心的纪录片。

十一日由比的自焚和十二日的第二次羽田斗争，紧接着十三日的越平联支援逃兵活动记者会，引发巨大反响。记者会前就涌入近百家新闻、杂志、通信社、电视台的询问，记者们挤满记者会场。

这也引发一般大众的巨大反响。根据《越平联新闻》，记者会结束后，「八点以后，『我看了电视报导』、『可以多提供一些细节吗？』、『有没有什么可以做的事？』之类的电话，大量涌进越平联事务所。独自留守事务局的青年，完全没办法应付两支同时响个不停的电话，直到隔天十四日，电话也响个不停。」记者会后一个星期，约两千封鼓励和捐款的信涌入事务局143。

之所以引发这么大的反响，有几个理由，其中一个是这些介于十九至二十岁的年轻美军的逃兵声明的说服力。他们的声明，并不只是单纯基于厌战的情感所以才逃走，而是为了「拒绝支持军事的大量屠杀」、「相信这才是对的事所以採取行动」，并有如下陈述：「如果被逮捕，我将为了自己的行动和信念入监服刑。有些人可能会把我说成反美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吧。……我只不过是一名为了自己认为是正确的事而採取行动的美国人。」「我是美国人。想到再也不能回去美国，远离在美国的未来、友人与家人就感到心痛。但如果，为了结束这场战争、为了找回美国的良知，这是唯一的方法的话，我会自己站出来被贴上共产主义者的标籤。愿我国的宪法精神获胜。」144

对于拥有反战情感却被升学考试竞争的日常淹没、怀有罪恶感的日本年轻人而言，美军逃兵的声明引起他们的共感。记者会后的《越平联新闻》刊载了两位札幌市预备学校学生联名的投稿145：

我们每天都对越战抱有深切的关心。即使怀抱着「必须做点什么，不能保持沉默」的心情，考虑到现下自己的状况（我们两人都是预备学校的学生），一直没有採取积极的行动。日前与我们同一个世代的四名海军士兵，基于「为了自认是正确的事而不得不站出来」的信念，採取了勇敢的行动，听到这件事，不禁觉得他们似乎正在对我们说：「你们不能什么都不做。」

同一期的《越平联新闻》还有来自京都的高中生投稿：「唯一能说的是：『逃兵万岁！』」，以及横滨的中学生投稿：「我是在美国的四名士兵从横须贺逃走时，得知《越平联新闻》的。『给越南和平！市民联合』这个词足以媲美我心中的想法，不，感觉适用于全日本。」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京都的堀川高中的志愿者，向东京越平联事务所借了在记者会播放的纪录片举行放映会，结果「尽管正值考试前夕，还是很多人前来参加。」146

来自神户的女重考生的投稿，充分表现了这种年轻人的心境：「保护逃兵事件是一件非常好的事。从新闻报导上得知此事时，我非常、非常开心，甚至觉得考大学什么的也不重要了。」「万一不小心考上（东京的大学），我一定会去访问事务局，请一定要让我帮点什么忙。147」来自东京都中野区的中学生的投稿则说：「我想创『给越南和平！中学生联合』，现在不能仰赖社会党或共产党那些笨蛋办什么反战运动。148」

另一方面，经歷过战争的年长者，则是从别的动机对逃兵产生共感。战争期间在爪哇担任军属的鹤见俊辅，日后这么说：「对我们战中派而言，逃兵是很严重的，毕竟日本军的军律是，只要发现逃兵就可以立即射杀。我当时也想逃，但没办法逃。149」

久野收在日后的对谈中这么说：「那时候（六○年代末），我们日本人里，直接经歷过战争的人还活着。身为日本人，自己在战争中想做（反战活动或逃走）也做不到，对此仍感到后悔。……因此对于美军逃兵们所做的事非常感动也很有共感，非常投注于支持这件事。他们可说是我们的模范和尊敬的人啊。150」

大量涌入越平联的信件与捐款，也是源于像这样的年轻人和年长者反响的结果。

事务局在《越平联新闻》刊载了以下的文章：「『我想加入越平联，请告诉我组织规章和入会手续』。近来我们突然接到许多像这样的信件和电话，每次接到这样的询问，我们都很努力地说明：越平联不是组织，是运动体，所以没有组织规章也没有会员制，只要希望「给越南和平！」并採取行动就可以了。」151

另一方面，警察突然开始注意越平联，十一月二十八日，右翼团体袭击、破坏越平联事务所152。媒体相关人士认定越平联是以文化界人士为中心的稳健运动，因此对此一事件也感到惊讶。十一月二十日，苏联的塔斯通讯社表示四名美军逃兵在莫斯科，十二月二十九日，四人经由苏联抵达中立国瑞典。对于借用苏联的力量协助逃兵出国一事，「也有些记者感到被背叛似地直唿：『我还以为越平联是善良的团体，没想到也做得出这种计谋！』。」153

吉川勇一对于这些反应，在当时的杂志这么写道154：

所谓越平联，是由一般市民，为了越南的和平，在自己做得到的范围内，自发性地付出做得到的努力，採取行动的团体。

一起唱琼．拜亚的乡村歌曲，彻夜举办讨论会并透过电视播放，募得人们约会的零用钱的一部分，在美国的报纸上刊登反战广告。这让「正经的」评论家皱眉，说这是「文化界人士的越南祭典」，或「只是在贩卖廉价的赎罪券」等。

而到了这次事件，突然就被说成一个半非法的地下反抗组织似的。在这次事件记者会后，连日涌入的诸位记者，追问越平联的「基层组织」（！）有多少？是不是已经准备好掩护下次逃兵的秘密藏身处？甚至还有人问有没有在小田实身边部署警备？对诸如小林多喜二的案例有什么想法等这类恐怖的问题。

还有人说越平联面对警察的讯问也没有开口，是挺身而战的和平战士团。这可不是普通的市民。虽然很了不起，但令人畏惧而无法靠近。

不是这样的。我们越平联的构成完全没有改变，我想也不能改变。……这次许多协助四名逃兵的人们，与正在阅读这篇文章的你完全没有两样，只是普通的上班族、家庭主妇和学生。……越平联仍旧被说是「轻佻浅薄的越平联」，也仍旧会进行一些会被说是「不正经的玩耍的越平联」的活动，然而，如果想逃走的士兵再次现身，我们还是必须协助他们吧。

尽管如此，吉川自己是在一九五一年加入东大共产党基层组织的运动家老手155。吉川在一九五二年作为东大学生自治会中央委员会议长，为了反对单独和谈与美日安保两项条约，带头发动罢课而遭退学处分，尔后也负责和平运动和禁止原子弹氢弹运动等抗议活动。然而在一九六四年，共产党因支持中国、苏联的核爆试验，禁止原子弹氢弹运动分裂为共产党系的原水协，与社会党系的原水禁之际，吉川因批评共产党而遭除名。

其后吉川担任越平联事务局长的同事，也同时是共劳党的党员。然而，由于他经歷过共产党因强迫推行特定方针而导致禁止原子弹氢弹运动分裂的悲剧，他认为民众运动的越平联，应该与先锋党的共劳党分别以独立的逻辑运作。他之所以强调越平联是「一般市民」，也是基于这种想法。

吉川并没有邀请越平联的年轻人加入共劳党，他回想：「避免越平联受到共劳党的影响，是我这个共劳党党员的任务。156」日后鹤见俊辅如此评论吉川157：「他绝不将共劳党的活动带进越平联。」「这是因为，禁止原子弹氢弹运动是受到政党的利益与策略才被迫分裂，而他是为了抗议这件事才遭到共产党除名。」

吉川在一九六八年时十分肯定地说：「我不是市民运动万能论者，也不是所谓的市民主义者。我很清楚，无论再如何发展这个运动（越平联），没有职场的市民运动是没办法组织大罢工的。」站在这个认识前提，他同时也从事先锋党的共劳党活动。只不过，他的论调是：「承认（越平联的）限制的同时，也应该要充分认识它的有效性。158」

小田也不认为越平联因为开始支援逃兵而有什么变化。在支援逃兵活动记者会后，记者问：「终究就连越平联也开始考虑地下组织了吗？」，小田笑着答：「谁要创那种东西啊！」159

越平联接受逃兵的内情并不单纯。在美国和平运动家的建议下，越平联从一九六六年底开始，到横须贺、立川与岩国等美军基地附近，散发唿吁逃走或良心拒服兵役的传单160。当时也有新闻报导，指在欧洲也多有因拒绝上越南战场而逃走的美军士兵。

如同在第十四章所述，一九六五年七月，韩国士兵金东希在出发前往越南前逃走，尽管他希望亡命日本，却被日本政府以偷渡罪逮捕，关押在九州的大村收容所，事件发生后，越平联从一九六七年三月开始号召支援金东希的活动161。以这件事为契机，鹤见俊辅等越平联的知识分子，开始关注在日韩国人的问题。

但据吉川所说，因为他们没有遇过真正的逃兵，「如果真的出现了，实际上并不知道要怎么处理。162」鹤见俊辅也回想：「没有想到真的会出现逃兵。163」而且这四名逃兵，并没有看到越平联的传单，而是在逃走以后，透过介绍才找上越平联。

他们到越平联的始末如下164：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六日，新宿的「疯癫族」群聚的知名咖啡店风月堂，主持地下剧团的东大生，被美军士兵问：「有没有可以便宜住宿的地方？」。他们身上只有一百三十日圆，那位东大生的指导教授曾经对他说：「如果有什么事，随时来找我商量。」因此东大生就打电话给他的指导教授，没想到教授告诉他：「不要牵扯上这种事，快点向警察通报。」

虽然那位东大生不关心政治，但知道越平联有在发唿吁士兵逃走的传单，因此就从东大教养学部的学生会馆打电话给越平联。十月二十八日，吉川接到这通电话时，因为太过吃惊，忍不住对电话大喊：「什么！？逃兵！」，当时在事务所里的预备学校学生和高中生十来人吓得心脏都快停了。越平联基于对方「也可能是FBI的卧底」，于是懂英文的鹤见良行便和吉川一起到东大，在与对方聊了约一小时以后，才确认是真的逃兵。

以吉川为首的干部们，连续好几天都在讨论该怎么处理逃兵们。后来决定先拍逃兵们唸声明文的纪录片，理由是：第一，逃兵们主张要公开发表自己的意见；第二，如果他们被逮捕的话，逃兵存在的事实可能会被掩盖，他们逃走动机也可能被捏造成符合当局需求的危险；第三，他们被送到苏联以后，没办法预测苏联当局会如何对待他们，公开让世人关注可以确保他们的人身安全165。

十月三十日，越平联第一任事务局长久保圭之介找来摄影器材和认识的摄影师。那天是前首相吉田茂的国葬日，警察忙于管制会场，无暇顾及摄影器材的移动。逃兵和小田实、鹤见俊辅、开高健、日高六郎，就这样拍下发表声明的纪录片，拍摄场地是鹤见良行自宅公寓大楼的房间。

鹤见良行允许摄影在自家拍摄，是需要勇气的行为。当时他担任国际文化会馆的企划部长，文化会馆方面以美日亲善为重，对反越战运动没有好感。鹤见俊辅回想：「被知道的话是会被开除的。那时候他是赌上他的工作的。166」

在纪录片中露脸的小田、鹤见、开高、日高也是抱着被逮捕的觉悟。大约一周后，依据日美行政协定，美军的出入境不归日本的「出入国管理法」所辖，因此协助美军士兵出国，并不触犯任何法律，然而，当时鹤见等人并不晓得这件事。鹤见回想：「大家认为这应该会触犯协助偷渡或藏匿犯人罪，因此非常紧张。大家都不是专业演员，但却是呈现逼真魄力的影片。167」

但他们是抱着即使触法也要协助逃兵的觉悟。依据吉川的回想，如前所述，他们已经从一九六六年日美市民会议邀请的美国和平运动家学到非法、非暴力的直接运动的想法，也已经经歷过在美国大使馆前的静坐行动，对他们来说，「没有因为是群众运动所以不能违反法律的想法」168。

关于该如何处置逃兵，也有过许多讨论。小中阳太郎在一九六八年的报告中说：「我们没有人觉得他们可以逃到海外。我们当时打算把他们藏到越战结束。169」然而，考虑到很难躲避在日美军和日本警察的耳目，决定让他们亡命到瑞典。

瑞典是不属于东、西两阵营的中立国，反对越战的舆论也很强。一九六八年春天，瑞典国内举行大规模反越战集会游行，身为教育大臣的帕尔梅（Olof Palme）也参与其中。美国当时召回大使表达抗议，但帕尔梅没有退让，他表示：「这是身为人类的职责」。尔后帕尔梅成为首相，一九七二年时公开表示美军轰炸北越「是比纳粹还野蛮的行为。」那时越平联的吉川、福富节男等人向瑞典大使馆表达支持帕尔梅之意，大使馆则回覆：「前来表达支持的，在日本只有贵团体。我们将立即转达给我国政府。」170

问题是要如何让逃兵逃出日本。最终还是靠着苏联的协助，搭上苏联的船经由莫斯科进入瑞典。请求苏联大使馆协助的交涉，是由吉川进行，他因为禁止原子弹氢弹运动，与苏联大使馆认识。当时苏联的国境警备隶属于国家安全委员会（KGB）管辖，就连吉川也不得不接触KGB。

因此在苏联解体、KGB秘密文书公开后，日本的保守派媒体报导了在KGB合作者的名册上有吉川和小田的名字。然而，吉川在日后这么写道：「当时我们，或者应该说，我，个人的心情是，只要能协助逃兵逃离日本，不管是苏联KGB还是间谍、香港的黑帮、还是恶魔，我都想借用他们的力量。」171

虽然苏联大使馆没有积极提供协助，但也默认这件事，四名逃兵从横滨搭上前往纳霍德卡的苏联客船，于十一月十一日离开日本。两天后，算好他们搭乘的船进到公海、离开日本政府的管辖后，越平联召开前述的记者会，并播放纪录片，揭露逃兵已经出国的事实。

记者会在十一日由比忠之进的自焚和十二日的第二次羽田斗争后连续发生，因此引发巨大迴响。但吉川说，记者会是依据航海的行程决定，只是偶然接在连续两天的事件之后而已172。

日本是越战的重要后方基地，发生逃兵事件，美方也受到冲击。正值佐藤荣作首相访美之际，当时电视台的新闻主播田英夫，记述了当时美国方面的反响：「四名海军士兵逃走的新闻传到美国时，恰巧是佐藤首相访问华盛顿。但比起佐藤首相的访问，美国的报纸或电视台新闻花了更多篇幅报导四名逃兵。由此可见美国社会的『震惊』。173」

其后，承揽援助逃兵的组织「援助反战脱逃美军士兵日本技术委员会」（Japan Technical Committee to Aid Anti War GIs, JATEC）成立，栗原幸夫以「谁提谁做」原则担任负责人。在美国参议院的军事委员会里，有报告指出：「世界有七个国家、二十三个援助逃兵的机关组织，全世界最有效率地援助逃兵的是日本越平联。」174

但是据吉川所说，最初的记者会时，「不知道接下来会怎么发展」、「虽然记者会时表明今后如果还有逃兵，我们会欢迎并支援他们，但那是因为也不能说到此为止、拜托别再来了，所以只好那样说。」创立JATEC则是「大势所趋，不得不为」175。

对于创立像JATEC这样的秘密部门，越平联内部也有过一番讨论。设立非公开组织的话，可能会导致运动内的权力关系或防止秘密外洩、间谍嫌疑、盘问等由组织践踏「个人原理」的弊病。关于这点，吉川有此回想176：

大家都有那种自觉。鹤见俊辅先生特别强烈，但我想大家都有警戒心。内部有过很多讨论，好比说这不是与群众运动的原则矛盾吗？或群众运动真的能经营一个秘密部门吗？等等。不管怎么说这都是没有前例的活动，完全是处于摸索状态。

但无论如何那都是必要的事。由越平联这个群众运动来做支援逃兵的事非常危险，但现实状况是警察会监视逃兵，既然如此，秘密部门就变得必要了。……

结果就成了这种形式。首先，JATEC并不号召大众，而是个别地邀请。作为群众运动，则另外在海老坂武、福富节男、铃木道彦等人的号召下成立「无畏号四人会」，替JATEC向大众募款。而那也不是以越平联的名义，而是以个人号召的运动名义独立出来，那么一来，「无畏号四人会」即可担任仲介，联系JATEC和越平联。

换句话说，这创造了一个形式：尽管越平联会对外召开记者会，但并不直接参与支援逃兵的行动。实际上成员几乎是两边都参与，但在形式上将两者分开。

如前所述，鹤见良行从一九六六年的日美市民会议开始，就已经在思考随着越平联运动的扩张，可能会浮现组织化的必要性与弊病。然而越平联总算是渡过这个问题。在记者会上，也不是「越平联」，而是以「越平联志愿者」发表声明。过去在共产党等政党里，曾经恼于党内盘查或权力斗争的成员不在少数，因此这也可以说是具有越平联风格的智慧与做法吧177。

据吉川所说，之后突然收到苏联大使的通告，表示按照政府指示，今后只接受将校等级或原子潜水艇的士兵。关于这点，吉川说：「这意义再清楚明白不过，意思就是如果不是有十足的政治宣传效果，或能拿到军事机密情报等对苏联方面有帮助的人选，就不会再帮忙。」「这再次令人认识到，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乃至组织真正面貌的现实状况。」178

原本苏联也打算让最初的这四人在莫斯科上电视，做反美宣传，然而应该也是考虑到逃兵接连而来，如果都是下级士兵的话，宣传效果也不强。尽管如此，那之后仍旧运用各种手法，诸如伪造护照将逃兵送往法国等，继续支援逃兵。179

无论如何，以山崎博昭之死为契机，在年轻人的反叛正要爆发的这个时期，公布支援逃兵活动，虽然是偶然但也是绝妙的时间点。认为越平联「温吞」的年轻人们，也一改此前的评价，越平联定期游行的参加者，到一九六六年时减少到不满五十人，此后以学生为中心，开始缓慢增加。

一九六八年二月三日，东京越平联举行第二十九次定期游行，採用行经国会、首相官邸、美国大使馆的路线。此时的游行参加者增加到约两千人，是定期游行的新纪录180。在各地也相同，京都越平联的核心人物饭沼二郎表示，一直以来的定期游行参加人数都在十到二十人左右，「一九六八年的春天开始急速增加，成长到大约两百到三百人左右。」181《越平联新闻》的发行量也从一九六六年底约一千份、到一九六七年底约两千份，记者会后的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号，则加印到五千份182。

此外，在《纽约时报》刊登意见广告，运用电视播送进行彻夜讨论会，放映美军逃兵的纪录片的记者会等，越平联推出各种活用大众媒体的新企划，也很适合经歷经济高度成长的新时代。当时的报导将越平联评为：「极度适合资讯产业时代的运动方式。」183

就这样，最初由年长的文化界人士以他们的战争经验为基底组成的越平联，在一九六六年到一九六七年间成功蜕变，在一九六七年底以支援逃兵活动为契机，吸收年轻人们反叛的能量，作为一个运动得以飞跃性地成长，并且，越平联也和全共斗运动或新左翼不同，成为一个有独特性格与位置的存在。

下一个越平联的活动，是抗议美军航空母舰企业号于佐世保停泊。在第八章已经讨论过，这个佐世保斗争引起各界对三派全学联的同情与共感。

当然越平联没有採取暴力行动184。小田当初的计画是从航空公司包下一架小型飞机，在约后乐园球场两倍大的企业号甲板上空，将唿吁逃离军队和在军队内进行反战活动的约一万张英文传单撒给水兵。小田因此准备了包机用的现金及传单和吉川出发到佐世保。

但长崎县大村机场的飞机公司，对来交涉的吉川说：「我们不能把飞机借给这种在政治上偏向特定一方的活动。」拒绝吉川的包机。不过据小田说，在企业号进港当天，那间航空公司的小型飞机「全被派出去做欢迎飞行」。

小田没有因此挫败，在地区工会和反战青年委员会，以及社会党系的全国执行委员会的合作下，借到一台附有麦克风的宣传车，挂着写有「FOLLOW THE INTREPID FOUR. WE WILL HELP YOU. BEHEIREN」大字的看板，开到外国人群聚的酒吧街边绕，边唿吁：「你们知道无畏号的四人吧？他们脱离战场了。他们不会再上场作战了。他们在瑞典过着和平的日子。要不要追随他们呢？越战是世界最骯脏的战争。不要再杀人了。」据小田所说：「感觉那个时候在酒吧街引起了一场异常的风暴。185」

准备的传单，在店家群聚的地方发给上路的水兵们。负责发传单的，是从福冈赶来的「福冈十号游行之会」（实际等于「福冈越平联」）成员，以及看到小田等人的活动，志愿帮忙的佐世保市民。受到三派全学联的刺激，因而想做点什么的佐世保市民，聚集到小田等人的行动行列。吉川在刊载于《越平联新闻》的佐世保报告中这么说186：

许多市民来到我们落脚的饭店，夜间部的女高中生、查电表的人、主妇、说是从冈山过来的学生……。都是说想要帮忙越平联活动的人们。英文传单藉着他们的手接连被带出去，发给在外国人酒吧街上的水兵们。美国士兵也很关心，两个人有一个人会收下传单，其中甚至有些看到标着NO.2的传单，还会问有没有NO.1的传单。据说还有美军士兵向某记者问道：「听说无畏号的那些人过得很幸福，是真的吗？这是不是共产主义者的宣传？你是记者，应该知道真相是什么吧？告诉我是不是真的。」总之无畏号的四人与越平联的名字，所有的美军士兵都知道。

美国的《时代》杂志写着，企业号的全部机组人员在上陆前，都被上级提醒：「抵达佐世保后，要特别留意越平联」。

革新系团体和工会不只在陆地上抗议，一月十九日在海上还举行了一场用十六只船的抗议活动。只不过，他们挂的标语牌和旗帜都是用日文写的，小田说：「这搞不好还会看成是欢迎的船队。187」这也显示当时的革新系团体，并没有直接诉诸美军士兵的想法。

越平联对美军士兵使用英文唿吁，在当时颇为特殊。当时的杂志这么形容唿吁逃离军队和在军队内进行反战活动的越平联传单：「这在『鼓励逃兵』的同时也在『鼓励反叛』。换个角度想，这是比三派全学联的角材还大胆、还更有冲击力的反战武器。」188

一月二十一日，小田等人在社会党系全国执行委员会当地本部的斡旋下，在当地借到一台约三吨的小船。然后挂上写着「STOP THE KILLING! FOLLOW THE INTREPID FOUR! BEHEIREN」大字的看板在企业号周围绕行，并用手持麦克风和事先准备好的录音带用英文向水兵唿喊189。

在七万五千吨的核动力航空母舰前，三吨小船的唿吁，用小田的说法：「无疑是幅讽刺画」。但小船绕了几次以后，在甲板上看着小田的水兵变多，小田确实地收到效果190。

十八日时社会党与共产党发动了五万人的游行。但这场游行完全由共产党员和工会成员组成，特别是共产党系的队伍里有过激分子「托洛斯基主义者」加入游行，对于他们是否会捣乱温和的游行多有警戒。便衣刑警也混入游行队伍里，如果出现丢石头等行为，以之为理由进行管制和逮捕，已是警察的常用手段。因此共产党系的游行，会对参加游行的人唿吁：「如果看见不认识的人，那要不是警察就是托洛斯基主义者，不要让他们加入队伍，请把他们赶出去。191」

根据当时的报导，在社会党系全国执行委员会的斡旋下，小田等人借到小船的事，共产党系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发了牢骚。一方面是从越平联创立以来，共产党就对越平联没有好评，此外，则是对于意料外的行动破坏了一致性而感到不快。根据报导，全国执行委员会的工会干部，对发牢骚的共产党员厉声说道：「那不然你就试着替代小田用英语诉求反战看看啊」192。

另外从一九六四年核动力潜舰停泊的反对运动以来，佐世保就有「反对核基地市民会议」的存在。但那是以社会党和民社党的组织为中心，工会与妇人会的联合，据小田所言，那是个「市民个人没办法自由加入」的组织。小田间接听到的是，那是因为民社党不喜欢共产党员以「个人」身分加入「市民会议」的关系193。

另一方面，想採取行动的佐世保市民越来越多，小田在看得见航空母舰的港口，听到女高中生说：「我也反对停泊。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做，才能表达我反对的想法。」194像这样的市民，除了当看热闹的群众声援三派全学联或捐款，没有表达想法的手段。

因此小田在一月二十一日用小船唿吁的行动之后，和吉川两个人试着办了游行。把纸贴在合板上，当场写下：「找不到地方加入的人／一起走上街头吧！／来抗议企业号停泊／越平联」，拿着标语就开始游行。

据吉川所说，小田最初写的字太随便且潦草，运动老手的吉川重新写得更好阅读。吉川回忆，将他除名的共产党游行队伍喊着：「看到不认识的人，不要让他加入，请把他赶出去」，而「越平联完全相反，採取不认识的人就是新同伴的立场。」195

两人在制作标语的时候，也有人靠过来说：「请让我帮忙」、「一起走上街头吧」。他们在往社共两党合办的抗议集会场的公园路上，沿路都有人说：「是小田先生对吧」、「果然越平联也在佐世保活动。请让我加入。」就这样一路上人们加入队伍，抵达会场的时候约四十人，在会场周围走一圈，便聚集了约一百人196。因经济高度成长带来的社会结构变化，有越来越多无法对既存的组织抱有所属意识或认同、「找不到地方加入的人」，小田等人制作的标语，显然很有魅力。

如同第八章所述，一月十八日社共发起的五万人游行队伍，改变原本预定的游行路线，避开三派全学联与警察机动队冲突的佐世保桥，可以说是捨弃学生，「有秩序地」朝解散地点前进。小田对社共这种态度有所质疑。或许让有年长劳工参与的五万人游行队伍和警察机动队冲突是太莽撞了。但小田认为：「就像声援的市民那样，至少在监视警察行动的意义上，静静地站在旁边也做不到吗？197」

在小田等人发起游行的二十一日，三派全学联和机动队也在佐世保桥上起了冲突。这天共产党系的游行队伍撤离冲突现场，当机动队的另一支小队打算移动到学生的后方准备包夹时，福冈、长崎、大分等县的工会，举着旗帜的劳工从中介入、牵制了机动队。小田等人的市民游行队伍也从桥的旁边守望事态发展198。如后所述，这成为一九六九年越平联游行队伍所採取的行动的原型。

小田等人的游行队伍，到晚上就在车站附近解散了。某位女高中生一脸亢奋地说：「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游行），觉得自己应该为了反对企业号做点什么，一直很烦躁。如果是这种抗议游行，那么就算是我也能参加。199」

据吉川所说：「当然谁都不认识。但这些人在游行结束后，就让佐世保越平联诞生了。200」吉川喊着：「有没有人可以担任今后活动的联络负责人啊？」一位年轻的电表检查的公司经营者站了出来，记下全员的联络方式。那天晚上，四位站出来担任干事的年轻人，和小田与吉川聊到很晚，彼此在「请加油」、「交给我吧。明天马上就开始动手。」等激励的话语中向彼此道别201。

「佐世保十九日游行之会」与佐世保越平联同时创立。另外还有看了新闻报导，从长崎来到佐世保的主妇，参加了小田等人的游行后，成立了长崎越平联。原来她是长崎地区工会干部的妻子，也是向那些来对小田等人的海上抗议发牢骚的共产党员厉声回话的人。她抵达佐世保后加入了社共的游行队伍，但对绕开佐世保桥一事感到愤怒：「连学生都没办法保护的游行到底算什么？」因此在二十一日参加了小田等人的游行202。

一九六八年二月，第二回越平联全国恳谈会在东京千駄谷区民会馆举行，来自各地的越平联有四十七个团体，「福冈十号游行之会」等虽不是越平联、但与越平联有友好关系的团体多达十八个。与会者报告了多样化的活动型态，例如松本越平联说：「越平联很受欢迎，民青或中核的成员也没有起争执，而是改变价值观一起活动。」名古屋越平联则说：「除了『个人原理』和『自发性』等概念之外，我对越平联，还想加上一个定义：『创造出新型沟通方式的运动』。203」

小田在一九六八年十月这么写道204：「到处都有『越平联』成立。或大或小。全部都站在平等、自觉的立场。」「如果有人喊：我就是越平联，那他就会变成越平联，还蛮方便的装置。东京有『越平联』，东京的某一区也可以有『某某区越平联』，也可以有『某某路越平联』。不，就算是『某某家越平联』，甚至是『某某人越平联』也可以。」「一位少年在某天的游行被抓走，移送家事法庭（他当时未成年）。警察对他说：『你们是被小田实等人煽动才参与（越平联运动）的吧？』据说他非常愤怒地说：『小田实是什么东西？我就是越平联！』我觉得没有什么能比他说的话还更贴切地表达『越平联』运动了。」

小田还这么写着：「当然有时候会有人说：『我累了所以要休息。』越平联的运动，人们除了肯认走的权利以外，也同时肯认休息的权利。过一下子，休息的人，会再次回到队伍。会有这样的对话：『刚刚我稍微休息了一下。』『是吗？太好了，现在有比较有精神了吗？』没有人会把休息的人当背叛者、说他们坏话。也有人觉得这样不可靠。相反地，也有人认为这才是根植于人性、因此是个强韧的运动。不管哪一方，我都不是很懂。不管选择哪一种说法，我就是我，『越平联』就是『越平联』，人类就是人类。」

各地发迹的越平联，创立动机也各有不同。十九岁当时还是成衣学校学生水田风，在米子创了越平联，她这么回忆：「高一的时候，在书店找到《什么都看他一眼》这本书，我马上就成为小田实的热情支持者，即使只是在杂志目录看到小田实三个字，都会心头一紧。」「读了小田实的文章〈加害者的逻辑，被害者的逻辑〉（对吧？），我非常吃惊，心想：『呃，我是加害者！』『得做点什么、真的得做点什么』（这是用米子的方言说）。不能再坐视不管了。」尔后在《越平联新闻》上读到一篇文章说，每个人自发地发起运动就是越平联，所以就一个人创了「米子越平联」205。

身为区区一名小田粉丝却能发起这种行动的时代背景，是包括她在内、当时年轻人接受民主教育所奠定的基础。在第一章也引用过，水田如此回想206：「我是所谓战后民主主义教育的天之骄子世代」、「成长过程中下定决心『不管发生什么事，我都反对战争！』（拜这种『战后民主主义教育』之赐，我一直坚信『只要大家都站出来反对，就能阻止战争。』）」

像这样的年轻人以及经歷过战争的年长者，在各地的越平联发起各种行动，增添对越平联的各种不同诠释方式。

一九六八年的全国恳谈会前，武藤一羊在定期游行中演讲，他说：「我们的立场，比方说思想上是马克思主义或存在主义或什么什么主义，与这些都没有关系。」他接着这么说207：

我们已经举办了超过三十五次的集会游行，也做了炒热媒体的事，半夜办讨论集会，被中断了就刊在周刊杂志上。还支援了逃兵，那些逃兵先是在莫斯科现身，又跑去斯德哥尔摩。也邀请琼．拜亚来办演唱会。这些要怎么用三言两语说明？所谓越平联到底是什么？……如果说得简单一点，我们想要努力试着创造出一种不是维持现状的和平、一种不只是透过议会程序的民主主义，以及创造出这些的运动基础。……

……越平联运动的歷程……我认为展现了在超越思想信条的同时，能够在不是维持现状的和平以及不只是透过议会程序的民主主义等共通思想上产生联系。

这里提示了，拒绝伴随「加害」与排除人性的「维持现状的和平」、对议会民主主义的怀疑、对基于「个人」自主性的直接民主主义的志向，是有可能成为超越思想信条的连带逻辑。确实在六○年代末期的反叛，全共斗运动也好、参加新左翼的人也好，即使思想和行动方式不同，对这些想法的志向却是一致的。

把越平联形容为「新型沟通形式的运动」，也吸取了年轻人们想脱离「现代的不幸」的志向，并成为与全共斗组织原理共通的东西。尽管越平联一直都有「个人」参与原理，但加上一九六六年以后的变化，越平联渐渐成为适合年轻人反叛的运动。

一九六八年三月，受到新春攻势的冲击，美国詹森总统宣布停止轰炸北越并退出总统大选。这时有许多媒体到越平联事务所採访，询问：「事务所内有没有高唿三声万岁？」「有没有庆祝的灯笼队伍？」等问题。越平联方面则回答，如果美军没有撤离越南，就会照常进行活动，某位记者对此批评：「那种说法很难令人相信只是普通的市民运动。越平联的运动也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所以变得不再单纯了，不是吗？208」

然而在那之后，美国再次轰炸北越，显示越战还没结束。吉川勇一在一九六九年发表的文章〈何谓越平联——现存框架无法理解的组织〉中，举了前述的例子，说明媒体人擅自创造「自己脑中的越平联想像、市民运动想像」，只要越平联不符合他们的想像，他们就发怒209。越平联实际上与那些倾向拥抱既有大众媒体的「市民运动」不同，而是一种「创造出新型沟通形式的运动」。

一九六八年三月至四月的三里冢与王子，与拿着武斗棒的三派全学联不同，越平联举办了非暴力的游行和集会。在王子，越平联的旗帜前也举着「找不到地方加入的人／一起走上街头吧！」的标语，有女高中生说：「是越平联吗？我只是高中生，可以加入你们的队伍吗？」一位参加游行的中年男子说：：「我女儿与妳年纪差不多。……我因为反对在这边开设野战医院，所以和老婆一起来参加游行。210」越平联以这种方式，将「围观的群众」转化成「市民」，创造出反叛学生的后卫。

一九六八年四月，东京各大学的越平联集结起来，创立「越南反战学生联络会议」（越反学联）。四月二十八日的「沖绳日」，越平联诉求：「（在越南）受伤的美军士兵，在日本国内的野战医院接受治疗。我们没办法在虚假的和平里作壁上观。」并派了游行队伍到王子。越平联的游行队伍，在医院前进行非暴力静坐，与警察机动队对峙211。

越平联的运动虽然以抗议越战和日本社会现状为要旨，却不喜欢如三派全学联那样使用暴力抗争的手段，也不喜欢如社共等既存政党那样由上而下的组织结构，引起「找不到地方加入」的年轻人共鸣，许多年轻人因此加入越平联。鹤见俊辅对王子的越平联游行有如下记述212：「去王子的时候，我不认识举着越平联旗帜的青年，也不认识绕着队伍向大家传达注意事项的少女。离开京都，新成员像从地底涌出来似地不断加入东京的越平联。别的地区看京都越平联的时候，是否也是同样的情况呢。」

一九六八年春天，小樽、高槻、山形、横滨等地，接连有新的越平联团体诞生。虽然每个都是集会和定期游行只有数十人参加的小团体，根据高槻越平联的报告：「至今从来没有像这样的市民运动，生根于这个人口十六万的卫星都市。」考虑到这点，这其实是划世代的现象。神奈川的某高中，因为怕被学校禁止活动，学生便偷偷创立越平联，背着教师，私下在各个班级偷传购买反战徽章的申请表213。

一九六八年四月的《越平联新闻》，如此描述东京事务所214：「考完大学入学考的高中生、重考生们，最近每天都来事务所，非常热闹。此外也很多刚来东京、表明想帮忙运动的人，大家光是要记彼此的姓名都很费力。」就这样，越平联与全共斗运动几乎从同一个时期变得活跃起来。

一九六八年五月，另外五名美军士兵藉由JATEC成功逃到国外一事，与五人的声明同时发表215。一九六八年四月，小田实、日高六郎、阿部知二、古在由重、新村勐等五人号召「反越战六月行动」，在六○年安保斗争迈向最活跃时期的五月十九日到六月三十日这段期间，为了宣传各地团体举行反越战活动，负责统筹的「六月行动执行委员会」（六月行动委）成立216，越平联担任其核心，负责协调各个团体。

据福富节男所述，六月行动委的前身，是在前一年的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一日举行的美国大使馆抗议活动时，由越平联、国民文化会议、妇人民主俱乐部、日本山妙法寺、新日本文学会、「无声之声会」等约四十个市民团体组成的「反越战国际统一行动市民文化团体执行委员会」。一九六八年二月，这些市民团体聚集起来，准备在一九六八年六月发起行动，因而组成六月行动委员会。行动委员会的联络窗口，一九六八年时由国民文化会议（组织代表是日高六郎）担任，一九六九年以后则由越平联取而代之217。

由六月行动委员会号召，「六月行动」以下述原则进行218：「一，单独行动的进行方式，由各团体、个人自由决定；二，单独行动的所有责任由发起企划的团体或个人承担（包括财政负担）。」「赞成号召并表明参与六月行动的团体……全都是『六月行动』执行委员会的成员。」这可以说是将越平联的运动原理，应用在团体之间的共同行动上。

六月十五日，桦美智子逝世纪念日，东京、札幌、仙台、大坂、福冈等地举行中央集会，揭示了诸如「六一五共同行动，包括老人与小孩也能参加的大众集会与游行，依据非暴力市民不服从运动在内的各种行动形式，分为几个不同的团体。」「尊重每一个团体的自由，不得介入或妨害其他团体的行动。」「关于参与的各个团体与个人意见，虽有相互批评的自由，但需避免中伤、指责的态度或言语。219」这也可以说是越平联原理的应用。

六月行动委聚集了超过两百个团体，行动内容也很多样。有妇人民主俱乐部或歷史学研究会等超过二十年以上歷史的团体，也有许多像是「送X光摄影到越南之会」、「在中国种树之会」、「二人」等如日高六郎所说：「没有事务局职员，因此也无法官僚化的小团体」聚集220。

这场「六月行动」主张反对越战，但在行动期间，也明确有意识地反对安保条约。六○年安保斗争的记忆，以及依据安保条约日本间接参与越战的「加害者意识」，在一九六六年日本政府表明支持越战以及一九六八年企业号停泊等因素下变得更显着，而六月行动有意识地反对安保条约，也可以说是反映了这一点。

然而，「六月行动」的原理，未必受到所有既有政党的支持。共产党系的文化团体，途中便退出六月行动委员会。吉川如此回忆当时的经过221：

初期也有许多共产党系的大众团体参加这个执行委员会。但共产党系团体提案将「以反共为目的」的新日本文学会从执行委员会中排除。越平联和许多其他市民团体反驳，共产党可以自由批评新日本文学会，但在参与执行委员会的所有团体、个人之间，没有办法取得「新日本文学会是反共集团」的共识，因此拒绝共产党系团体的提案。但没想到他们提出更令人惊讶的提案：「那么，我们让民主文学同盟（共产党系的文学者组织）退出，作为交换，不得让新日本文学会加入。」

如果要让○○加入，那也让XX加入，或者说□□会退出，所以让△△也退出，像这种把团体或个人作为政治交换的筹码，在社共总评之类的共斗组织中是家常便饭，但在六○年代后半的市民运动中，只不过是耻笑的对象。

福富节男如此回想那个时候的应对222：「眼前有阻止越战的问题，却来了这样的提案，实在很奇妙且令人觉得度量狭小。」「对我们这些不关心这两个团体之间有什么过往的人而言，客观来看，感觉就像是被知道背后发生什么事的大团体愚弄般，多少令人不悦。」结果共产党系的团体没有加入六月行动委的集会，也採取往后不与越平联合作的方针。

「六月行动」的高潮，是六月十五日在东京日比谷野外音乐堂的集会与游行。在社会运动整体处于停滞的一九六六年，六月十五日只有桦美智子母校，东大国史研究室的团体三十人聚在国会前。一九六七年的这一天下着大雨，来自社学同系的学生举办游行，人数止于三百余人。223。一九六八年六月十五日，在缺乏社共等政党的合作下、总评也仅止于鼓励个人参与，却在六月行动委的号召下，从六○年安保斗争以来，首次聚集了一万数千人。

六月十五日的集会，最初众人对桦美智子、山崎博昭、由比忠之进等进行默哀。日高六郎对这场聚集男女老少等各种团体、诉求多样性与自主性的这场集会如此描述224：「可以有一百公尺跑十五秒的学生团体，也可以有慢慢走一百公尺的老太太们。学生不可以轻视老太太的走法，也绝对不可以妨碍老太太的行动。如此一来，老太太们也肯定会对一百公尺跑十五秒的学生予以掌声喝采。」

集会中各个小团体发着各种不同的传单，最让参加者惊讶的是「机动队友之会．警视厅反战制作」的「镇压与作战手册」中写着225：「每天，不得不对各位学生、劳动者、市民进行镇压，今天，捨弃那样的警察立场，带着反对战争的想法参加活动，令人感到高兴。作为司法劳动者的六月行动，我们制作这本小册子，说明镇压的实际状况以及为了镇压的作战守则。……在此主要阐述被逮捕之后的状况。」

即使是宣扬非暴力的这场游行，面对第一次羽田斗争以来日益增强的警察机动队镇压手段，参加者也被要求要有相应的准备。依据东大全共斗的运动者大原纪美子在一九六九年的笔记，尽管当时只是「平凡、光明正大且安稳的集会」，但「即使如此，出发时事先预想可能会与警察机动队起冲突，因此招募了行动队，被逮捕时的注意事项的笔记在参加者之间流传，证明身分的学生证或月票统一管理，把手巾撕开做成鞋带等等。」226如同第十章所述，这天在东大占据了安田讲堂，引发了东大斗争。

集会后的游行，由年长市民为中心组成第一梯，包含年轻学生在内的参加者组成第二、三梯后出发。这个手法，是越平联的学生在一九六八年一月尝试过的方式。

一九六八年一月，东京也组成了由大学越平联为主力的「学生市民阻止企业号停泊执行委员会」，一月十七日与二十日举行游行，并决议参加二十日晚上反战青年委员会的游行。当时针对「什么是更有效果的游行」进行讨论，结论是：「不需要全体都作一样的事，是否更应该依据不同想法，把抗议游行集结起来」，因此游行队伍分成A与B，A队由想做之字形游行或高速冲刺的人组成，B队则以不想做那些行为的人为中心组成227。

这个手法带来很好的结果，不只是聚集了四千人的游行参加者，如果B队被警察机动队的管制挡下，A队的学生可以赶过去救援，而B队则可以沿路让市民途中参加游行，发挥了两队互助的效果。某大学越平联的成员这么说228：「结合了尖锐的攻击与大范围强力抵抗的」这个方法，「对于派系化的现有学生运动来说……这也算是一种无言的批判吧。」

承继这个手法的三梯次游行队伍，喊着「反对越战」、「粉碎安保」等口号，走过国会与美国大使馆前。这天游行的样子，有如下纪录229：

在国会的南侧门附近，站在队伍前端的日高教授，在桦美智子的照片前献花，游行队伍便停下脚步，众人低下头。……排列着越南文、日文、法文写着「连带」的文字与解放战线旗、越平联旗、法国三色旗等的越平联大型横幅旗帜，跟在后面的是无数越平联团体的旗帜、草籽会、妇人民主俱乐部、无声之声会等色彩丰富的旗帜以及日本山妙法寺团扇太鼓的回音，这些全部化为一体，像大浪般充满道路，从首相官邸涌向美国大使馆的坡道。

大使馆前，游行队伍同时向正门前的警察机动队投掷几百架纸飞机，有几十架越过机动队头上，飞入大使馆的铁栅栏中。「越平联的各位，请停止投掷纸飞机！」感到困惑的警察，用广播车的麦克风大声地喊着。……

第一梯的大型集团通过、第二梯的团体靠过来后便开始静坐。人数约有数千人。两年前的六月，抗议轰炸河内与海防的非暴力直接行动时，只有三十人到这里静坐，不到几分钟就全被带走，现在想想那时候的行动简直像梦一般。……

既没有明确的指挥系统，习惯这种场合的领导者也很少，明明只是参加者自发性地组成的队伍，却能在这条大马路上部署成游行队伍，这实在太出色了吧。……沿路都有人们接二连三地加入游行队伍，……整齐，而且还能继续维持战斗性以及一贯多样性的游行，这创造了一种全新的游行，没有人是被强制参加，自然产生的规律和调和……。

……组织人员的数量与动员能力，以及依照负担的费用多寡，来要求在整体行动中的发言权，以及决定其他团体能否参加的VETO（否决权）等等，那种过去常见的共斗方式，就在这天这场一万数千人的游行中被破坏了吧。……

数寄屋桥路口。那个角落的大楼上挂着写有「EXPO70（七○年的大坂万博）、还有六三五天」的大型电子看板。就在游行队伍即将通过那电子看板的下方时，大楼楼顶降下长达二十公尺的巨大布条，写着：「你好七○年、劳动者、市民、学生站出来奋斗」，同时，傍晚，急着回家的人们与游行的人们挤满银座街头，天空飘下各种颜色的纸花和传单，数十张、数百张，然后数千、数万……。刨冰色调的碎纸片漫天飞舞，纸片向人们宣告着：「你好七○年。永别了安保！」涌起的欢唿声、摇动的旗帜和标语牌子。

第二、第三梯的年轻人们在国会前静坐抗议时，第一梯的年长者便等着年轻人再次起身移动。一九六○年安保斗争的六月十五日，学生冲进国会时，以社共为中心的国民会议游行队伍置学生于不顾，朝着解散地点前进。经过反省，这次採取了不同的做法。

日高六郎如此描写这种稳健年长者与激进学生的共斗关系230：「完全没有人责备或批判（年长者的）第一梯队，第一梯的团队在附近等，反倒让他们（学生们）感到安心。」「在不同的行动方式间建立起信赖关系，这一点超越了一九六○年代。」

静坐的学生也认可不同的行动方式，日高如此记述231：「警察机动队逼近的时候，第一次参加的学生突然感到害怕，向朋友们求救。而朋友们也马上回应：『从道路那边离开就好，就在那边看着我们吧。之后我们在八重洲出口附近会合吧。』这样的学生并没有被视为逃走的人，前提是，每一个人当然都有离开那个地方的权利，并具体实践这个理念。」

日高是这么总结这场游行232：

在静坐组中出色地达成了一种自律。团体当然有领导者。但并不只是遵守领导者的指挥，所有的参加者，在表达自己想法的同时，也看顾着整体的状况。因此警察机动队没办法出手，静坐就成功了。……

自律不同于那种他律式的合法性，后者仅是遵守警察提出来的条件。在行动中，实现了许多警察向来不允许、但从市民抗议的观点来说却是理所当然的权利。例如允许横幅抗议布条，但为了让用路人可以看清道路，不准人们沿着游行队伍举起横幅抗议布条。我觉得这不太对。尽管如此，那天的游行中，妇女团体成功地拿着横幅布条走在街头上。……

总结的会议中，有人提出颇有趣的意见：牵制警察机动队的，不应该是活跃的学生们组成的第二、第三梯队，而是最老实、以一般市民为中心的第一梯队。人数多，而且穿着日常的便服，有年长的妇女、年轻的女孩参杂其间的团体，有所自律地行动，即使队伍扩散开来，机动队肯定也是置之不理。

当超过一万人的队伍有自律的态度时，也能自行克制造成他人受害的行动。参加游行的团体当中，有採取激进行动的知名团体，据说最初嘴上还抱怨着游行的温吞、说市民主义的坏话，但要不了多久便察觉到整体气氛的优秀之处，最后还积极地融入整体的流动当中，解散时便聊着这次活动得到从来没有过的充实感等等。……

还有一个自发性地改变自己的例子。过去在经过大使馆附近时，总是会涌出「YANKEE GO HOME」的口号，但六月十五日的游行，不知道是谁的创意，冒出「ARMY GO HOME」的唿声。这个口号很快获得参加者的支持，从那之后就取代了「YANKEE GO HOME」的口号。……如果是从上而下单方面要求的口号，是绝对不可能产生出这种创意的。

在各个地区，也都举办了各自的「六月行动」。札幌于六月十五日，由札幌越平联与北海道大学越平联为中心，加上新左翼各派和无党派学生参加，举行了约五百五十人的游行。在金泽，六月十四日由社青同解放派、中核派、革马派、共劳党等约四百二十人举办游行，十五日，金泽越平联成立，召开约两百人的集会。在大坂则由关西越平联打先锋，由三派全学联、劳组、结构改革派的民学同组织了约八千人的游行，三派全学联和警察机动队发生冲突，而越平联与劳组则进行了手牵手大游行。233

六月二日有一架美军战斗轰炸机发生事故，坠落在九州大学校内，因此这一波运动最高昂的，莫过于福冈。事件隔天的六月三日，由代代木系、反代代木系、无党派学生联合举办的学生游行，自然而然地涌入约五千人。四日与五日，九大校长打头阵，举行了约四千人的游行，十四日则有约两千名学生发动游行234。

各个地方的行动中，也有独特的创意。关于六月行动，神户越平联有此描述：透过传单或海报、明信片等，试图号召人们参与六月十五日的行动，「问题是，那天晚上要做什么？连续三年都举行集会游行，能做的大概也都做过了。」「这种集会也是用尽花招。演讲、电影、讨论集会、小组讨论会、唱片音乐会等等。」结果，聚集了「年龄从六十岁到女高中生」约三百人参加集会，在这场集会中，首次尝试把会场的讲台与座位布置成同样的高度，举办了让素人也能尽可能参与的座谈讨论会235。

然而同样是在六月十五日，东京发生了令人忌讳的事态。当天晚上，包括中核派在内的学生团体，与反战青年委员会在日比谷音乐堂召开集会，如同在第十三章所述，革马派闯进来，与中核派用武斗棒打了起来。《越平联新闻》记载着：「我们日夜创造连带的努力就这样化为泡影。236」

越平联整体的状况也不容乐观。一九六八年以后，加入越平联的年轻人急速增加，吉川如此回想237：「一九六八年左右加入的年轻人，多少和之前的年轻人素质不太相同。一九六六年左右，如果在明信片上写『要不要来事务所帮忙？』，很多人就那样成为职员留下来帮忙，一九六八年以后则感觉是来得快，去得也快。当然会留下来的人就会留下来没错。」越平联也像全共斗运动中常见的那样，当运动蓬勃发展时，参加者也多，过了那个时期人也就离开了。

另外是新加入的年轻人，也有人受到三派全学联的刺激，认为应该发动更激烈的运动。一九六八年九月以后参加越平联定期游行的立教大学越平联成员，在一九六九年时写下学生参加越平联游行时的样子，以及自己的感触238：

当初这些学生部队出现时，参加者有什么意见呢？发动之字形游行的话，就说「不要做挑衅行为」，「拿了红旗和黑旗来，会破坏越平联的形象」等等，即使是相对比较有好感的人也不过是觉得「年轻人真有活力啊」，对于突然出现的「三派」式的学生只有茫然或旁观的姿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试着唿吁：「我们来想想『谁都能加入的越平联游行』，这个口号所展现的到底是什么样的想法吧？」对此，开始有人指出这个想法的危险性：那不过是为了摆脱过去市民运动的形象，给运动整体营造一种「不太有激进行动」的氛围。「所谓越平联的这个运动体，是以『给越南和平！』、『把越南还给越南人』、『日本政府不要协助战争』三个口号为轴心，只要认同这三点，不是从极左到极右，谁都可以参加吗？」我们思考并发声，主张越平联要自己打破「好孩子市民运动」式的调性。

然而，以东京为首乃至各地越平联的年长者，大抵对于越平联的激进路线持慎重态度。京都越平联的核心成员饭沼二郎，在京都越平联的机关报《越南通信》这么写道239：

去年十二月八日，在同志社学生会馆举办的讨论集会上，越平联受到部分学生的强烈批判：在美国最近的反越战运动急速激进化的当下，日本的越平联，继续维持这种温吞的运动型态真的好吗？在提出这种批判的学生诸君脑中，与其说是美国，无疑是想起最近日本的学生运动方式。但我认为，越平联保持现在的做法比较好。

近来学生运动的做法，实在非常令人忧心。学生诸君，是否真的觉得带着头盔、拿着棍棒，就能战胜诸君所说的「国家权力」？我想各位当中应该没有那样的笨蛋。但是，诸君必须认识到，在戴上头盔、拿起棍棒的瞬间，学生运动就会被一般国民澈底遗弃。学生运动战胜「国家权力」的唯一方法，就是赤手走向警察机动队，被警棒打死。此外没有获胜的方式。你可能会说，在羽田抗争中，山崎已经被警棒打死了。但是，无论山崎是被车撞死，还是被警棍打死，学生只要用头盔和棍棒「武装」起来，就只能是白白送死。不赌上性命，能做到什么？

饭沼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他在脑海里想到了以自己的死教诲民众的耶稣，或没戴头盔也没拿武斗棒而死的桦美智子了吧。

几乎每一期《越南通信》都有饭沼的投稿，他的思想大致如下240：「我认为把生活全部投入社会运动的职业革命家，是种高贵的生活方式。没有这种人的话，革命绝对办不到。但，并不是谁都能成为职业革命家，也不是只有职业革命家，革命就会成功。那是市民运动的前锋。」「很多人只有在当学生的时候模仿职业革命家（被人们称为学生运动家之类的），一旦从学校毕业，就澈底停止活动。」「全身绷紧、喘不过气，这样是没办法持久的。日本，可不是一个简简单单就能让它变好的国家。」

但饭沼并没有否定非法活动，遭警察逮捕美军逃兵要求保释时，他也当了逃兵的保证人。关于非法和合法活动的关系，他这么说241：「我不认为只靠合法的行为，得以贯彻、实现我们与当前政府政策对立的意志。」「只不过，在那种情况下，我不希望人们忘记，尽管学生有特权，但市民没有任何特权。比方说，学生就算被警察抓，也就是那样，既不会被退学也不用休学，上班族的话马上就会被开除，至少也躲不掉停止加薪或被砍年终的惩罚。」「合法活动与非法活动，只有在两者都尊重对方的自主性，相互协助的情况下，我们的意志才有可能贯彻、才有可能实现。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也可以比喻成游击战与支持游击战的一般民众之间的关系，绝对不是谁比较勇敢、谁比较懦弱的问题。」

饭沼也主张，京都越平联的游行，必须是老人或小孩、上班族或主妇、谁都可以自由参加。他在一九六八年七月这么说242：「近来的反战运动越来越激进化，京都越平联的游行作为一种『谁都能参加』的市民游行，我认为其意义变得越来越重要。」「学生们对我们的游行，可能会觉得我们『令人不耐烦』或『太温吞』。但，如果不是这样的游行，有些人就没办法参加了。」「我对于京都越平联被卷入各位学生的激进运动型态感到忧心。被各位学生骂我们胆小没关系，骂懦弱也没关系，我还是想守护现在的运动型态。」

顺带一提，饭沼从一九六七年五月京都越平联创建以来，到八年后解散为止，持续每个月举办定期游行，意志非常坚强，也因恪守基督教教诲「爱你的邻人」的关系，显得格外勇敢。京都越平联的一位成员，将定期游行的插曲写在一九七○年的机关报上243：「就在N与我被机动队员包围、要被粗暴地带走的时候，饭沼先生冲了过来，把机动队员撞开，保护了我们。那位温柔的饭沼先生竟然冲撞机动队员——这件事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同时我也反省了那个只想着逃跑、挣扎，完全没想到要帮N的自己，感到非常惭愧。」

饭沼在一九六八年十一月还这么说244：

有个笑话说，比起民青，反代代木的女学生比较多，理由是，与阴郁的民青相较之下，带着头盔的反代代木比较「帅」。越平联与民青一比，看起来可能更糟，但如果对带着头盔的反代代木抱有劣等感，绝对也没办法取笑前述的女学生。

必须先澄清的是，我并没有否定看起来「很帅」的学生运动具有的意义。只是，他们到底累积了多少朴实且枯燥的努力，说服一般市民理解并认同他们运动的意义，我抱持强烈怀疑。……只靠引人注目的努力，连「引爆力」都没有吧。统治阶级恐惧的，不是漆黑的夜里绽放的美丽烟火，而是一点一点地侵蚀建筑物地基的白蚁。

当时越平联是高中生或预备学校学生、新手都能参加的团体，因此普遍存在把越平联当成「隧道」、通过以后就毕业比较「帅」的价值观。评论家絓秀实说：「六八年学生过激的行动主义，经常会蔑视越平联的稳健运动风格。245」一九七○年五月京都越平联的机关报上，刊载了如下的学生投稿246：「我被东京的女孩子说：『你还在越平联？几年啦？四年？不行啦……有够逊的，谁会那样搞啊』。」

一九六九年四月，吉川这么写247：「有所谓『越平联隧道说』、『越平联中学论』，这些论调是指：越平联确实有集结新市民的效果，但在越平联活动一阵子后就差不多该快点『通过』或『毕业』，朝『更高度政治性的』活动前进。无论是谁打算只是通过或毕业，越平联从来没有批评过这样的人是『背叛者』或『机会主义者』，也不是那样的组织。」「但我并不赞成这个『隧道论』，因为我认为，越平联，或者是反战市民运动，在七○年代斗争，或七○年代斗争期间，逐渐拥有自己独特的重大任务。」

许多人从越平联移动到新左翼是事实。前面提到在高中一年级的定期游行后参加集会的府川充男，尔后也成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一员。照府川的回想：「六八年夏天前后陆续出现的其他党派高中生组织的领袖或干部，几乎……大家都是（越平联）定期游行的常客。」248

然而，在年轻人流动性很高的当时也有逆流的现象。例如某越平联的年轻人，在高中时隶属于民青，因为对民青感到不足，退出以后参加无党派活动，在王子和三里冢上街游行。他在一九六八年六月加入社学同的游行队伍时，与警察机动队起冲突后受伤，由于照料他的是越平联的成员之故，尔后他便加入了越平联。他说：「没有入会申请书也没有会员制度，以非暴力为号召，没有固定型态的这个团体，轻易地就接纳我的加入，也没有任何束缚。在这个团体里，几乎只能用五花八门形容，有各式各样的人进行各式各样的运动。」这位年轻人受此吸引，之后便持续地参加越平联的活动249。

不过总体而言，从越平联往新左翼运动团体移动的案例还是不少。这种倾向，在东大或京大这种聚集喜好理论的学生的菁英学校里格外显着。

在日后的座谈会中，越平联干部们这么说250：「（越平联在）京大只能组成一个非常小的团体。这很重要，因为京大生喜欢理论。」（鹤见俊辅）、「京大对越平联来说是不毛之地。称为京大越平联的团体创立了四次，创立后大概两三个月就会解散。」（饭沼二郎）、「大概都是说根本就没办法继续参加这种像笨蛋似的团体，大家纷纷加入左翼、离开（越平联）。东大也是一样，没有人是来自那些所谓一流大学，私立大学的参加者比较多啊，越平联。」（小田实）

小田还如此回忆251：「日本各地无名的——硬要说的话，就是那些名字听都没听过的大学里有颇多『越平联』自然而然地成立，在日本或各地稍微有名气的大学，除了极少数的例外，几乎都没办法成立『越平联』，或者是成立以后马上就解散了。」

最了解实际状况的吉川则表示，东京六大学的私立大学越平联或中大越平联很活跃，但是东大、东外大、东工大等国立大学就没什么活力，京都也是立命馆和同志社等私立大学比较活跃。不过，在札幌、福冈、名古屋、金泽、广岛、仙台等地方都市，国立大学的越平联却很活跃252。说越平联没办法在「知名大学」里活动是有点夸张了，但大部分「喜好理论」的大都市菁英学校的参与度较低也可以说是事实。

但是东京越平联中通称为「内阁」的领导层，除庆应大学毕业的栗原幸夫以外，东大毕业或肄业的成员并不少见253。鹤见俊辅也是哈佛大学毕业。尽管越平联在菁英学校没什么人气，但许多领导层的成员都是知名大学毕业，拥有丰富经验的判断力。从这点来看，越平联也和在第十章所述的东大全共斗类似，领导层都不只是由「普通的市民」所构成。

加上如前所述，东京越平联的定期游行是星期六，相较于学生，有工作的市民比较难参加也是一项原因。因此也有市民参加者说：「是不是应该要重新检讨星期六下午的运动型态？因为星期六下午休假的工作，除了政府机构的人以外应该不多……」与此相关，吉川勇一是如此记述一位每次都参加定期游行的中年男性254：

这位男性任职的公司，星期六下午也要上班。但即使越平联的定期游行没有改到星期天，他还是来参加。目前他在每个月第一个星期六都会出现在清水谷公园。这怎么办到的？他一年有二十天特休，二十天特休当中，有十二天都用在参加越平联的游行。

仅仅两个小时的游行。……他埋没在近千人的游行队伍中，默默地走着，既不是之字形游行，也没戴着头盔。在他人眼中看来，只是一名普通的中年人。但他为了这两个小时的行程，用掉了一半以上的特休。又或者那是支撑着一个月二十五天到公司上班，为了生活出卖自己的劳力、枯燥乏味的沉重时间而存在的，充实的两个小时。

参加学生游行绝对不是什么轻松的事。但是……对那些不受时间束缚、在职业层面上对于参加运动没太大困难的人来说，似乎很容易忘记每一位参加游行的人，参加运动的时间所占的生活比重，以及在那仅仅只是两个小时的游行中，在每一步、每一步行进的背后，有与整个生活的拉扯，这些都让我一再深切思考。

吉川回想那些希望将定期游行改到星期天的意见255：「那时候周休二日还没普及，可以理解希望改到星期天的意见，但是也有另一种讨论，指出很多人星期六上午工作就结束，在工作结束后的下午，比较容易参加都心的游行，如果改成星期天，那人们就不得不特地从家里来到都内参加，人数反而可能减少。所以说，如果改成星期天，也很难期待参加的市民人数会暴增，虽然这样对那些只有星期天可以参加的人有点抱歉。」

只不过像这种「大人」们的体贴，新加入的年轻人们却感到不满意。一九六八年的京都越平联机关报《越南通信》，刊载了如下的大学生们的意见：

「京都越平联因定期游行，导致团体陷入所谓定期的窠臼。」「定期游行后的讨论会上，重考生说：『大学生待在越平联没意义』，也有高中生或重考生说：『进大学后就改去全学联』。这些发言对我们的启示到底是什么呢？」「千万不可以被京都越平联里那些说什么后卫位置的言论荼毒。」256「（六八年的）春天以来，越平联游行不断扩大，而游行的主体是由学生构成。」「即使如此还是要对学生主张京都越平联是市民的团体吗？」「『相较一般市民参加游行的难度，学生是处于比较有利的立场，因此希望学生对市民可以稍微让步』，这我们可以理解。但是我们总也不能无止境地处处让步。如果京都越平联坚持市民万能（我姑且用这个说法称唿）的话，那学生就必须离开京都越平联。257」

一九六八年春天以后，虽然京都越平联的定期游行人数急速增加，新参加者却都是大学生。但是饭沼曾经表示「打从心底尊敬的」一位「不模仿任何人，只是一个人拿着日之丸国旗参加游行」的老人，却从同一个时期的定期游行中消失了258。如果饭沼或其他年长者意图制止年轻人「过激」的斗争，甚至会有学生谴责：「粉碎京都越平联里的史达林主义官僚！」259

吉川在几年后这么回想260：「各地越平联都出现许多对立的声音，我想这实在不太妙啊。但是越平联的原则是依个人判断自由参加、自由组成、自由行动，并不是那种由中央下达命令的运动，没办法由东京下令阻止什么事。即便说要控管年轻人，也不能禁止他们来参加游行，当时的心境是觉得，这短期间也没办法解决吧，希望年长的人多忍耐、多体谅，好好带领年轻人，希望每个地区的人都能自己站出来，想办法找到一个好的解决方案。」

学生当中也有人指责与南越解放战线的游击战对比之下，越平联太过「温吞」。在第一章也提过，一九六八年八月《越南通信》刊载一篇名为〈体内的越南〉的文章261：「越南人民不屈不挠的奋斗，把『人究竟为了什么而活』这个问题捅到我们所有人的面前。」「他们（解放战线）赌上性命奋斗，但我们只是发起（稳健的）游行、送钱送药（前述「和平之船」的企划）而已！难道我们不该为此感到羞愧吗？」由此可见参加稳健的游行，并没有办法平抚他们的认同危机。

意识到这种年轻人的声音，小中阳太郎在一九七三年时，写下一九六八年四月于斯德哥尔摩召开的「越南紧急国际会议」的样子262：

我在总会致词、发表完无畏号四人的事以后，便出席「抵抗运动」的专题研讨会。……丹麦的和平运动团体制作「反战」徽章，对此，菲律宾的青年说他们「发起在购物袋上书写反越战的运动。」

听到这些事例，一位系了领带、穿着高雅的青年说：「这些行动，真的是非常棒的运动。」现在就连我也开始理解要在（当时的）菲律宾这种独裁国家推行这类运动有多困难，但当时我并不晓得。

当时我在心底想的是：「现实中的解放战线明明在丛林里拿着枪战斗，而我们只要别上徽章就够了吗？」

我一边这么想，同时非常在意附近一位沉稳的青年。接着我问了那位高度赞许徽章和纸袋、系着领带的青年：「请问你来自什么国家？」他沉稳地回答：「我是解放战线的人。」

……我对于眼下正在砲火中作战的人竟然这么有余裕感到非常惊讶。或许正是这种余裕才能引导他们迈向胜利吧。……

他总是这么回应：希望世界其他国家的人们，在他们自己的土地上，做他们能做的事，就算那只是一张传单也好、一枚徽章也好。他绝对不说，我可是在烧夷弹下啊，你也太温吞了。……

无论如何，那之后我在银座卖我们的报纸，或与市民们游行的时候，戴着头盔的学生过来，对我们吼：「你们做这种事，对那些在越南作战的越南人说得过去吗？」的时候，我总是会想起那位越南青年。

若要类比实际上在枪林弹雨下作战的解放战线，拿着木棍、戴着塑胶安全帽就以为自己是「赌上性命在奋斗」，这反而只是印证了对真正的战斗一无所知。

即使是批评越平联「稳健」的学生，恐怕也没有几个笨蛋真心相信靠着武斗棒和头盔就能击败「国家权力」。他们憧憬暴力抗争的根底，恐怕是为了藉由「赌上性命奋斗」的充实感，来逃离「现代的不幸」，以及透过将自身置于危险当中，来缓和身处经济高度成长时期的罪恶感等「存在」性质的动机，至于政治性的效果，则是次要考量。抱持这种动机加入越平联的年轻人们，在越平联的游行中，透过之字形行进或冲刺游行等行动来获得充实感的年轻人并不在少数。

此外，由于警察机动队不太镇压越平联的游行，也有些人会做在新左翼党派游行中会被阻止的行动。一九六八年夏天，设立一桥大越平联的井上澄夫说263：「有一部分的学生，因为觉得参加全学联的游行太可怕，所以跑来越平联的游行，在还不到被逮捕的程度下，搞之字形游行等，我认为这是在吃越平联豆腐。这对我们这种尊重个人意识的游行来说，坦白讲是添麻烦。」

另外，新左翼党派的运动者，也开始带着招募成员的动机，加入越平联的游行。重考生时代参加越平联，后来加入社学同又转到赤军派的中野正夫回想，越平联游行的参加者「多是相信战争与暴力是不可原谅、拥有单纯理念与正义感、有闲暇时间的高中生、重考生与大学生。革共同（中核派与革马派）、共产同、社青同、统社同等认同者便看准这些人、意图招募他们。」264

在这些新左翼的运动者当中，也有人故意让越平联的游行队伍和机动队起冲突。曾参加越平联定期游行，一九六八年加入共产同的府川充男回想265：「我把定期游行后的集会当成招募的机会，（六八年）二月开始直到四月，将高中生会议（共产同的高中生组织）的成员带进定期游行四次。」「在越平联市民游行队伍的尾端，安排了约一百多名健壮、戴着头盔的部队（有时候后面会跟着没带头盔的无党派高中生），打算在抵达解散地点前，用之字形前进的游行方式冲撞几次警察队伍。」

府川和许多新左翼的运动者一样将越平联蔑称为「越屁联」。五月的越平联定期游行中，府川让自己安排的高中生们冲撞警察、导致成员被逮捕后，他认为「只是为了在区区越屁联的游行里招募新人或拓展人脉却被逮捕，感觉太蠢了」，因此在那之后就不再安排部队参与越平联的游行。

一九六八年八月的《越平联新闻》，吉川勇一以投稿的形式（也就是不以事务局长的身分发表，而是以个人意见的方式投稿）做了如下陈述266：

七月的定期游行。越平联的定期反战游行，今年以来参加人数急速增加，这天是学生差不多开始放暑假的日子，一如往常，参加人数不少于一千人。虽然多半是大学生们，但也有一些年纪颇大的人或带小孩的妇人。

……游行从虎之门接近解散地点的日比谷公园时，突然游行队伍的前半扩大到整条街道，并同时用很快的速度冲刺。……

游行队伍里带着小孩的妇人，把小孩抱了起来，妇人左右都是勐烈地向前冲刺的年轻人们，而她被遗留在人流当中，后来才终于脱离队伍，走到道路两旁的人行道上。我则把两手张开，避免接二连三冲出去的学生队伍撞上像这样的参加者。

我希望参加游行、这个时候冲出去的学生们可以想一想。我不是不懂学生们的心情，只是，如果认为不管什么游行都只要搞之字形前进或冲刺，就能藉此表达强烈的意志或更有战斗气息，那是非常严重的误解。……

我并非认为绝对不应该发动之字形前进或冲刺。我只是希望，在每个月第一个星期六的定期游行，即使是带小孩的妇人或老年人们，或者是从来都没参加过游行的人，都能安心、自由地持续参与游行队伍。

有些参加者——我知道特别是学生族群里非常多——对于一直用同样方式举办越平联定期游行心有不满。……参加越平联的游行，如果警备有漏洞可以冲，完全不考虑其他参加者就冲出去，自己得到某种程度的解放感或满足感就好，反正也没有被全面镇压的危险——这种心态，难道不是吃市民游行名义的豆腐吗？……

更不要说，最近更有些团体，既不认可越平联活动的意义，也不赞同越平联游行的意义，甚至自称是「革命性的介入」，完全只是为了政治说服越平联活动参加者才来参加。在越平联里无论带有什么政治见解都不受拘束，想表达什么意见，或提出什么批判也都是自由的。但是……既不认同越平联的意义，也不理解越平联游行的意义，这种团体不应该参加越平联的活动。这难道不是民主主义的基本价值吗？

更不要说我还听到某学生故意和警官或机动队起争执，藉此对一般参与者展现所谓「权力」，「提升」他们的意识。我认为如果他们不能捨弃那种自以为只有自己才知道什么是权力的傲慢，是不可能对当今权力产生任何一点微小的影响。

然而，吉川也不认为只要发动像社共或工会干部常有的那种整齐、温和的集会游行就好。据吉川所述，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一日，越平联的游行队伍唿喊着：「反对机动队镇压」、「滚回去！滚回去！」等口号时，一起举办共同游行的工会干部来对他说：「你是这个团体的负责人吗？后面有劳动者的队伍，请停止无谓的挑衅！我们得保护劳动者！」吉川说：「为什么叫机动队滚回去是挑衅？为什么不是劳动者要保护市民？为什么是反过来市民要保护劳动者？那个当下我一时没办法理解。」267

如前所述，吉川虽然也是共劳党党员，但他将先锋党的共劳党和越平联分开，採取不将共劳党的活动带进越平联的姿态。他因批评群众运动的禁止原子弹氢弹运动遭先锋党的共产党摆布而被除名，对他来说，共劳党和越平联的区别很重要。另外，对吉川而言，潜入越平联的运动，进行自家派系招募活动的新左翼的行为，在他眼中也是违反规则之举。

只是，由于吉川重视「个人原理」，因此「新左翼的运动者在游行结束后，问『要不要去喝杯茶？』或『要不要来我们研究会？』等这种邀请去新左翼党派」的行为，虽然「令人感到困扰」，但也默认那是「个人的自由」。只不过如果是在越平联事务所有招募行动，他会表明：「这里不是做那种事的地方喔。」阻止招募268。

也因此，新左翼运动者对吉川也是敬而远之。中野正夫评论吉川是「能在整体脉络中辨别敌友，能掌握重点、事务处理能力十分出众，他看穿人心的锐利眼光，与公安刑事是同等级的能力。」他回想，越平联事务所「几乎像是运动人士的收割地，（新左翼的）组织者或卧底高对（高中生对策组）都来了。」但是「因为有吉川事务局长的锐利目光，他们也没办法做出党派色彩太过露骨的行动。」269如后所述，世俗传闻吉川等人控制着越平联，也有部分是基于这个状况。

越平联就这样保持微妙的平衡，最终还是一点一滴地迈向激进路线。其激进的象徵，可说是于一九六八年八月十一日到十三日举行的「反战与变革国际会议」（International People’s Conference against War and for Fundamental Social Change）。这场会议租借了国立京都国际会议场举办，但最初国际会议场担心会聚集过激的学生，出借的意愿不高，最后是在桑原武夫的斡旋下才成功借到。270

这场一九六八年国际会议的特徵是以社会「变革」为主题。主张当时社会的「变革」，是有可能被学生解释成打倒资本主义的革命的。

根据会议后的座谈会，将「变革」放进会议名称，是鹤见良行和武藤一羊的主意。鹤见良行认为，在现代大众社会，马克思主义或自由主义都成了「过时的意识形态」，「创造新思想的努力，不正是变革的行动吗？」因此将「变革」一语放进标题271。同场座谈会上，武藤也说：「以陈旧的革命运动构图思考革命，越平联运动等同于陈旧类别里的革命运动，这种组成方式」是「没办法对抗现在的状态的。」272

换句话说，他们揭示「变革」的时候，并没有把社会主义革命列入考虑。但依据鹤见良行的说法，会场也出现「单纯朴素的变革构图」，「不是照那种方式诠释，反倒应该立即夺取权力，因此不能提倡温和的和平，而要在行动上採取更具战斗性的手段，才能靠近变革的方向。」273

当时，全国已经有大约一百八十个挂着越平联名号的团体，每个团体的代表，以及越平联以外的反越战运动团体都被邀请参加。来自国外的出席者来自五个国家，共三十七人，日本的出席者达到两百一十九人，前三派全学联委员长秋山胜行以及中核派干部北小路敏也都参加了，但越平联方面希望「代表党派出席时，也希望是以个人身分发言。」共产党在《赤旗》上刊载了批判这场会议的文章，来自共产党的出席者很少，但以学生为主的旁听观众达到三百人274。

会议成了长期参与越平联的年长者与新加入的学生们之间对立的场子。会议第二天，市井三郎反对会议的名称，主张越平联只要强调反对越战、走自己的路就好。据鹤见俊辅说，从越平联创立以来，「无声之声会」等许多市民团体里「都有对越平联模仿全学联危言耸听的战术抱有强烈反感的人。」只是在听众多半都是学生的情况下，「以打倒美日帝国主义为目标的中核派秋山胜行、北小路敏，赢得广泛的共感与掌声。」275

会议到了第三天，「发声明表示支持某大学（东大）占领钟楼！与南越解放战线的大型攻势同一个时间点，发动不经申请的集会游行！等等各种勇武（提议）开始浮上台面。」自称「越平联原住民」的松田道雄，反驳了这些年轻人们。松田的理解是，马克思主义是十九世纪的思想，在现代只适用于发展中国家，苏联等「十九世纪以来解放理论的社会主义，实际上很明显是一种支配的逻辑。」276

据鹤见俊辅所述，松田在会议上的主张如下277：「越平联作为一种群众运动，能够一路成长，是因为目标很明确：反对越南战争，而今天能够借到这个国立的会场，举办讨论集会，也是因为越平联反对越战，因此稳健派和越平联站在一起的关系。」「像这样的群众运动，忘了自己立足的基础，转移到以社会变革为目的的运动是很危险的。」「社会变革是必须的，我喜欢为此努力的全学联，但为什么他们满足于对社会变革一知半解的状态，将各自的结论绝对化后相互殴打呢？」

另外，根据京都大学助教授樋口谨一，松田也表达了对下述的担忧：「过去造成Fundamental Social Change的都是ARMY。越平联是不是也打算成为ARMY？」据樋口所说，松田的主张是，至今「十九世纪式」的革命都是使用军事力量，领导无知民众的先锋党所发动，「是基于『否定从民众当中自然发生的可能性以及自发性』的『支配的逻辑』。这是颠覆以尊重个人『自发性』为前提的越平联『抵抗理论』。越平联是不是打算不再成为『运动体』，而是要成为『组织体』了？」278当然，在松田脑中想的应该是以苏联等为首，落入「支配的逻辑」成为军事国家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现实状况吧。

松田自己则在会后写道279：「他们（年轻人们）所说的新曲像是十九世纪的曲调。他们说是托洛斯基编曲，其实是马尔托夫做的，以为是史达林编曲，实则和列宁的曲子一模一样。」「因为社会党或共产党没有认真要处理『反对越战和社会根本性的变革』，活力十足的少年少女聚集起来，想让像越平联这种团体着手做这些事。」「想到卢梭的直接民主也会被法西斯採用，我不想轻率地说什么直接民主制。」

最具象徵性的状况是会议闭幕时。依照原本通过的提案，在闭会致词后，将合唱过往在越平联国际会议上唱的美国公民权运动歌《我们终将胜利》（We Shall Overcome）。但是新加入越平联的年轻人和学生听众唱起《国际歌》，就在国际歌的合唱中会议闭幕280。

鹤见俊辅在会后说，看起来就像是学生「认定现在正是踢开越平联克伦斯基内阁（俄国革命中被打倒的政权）而策划了这件事」。吉川也没有唱。据小中阳太郎所述，吉川说：「国际歌是应该在革命战斗中唱的神圣的歌曲，不应该在像越平联这种市民运动的场子上唱。」281越平联是群众运动，与先锋党有所区别，是吉川一贯的想法。

几年后的座谈会上，吉川似乎反对举办国际会议。越平联是靠着一般市民的捐款，和贩卖数千份的《越平联新闻》，再加上小田实与鹤见俊辅把自己收入投入越平联才得以运作。即使如此，从运动的规模来看，越平联其实是以很少的金额营运，如果翻一下每一期《越平联新闻》最后刊载的收支表，东京越平联每个月的支出约十至二十万日圆，依据小中阳太郎的回忆：「受自民党代议士妇人会邀请的吉川，说了这个金额也没有任何人相信。」而且当时正是因全共斗运动而开始批判知识分子的时期。在那种情况下，花费大量金额邀请知识分子举办国际会议，据说吉川对此愤怒地表示：「到底干嘛搞这种悠哉的活动。」282

另一方面，小田和鹤见俊辅被吉川与武藤等马克思主义者围绕着，却自始至终都没有对共产主义产生共鸣。鹤见从童年以来便倾心于无政府主义，并对马克思主义抱有违和感，这可能是没有产生共鸣的理由，但小田则不一样。小田在加入越平联之前，藉由国际作家会议有到访过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越平联创立后也访问了北越，因此渐渐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现状并不理想。小田回想这场一九六八年八月的国际会议，在一九九五年的回忆录里这么描述283：

我在那时候常常半开玩笑地说这个笑话：关于对世界现状的认识，我大概都和「越平联」偏「左」的伙伴诸君不同，反倒是和社会上偏「右」的评论家一致。但是，结论完全相反，所以才能和「越平联」偏「左」的伙伴们一起行动——。

我开始思考在「反战」的同时，「变革」也是必要的。那甚至是根本意义上的社会变革——正是所谓「Fundamental Social Change」。只不过，无论那是什么形式，都不是「全学联」的「少年们」希求的、饭田氏视为理所当然的前提去论述、而松田氏反而对之感到绝望的「社会主义革命」。……

我……首先，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我至少已经比一般人见过更多社会主义各国的现实状况。我在这个意义上对那没有幻想。在我周遭非常多日本偏「左」的人们在看过那样的现实后，都说确实那是什么地方搞错了。但是，但我看来，他们被另一种幻想附身：他们认为自己来做的话，会得到和那些地方完全不同的良好成果。事实是，在我看起来，他们与过去推动错误的「社会主义革命」当事者们相较之下，也算不上特别优秀。那时候我内心有个对事实的冷峻认识：不管是谁来推行，「社会主义革命」都会造成差不多的结果吧。

在这场集会之后，举行了走到京都圆山公园的游行，游行时，有人朝行进队伍投掷硝酸瓶，造成越平联的年轻人受伤和烧伤。虽然犯人始终不明，但在当时，对像越平联这种稳健的游行施加过激的行为，引发混乱后诱导其与警察发生冲突，是当时新左翼党派经常採用的手段。

已经对越平联产生戒心的京都府警察，则发表了诸如「越平联的游行出现如此越界的行动」、「必须对游行队伍携带的物品严加看管」等，让人有越平联投掷硝酸瓶印象的言论。结果像是《读卖新闻》等媒体也以「疯狂的『目盲战术』——越平联游行」这样的标题报导284。

无论如何，这场会议成为越平联的转捩点。曾参与京都越平联设立的笠原芳光，在一九七三年的时候这么说285：「我在六八年夏天成为京都越平联的营运者，在京都国际会馆召开『反战与变革国际会议』那阵子以来，越平联的主力已经转移到年轻人们了。」「在那之前，越平联主要在文化方面发想与发挥作用，是年轻人们突破了这个角色。然而与此同时，市民运动所具备的日常性与宽容也逐渐减少。」

就这样，越平联从以具有战争经验的文化界人士为中心的运动，转变成虽然仍坚持非暴力但以抱有社会变革志向的学生的集团。从越平联初期便参与、经歷过战争的年长知识分子，如开高健、小松左京、冈本太郎、丸山真男、桑原武夫、松田道雄等，虽然那之后仍在《周刊ANPO》执笔或协助支援逃兵活动等，与越平联保持友好关系，但已经退居幕后。就连笠原也说：「我与越平联比较有交集还是在创立后大约两年这段期间」，承认自己在一九六八年以后与越平联的关系逐渐淡化286。

以这场会议为分界，离开越平联的，并不只是年长者。从越平联初期就参与的年轻运动者大越辉雄，在会议后的游行中被硝酸瓶所伤，几乎目盲。之后，他离开越平联，加入赤军派，一九六九年时赤军派为了闯进首相官邸，在大菩萨岭遭到逮捕。小中阳太郎这么写道287：「在毫无抵抗的状况下被化学品泼到的他，在看起来也只是走路而已的越平联式游行中，是如何咬牙切齿、感到扼腕、又想了些什么？我只要想到这点，心情不免黯淡。或许是想着，即使冒着失明的危险，也只能走啊？于是就转而加入新左翼党派。在这个意义上，我恨最初被丢出来的那瓶硝酸。」

然而，一九六八年以后大量学生加入，使得越平联急速成长亦是事实。一九六八年初全国各地约有五十个左右的越平联团体，到了六八年末则增加到约两百个团体288。然而另一方面也出现这样的声音：「越平联被称为市民的游行，但实际参加后，发现几乎都是年轻人，成年人其实很少。289」

尽管第一次羽田斗争后可以说是反叛的季节，但为什么年轻人会聚集到非暴力的越平联？越平联的年长者们有各自的观察。鹤见俊辅在一九六八年的国际会议后说：「越平联的普及，是来自这两个条件：年轻人们对社会党、共产党、总评的失望，以及在政府加强镇压全学联各派系的情况下需要某种合法的伪装。」290不过，更精确的观察应该还是来自在这场会议后的座谈会上，京大教授作田一如下的描述291：

读了各种学生运动或左翼政党的报纸，完全都是用列宁主义的词汇书写，但与学生个别聊一下，虽然他们只能用那种词汇表达，但我想他们确实还有不属于那部分的东西。也就是说，那部分含有没办法融入既有组织的东西，而那些，来到了越平联。

鹤见所说的原因，或许反映了一部分的事实吧。但也实际存在着一个面向：那些对以既有的马克思主义用语构成的新左翼党派感到违和、认为使用既有的词汇也没办法表达不满和愿望、「找不到地方加入」的年轻人，因为能以个人动机参与，而聚集到越平联来。换句话说，运动型态不固定的越平联容许每个人都能以自己的解释加入，因而得以接纳那些想逃离无法用言语表达的「现代的不幸」的年轻人。

实际上立教大学的越平联成员就在当时发行的独立刊物写道，对越平联抱有「在新左翼党派无法完全容纳的某种东西」的「希望」。恐怕那所谓的「某种东西」，是他自身也无法言语化的事物吧。国际会议合唱《国际歌》，与其说是年轻人们相信社会主义，不如带有一种借用既有的社会主义运动歌曲来表达自己的面向。吉川在日后的访谈中这么说：「与其说学生把它当成革命歌，不如说是为了表达某种战斗情绪才唱的吧。」292

不过，各地的越平联都持续有年轻人与年长者的对立状况。一九六九年二月的越平联全国恳谈会上，有这样的报告：「本来是女儿参与越平联，但不放心让女儿一个人参加，现在是全家越平联，父亲和女儿都从熊本来参加。」（玉名越平联），也有这种报告：「市民与学生创立后，一直从事有创意的各种活动，但学生却逐渐将行动升级，随着活动激进化，市民也渐渐不参与，结果导致团体面临解散的状态。」（仙台越平联）293

在大学越平联的报告里，也提到：「虽然有向工会和政党提出共斗的提案，但被共产党说是三派系托洛斯基主义者而遭到拒绝。」以及在全共斗运动中「想与校内的四托洛、FRONT共同推动以大学解体为目标的造反有理运动」等294。越平联向来都被共产党视为「托洛斯基主义者」，但由此可见大学越平联也有与新左翼党派共斗的案例。想从新左翼党派获得认同安定感的年轻人，以及没办法用新左翼的用语表达自己内在的「现代的不幸」的年轻人，恐怕这两者只是一线之隔。

各地大学的越平联性格，依不同大学有各自不同的特徵。小中阳太郎如此记述一九六八年到一九六九年间大量成立的大学越平联的样貌295：

……（他们）制作标语和旗帜，办过许多游行。他们在手制的旗帜上写上「立教越平联」或「独协越平联」。

上智大学等当时承认越平联为校外活动的大学，则使用头文字：「J 大越平联」。新左翼党派很强势因此不太能存在的学校，则会隐藏大学名称来参加。

东京女子大学越平联的成员，戴着麻制的白色大帽子、穿着灰色的迷你裙来参加，东大越平联的成员看起来总是很瘦。而即使说是越平联，他们几乎不来（越平联定期游行出发地的）清水谷公园，也有一些只是在校内戴着头盔四处採取行动的团体。那种越平联的特色，是演讲时把我们说成是「越平联中央的右翼重组」且要「粉碎」我们，因此获得许多喝采。其中（中核派的据点学校）法政大学越平联几乎像是独立的党派似的。

由此可见，既有忠于越平联原本的原则的团体、也有对之採取批判态度的团体，有与新左翼党派对立的团体、也有与新左翼党派几乎合为一体的团体。越平联对于各地创立越平联团体的时候没有任何限制，因此存在各种越平联团体。

一九七三年山口文宪回想，新左翼党派介入大学越平联的状况愈发激烈，甚至有「只要提到『哪里的越平联又怎么了』，就会有人说『那个越平联，现在全都是革马的成员』」的状况。山口说：「只有神乐坂（东京越平联事务所）没有被谁夺走或搞派阀等」，但显然大学越平联的状况不太一样296。

然而，以小田和吉川为首的越平联领导层的年长者，并没有打算把越平联变成像新左翼党派那样高唿革命的组织。八月的会议后，小田遇到的每个人都对他说：「越平联变了呢」、「总算决定踏出变革的一步了啊」，让他感到非常厌烦297。

小田在一九六九年九月的文章中这么写：「提到变革，人们似乎都会想到挥舞着武斗棒喊着革命。我想要针对这种想法进行变革。」「『越平联』还是会继续举办气球游行、灯笼游行。然后，与此同时，如果是情势上的需求，我们当然也会在基地前面进行静坐抗议。」意思是，就算存在是否将安保条约或沖绳纳入视野的差异，但那也是从事反越战活动「至今的『越平联』运动理所当然的延长线」298。

吉川也在日后的访谈中说：「年轻人加入弄得吵吵闹闹的，但我倒从没考虑过要改变我们的活动方式。」关于一九六八年八月的国际会议，他也说：「当时只觉得，松田先生，你也不需要那么担心喔！」299实际上，当时正值年长教授们遭到强烈批判的全共斗时期，先不论各地的越平联团体，据点所在的东京越平联，经验丰富的年长者成功与年轻人合作，成为这个时期稀有的运动体。吉川这么回想能做到这点的理由300：

……我和那些几乎每天都来越平联事务所，一起准备、举办游行的各位关系非常好。他们总是想向年长者学习，甚至也有人说「这里就是我的大学」。另一方面，年长者也想试着把这些年轻人培育成下一个世代的承担起运动的人，因此总是能帮的就尽量帮的态度。因此和他们来往，我想我们应该是比社会上一般的大人还更能理解他们的闭塞感。

但是也常常骂他们喔。例如，说是要「去看一下新宿集会，大概三十分钟就会回来」就离开事务所的学生，过了三小时也没回来。我们还以为他们是不是被逮捕了，一直很担心，在事务所等到很晚。

然后那家伙就一句「我回来了！太有趣啦！」就回到事务所，我可真是大发雷霆：「你不知道留在这里的伙伴会担心你吗？为什么打通电话也不会！我们甚至已经在想如果你被抓走要怎么救你，想说你被拘留在哪个警察局，还想与律师讨论！」他脸色一沉，说了「抱歉」。

事务所里很多这种年轻人，我也以我的方式真诚地和他们打交道，所以彼此间没有什么矛盾或对立。就算觉得他们真是伤脑筋的家伙，也觉得只要好好引导他们就会改变。

吉川还说：「我想，其他年纪较大的成员与年轻人的来往也差不多是这种感觉。要说这是越平联的年长者得以和年轻人合作的理由，那我想应该也是吧。」「至少不会有人说，我是长辈，或我是有名的人来摆架子。」只不过，这与「个人原理」可以说是一体两面：不喜欢这种引导方式的年轻人「就不会再来事务所了吧。那种人就请他们去参加别的团体。」然而，与那些为了明哲保身而迴避与学生对话的多数教授不同，诚实来往的姿态，满足了年轻人们想沟通的愿望，可以说是成功建立起合作关系的原因之一。

越平联在一九六八年后半举办了各种活动。国际会议后，来自日本本土的二十七名志愿者抵达沖绳，八月十六日时在嘉手纳基地前静坐，遭到美军逮捕后，移送胡差市警察局，在统治沖绳的美军民政府的退岛命令下，被强制遣返回日本本土。301千叶越平联，在九月二十九日包下一架小飞机，向三里冢的居民宣传如果三里冢盖了机场会有怎样的噪音污染302。九月十六日，遭美军徵兵后送往越南的日本留学生清水彻雄，在回到日本休假时决心逃离军队，向越平联请求保护303。

新左翼党派在防卫厅和新宿引发骚乱的十月八日和二十一日，越平联则独自採取行动，发起「十月反战行动月」，并成立「十月反战行动执行委员会」。

十月八日，越平联旗下的学生约两百五十人到新宿车站月台游行和静坐，抗议美军运送燃料。另外还有两名越平联的学生，不是投掷石头和火焰瓶，而是发起企划，採取非暴力直接行动，打算把白色油漆装进蛋壳里后拿来扔，因此把两百颗蛋做成蛋包饭吃掉，并把装好油漆的蛋事先放在新宿车站的寄物柜，结果被警察发现，做了化学检查，越平联也第一次遭到警察搜索。装了油漆的蛋，称不上是凶器，这显然是警察的骚扰，越平联因此发起抗议304。

这年的十月二十一日是星期一的关系，重视市民参与的越平联决定二十一日参加总评等团体策划的共同行动，并在十月二十日星期天独自举办游行。二十一日的游行，十月反战行动执行委员会约三千人，学生越平联集结了约四千人，和总评等工会合计约七万人，游行和平地进行。这场集会与游行也强调「谁都能参加的游行」，包含前来询问「请问——我们也能参加吗？」的OL等，也聚集了许多不是由工会动员的人们305。

二十日的游行则展现了越平联的特色。为了抗议美军运送燃料，这天以越平联为中心，约有四十个市民团体、约五千人聚集在新宿举办游行。游行队伍准备了花与传单一起发送给群众，进行非暴力游行。游行队伍有「牵着可爱的男孩和女孩的夫妇、日本山妙法寺的僧侣，捧着花束的少女，以及东大的日高六郎教授、纪实报导写手的石田郁夫」等人也都参与其中。306

然而，由于有几个新左翼党派宣示会在二十一日出动到新宿，二十日的游行没有办法取得途经新宿主要道路的许可，机动队也排起铝制盾牌包围游行队伍。小中阳太郎是如此描述这天的游行307：

人行道上虽然有成千的群众聚集，却没办法给他们一张传单或一枝花。就算试着过去，也只是被铝制盾牌冰冷地推回来。

不只是这样。到了甲州街道的角落，我们被气势高昂的警察机动队澈底痛扁了一顿。机动队对准脚把铝制盾牌砸下来，看到不爽的人，就两三个人把他围起来，用盾牌盖住，或揍或踢。这些都在一般人看不到的地方进行。

那时，前方车辆的扩音器传来巨大的声音。

「手上有相机的人往前！把每一个机动队员都拍下来，请把现在正在打人的人拍下来。」

是小田实。那天我们借了大台的宣传车，坐在里面的小田实大声地吼着。

「游行是民众的权利！我们很弱，手上只有花。但是那些花不会输给坚硬的铝制盾牌。拿花去戳盾牌吧。如果有人敢出手，再怎么轻微也都马上拍下来，带着相机的人，往前，相机往前！」

年轻人们一口气涌向角落，女孩拿出花，驱散人们的盾牌，铿锵作响的盾牌。我们很弱小。但是，除了仰赖每一位市民凝视的眼神以外，我们没有抵抗的手段。将近五千人的游行队伍，在小田实反覆的话音中，背着夕阳，缓慢地走上南口的大型陆桥。

小田一直喊着：「各位记者、各位业余的摄影师们，请拍下机动队的照片！」「现在，有人差点被机动队抢走相机。为什么不能拍照？警察竟然会偷别人的东西吗？机动队是小偷、强盗！」308沿路的群众响起掌声，机动队员也对递上花朵的女性感到困惑。

小中写道：「从那之后，对于没有武斗棒的我们而言，花和相机成为最起码的武器。」309某位学生看了这场游行后说：「看着即使在物理上澈底被打败但仍挣扎的姿态，我不得不想起自己」，因而决定要认真参与越平联的活动。310拿着花的游行，如后所述，在一九六九年也成了越平联的特色。

越平联的干部似乎没办法对二十一日的新宿事件产生共鸣。小田的意见已经在第十三章介绍过，吉川也在日后这么说311：「美军的燃料运送车辆会经过新宿，因此想在新宿办反战游行的心情我是可以理解，但我觉得应该採取稍微不一样的战术。比方说，与其侵入新宿车站点火，不如在铁道上静坐，阻止运送车辆通过，坚持不要离开一直到全员都被逮捕等等。」「我不赞成破坏新宿车站或电车。不知道为什么学生不能採取别的战术。」这是从五○年代就开始参与运动的老手吉川的意见。